天下户口减半的惨剧无法挽回，但好在刘彻时代终于成了过去。

对汉帝国知识界来说，后刘彻时代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守住真实的历史记忆。只有真实的历史记忆才能催生真实的历史教训，只有真实的历史教训才能阻止历史悲剧在未来重演。故此，太史公司马迁留下了《平准书》与《酷吏列传》，汝南人桓宽搜集文献资料编成了《盐铁论》，夏侯胜公开站出来反对歌颂刘彻，反对扭曲真实的历史记忆。遗憾的是，这些真实的历史记忆，在四十九个郡国的汉武帝庙中绝对见不到。

大概是因为刘彻时代实在太惨，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给幸存汉民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且知识界保存历史记忆的努力颇有成效，所以相关历史教训在后刘彻时代常被有良知者不断提及，以劝谏皇帝纠正现实政治。只是很可惜，因没有切实的政治力量做后盾，这类劝谏往往止于言辞，难有实际效果。

试举两例。

汉宣帝五凤年间（前57—前54年），理财专家耿寿昌给朝廷出了个增收的主意：增海租三倍。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耕地都要向朝廷交田租，那么普天之下也莫非王海，所有靠海为生者也应当向朝廷交海租。耿寿昌觉得百姓是在靠着朝廷的海洋过日子，所交海租太少，应再提升三倍。

汉宣帝很愿意接受这项建议。御史大夫萧望之闻知后忧心如焚，前去劝谏：

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宜且如故。[《汉书·食货志上》。]

萧望之回顾往事，对汉宣帝讲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教训：御史府有属官名叫徐宫，家在东莱（约为今山东烟台、威海一带）。据他讲，往年只要朝廷一增海租，海里就不出鱼。当地老人还说，本朝武帝刘彻执政时，出台政策将沿海捕鱼业变为官营，海里便不再出鱼。直到刘彻去世，捕鱼业官营政策被废弃，海里才再度出鱼。历史教训如此，可知耿寿昌的建议是个馊主意，不能采纳。

汉代盛行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学，萧望之针对“海鱼不出”的解释逻辑也是“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为免刺激宣帝，他的表达不够具体，但宣帝应该能听懂这八个字背后的真意：朝廷实施暴政，天意便会示警不让大海再出鱼，这种惩罚会一直持续至朝廷放弃暴政。其实，萧望之讲述的是一个古老而惨烈的躺平故事——刘彻以无远弗届的皇权垄断山海，将捕鱼业变成官营。原本自由劳作的渔民，成了官府管控下的劳工，不但要在固定时间去固定区域劳作，鱼获还得全部交给官府，再由官府分配。这意味着渔民失去了改善生存境况、提高生活质量的主导权，成了不受制约的官权力肆意盘剥的对象。渔民无力正面应付皇权，唯有消极抵抗，出海而无鱼获遂成为常态。这才是“海不出鱼”的真实发生逻辑。当中没有天意，皆是人祸。

宣帝早年流落民间，饱受刘彻时代政治斗争的迫害。他做了皇帝之后，以儒表法里为统治手段，与刘彻成了同类人。相比天人感应与民心向背，宣帝更看重耿寿昌的建议能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故萧望之的劝谏毫无效果。

另一例发生于汉元帝时期。琅琊人贡禹八十岁时被汉元帝提拔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大约是自觉人生已走到尽头，贡禹希望多做点事情，于是“自禹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在短短数月的御史大夫任上，贡禹上书数十次，向元帝提了许多旨在改善民生的建议。其中一条是建议皇帝将针对儿童的人头税，自三岁征收提高到七岁征收。贡禹说：

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汉书·贡禹传》。]

与萧望之一样，贡禹也在谈刘彻时代的历史教训：古人没有口钱负担，孩子不用交人头税。刘彻为支持其频繁征伐，向民众征收各类重税，其中之一便是孩子满三岁就须缴纳口钱。百姓交不起口钱，只好生了孩子便忍痛将之杀死。贡禹建议朝廷变更政策，等孩子年满七岁后再征人头税，年满二十之后再改征算赋——口钱针对儿童，算赋针对成人，皆属人头税，后者的额度高于前者。

贡禹生于元朔五年（前124年），在刘彻时代生活了三十七个年头，是刘彻穷兵黩武酿成天下户口减半惨剧的亲历者。“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的暴政将百姓逼至“生子辄杀”的地步，是他在黑暗时代里的亲身见闻。比萧望之略幸运，贡禹的建议被汉元帝采纳了，此后“民年七岁至十四岁出口钱”。但这点政策变动实在太小，到了东汉桓帝时代，底层情况仍是“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后汉书·党锢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