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凤元年（前80年），受刘彻遗诏辅政的大将军霍光发动政变，诛杀了同为辅政大臣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左将军上官桀。与桑弘羊等同一阵营的燕王刘旦及盖长公主被逼自杀。至此，刘彻临终指定的辅政五大臣中，金日䃅去世，上官桀与桑弘羊被杀，丞相田千秋明哲保身“终不肯有所言”，朝廷最高权力集中到了霍光一人之手，内廷与外朝之臣互相牵制的政治格局烟消云散。

这结局实属必然。刘彻毕生致力于摧毁一切有可能制约皇权的有组织势力，以实现最大限度的个人专制。霍光作为刘彻临终前指定的皇权代理人，自然也会以实现最大限度的个人专制为施政目标。诛杀政敌桑弘羊和上官桀后，霍光更换了内廷与外朝的人员配置。田千秋去世后，外朝先后由王䜣、杨敞与蔡义接任丞相。为防止丞相势力坐大，这三人的任期皆极短，其中杨敞本是霍光亲信，蔡义已年过八十，老得只剩喘气之能。故时人讥讽霍光专用无能之辈为相。

外朝用无能之辈，内廷则全然由霍氏家族把持。霍光之子霍禹、其兄霍去病之孙霍云皆在内廷担任中郎将；霍云之弟霍山担任奉车都尉侍中；霍光的两个女婿担任东西宫卫尉；其余昆弟诸婿外孙则担任诸曹大夫、骑都尉和给事中等职，史称“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汉书·霍光传》。]。

掌控住了内廷与外朝的霍光，却难以掌控天下人心。刘彻临终之际指定的继承者刘弗陵，即霍光所辅佐的汉昭帝，始终无法得到朝野认同。燕王刘旦等皇族多次发动政变，打出的旗号便是刘弗陵非刘彻之子，刘彻遗诏乃霍光等人伪造。皇室的异议与质疑还在其次，最让霍光头疼的是朝野上下弥漫着浓重的“怀念卫太子”的情绪。这种怀念既是在抒发对刘彻时代的不满，也是在隐晦表达不认同霍光的执政路线。

卫太子即刘彻长子刘据，生于元朔元年（前128年），七岁时被立为太子。因其母是皇后卫子夫，故称卫太子。据《资治通鉴》记载，刘据性格宽仁，与其父刘彻大不相同：

（太子）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资治通鉴》卷二十二。]

据辛德勇先生的考据，《资治通鉴》这段记载并非确凿无疑的史实，其资料源头是“充满怪诞传说”的《汉武故事》[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5-39页。]。不过，即便具体细节不真实，《汉武故事》中出现赞扬刘据宽仁温和的内容，并将之与严酷好杀的刘彻做对比，本就足以说明刘据在当时颇受民意[这里的“民意”，是指那些或有社会地位，或有活动能量，或有知识，或有较多财富者的意见与立场。底层百姓吃了上顿没下顿，整日里为生计发愁，既顾不上抒发“民意”，也未必知晓卫太子与刘彻之间的纠纷。]爱戴。

这种爱戴与刘据做了什么关系不大，更多源自其父刘彻的衬托。刘彻执政的半个世纪里，人人皆生活在密不透风的政治高压下，皆困于无休无止的税役汲取之中。作为汉帝国的储君，刘据理所当然会被朝野上下密切关注并寄予厚望。卫太子未必真的仁恕温谨，也未必真劝说过刘彻停止征伐，但民众与知识分子，也包括那些接触不到长安高层政治秘辛的中下层官员，因为受够了现实政治，会普遍希望卫太子是个与刘彻品性大不同之人，会希望他做过劝谏之事。人们相信，是因为他们愿意相信。人们之所以愿意相信，是因为这种相信能让他们在绝望中存留一点点希望，能让他们深信只要刘彻去世，卫太子即位，政治风向便会扭转，痛苦悲惨的日子便会结束，宽松和平、丰衣足食的新时代便会到来。

刘据这种得人心的宽仁形象，也是其在征和二年（前91年）会被卷入巫蛊案的重要原因。晚年的刘彻深知自己的作为已招致天怒人怨，也知道天下人无不翘首期盼自己早些死去，且对身边亲信之人是否也有此类想法极为敏感。酷吏义纵之所以失宠，便是因为刘彻自鼎湖赴甘泉宫养病时发现官道失修，遂疑心义纵存有“我为不复行此道”的念头，给义纵扣了顶“盼着皇帝早点死”的大帽子。这帽子极可怕，故义纵失宠同年便因他事掉了脑袋。理解了刘彻的这种心态，便可以知道，无论酷吏江充有没有在太子宫搜出人偶，无论这人偶是不是太子用来诅咒武帝早死的工具（汉代人迷信巫蛊，确实相信有将人咒死的功效），刘彻都会怀疑卫太子有害己之心。

其实，在查到卫太子头上之前，江充以“（皇帝的）疾祟在巫蛊”为由，已获得刘彻支持，在汉帝国境内全面发起肃清巫蛊运动。靠着严刑拷打、鼓励举报等手段，整个社会被推入了恐怖的猎巫状态。“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为大逆无道。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资治通鉴》卷二十二。]刘彻任命江充为“治巫蛊狱”的专门使者，在民间掀起如此恐怖的大告密运动，显见他已深信天下人都在盼着自己早死，也深信天下有许多人会以巫蛊诅咒自己[《汉书·武五子传》记载：“是时，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丞相公孙贺父子，阳石、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这种自我认知，与“卫太子做了三十二年储君，在朝野上下有许多支持者”“许多人在盼着卫太子即位”这些情况结合到一起，刘彻的疑心病便无可遏制。卫太子选择铤而走险，以武力对抗，也是深知刘彻的疑心已成，再无和平化解的余地。

巫蛊案最后以卫皇后自杀、卫太子兵败出逃并于围捕中自缢告终。太子府宾客遭全面清洗，受株连者数万人。卫太子后代中仅有一孙名刘病已者幸存。刘病已出生仅数月，亦受株连被投入大牢。因忌惮卫太子的同情者太多，后元二年（前87年），重病在身自知时日无多的刘彻，甚至想要将这关押在狱中、年仅四岁的小曾孙也一并杀害。为掩饰残杀无辜曾孙的暴行，刘彻以望气者称“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为由，派了内廷使者前往长安各处监狱下达指示，要杀尽狱中囚犯。幸得廷尉监丙吉等卫太子的同情者挺身而出，拒开监狱大门，且明言：“皇曾孙在。他人亡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汉书·丙吉传》。]直接捅破了刘彻屠尽长安囚犯的真实用意。用意捅破后，刘彻不便立刻采取行动再对亲曾孙下毒手，刘病已的性命才暂时得以保全。同年二月丁卯日，刘彻死去；六月，新即位的昭帝大赦天下，刘病已出狱[刘病已出狱，可能有托孤大臣霍光的因素。卫太子之母是卫子夫，即卫青之姐。霍光乃霍去病之弟。卫霍两家有着相当复杂而密切的亲戚关系。]。

有一种常见的说法，称刘彻死亡前夕对巫蛊之祸已有所悔悟，承认卫太子之死是冤案，故修筑了思子台，又族灭江充之家，并诛杀了当年奉命率军镇压捕杀卫太子的丞相刘屈氂。此说极可疑。首先，思子台虽然建成，但刘彻从未下达过关于卫太子的平反诏书。其次，刘彻不但未曾给卫太子平反，也没有释放卫太子留在世上的唯一后代刘病已，反于临终前试图以曲线手段将刘病已杀害——据《汉书·宣帝纪》，刘彻欲尽诛长安狱中囚犯一事，被系于后元二年“武帝疾”之时，未提及具体月份。又据《汉书·武帝纪》，刘彻死于后元二年二月丁卯。时间如此相近，可见曲线杀害刘病已的行动，乃是刘彻临终安排的重要一环。

刘彻为什么一面修建思子台，一面又欲曲线杀害刘病已？答案其实还是卫太子的政治影响力太大。当然，卫太子政治影响力的大小，与卫太子本人做过什么关系不大，主要取决于刘彻干过什么。刘彻越暴虐，朝野内外就越寄望于卫太子的宽仁——壶关三老令狐茂于巫蛊之祸爆发后，敢于冒着被族诛的风险上书为卫太子辩护，已足见卫太子在民间的声望。当卫太子被刘彻一手掀起的巫蛊之祸逼死，其作为暴虐政治反对者的形象便彻底固化下来。死者最容易被神化，也最容易收获同情。只要刘彻的暴政不息，卫太子的宽仁形象便会一天胜过一天。换言之，刘彻修建思子台、诛杀江充家族等，是为了消解朝野内外同情、怀念卫太子的情绪；试图曲线杀害卫太子唯一存世的后嗣，也是为了让同情、怀念卫太子的情绪再无实际的寄托之处，以避免给指定的皇位继承人造成威胁。刘彻是不择手段的政治人物，只要能够达成他想要的政治效果，建思子台与杀害亲曾孙并不矛盾。

后续史实也证明了刘彻的担忧并非多余。当憎恨积累到一定程度，怀念与同情便会构成政治力量。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有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出现在长安城，自称是卫太子。此人被京兆尹隽不疑抓入诏狱后处死。但在隽不疑站出来处理此事之前，昭帝诏令“公卿将军中二千石”等官员前往辨认，包括丞相、御史大夫在内的到场高官，竟无一人敢就卫太子的真伪发言表态。长安全城沸腾，“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因担忧民意倒向卫太子而酿成突发性政治事件，昭帝命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汉书·隽不疑传》。]。这些迹象皆显示卫太子在民间有许多同情者，卫太子尚存人世的说法广为流传，且有许多人愿意相信。

四年后，元凤三年（前78年），卫太子亡魂又一次对昭帝的统治造成强烈冲击。先是有人上报称泰山发生石头自立的异象。该巨石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其自立非人力所能为。大石自立后，又有白鸟数千聚集在旁。随后传出消息，称昌邑国境内有早已干枯的“社木”复活，长安上林苑中有断卧的枯柳复生抽出新芽，且柳叶被虫子吃出了“公孙病已立”五字。董仲舒的弟子眭弘依据公羊学理论推演，认为“石头与柳树皆是阴类，代表下民。泰山乃岱宗之岳，是王者禅让之地。大石自立、枯柳复生皆非人力所能为，当是天意在昭告世人，有匹夫将会成为天子”。柳叶上的文字则被解读为“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据此，眭弘上书汉昭帝道：

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襢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汉书·眭弘传》。]

按眭弘的理解，这些异象是天意在发出警告，要昭帝将皇位转授给贤人。即便昭帝是明君，也不可违逆上天意志，不可妨碍圣人接受天命。他建议昭帝按照异象提供的线索下诏找寻贤人，然后禅让皇位，退为诸侯。

眭弘的谏言当然不可能被采纳。眭弘本人亦被霍光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之罪杀害。然而“公孙病已立”这句谶言已然传开，“故废之家公孙氏”这句解释也已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卫太子唯一存活的孙子，名字正是刘病已。因昭帝大赦天下，这位来自故废之家的王公之孙已经出狱，此时正以庶民的身份生活在长安。

大石自立与枯木复生，或有可能是自然发生的小概率事件，虫子咬树叶咬出“公孙病已立”五字却必属人为。当眭弘的解读字字句句指向卫太子存留在人间的唯一后嗣时，是什么人在故意制造异象并试图借助天意推动政治变革，答案已呼之欲出。那些同情卫太子的势力仍在朝野活动，那些怀念卫太子的情绪仍在朝野流淌。刘彻虽死，征伐虽止，时代却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桑弘羊们制定的聚敛政策仍在执行，汉帝国上上下下的官员也仍以酷吏为主体。人们怀念卫太子，不是因为他们对卫太子有多少真切了解，而是现实政治仍让他们感到痛苦，传言中那个品性仁厚、心存百姓的卫太子，可以充当他们批判现实的武器。此中蕴含着极明显的社会心态，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

要是泰山大石自立，上林苑中枯了的大柳树再生的事实出现在汉武帝时，不知道这班儒生和方士又要如何地说作祥征，汉武帝将又去封禅且改元了。不幸那时武帝已经享尽荣华而死（自武帝崩至此凡九年），人民经了一番大痛苦，创痍未复，他们长在希望易姓受命，有一个新天子出来救济他们一下，既有这等事情发生，正好为易姓受命之说张目，哪里再肯说作符瑞，讨汉家的欢喜。所以泰山大石自立，就是到泰山告易代的象征。虫食树叶成“公孙”字，就是公孙氏要继汉而兴的象征。石柳为下民之象，石自立，柳复起，就是“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的象征。[顾颉刚：《汉帝应让国说及再受命说》，载《古史辩》第五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霍光知道“公孙病已立”与“故废之家公孙氏”指向谁，也知道为什么会有伪造异象的事情发生。只是他的权位已与昭帝紧密捆绑在一起，放弃昭帝不符合他的利益，所以他杀害了眭弘。但也仅止于此，未再继续往下深挖。

“公孙病已立”异象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年，元平元年（前74年）夏四月，年仅二十一岁的汉昭帝去世，没有留下后嗣，谁来继承帝位成了一个问题。霍光再次被推上了高层权力斗争一线。刘彻之子中，此时尚有广陵王刘胥在世。昭帝侄辈中，也有颇多合适人选。在群臣普遍支持广陵王的情形下，霍光独断专行，借口广陵王品行不端为“先帝所不用”，选择了昌邑王刘贺。刘贺的父亲刘髆，是刘彻的第五个儿子。其实，刘髆的政治履历并不比广陵王刘胥光彩——刘髆之母是李夫人，其舅是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和三年（前90年），丞相刘屈氂与李广利合谋立刘髆为太子，事情败露后刘屈氂被杀，李广利投奔匈奴。刘髆虽因不知情未受牵连，但实际上已有严重的政治污点，丧失了成为储君的资格。迎刘贺为帝的提议来自一位未在史籍中留下姓名的郎官，亦可见当日朝中群臣几乎无人附和霍光。

一般说法认为，霍光不立广陵王刘胥的原因，是刘胥年长不易控制。此说多少有些牵强，毕竟昌邑王刘贺此时也已年满十九岁，实非容易控制的幼主。霍光排斥广陵王，主要还是因为他与广陵王素来不合。此外，元凤三年“公孙病已立”事件中，有一项异象是昌邑国的社木复活。不管信与不信，这大概也会成为霍光选择昌邑王的说辞之一。

戏剧性的是，昌邑王只做了二十七天皇帝便被霍光废黜。理由是在这短短二十七天内，刘贺做了1127件荒唐淫虐之事，平均每日42件。这自然是不可信的。昌邑王进入长安之前风评甚佳，没理由一个好端端的青年进入皇宫不过二十七天，就成了天底下最不堪、最无耻、最下流之人。霍光废黜刘贺的主因，是刘贺不甘心做傀儡。名为刘贺亲信、实则与霍光暗通款曲的王吉，曾劝刘贺“三年不言”，将权力全都交给“仁爱勇智”兼备的霍光。然而刘贺入长安后，便将昌邑旧臣大量安插到宫中，分明是想要改变霍家控制内廷的局面；又下诏改变兵符黄旄的款式，且不下发新兵符给霍氏，分明是想要改变长安军权操控于霍氏之手的局面。霍光的废立之心便是由此而来。博士夏侯胜闻知霍光的阴谋后，曾委婉提醒刘贺防备，奈何刘贺在长安根基太浅，毫无胜算，落了个本人被废[先是被送回原封地昌邑国管控，后又被强制迁徙至豫章郡，改封海昏侯，并最终死在那里。]、僚属尽诛的悲惨结局。昌邑群臣被诛杀前愤然高呼“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亦足见其不甘。

二十余天后，未央宫迎来了新主人。十七岁的卫太子之孙刘病已被霍光选中继承帝位，史称汉宣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