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帝最知名的历史标签，是以“霸王道杂之”作为统治理念。事见宣帝与其子刘奭（即日后的元帝）的一段对话：

（太子刘奭）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元帝纪》。]

对话中提及的杨恽之死与盖宽饶之死，是宣帝时代影响深远的两场文字狱。

盖宽饶死于神爵二年（前60年）。盖是著名儒家知识分子，因宣帝喜用刑法驾驭臣下，且信任中尚书宦官，盖上奏批评：“如今圣道被弃，儒术难行，陛下不该以刑余之人为周公与召公，也不该以法律代替《诗》《书》。”刑余之人即宦官。盖宽饶这些话是在责备宣帝的治国路线与用人标准已偏离正道。

宣帝将盖的奏疏下发，命群臣议罪。奏疏中有段内容引自《韩氏易传》：“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迎合皇权意志者将这段话解读成盖宽饶欲让宣帝禅位，给盖定罪“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据理力争替盖宽饶辩护，宣帝坚不采纳，下令将盖交司法吏治罪。盖宽饶遂拔佩刀自刎于皇宫北阙之下。其实，盖的引文固然含有皇帝做得不好上天便会改变意志将天下交给他人之意，但在当时并不算特别出格。另一位儒家知识分子眭弘，曾公开要求昭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与眭弘的言辞相比，盖的奏疏委婉许多。眭弘被霍光杀害，宣帝即位后征召眭弘之子为郎，相当于间接给眭弘平了反。宣帝能给眭弘平反而不能容忍盖宽饶，是因为眭弘批评的对象是昭帝，且眭弘口中的禅让对象正是宣帝，而盖宽饶的批评对象正是宣帝本人。

盖宽饶批评宣帝，背后潜藏着知识分子担忧刘彻时代卷土重来的幽微心理。宣帝祖父卫太子死于刘彻一手制造的巫蛊之祸，年幼的宣帝也险些死于刘彻针对长安囚徒的集体屠杀。然而宣帝即位后，“颇修武帝故事”，在统治术层面与刘彻相似之处甚多。盖宽饶批评宣帝大量任用宦官，“以刑余为周召”，便是典型的刘彻遗风。

汉帝国的宦官规模在刘彻时代急速增长。一方面，刘彻荒淫无度，“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汉书·贡禹传》。]，宫内需要大量宦官。另一方面，刘彻为了强力维持个人专制集权，亦选择让宦官参与处理机密政治要务。由侍从近臣如侍中、常侍、给事中等组成的中朝，几乎架空了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外朝因之沦为纯粹的政务执行机构。靠着以宦官为重要成员的中朝，刘彻在其统治中晚期虽常年沉迷于后庭游宴，仍能牢牢掌控汉帝国的最高权柄。宣帝效仿刘彻重用宦官，主因便是这项统治术在巩固专制皇权方面效果显著。此外，宣帝微贱时娶许平君为妻，许平君乃是宦官许广汉之女，这一特殊的早年经历也让他对宦官颇有好感。被霍光推上帝位后，宣帝更愿意亲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宦官和外戚，而非与霍氏关系密切的外朝之臣。

盖宽饶批评宣帝行法家手段，“以法律为《诗》《书》”，显而易见也是刘彻遗风。当然，宣帝并非机械照搬“武帝故事”，其对法家治术亦有深入了解。刘向《别录》记载：“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观其《君臣篇》。”申子即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人物申不害，著有《申子》一书。该书已失传，从太史公的记载及《韩非子》中存留的部分内容来看，申不害乃法家一脉，视君主专制为国家强大的不二法门，尤其主张君主以刑名为“术”来驾驭臣下，鼓励君主独听、独视、独断，不可让臣下看出君主的欲望和弱点，唯有猜不透君主的想法，臣下才会战战兢兢替君主做事。申韩之学在刘彻时代给天下人——包括官吏与平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乃是后刘彻时代的知识分子极欲摒弃的东西。宣帝喜读《申子·君臣篇》，也就无怪乎盖宽饶无法接受，要公开站出来批评其政治理念有问题。宣帝既已深受申韩之学影响，视尊君卑臣为不可动摇的治国准则，自无可能容许盖宽饶对治国路线公开表达异议。这是盖宽饶真正的死因。

盖宽饶被逼自杀后的第六年，又有杨恽之死。

杨恽的祖先是在垓下之战中夺得项羽尸体五分之一的杨喜。其父杨敞是昭帝时的丞相，支持废黜昌邑王改立宣帝，有定策之功，于宣帝即位初年去世。杨恽本人积极参与了宣帝清洗霍氏家族的行动，获封平通侯迁中郎将，后晋升为掌管宫殿掖庭门户的光禄勋，位列九卿。就出身与个人履历而言，杨恽本应属于宣帝信任之人，但在五凤四年（前54年），杨恽却被宣帝以“大逆不道”之罪腰斩，妻子儿女流放酒泉。诸多与杨恽平素有交情之人受到牵连，被免除官职。

何以如此？

《史记》可能是相关因素之一。杨恽的母亲乃太史公司马迁之女。史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汉书·司马迁传》。]，也就是说，在《史记》向外界公开传播的过程中，杨恽是极重要的一环。然而宣帝不喜欢太史公，也不喜欢《史记》。据《西京杂记》：“（太史公）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宣帝以其官为太史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不复用其子孙。”太史公父子亲历景帝与刘彻时代，对时代的急速下行有切身感受。刘彻容不下太史公如实记录时代，宣帝亦不喜史官秉笔直书彰显皇权过错，遂调整官制弱化史官职权，将“太史公”降格为“太史令”，司马迁的后代则被列入黑名单，再无担任史官的机会。杨恽身为司马迁外孙，且“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汉书·杨敞传附杨恽传》。]，难免会受到成见的影响。[《史记》中载有诸多对汉人来说鲜见的历史真相，故自撰成后便长期被皇权垄断管控。《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汉成帝年间，东平王刘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朝廷讨论后认为《史记》中记载了“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不能开放给诸侯王阅读，拒绝了东平王的请求。太史公本人也意识到《史记》会遭封禁，故提前做了“藏诸名山，副在京师”的安排。杨恽读到的《史记》，可能正是太史公秘密存留在外的版本。]

直接将杨恽卷入文字狱者，是太仆戴长乐的告密。戴是宣帝微贱时于民间结识的朋友。宣帝即位后，将其特别提拔至身边任职。五凤二年（前56年），戴告发杨恽，为其罗织了多项罪名。

第一项是对韩延寿案不满。左冯翊韩延寿僭越犯上案是宣帝亲自督办的案件，但杨恽却惋惜韩的死亡，认为韩为人正直不被世道所容，不认同朝廷的办案结论。第二项是对朝廷的匈奴政策有不同看法。当时自匈奴传出消息，称呼韩邪单于有意向汉帝国称臣，朝廷颇为振奋，杨恽坚持认为此事不可信。第三项，杨恽在西阁观看历史人物画像，不关注尧舜禹汤，却指着夏桀和商纣的画像对乐昌侯王武说：“天子经过此处时，若能问问这两人做过什么坏事，必有好处。”第四项，匈奴握衍朐鞮单于众叛亲离而亡的消息传到长安，杨恽发表议论：“这是不肖之君应有的结局。昔日秦国专用小臣诛杀忠良，终于灭亡。若是信任大臣疏远小人，秦国当可存续至今。可见古今如一丘之貉。”第五项，杨恽曾对戴长乐说：“正月以来，天阴不雨，此春秋所记，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东矣。”夏侯君即夏侯胜。昌邑王刘贺入主长安时，夏侯胜以天阴不雨为征兆委婉提醒刘贺“臣下必有谋上者”（指霍光正筹划废黜刘贺）。汉人有天象迷信，刘贺事又近在眼前，杨恽据此判断宣帝近期不会离开皇宫前往河东祭祀后土祠。

就戴长乐告发的这些内容来看，杨恽性格刚直，对现实政治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且许多看法与主流意见存在较大距离。但总体而言，杨恽这些言辞并不足以构成令人信服的罪名。所以戴长乐虽努力将杨恽往死里整——如将杨恽评价握衍朐鞮单于的言辞罗织成“妄引亡国以诽谤当世”，将判断宣帝不会前往河东一事罗织成“以主上为戏语”——宣帝最终也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将杨、戴二人皆免官为庶人。

罗织冤狱者与被罗织者遭受同等惩处，看似公平，实则显示宣帝更偏袒微时旧人。这种处理自然不能让杨恽心服。失爵居家后，杨恽治产业做买卖起房宅，刻意大张旗鼓追求物质享受。友人安定太守孙会宗写信劝他收敛举止，夹着尾巴关起门来过日子，万不可张扬，以示对皇帝的惩罚毫无异议且诚惶诚恐。杨恽没有接受劝言，反回信道：本以为要全家被杀，结果圣主之恩不可胜量，留下了我与家人的性命。我已不再期望回到朝堂，只愿率妻子儿女做一辈子农户。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无意做卿大夫，你也不必再用卿大夫的标准来责备我。杨恽这封《报孙会宗书》行文婉转，伏有难以压抑的不平之气，行文立意与其外祖父的名作《报任安书》极相似。不平之气的背后，潜藏着杨恽对宣帝的深刻失望。

杨恽居于京城，被罢官后行事高调，其不满宣帝处置的心态必会为宣帝侦知，这也正是孙会宗担忧杨恽的主因。五凤四年四月辛丑日，汉帝国发生日食。宣帝下罪己诏，并派出使者循行天下，去地方郡县调查有无冤狱与酷吏。一名负责管理马厩的小吏“成”趁机上书举报，说日食是因为杨恽“骄奢不悔过”。已免官三年之久的杨恽被人以天人感应理论，扣了一顶招致日食的大罪名，本是可以一笑置之的荒诞事——按汉代政治逻辑，灾异必然对应现实政治，这种对应，必须是庙堂上的在位之人，不能将灾异归咎到在野者头上。然而，宣帝竟真的下旨让廷尉调查杨恽，结果便查出了那封充满不平之气的私人信件《报孙会宗书》。同时又调查到杨恽与侄儿杨谭交谈时论及盖宽饶、韩延寿之死，曾发出“县官（即宣帝）不足为尽力”之叹。廷尉遂迎合宣帝意志，给杨恽定了“大逆无道”之罪，将之腰斩。

杨恽之死与盖宽饶之死如出一辙，皆是缘于其不能认同宣帝的政治理念，且对宣帝的施政有所批评，可以说是极典型的文字狱。故宋人胡寅严厉批评宣帝有失为君之道：“人君行事不当于人心，天下得以议之，岂有戮一夫钳一喙而能沮弭者？……宣帝于是乎失君道矣。”[《读史管见》卷二“汉纪·孝宣”。]评判议论君王的所作所为是天下人皆有的权利，岂能以杀人手段来堵塞悠悠众口？

由此审视宣帝的“霸王道杂之”，可以清晰地知道，其霸道乃是指以法家之术来治理天下，核心理念是尊君卑臣与崇上抑下，以暴力制造恐惧，以杀戮钳制言论，是达成霸道的主要手段。至于王道，所谓以恩泽使民众归心，以仁义治理天下，不过是遮盖霸道的装饰而已，也就是俗谓的“外儒内法”。外儒用于粉饰太平，必须公开宣传到极致，故罪己诏不停，祥瑞亦层出不穷。内法用于驾驭群臣控制百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故屡屡下诏打击酷吏，却绝不肯梳理减省律法；屡屡下诏减轻百姓负担，却绝不肯终止盐铁官营。

宣帝时代外儒的最直观表现，是各式各样的祥瑞。清代史家赵翼曾言：

两汉多凤凰，而最多者，西汉则宣帝之世。[《廿二史劄记》卷三。]

宣帝朝共使用了七个年号。除后四个年号全部以祥瑞命名外，其执政前半期还使用过本始、地节、元康三个年号。 宣帝执政二十五年间，仅凤凰来集这一祥瑞便出现了近二十次之多。余者如甘露降、黄龙现、白虎出、麒麟至、醴泉迸发、神爵翔集、枯木复生、神鱼舞河、神光交错、金芝生九茎、嘉谷玄稷降于郡国、五色鸟以万数翱翔而舞……难以计算具体数量。宣帝可以说是一个深度乃至病态的祥瑞爱好者。为满足宣帝这种病态需求，地方郡国在制造祥瑞、汇报祥瑞时花样百出，内卷相当严重。如凤凰来集一项，最初的汇报里只是简单的“凤皇集胶东、千乘”“凤皇集北海安丘、淳于”，后逐渐升级为规模更大的“凤皇集鲁郡，群鸟从之”，再升级至“凤皇甘露降集京师，群鸟从以万数”，再升级为“凤皇十一集杜陵”“凤皇集新蔡，群鸟四面行列，皆乡凤皇立，以万数”。宣帝本人也乐见祥瑞不断升级，常下诏褒奖呈报祥瑞的地方官并减免祥瑞发生地民众的田赋。地方郡国受了鼓励，祥瑞呈报遂变本加厉，与祥瑞配套的颂圣歌曲也纷纷出现。最后，整个宣帝时代竟完全用祥瑞包装了起来，宣帝本人极自信地将其执政期内的最后四个年号全部以祥瑞命名，即神爵、五凤、甘露、黄龙 。

泛滥成灾的祥瑞宣传，改变了许多人的历史记忆。东汉知识分子回顾历史，已几乎全然将宣帝时代视为前所未有的盛世。王充、班固、王符等均因祥瑞而对宣帝称赞有加。殊不知，在这铺天盖地的祥瑞背后：

或有逆贼风雨灾变，郡不上。[《汉书·魏相传》。]

百姓或乏困，盗贼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职。[《汉书·萧望之传》。]

灾异压下不报，盗贼可以无视，百姓困乏只当是常态，唯有祥瑞的制造不许稍有懈怠。以上种种，加上“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汉书·王吉传》。]，这些才是宣帝统治中晚期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