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三年（前51年），距去世之日只剩短短三年的宣帝，于石渠阁召集了一次重要学术会议。

石渠阁位于未央宫前殿西北，台基高8米，东西长67米，南北宽56米，是西汉皇家藏书阁，也是当时最大的图书馆。据说乃是汉帝国首任丞相萧何监督营造。因阁下有一砻石水渠，故得名石渠阁。萧何入咸阳后搜集的律令档案与图书典籍皆藏于此。刘彻时代，司马相如、东方朔、董仲舒等文臣常在石渠阁议论政策文章，石渠阁遂从单一的藏书处逐渐变为皇帝组织学术讨论的场所。汉昭帝时，在石渠阁内图绘功臣贤士画像，以霍光居首，石渠阁与汉帝国的政治风向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当宣帝试图重构汉帝国的官方思想时，也选择了在石渠阁举行学术会议。

除亲自主持会议的宣帝外，石渠阁会议的主要参与者是五经诸儒，包括萧望之、刘向、梁丘临等在内，共计二十三人。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儒家两大学派——穀梁学与公羊学——的异同与是非，最后由宣帝裁夺胜负。宣帝此时年已四十，在位已二十三年，身体不佳，亟欲借此次会议将穀梁学提升为汉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巩固刘氏皇权。

公羊学与穀梁学皆是解说《春秋》的儒家学派。《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据说是战国时的齐人公羊高，《春秋穀梁传》的作者据说是战国时的鲁人穀梁赤。两部书都认为《春秋》乃孔子所修，一字一句皆有微言大义。但在具体思想旨趣上，两派学者又存在较大差异。

扼要来说，公羊学的核心内容是天人感应。皇帝代表上天意志统治人间，若其政治腐败导致民生凋敝，则上天会降下日食、雨涝、旱蝗、地震等种种灾异作为警告，唯有皇帝改邪归正，灾异才会消失。反之，如果皇帝施政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上天便会降下种种祥瑞，如麦生双穗、麒麟出、凤凰现等，作为表彰。可见公羊学具有迎合皇权与批判皇权的两面性。穀梁学的旨趣在强调礼乐教化，以尊王为前提倡导仁德之政。用清代穀梁学研究者钟文丞的话来总结就是：“穀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夫贵礼贱兵，内夏外夷之旨。”[《榖梁补注》。]

在西汉前半期，公羊学的代表人物是公孙弘与董仲舒，穀梁学的代表人物是瑕丘江公。刘彻欲以儒学装饰其政治举措，曾命瑕丘江公与董仲舒辩论。结果江公败北，公羊学自此成为官方学派，穀梁学成了在野学派。据说江公败北的原因是“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汉书·儒林传》。]，即江公口才不佳，而董仲舒更雄辩。

其实，即便江公口才无双，也不可能在辩论中取胜。因为董仲舒主张天人感应，正合刘彻重塑汉帝国统治合法性、将自己打扮成天命之子的需要；经董仲舒阐发的公羊学强调大一统，主张严肃宗法、整顿纲纪，甚至走到了“春秋决狱”的地步，正合刘彻打击宗室与列侯、消灭一切社会有组织力量的需求——在所谓的“淮南王刘安谋反案”中，胶西王刘端上书要求严惩刘安，便引用了《春秋》里的“臣无将，将而诛”[《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作为依据，刘端的主张大概率来自曾任胶西国相的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以丞相长史身份，担任治淮南狱的持节特派使者，“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史记·儒林列传》。]，也是以《春秋》为决狱依据，且深得刘彻赞赏。

春秋决狱的实质是“论心定罪”。被审判者的主观认知与内心思想，皆会被审判者随意纳入量刑因素当中。至于被审判者是否真有相应的主观认知与内心思想，根本就不重要。这种操作，实际上是披着《春秋》的外衣，为严刑峻法及文字狱大开方便之门。所以亲历过刘彻时代的太史公，直接将“春秋之义”与“峻文决理”相提并论：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史记·平准书》。]

“见知之法”，指官吏见到或知晓他人犯法而不举告，视为故意放纵犯罪，须与犯法者同罪。“废格”指皇帝的命令与指示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沮诽”指对皇帝的主张、决策与行为持有异议，或提出批评意见。太史公说，丞相公孙弘高举所谓春秋之义，廷尉张汤在决狱中厉行严刑峻法，其目的都是尊君，都是为了让臣下和百姓完全服从皇帝的意志而不敢稍有质疑。张汤在所谓的淮南王刘安谋反案中穷追猛打、深挖株连，“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史记·酷吏列传》。]，正是以公羊学中的春秋尊君理念作为粉饰依据。可以说，公羊学与公羊学派中人对刘彻时代的残酷统治，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

下面要介绍的这桩“博士徐偃案”，正是春秋决狱模式下的典型冤案。

时为刘彻元鼎年间（前116—前111年），博士徐偃奉命巡视地方郡国。朝廷当时已全面推行盐铁专卖，严禁民间煮盐铸铁。徐偃在齐地见百姓生计艰难，三次上奏朝廷请求放开盐铁管制，皆未得到回应。徐遂以朝廷使者身份，允许胶东国与鲁国百姓煮盐铸铁。回到长安后，御史大夫张汤弹劾徐偃“矫制”，即假传朝廷旨意，按律当死。徐偃以春秋之义为自己辩护，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汉书·徐偃传》。]，即大臣外出遇到有助于安定社稷、存护百姓之事，可应变处理。

徐偃这段辩护词出自《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前675年）[杨树达：《汉书窥管》，江西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314页。]。张汤是公羊学出身，无法否认徐偃的话有依据，刘彻遂另派“博士弟子”终军去做审判官。终军一上场就给徐偃扣大帽子——古时诸侯争雄，百里之内互不相通，遇上国与国朝聘会盟之事，现场局势变化难以预料，故而允许前方大臣没有得到君主指示也可随机处置。如今天下一统，是《春秋》所谓的“王者无外”时代。你徐偃奉命巡视地方，用“出疆”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终军是刘彻喜欢的辩士，他操弄《春秋》来扣这种帽子，自是在代表刘彻的意志——凡未经皇权明确许可的事情便不许做，做了便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史载徐偃“穷诎，服罪当死”[《汉书·终军传》。]。所谓“穷诎”，更宜理解为徐偃知道说什么都已无用。

徐偃的命运，真切显示出同一案件附会不同的《春秋》经义，便可得出不同的判决。至于在判决中采纳哪一种，完全取决于掌权者需要哪一种。刘彻喜欢“春秋决狱”的缘故，便在这里。

略言之，当刘彻已决意采用“天人感应”之说将自己塑造为天命之子，已决意采用“大一统”理论与“春秋决狱”手段来打击一切可能威胁或制约皇权的力量，瑕丘江公有没有口才、能否在辩论中胜过董仲舒，早已不再重要。这场辩论的结局，在其尚未开始时就已写定。之所以仍要辩论，不过是皇权需要面子，不希望给世人留下权力粗暴指定官学的恶劣印象。正因公羊学对皇权有如此多的好处，其在西汉官学中的独大地位才能够维持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才首次受到实质性挑战。

与刘彻当年让瑕丘江公和董仲舒辩论类似，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也采取了辩论的方式，让穀梁与公羊两派学者互相驳难。刘彻当年早已内定董仲舒是辩论赛的获胜者，宣帝同样早已内定穀梁学派是辩论赛的获胜者。不过，宣帝举行石渠阁会议的目的，并不是要扶植穀梁学来取代公羊学，而是要将穀梁学提升至与公羊学同等的官学地位，以起到互相弥补不足的效果。

在宣帝看来，公羊学的优点是宣扬大一统，主张屈民而伸君，有助于提升皇权的神圣性。缺点则有二。一是其“春秋决狱”模式已与刘彻时代的残酷统治紧密捆绑在一起，成了很难洗刷的历史污点。宣帝作为戾太子之孙，长期流落民间，饱尝艰辛，也是这残酷统治的受害者。故而其继位后一方面“颇修武帝故事”，以展示即位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必须重建宗法之谊与血缘之情，以获取宗室及群臣的拥护。欲重建宗法之谊与血缘之情，最恰当的方式莫过于公开表达对穀梁学的支持。即通过肯定宽厚仁恕的穀梁学，来间接否定严肃酷烈的公羊学——其实，公羊学的许多内容，就其本意而言未必严酷，如《通典》引董仲舒《春秋决狱》，内中有“《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的主张，即将父子亲情的重要性置于君王朝廷之上。但在刘彻时代的实际操作中，这样的内容必然会被忽略，权力只会按现实政治的需要，在公羊学的经义中寻找合用的所谓“依据”。故公羊学虽主张亲亲相隐，刘彻时代却仍是一个“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的描述）的“亲亲举报”社会。

公羊学的第二个缺点，是其天人感应理论屈君而伸天，将天意凌驾在皇权之上，视灾异为天意的表达，天然具备批判皇权的功能。刘彻活着时，高压政治让朝野臣民战战兢兢，得志的公羊派学者只敢以春秋大义为刘彻的残酷统治背书，而鲜少有人敢以天人感应为工具批评现实政策。刘彻死后，高压政治松动，被压制已久的民意复苏，天人感应理论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性很快便显现出来，且如弹簧一般，压制得越狠，放开时便反弹得越厉害。汉昭帝时，出身公羊学派的眭弘以大石自立、僵柳复生等异象为据，呼吁刘氏禅让帝位给更具贤德之人。眭弘虽被霍光以大逆不道之罪杀害，但天人感应理论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效果于此可见一斑。

宣帝起自民间，即位时曾大张旗鼓拿天人感应做宣传，故公羊学的批判性在宣帝时代又得到了强化。眭弘生前“推春秋之意”，将树叶被虫子吃出“公孙病已立”五个字这一异象，解读成“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该解读便被宣帝当成宣扬其即位合法性的重要理论依据。眭弘之子因此被征召入朝为郎，相当于变相给眭弘平了反。站在宣帝的立场，当他的统治日趋巩固，天人感应的尊君效果不再显著，批判现实政治的效果便会越来越刺耳。这绝非宣帝所乐见。于是，扶植穀梁学以压制公羊学对皇权的批判，便成了一种很自然的选择，即杨树增先生所说的“《穀梁春秋》不讲‘受天命为新王’，宣帝正欲用《穀梁》来抵制《公羊》学的影响”[杨树增：《汉代文化特色及形成》，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9页。]。

略言之，公羊学既有批判皇权的一面（以灾异针砭现实政治），也有为暴政张本的另一面（春秋之义是个筐）。刘彻在世之日，批判皇权的一面被死死压制，为暴政张本的一面泛滥成灾。刘彻死后，公羊学的批判精神在部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中急骤复苏（甚至出现了要求刘氏禅让的声音），可昭帝时代仍是个酷吏当道的世界。弱化乃至消除公羊学的批判性以巩固刘氏皇权，让整个社会脱离人人自危的高压状态以收拾官心、士心与民心，皆是宣帝需要解决的问题。故而，自即位初年，宣帝便着意扶植穀梁学，以对外释放变革的信号：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汉书·儒林传》。]

卫太子是否真喜好穀梁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间流传这样的说法，这意味着饱受刘彻时代酷政折磨的民众，普遍希望卫太子是喜好穀梁学的仁厚储君。且在卫太子以悲剧收场后，他们仍愿意将这种希望视为事实。这恰是宣帝作为卫太子唯一幸存后嗣，最值得继承的政治遗产。只是宣帝甫自民间回归，朝廷实际权力完全掌握在霍光手中，实不宜大张旗鼓力挺穀梁学，故而仅提拔穀梁学名儒蔡千秋担任谏大夫给事中之职，以暗示政治风向。鉴于穀梁学派式微已久，在学理上已很难与公羊学派抗衡，宣帝又“复求能为穀梁者”，自民间寻找到瑕丘江公之孙、周庆、丁姓等穀梁派学者，安排儒生随其修习。如此这般经过一二十年的培育，至甘露三年才有了召开石渠阁会议的学术基础，穀梁学也因之取得了与公羊学并驾齐驱的官学地位，“由是穀梁之学大盛”。

穀梁之学大盛，起了些微润滑时代的效果，但并不能真正消解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的强烈批判。因为真正激发知识分子批判精神者，既非儒学，更非儒学的支派公羊学，而是糟糕的现实政治。只要汉帝国仍以严苛的法家手段对待民众，只要民众仍生存在饥寒交迫之中，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就不会消失。这种批判精神，可以被残暴的政治权力暂时强行压制，正如刘彻时代那般，但只要环境略有松动，针砭的声音便会复苏。这不是以“霸王道杂之”便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