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龙元年冬十二月（前49年1月），已在位二十五年的宣帝刘询去世，享年四十三岁。遗诏令太子刘奭即位。刘奭即汉元帝，时年二十六岁。

刘奭做太子时曾劝谏宣帝多用儒士，遭宣帝怒斥。在宣帝眼里，儒士“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是一群喜用历史教训针砭现实政治的异议者，本就不该重用，且“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奇怪的是，宣帝为刘奭设置的太傅与少傅，却仍以儒士为主体。太傅疏广是《春秋》博士；太傅夏侯胜与夏侯建治《尚书》；太傅萧望之治《齐诗》，是夏侯胜的学生；太傅丙吉通《诗》《礼》；少傅疏受明经好礼，是疏广的侄子；少傅严彭祖治《公羊春秋》；少傅周堪是名儒，也是夏侯胜的学生。余者如太子中庶子冯野王、欧阳地余等，皆是儒士。可以说，青年刘奭已被儒士包围。

何以如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经历了刘彻时代“天下户口减半”的浩劫后，致力于反思历史教训、反对严刑峻法的儒士已成为知识群体的主流。宣帝虽厌恶儒士“是古非今”，却不得不容忍这股潮流，亦不得不呼应这股潮流，毕竟民间对卫太子的怀念之情是宣帝抗衡霍光集团的重要政治资本，而卫太子留下的历史形象恰是“好儒反法”。待到宣帝亲自掌握最高权力，并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为施政路线时，太子刘奭已深受儒学浸染。

五凤四年（前54年），刘奭有感于名儒杨恽、盖宽饶之死，于侍宴时委婉批评宣帝“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曾引发宣帝震怒，生出了更换太子的念头。

刘奭当时二十一岁。就常理而言，当不至于冒失进言以触怒宣帝。或许是刘奭对帝心幽微尚无真切感知，未意识到劝谏有何不妥，认为即便宣帝不采纳，也不至损伤父子感情。但对熟知“武帝故事”[《汉书·王吉传》称“是时宣帝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汉书·郊祀志下》称“（宣帝）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汉书·楚元王传》称“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汉书·王褒传》称“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可见宣帝在统治术层面颇以武帝为榜样，自然也极为熟悉武帝时代的历史教训。]的宣帝而言，刘奭这些话很容易让他想起卫太子——卫太子亦不认同刘彻的施政路线，亦曾劝谏刘彻减少征伐、与民休息。站在帝王术的角度审视，卫太子与刘奭的做法，皆是在彰显君父之过以塑造自己仁恕温谨的政治形象。站在父子关系的角度回看，刘彻与卫太子走向父子相残的悲剧，实在触目惊心。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宣帝听了刘奭的谏言后作色严斥，情绪异常愤怒，动了另立淮阳王刘钦为太子的念头，真实缘故大约就在这里。

宣帝最终没有更换太子。据班固的理解，这是因为太子乃宣帝微贱之时与许皇后所生，许皇后死于宣帝与霍光的政治斗争，宣帝心中怀愧，故始终不忍废黜刘奭。此说可以成立，但非唯一原因。宣帝动意更换太子是在五凤四年，公开宣示放弃更换太子是在甘露三年（前51年）[据《汉书·韦贤传附韦玄成传》，因韦玄成有主动辞让爵位给兄长的美名，宣帝“乃召拜玄成为淮阳中尉”，向淮阳王刘钦委婉传递旨意，命其不可再与刘奭争夺储君之位。后文又说“是时王未就国，玄成受诏，与太子太傅萧望之及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条奏其对”，可知韦玄成担任淮阳中尉后又参与了甘露三年的石渠阁会议。宣帝放弃更换储君的具体时间，即由此推论而来。]。甘露三年乃宣帝举行石渠阁会议、扶持榖梁学派成为官学的关键年份。榖梁学重视宗法情谊与血缘之亲，宣帝于此时明确对外界释放信号放弃更换太子，绝非偶然——自刘彻时代血腥内斗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宣帝，此时最在意的当是后代子孙不要重蹈覆辙。刘钦“好政事，通法律”[《汉书·韦贤传附韦玄成传》。]，喜法家之学，即位后未必容得下前太子刘奭；刘奭柔仁好儒，做了皇帝后大概率可以保全刘钦。[据《汉书·宣元五王传》，刘钦在元帝时代有过问鼎长安的谋划，元帝处理了次要参与者，宽宥了刘钦。]

宣帝在世时，效仿刘彻以内廷为决策中枢，重用“明习文法”的外戚与宦官，如史高（外戚）、许嘉（外戚）、弘恭（宦官）、石显（宦官）等。盖宽饶批评宣帝以“刑余之人”为周公与召公，便是指不该让宦官进入权力中枢。相比内廷的炙手可热，外朝虽儒者济济，却已退化为执行机构，更近似政治装饰。宣帝临终时，将这套内廷重于外朝的权力架构，通过遗诏的形式留给了柔仁好儒的刘奭。遗诏提到的三名辅政大臣，大司马史高是外戚，太子太傅萧望之与少傅周堪是极具名望的大儒。遗诏虽没提到中书令弘恭与石显，但他们盘踞在最高权力中枢，与外戚史高等本就是利益共同体。可以说，这是一套以宦官和外戚掌控内廷来行“霸道”、以名儒点缀外朝来行“王道”的辅政班子，正合宣帝“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

宣帝给刘奭留下这样一套班子，自是为了纠正其柔仁好儒。元帝即位后，却似刻意要打破这套班子。他命太傅萧望之与少傅周堪“皆领尚书事”，让他们以外朝重臣身份参与内廷决策。又允准萧望之与周堪的推荐，以宗室名儒刘向为内廷给事中。这些人加上通儒学的侍中金敞，在内廷形成了一个由儒臣组成的新集团。新集团很自然地要与宣帝遗留的旧内廷集团发生观念与利益上的冲突。萧望之等欲行“王道政治”，视内廷中书为国家施政根本，反对法吏占据内廷要职，竭力劝说元帝弃外戚宦官而多用贤士。弘恭、石显等则与史高、许嘉等外戚合作，向元帝控诉萧望之等人结为朋党，污蔑大臣，离间宗亲，“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见《汉书·萧望之传》。]

冲突的结果是儒臣集团惨败。先是萧望之被投入大牢，获释后又与周堪、刘向等一并被免为庶人。萧望之之子上书为父亲分辩，弘恭、石显又以萧望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为由，命执金吾车骑包围萧宅。萧性格刚毅，不愿受狱吏之辱，遂饮鸩自杀。

萧望之以太傅身份，于元帝即位不久，即初元二年（前47年）十二月被逼自杀，无疑是元帝执政期间巨大的政治污点。故《汉书》竭力将萧望之的死完全归咎于弘恭与石显，称元帝甫即位不熟悉政务，错以为石显等人派谒者将萧“召致廷尉”只是找萧谈话，而非将之投入大牢。又称元帝误信了石显等人的说辞，以为“深怀怨望”这顶帽子只是针对萧望之的“语言薄罪”，不致于引发自杀。这些说法自然只是粉饰，毕竟元帝即位时已是二十六岁的成年人，对朝政事务耳濡目染，岂能不知“召致廷尉”即下狱之意？

萧望之悲剧的直接原因是元帝性格“柔仁”，根本原因则是皇权钟爱内法甚于外儒，即便元帝这类以好儒著称的君王也不能例外。元帝确实有意打破旧政治架构，大规模重用儒臣，这是他让萧望之与周堪等进入内廷担任要职的主因。但元帝并不愿摒弃作为制衡力量的外戚与宦官，石显等人的“谗言”有充裕的施展空间，缘故便在这里。元帝的政治立场如此微妙，政治手腕又极为粗疏，呈现到高层斗争中，便是种种进退失据——先是听信“谗言”将萧望之免为庶人，又很快恢复其爵位。恢复爵位后，又默许“谗言”再次发生，导致萧宅被金吾卫包围。萧望之自杀后，又表现出极度悔恨，立即恢复了周堪等一干儒臣的职务。没过多久，又再度被“谗言”影响，将周堪等人逐出朝堂，外放为地方官。周堪等在地方待了没几年，又下诏责备当年的进谗者……元帝既想要外儒，又舍不得放弃内法，且无力平衡驾驭二者，故立场来回横跳，人事亦随之不断震荡。史书以“柔仁”二字总结其性格，实在是很委婉的说法。

萧望之案还暴露了一个问题。儒者希望以天人感应理论来监督并纠正现实政治，到了实际操作中，天人感应反成了现实政治的乱源。经昭帝、宣帝两朝传播普及，至元帝朝时，外戚与宦官已普遍掌握了利用灾异来解释现实政治的能力，并将之当成了打击政敌的常规手段。初元二年春发生地震时，史高、弘恭、石显等便欲将之归因于萧望之、周堪与刘向三人在朝。为反击自保，刘向不得不假借他人名义上书，称“臣闻春秋地震，为在位执政太盛也，不为三独夫动，亦已明矣”[《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欲撇清儒臣集团（三独夫）与地震的关系，转而将地震与当权外戚宦官（在位执政）联系起来。因假借他人之手上书被发觉，刘向未达成目的，反被贬为庶人。

永光元年（前43年）发生“日青无光”的天象，外戚宦官集团再次主导了灾异解释权，将之解读为儒臣周堪、张猛在朝用事。面对众口一词，有意保全周堪的元帝也未能顶住压力，只得将周、张二人逐出中央，外放为地方官。永光四年（前40年），日食天象再现而周堪、张猛已不在朝，元帝才终于寻到机会，下诏谴责昔日攻击周堪、张猛之人，并将周、张二人召回朝廷。元帝在诏书中如此这般回顾往事：

往者众臣见异，不务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说天，托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试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后，大变仍臻，众亦嘿然。[《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元帝这份诏书，承认自己被宦官外戚的众口一词所逼，不得已只能采纳他们对天象的解释。元帝无法对抗众口一词，是因为天人感应作为一种神秘政治理论，本身并无严谨的逻辑支撑，其推理全靠牵强附会《春秋》等儒家经典。没有可以共同遵循的推演逻辑，意味着不同的政治阵营可以将同一场天象解读出不同的内容。朝堂之上，儒臣、外戚与宦官皆非宗教教主，皆无力垄断天人感应的解释权，于是事情就变成了谁的声势大、权柄大，谁对灾异的解释便更有力，更可能被采纳。

通过灾异讲天人感应，是西汉中后期知识分子批判现实政治的核心手段。徐复观先生曾赞扬过这一时期儒生的奏议：

气象博大刚正，为人民作了沉痛的呼号，对弊政作了深切的抨击。……虽然其中多缘灾异以立言，但若稍稍落实地去了解，则灾异只是外衣，外衣里的现实政治社会的利弊是非，才是他们奏议中的实质。[徐复观：《博士性格的演变与西汉的经学思想》，载《徐复观文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这段赞扬很中肯。可天灾异象与现实政治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逻辑关系，这是天人感应理论的先天痼疾。这种痼疾一定会爆发，天人感应理论也一定会失去政治监督的效用，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元帝时代，不过是这痼疾发作的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