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时代也在给社会松绑。废止徙陵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改革事件。

依汉代制度，皇帝即位后便要启动陵墓修筑工程。与之配套，会有大批“豪杰”被强制迁徙至陵墓所在县邑，这便是徙陵。徙陵的本质是种统治术，目的是将地方郡县有资产、有声望、有社会组织能力者连根拔起，强制迁往朝廷指定地点，以方便控制。

汉高帝时，为瓦解关东地区残存的六国旧贵族，曾强制迁徙齐楚大姓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及燕、赵、韩、魏等国贵族后裔至关中，具体安置区域便是后来埋葬刘邦的长陵一带。惠帝时，继续强制迁徙原六国贵族后裔，如冯唐祖父是原赵国将军，冯家便是在惠帝时被迫自代郡迁至安陵（惠帝之墓所在地）。刘彻即位后修筑茂陵，地方郡县此时已无六国旧贵族踪迹，主父偃遂献策强制迁徙“天下豪杰兼并之家”至茂陵。刘彻时代见于史料记载的迁陵运动共有四次，其中元朔二年（前127年）“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汉书·武帝纪》。]，显示家产达到三百万钱是当时纳入强制迁徙名单的资产标准。汉文帝曾言，“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即一户中等人家的资产大约是十金，也就是十万钱。也就是说，凡资产超过三十户中等人家者，皆要被强制迁往茂陵管控起来。[本小节参见赵克尧：《论西汉的限田与徒陵政策的关系》，载《汉唐史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需要注意的是，西汉的中等人家（中人）未必等同于富家翁。景帝时，有诏资产达到十万钱者才能做官。哀帝时发生水灾，有诏家庭资产不满十万钱者可免当年租赋。扬雄家贫极出名，亦自称家产不满十金（十万钱）。可见房宅田产等全部加起来达到十金，在当时远算不上有钱。刘彻时期的酷吏尹齐病死后，统计家产“不过五十金”[《汉书·尹齐传》。]；酷吏张汤自杀后统计家产“不过五百金”[《汉书·张汤传》。]，皆被视为廉洁，由此也可知“十金”这个家庭资产数据约略仅意味着脱离了饥寒状态。被强制迁徙至茂陵的那些“訾三百万以上”者，其实还没张汤这个资产近五百金的廉吏有钱。

宣帝时，至少两次迁徙郡国豪强。一次是在本始元年（前73年），“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一次是在元康元年（前65年），“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杜陵”。与刘彻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徙陵的资产标准自三百万钱下降至一百万钱。这不代表宣帝对民间的控制力度超过了刘彻，仅意味着经历了刘彻时代天下户口减半的巨大惨剧后，汉帝国在宣帝时代仍远未恢复元气。宣帝徙陵，已很难找到资产超过三百万钱的足量民户，只好将徙陵标准下探至一百万钱。从宣帝诏书重点提及“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来看，当时资产超过一百万钱者主要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达官显贵，民间富户不多。

元帝即位后，循惯例营建陵墓，但废止了徙陵政策。事见于永光四年（前40年）的诏书：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乎？“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汉书·元帝纪》。]

“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诗经·大雅》里的句子。大意是百姓很辛苦，不要再折腾他们，百姓日子过好了，国家也有好处。元帝引用儒家典籍来废止徙陵政策，足见其政治理念确实深受儒学影响。

元帝死后，成帝于鸿嘉二年（前19年）夏再次启动徙陵。史载“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汉书·成帝纪》。]。此时的汉帝国能找出资产超五百万钱者五千家，可知富户们的经济状况较之宣帝时代已有很大改善，但距刘彻统治初期恐怕还有较大差距。向成帝建言徙陵者是陈汤，其理由是，“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汉书·陈汤传》。]。可知自元帝不再徙陵，天下富户确有大规模增长，以致引起了陈汤这类酷吏的担忧。成帝这次徙陵只维持了三年，永始元年（前16年），成帝下旨认错，称不该初陵修到一半又改建昌陵，致使天下虚耗，百姓疲惫，“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汉书·成帝纪》。]，徙陵运动随之终止。

成帝之后，哀帝、平帝在位期间皆未徙陵。也就是说，自元帝时代起至王莽称帝前，汉帝国有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未再以强制徙陵这种统治手段来折腾富户。这种不折腾，既让百姓敢于求富，也让汉帝国民间拥有了一批具备社会组织能力的中坚阶层，史载“自哀、平间，郡国处处有豪桀”[《汉书·游侠传》。]。被秦皇汉武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豪杰，又渐渐在民间复现。

传统史书不遗余力污蔑豪杰，视之为有害，也不遗余力赞美强势君主打击豪杰的行动——毕竟，站在专制君王的立场，地方豪杰有资产有声望有组织能力，对皇权会构成威胁，会阻碍皇权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控制和汲取民众。但从经济学与社会学角度来看，“郡国处处有豪桀”对汉帝国大有好处。比如，汉帝国的农耕技术不发达，普通小农缺乏耕牛与铁制农具是常态，而豪杰财力雄厚，可以提供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汉代最先进的二牛抬杠法、耧车播种法，皆见于汉代豪强的墓室壁画。再如，农耕需要基础建设支持，尤其依赖良好的水利设施，普通小农无力兴修水利，只能看天吃饭，豪强则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改变农耕环境。西汉末期著名的南阳樊陂，便是由当地豪杰樊氏主持修筑。此外，豪杰的存在也有助于地方救济事务的展开，可以让整个社会面对天灾人祸时拥有更大的承压能力。“郡国处处有豪桀”的时代，恰是西汉人口最鼎盛的时代，这绝非偶然。

放松社会控制，定会带来经济收益，定能改善民生境况。这是古今中外千古不变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