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时代还有件值得一提的大事：陈汤矫制击杀了匈奴郅支单于。

陈汤是山阳郡瑕丘县人，年少时因家贫而品行不端，在本州没有好名声。后西行长安寻找机遇，获太官献食丞之职，结交了富平侯张勃。初元二年（前47年），陈汤被张勃举荐为茂才，却因父死不回家奔丧而遭司隶校尉弹劾，升迁未果，险些下狱。茂才之路走不通，陈汤只好另辟蹊径，屡屡请求“出使外国”，遂被任命为西域副校尉，与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一同出使西域。正是在该职位上，陈汤完成了其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事迹。

自宣帝设置西域都护府以来，汉帝国西部边境有过一段较长的平静期。至元帝朝，汉帝国在西域的影响力渐衰。匈奴郅支单于与西域康居王联姻，势力日趋壮大。建昭三年（前36年），久欲建功的陈汤随甘延寿出使，欲趁郅支单于尚未全面控制西域，联合乌孙国兵力以突袭战术击溃匈奴。陈汤自觉必能建千载奇功，甘延寿同意其主张，但坚持认为调兵须得到朝廷批准。陈汤遂趁甘延寿生病之机矫制发兵，并胁迫甘一同行动。此役，陈汤合汉兵、西域各国兵共计四万余人，攻破了郅支单于的根据地“三重城”，斩杀了包括郅支单于在内的诸多匈奴贵族。

捷报传至长安后，朝廷内部陷入了激烈论战。

引起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郅支单于的人头。陈汤建议“县头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书·陈汤传》。]，欲将郅支单于人头高悬于长安城，供“蛮夷”仰观，以展示汉帝国“虽远必诛”的决心与能力。丞相匡衡与御史大夫李延寿反对，理由是郅支单于及匈奴贵族首级自西域沿途传送，“蛮夷莫不闻知”，没必要多此一举。且据《礼记》之义，春天乃掩埋尸骨的季节，不可悬首示众。车骑将军许嘉与右将军王商搬出《春秋》中的典故支持陈汤。双方唇枪舌剑，最后由元帝裁决，将郅支单于首级在长安的蛮夷居住区悬挂十天。

引起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封赏陈汤与甘延寿。这是此次论战的核心议题。

丞相匡衡、御史大夫李延寿皆不认同陈汤矫制发兵的做法。内廷重臣中书令石显与甘延寿有私人恩怨，也支持匡、李的主张。陈汤有贪财之癖，战后将诸多财货据为己有。隶校尉遂奉朝廷之命，向沿途州郡下发公文，欲“收系按验”自西域返归的将士吏卒，以调查贪污问题。陈汤上疏元帝，称自己于万里之外扬大汉军威，朝廷不派使者欢迎慰劳也就罢了，反要被拘捕问罪，与替郅支单于报仇无异。在元帝的干预下，朝廷终止了“收系按验”之事，亦未派出欢迎使者，仅命地方郡县沿途供应酒食。

陈汤等人抵达长安后，朝廷开始正式讨论封赏问题。匡衡等坚持认为矫制出兵有罪，不诛已是幸事，断不可再封赏爵土。理由是此例一开，奉使之人为博取功名，必纷纷效仿陈、甘“生事于蛮夷”[《汉书·陈汤传》。]，封赏陈汤便是在给国家招灾。元帝虽有意重赏，但匡衡等人的意见也并非无理，事情遂陷入僵持。

陈汤的支持者中也有名儒，刘向与谷永是代表人物。谷永支持陈汤的原因，是其父谷吉出使匈奴时，死于郅支单于之手。刘向支持陈汤的原因，是他与石显、匡衡等乃宿怨极深的政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元帝最终采纳了刘向“论大功者不录小过”的主张，不再追究矫制发兵，命公卿大臣专注讨论具体封赏。多数人建议按“斩杀单于”论功，石显、匡衡认为郅支单于不过是匈奴内乱后的一支，有“亡逃失国”的经历，算不得真单于。元帝欲按“千户”标准封赏，石显、匡衡觉得“千户”之赏太重。元帝只好折中让步，封甘延寿为列侯，赐陈汤为关内侯，各赐邑三百户。此时已是竟宁元年（前33年）夏天，距陈汤击破匈奴已过去两年有余。同年旧历五月，元帝去世。[见《汉书·陈汤传》。]

匡衡等人在“虽远必诛”一事上与元帝来回拉锯两年之久，固然有内部权力斗争的因素在，其主要驱动力却是对刘彻时代穷兵黩武惨剧的深刻恐惧。陈汤们要的是立功封侯，匡衡们忧虑的是历史卷土重来。这忧虑并非个案。宣帝时冯奉世出使大宛，矫制发汉兵及西域各国兵一万五千人，击破已倒向匈奴的莎车国，将莎车王人头传送至长安。宣帝有意对冯“加爵土之赏”，时任少府萧望之坚决反对，理由是矫制发兵虽有大功，但绝不可鼓励。封赏了冯奉世，后世之人以冯为榜样，“争逐发兵，要功万里之外，为国家生事于夷狄”[《汉书·冯奉世传》。]，便是大祸患，会将整个国家卷入无穷尽的战争当中。宣帝采纳了萧望之的意见。匡衡等人反对元帝封赏陈汤，与萧望之反对宣帝封赏冯奉世，原因高度一致。

元帝初年发生过一场关于珠崖问题的讨论，亦与“虽远必诛”论战相似。珠崖郡位于海南岛，系元封元年（前110年）所设。刘彻在中原地区横征暴敛，远在海岛的珠崖郡也未能幸免，刘彻统治晚期，珠崖郡“蛮夷”终于不堪暴政，攻入郡城，杀死了郡太守孙幸[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昭帝、宣帝时代，珠崖郡一直是武装民变反复爆发之地。初元元年（前48年），珠崖民变再起，元帝发兵镇压数年无功，欲征调大军渡海作战。贾谊的曾孙贾捐之站出来反对，遂引爆了一场关于施政路线的大讨论。

在元帝看来，珠崖成为汉帝国郡县已久，百姓反叛而不镇压，是在“长蛮夷之乱，亏先帝功德”。贾捐之则认为珠崖之乱是小事，朝廷的脸面也是小事，关东百姓饥肠辘辘，“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嫁妻卖子，随处可见，才是最需要紧急处理的事情。且大军劳师远征必会加重财政负担，关东百姓的境况会因之更遭。据此，贾捐之明确主张“愿遂弃珠崖，专用恤关东为忧”，在民生面前，领土扩张与朝廷颜面皆要往后放。

元帝召集群臣商议。御史大夫陈万年主张发兵镇压，丞相于定国支持贾捐之。于定国给元帝算了一笔账：之前连年用兵镇压珠崖民变，出动护军都尉、校尉、丞共计十一人，只有两人活着回来。死亡的士兵和民夫已达万人以上，耗费已超三万万，依旧未能平定珠崖民变。于定国没提而元帝必然知晓的另两项背景数据是：此时的珠崖郡是由刘彻时代的珠崖郡与儋耳郡合并而来，共十六县，只有二万三千余户百姓；关东十一郡国大水，人吃人的现象已持续一年有余。面对这些硬邦邦的数据，元帝不得不承认大军渡海远征绝非明智之举，遂下发诏书，以“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为由，正式罢珠崖郡。[见《汉书·贾捐之传》。]

匡衡后来对元帝说，天下人皆将此事视为极重要的政治转折点：

诸见罢珠崖诏书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将见太平也。[《汉书·匡衡传》。]

那些命运从来不曾操于己手的百姓，听说朝廷罢了珠崖郡，个个欢欣鼓舞。他们将这件事看作政治风向标，开始相信以百姓家破人亡为代价追求“武功”的时代已经过去，开始相信太平日子可以期盼。

从冯奉世破莎车国未能封侯，到元帝放弃珠崖郡，再到陈汤破郅支单于未能封侯，虽然每次论战都会掺杂政治斗争因素，但不妨碍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随着刘彻时代的历史真相越来越清晰，随着对刘彻时代穷兵黩武酿成人间惨剧的反思越来越深刻，“文治重于武功”的理念，正在朝野上下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其实，宣、元两朝的施政路线，本就主要基于对刘彻时代的反思。如贡禹向元帝建言种种改革时，频繁回顾刘彻时代“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汉书·贡禹传》。]的往事。贾捐之主张放弃珠崖郡时，也以极大篇幅向元帝描述刘彻时代“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汉书·贾捐之传》。]的惨况。与刘彻一样，宣帝、元帝也皆对开疆拓土、鹰扬军威很感兴趣。唯一的不同，是刘彻时代没有萧望之、贾捐之与匡衡们的表达空间，不可能出现责备武功、主张文治的言论，偶有出现也会被迅速灭除。历史的悲哀恰恰在此：只有经历了时代惨剧，见识到了国本摇摇欲坠，后继之君们才会愿意稍稍收敛其“雄才大略”，才会容许朝野稍稍存在宽松的表达空间。

竟宁元年（前33年），在位十五年的汉元帝病故，时年四十二岁。对底层百姓来说，元帝朝是个相对不折腾的好时代。造就这好时代的最重要因素，是汉人历史记忆里对“天下户口减半”之政的深刻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