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七月，某个平淡无奇的秋日，长安城突然因一桩大洪水将至的谣言陷入了巨大混乱，官吏与百姓皆奔走逃难，集体涌向那高高的帝都城墙（汉长安城城墙高度超过12米），许多人因踩踏事故遭逢伤亡。[《汉书·王商传》记载：“建始三年秋，京师民无故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天子亲御前殿，召公卿议。”]

事后查明，谣言始于一名叫作陈持弓的小女（年龄在15岁以下的未成年女性）。该小女家住渭水边的“虒上”。她从长安北面的横城门入城，带来了大洪水将至的信息，还在没有符籍证明的情况下，通过尚方（为皇室制造刀剑等器物的官署）的掖门，进入未央宫的钩盾署，也即深入皇宫腹地。[《汉书·成帝纪》记载：“秋，关内大水。七月，虒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尚方掖门，至未央宫钩盾中。吏民惊上城。”]

史书没有解释为何一名未成年少女带来的错误消息会成为谣言迅速传遍长安城，也没有解释这名未成年少女何以能够直入宫禁重地。唯《汉书·成帝纪》中提到这年秋天“关内大水”，即渭河与泾河流域发洪水。关内大水历来淹不到长安，此次谣言却能在长安城内引发巨大动乱，只能说水灾已成为很容易引发汉帝国官民恐慌的一块心病，连理应最安全的长安城也不能摆脱这种恐慌。

成帝此时已登基三年有余。京城因大洪水将至的消息陷入了空前混乱，让这位年轻皇帝也坐不住了，亲自驾临未央宫前殿，召集公卿大臣议事。会上，大司马大将军王凤主张对大洪水将至的信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建议皇帝、太后与后宫众人提前转移至船上避难，长安城内百姓则全部转移至城墙高处暂避。群臣百官人心惶惶，王凤提议一出，立即得到普遍赞同。唯一提出不同意见者，是王凤的政敌左将军王商[这位左将军王商系宣帝母亲王翁须的侄子，与王政君之弟王商同名。]。王商坚持认为大洪水只是谣言，理由是“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汉书·王商传》。]。意即古代的无道之国尚且不会发生洪水冲入京城之事，如今乃政治清明的好时代，洪水更不可能进入长安。

成帝采纳了王商的意见。事后回看，成帝之所以不采纳王凤的主张，而更认同王商的推断，与谁的话更有道理并无关系，只是成帝站在汉帝国天命的角度，更愿意接受王商的解释——按当时阴阳家与儒家合流而产生的“五德始终”学说，汉帝国属于火德。水能克火，水灾的出现往往被解读为天意在警告火德政权。如果大洪水冲入长安，必会被解读为上天在昭示汉帝国已失去天意眷顾。对成帝来说，采纳王凤的主张，意味着洪水还没来，刘氏皇权便已承认遭到天意的谴责和抛弃；采纳王商的主张，看似赌博，实则更为明智——若洪水没来，对刘氏皇权自是好事；若洪水来了，结局也不会比采纳王凤的主张更坏。

大洪水最终没来，京城的骚乱在官府的弹压下渐渐平息。成帝特意下诏将京城大水乃是谣言这件事通报全国，以消除坏的政治影响。成帝还自中央派了使者巡行天下，以监察地方吏治并安抚受了水灾的郡国百姓。

成帝之所以高度重视京城大水，之所以要特意下发辟谣诏书，是因为此时此刻，基于“天人感应”的灾异理论已成为汉帝国最重要的政治游戏规则。董仲舒当年向刘彻推销天人感应，是希望以祥瑞勾引皇权，进而以灾异将皇权监管起来，使之不能胡作非为。刘彻欣然接受“天人感应”，是因为他的权力无远弗届，祥瑞也好，灾异也罢，都只能受他操控。后来的宣帝亦如此。宣帝喜欢祥瑞，下面的官吏便争先恐后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祥瑞；宣帝不喜欢灾异，下面的官吏便心领神会地尽可能过滤掉地震与洪水。然而公元前的中国，毕竟是个高度迷信的时代，当天人感应理论随着儒家知识群体的扩张而普及开来，皇权再强大，也无法阻止各方政治势力对灾异理论的应用。

元帝时，外戚与宦官集团曾主导灾异的解释权，对儒臣萧望之、周堪、张猛等发起政治攻击。成帝即位的第一年，外戚王凤也尝到了“天人感应”的威力。这年夏天，长安城黄雾四塞，且终日不散。成帝有意敲打王氏外戚，遂就此事询问谏议大夫杨兴与博士驷胜等人。儒士们经过讨论，迎合成帝意志，将黄雾起因归为阴气太盛侵了阳气，大意是，高祖约定非功臣不能封侯，如今太后诸弟没有功绩却集体封侯，违背祖制，故天降异象作为警告，令长安城黄雾弥漫。

王凤知道儒士背后站着成帝，遂一面上书谢罪请求辞去大司马大将军职务，一面让其亲信薛宣（时任御史中丞）出来转圜，在奏疏中将“阴阳不和”的原因归结为“臣下未称……大率咎在部刺史”[《汉书·薛宣传》。]——黄雾弥漫与大将军大司马王凤没有关系，是臣下不称职，行苛政，地方官吏要负主要责任。成帝即位未久尚需王氏外戚支持，本就无意将王氏外戚连根拔起（实际上也做不到），且要面对太后王政君施加的压力，遂下诏将黄雾四塞的原因归到自己身上，将此番政治风波轻轻揭过。

成帝的原配皇后许氏被废黜，也与操弄灾异理论直接相关。成帝许皇后，是宣帝皇后许平君的侄女，就辈分来说，算是成帝的表姑。许氏熟读史书，颇有才华，成帝做太子时对其心生爱慕，元帝得知后极为高兴——元帝之母许平君惨遭霍氏毒杀，儿子刘骜能迎娶许平君的侄女，对元帝来说是个难得的安慰。成帝即位后，许氏被立为皇后，引起成帝生母王政君及王氏外戚的警惕，遂将日食天象与许皇后没能诞育皇嗣一事捏合在一起，对许氏的后位展开攻击。在刘向、谷永等儒臣的运作下，一份签名者众多的奏疏被递到成帝手上，大意是，天象示警，多有灾异，陛下多年未能诞育皇子，其咎当在皇后许氏。成帝随即下诏“省减椒房掖廷用度”。

孰料许皇后熟读史书，通晓本朝典故，针对成帝的诏书做了一篇有理有据的近千字的驳文。成帝无奈，只能再次依循刘向、谷永等人的解读，写了一封诏书作为回信，强行将发生日食的原因归咎为许皇后。回信虽无逻辑，却相当雄辩，内中写道：

皇帝给皇后：来信收到，所谈之事已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象异变很多，没有比日食更严重者。汉兴以来，日食只为吕氏干政、霍氏专权出现。今日能找到与吕氏干政、霍氏专权对应之事吗？诸侯弱小，不会有七国之难；将相大臣忠诚，不会有上官桀、霍光之类人物；国家太平，草莽中找不出陈胜、项梁之辈；匈奴、夷狄中，同样没有冒顿单于和郅支单于。实可谓举国和谐，百蛮宾服。如今天降异象，日食示警，不为夷狄入侵，不为臣僚不轨，“微后宫也当，何以塞之？”只能是皇后你那里出了问题。[据《汉书·外戚传下》转述。]

成帝这份诏书，刻意回避了一个近在眼前的事实：汉帝国此前已连续三年发生日食，朝中儒臣议论纷纷，普遍视为天意对外戚王凤专权的警告。皇太后与王氏外戚打击许皇后的心意已决，成帝也对许皇后有所不满，所以皇帝的诏书可以完全不讲逻辑，许皇后最终还是因日食被废黜了。

上面这些案例，不过是在反复证明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董仲舒构造天人感应理论以限制皇权，动机虽然值得肯定，但这套理论不讲逻辑，最后只能是谁的权力大，谁就掌握灾异的解释权，就可以决定由谁来为灾异负责。成帝与王氏外戚掌握着汉帝国的最高权力，所以他们可以将日食的成因轻易扣到许皇后头上。外戚王凤的背后有太后王政君撑腰，所以成帝虽欲将黄雾四塞的成因扣给王凤却难以成功。

非止如此。因王凤握有更强大的权力，当成帝与王凤发生冲突时，王凤往往会利用灾异理论逼迫成帝就范。“定陶王就国事件”就是个很典型的案例。定陶王刘康是成帝异母弟。成帝没有继嗣，欲将定陶王留在长安。王凤担忧定陶王坐大，遂以日食为政治武器，上奏称“日蚀，阴盛之象，为非常异。定陶王虽亲，于礼当奉籓在国。今留侍京师，诡正非常，故天见戒。宜遣王之国”[《汉书·王凤传》。]，将日食解读成天意警告定陶王刘康不可长期居留京城。

时任京兆尹的儒臣王章[京兆尹王章与王氏外戚没有亲缘关系。]支持成帝，试图驳斥王凤，在奏疏中提供了关于日食的另一套解释思路。王章说：陛下没有继嗣，引近定陶王是承宗庙、重社稷的好事，上天当降祥瑞，不可能降下日食这等灾异。本次日食的真正成因，是朝中有大臣专权，大将军王凤将日食归咎于定陶王，要将定陶王逐出京城，是要孤立天子以方便其专权。日食意味着阴侵阳，如今朝廷政事无论大小皆由王凤做主，陛下完全不曾参与，王凤不自我反省，反将日食归咎于定陶王，可见其有不忠之心……陛下不可让王凤继续执政，应选拔忠臣贤士取代他[据《汉书·元后传》转述。]。王章的奏疏很雄辩，可惜成帝加王章，力量远比不上大将军王凤加太后王政君。成帝只能命刘康离开京城返回封国，兄弟二人执手分别，“相对涕泣”。

王章稍后被王凤寻机诛杀，王章的妻儿受到株连，被流放至偏远的合浦。王章案是成帝时代一桩影响极恶劣的文字狱。史载，自王章死后，“智者结舌，邪伪并兴”[《汉书·李寻传》。]“王氏浸盛，灾异数见，群下莫敢正言”[《汉书·梅福传》。]——汉帝国关于灾异的最高解释权，终于完全掌控在了王氏外戚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