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蝇不盯无缝的蛋。

成帝时代庙堂之上频繁出现灾异乱斗，固然缘于天人感应理论的普及，也与各方势力抢夺灾异解释权有密切关系，但追根究底，还是因为成帝时代引发朝野关注的巨灾实在太多，且多是与黄河相关的水灾。如建始三年（前30年）秋，“关内大水”，长安城也出现了大洪水将至的谣言而人心惶惶；建始四年（前29年）秋，“大水，河决东郡金堤”，淹没四郡三十二县，御史大夫尹忠因之自杀；河平三年（前26年），黄河再度在平原决堤，千乘、济南等受灾严重。阳朔二年（前23年）秋，“关东大水”，流民大规模迁往关中求生；鸿嘉四年（前17年）秋，勃海、清河、信都发生水灾，淹没三十一处县邑，毁坏官亭民舍四万余所。[见《汉书·成帝纪》《汉书·沟洫志》。]

前文提到，按五德始终学说，汉帝国乃是火德。水能克火，当时的灾异理论本就对水灾特别忌讳。黄河频繁发生洪灾，可谓灾异里的特殊灾异。儒臣谷永当日便将黄河水灾当作极特殊的灾异来解读：

河，中国之经渎，圣王兴则出图书，王道废则竭绝。今溃溢横流，漂没陵阜，异之大者也。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汉书·沟洫志》。]

汉人惯于将自然与人体对应起来理解，黄河因之被视为整个中国的大动脉（经渎），是承接天意的极重要载体。若是圣王治理人间，黄河将发生“出图书”的大祥瑞。反之，若是无道之君治理国家，黄河将发生“竭绝”的大灾异。据此，谷永将黄河决堤视为灾异里的大灾异，认定只有皇帝（即汉成帝）改邪归正，自无道变有道，黄河灾变才会停止。谷永的这种看法在当时不是孤例，而是极常见的理解。

其实，成帝时代的黄河水灾细究起来确是人祸。只是这人祸并非发生于成帝时代，而是雄才大略的刘彻百余年前留给汉帝国的沉重遗产。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研究黄河水灾时，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黄河在西汉时期决溢了十次之多，每次决溢造成的灾害都很大，太史公写《史记·河渠书》，班固写《汉书·沟洫志》，原因便是西汉的河患很严重。然而到了东汉，黄河却出现了长期安流的局面，此后直到隋代的五百余年间，见于记载的河溢只有四次。传统意见常把这一现象归因为东汉明帝时的王景治河。谭先生则认为无论王景的治河之法如何高明，其工程效果也只能维系一时，不可能让黄河在五百余年间几乎没有河患。且王景的治河区域局限于黄河下游，而河患的根源众所周知是在中上游的黄土高原，下游治水只是治标，治标而有五百余年的成效，也说不通。黄河在西汉洪水肆虐，进入东汉后却安静下来，这背后肯定有别的原因。

据谭先生的研究，黄河在西汉经常泛滥成灾，与秦汉时期为了“实关中”而大规模强制移民有直接关系。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派蒙恬驱逐匈奴后，在新得的“河南地”筑城四十四县，迁徙数十万“谪戍”之人前往垦殖。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又强制向河套、阴山一带迁徙三万户百姓，按每户五口计，当有十五万人口。秦帝国稍后短命而亡，此类动辄十数万乃至数十万规模的人口迁徙暂时终止。待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类似的强制移民又再度频繁启动，且规模更为浩大。如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收复河南地后，“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三年（前120年），迁徙贫民至关西，充实“朔方以南新秦中”的百姓达七十余万口；元鼎六年（前111年），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郡开垦田地，又强制迁徙“卒六十万人”。仅这三次便往黄河中上游地区迁徙了150万人口。可以想见，原本的森林草原将被大量开垦为耕地。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的后果，便是黄河中上游的蓄水能力大减，且黄土高原上的大量泥沙进入了黄河，河患随之加剧。此后的昭帝、宣帝时代，朝廷仍在继续向关中地区强制迁徙民众，只是规模已不能和武帝时代相提并论。据此，谭先生得出结论：

西汉一代，尤其是武帝以后，黄河下游的决徙之患越闹越凶，正好与这一带[指黄河中上游。——作者注]的垦田迅速开辟，人口迅速增加相对应；也就是说，这一带的变牧为农，其代价是下游数以千万计的人民，遭受了百数十年之久的严重的水灾。[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载谭其骧著、葛剑雄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术经典·谭其骧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335页。]

简言之，黄河决溢始于汉武帝时代绝非偶然；黄河在成帝时代频繁爆发洪灾，尤其是下游成为地上河频繁决堤也非偶然。究其根源，都始于汉武帝刘彻违背自然规律往黄河中上游大规模移民。当折腾不休的武帝时代结束，休养生息的宣元时代来临，黄河中上游的农耕人口开始激增，森林草地被破坏的程度继续加剧；黄河下游的平原地带，则因农耕人口激增出现了人水争地现象。哀帝时的水利专家贾让披露，当时的黄河泄洪区因“填淤肥美”早已成为人口稠密的村落。百姓们将家安进旧堤坝内，只好再筑新堤坝来防洪。久而久之，泄洪区的堤坝距离黄河越来越近，“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汉书·沟洫志》。]。中上游的蓄水能力越来越差，下游的泄洪余地越来越小，黄河理所当然只能变成一条洪水频发的灾难之河。

至于历史进入东汉后黄河渐无水患，则是因为西汉末年的战乱，让中原政权退出了朔方、五原、云中、定襄、西河、上郡、北地等郡。这些地域的农耕民随之锐减，游牧民大量归来。此后的数百年间，中原政权都未能在这些地域建立起稳定的农耕郡县。当中上游的森林与草原得到恢复，黄河也变得温顺起来。

不止洪灾。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夏四月长安城的“黄雾四塞终日”，也与黄土高原上的生态变化有直接关系。这场“黄雾四塞”的实质，乃是一场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的沙尘暴。《汉书》对其有较详细的记载：

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着地者黄土尘也。[《汉书·五行志》。]

大风，天空赤黄，地上落满黄土，可知是一场极典型的沙尘暴。这沙尘，无疑正是来自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黄土高原。

可惜的是，有汉一代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灾异背后那真正的人祸，各方政治势力也无意探究这些灾异的真实成因。他们深陷“天人感应”理论，更乐意按照自己的需要去随意解释灾异。支持皇权的儒臣，会将长安城黄雾四塞解释成阴气太盛侵了阳气，即王氏外戚的权势盖过了皇帝。与王氏关系密切的儒臣谷永，却选择将之解释为上天对成帝没有子嗣的警告，借机劝成帝疏远外戚出身的许皇后，多临幸适合生育的微贱之人。[见《汉书·谷永传》。]

于是，史料中的成帝时代，遂呈现出这样一种奇特的面貌：经过多年轻徭薄赋下的休养生息，汉帝国人口即将达到最高峰，黄河泛滥决堤也进入了高峰期。层出不穷的洪水，广泛传播的灾异理论，各方政治势力为打倒对手而疯狂操弄针对灾异的解释，共同将成帝时代描绘成了前所未有的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