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通百姓来说，成帝时代当然不是末世。

至少那些严重程度远甚刘彻时代的洪灾，并没有如刘彻时代那般造成规模浩大的流民。这只能解释为朝廷给经济和社会松绑后，成帝时代抵御灾害的能力已远超刘彻时代。可站在成帝的角度，刘氏皇权确已岌岌可危。频繁的天灾刺激着儒生们用“天人感应”理论批评朝廷施政无道；皇权、外戚与儒臣间失控的政斗，皆以“天人感应”理论为武器随意解释天灾，也频繁加剧和固化着舆论场上“汉室将亡”的认知。权力在不断流失，人心——主要是那些信奉天人感应的知识分子的士心——也在不断流失。如何收回权力并挽救民心，以维系刘汉政权的国运，是摆在成帝面前最紧要的问题。

遗憾的是，成帝没有能力解决这两个问题。

王氏外戚坐大，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元帝晚年对继嗣人选犹疑不定。成帝出生后深获祖父宣帝喜爱，亲自为其取名“刘骜”，并赐字“太孙”，元帝即位后也立即册封年仅五岁的刘骜为太子。但随着刘骜年岁渐长，其好酒喜宴乐的毛病越来越明显，常做出一些不得体的事。如凭吊中山王（元帝之弟）时“不哀”[《汉书·史丹传》。]，曾引起元帝震怒。越到晚年，元帝以定陶王刘康取代刘骜的念头就越强烈。刘康多才多艺，与元帝有许多共同语言。如元帝喜好音律，刘康在音律方面也颇具造诣。

自初元二年（前47年）被立为皇太子，到竟宁元年（前33年）顺利即位，刘骜能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屡过难关保住太子之位，既得力于匡衡、史丹、王商、石显等朝臣的竭力维护，也得力于王氏外戚的拥戴，其中又以王凤为最。匡衡这些儒臣维护刘骜，是因为他们相信“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历史经验，相信只有坚持嫡长子制度才能避免政治动荡。王凤全力维护刘骜，是因为刘骜体内流着王政君的血液，王氏的荣辱浮沉与刘骜的荣辱浮沉紧密捆绑在一起。正因王氏外戚在守卫储位的政治斗争中出力甚大，故成帝即位当天，便封了长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河平二年（前27年），成帝又同日封舅氏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为高平侯，时称“一日五侯”。

在这样的背景下，成帝虽自即位之刻起便试图压制外戚以重振君权，终是有心无力，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如建始元年（前32年）夏四月的“黄雾四塞”事件中，成帝引导杨兴、驷胜等儒臣，将灾异指向王氏外戚无功封侯违背了高祖之约，大司马大将军王凤则一面引咎辞职，一面让亲信薛宣上奏，将灾异归因为地方州郡多酷吏苛政。王氏外戚内有太后王政君坐镇，外有诸多儒学出身的官员为党羽。成帝承受不住太后的压力，又无法将灾异切实扣到王氏外戚头上，只能放弃罢免王凤的念想。

此后，成帝又先后试图倚重左将军王商（与王凤不是同族）、京兆尹王章（与王凤不是同族）、外戚冯野王（其妹为元帝昭仪）来压制王凤，结果也是失败。王商免职后吐血而亡，王章死于狱中，妻儿流放合浦，冯野王被逐离朝堂。失败的原因皆是内有太后王政君施压，外有亲王氏外戚的儒臣为其解脱灾异。

王氏外戚屡次挫败成帝的夺权行动，显示其已成为汉帝国高于皇权的存在。《汉书·元后传》记载，成帝即位后，“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而自京兆尹王章被王氏外戚以文字狱冤杀，“公卿见（王）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可见从中央到地方，汉帝国的政治重心皆已非皇帝而是王凤。有件小事，颇可供管窥王凤的权势之炽：

左右常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说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汉书·元后传》。]

成帝欲用宗室刘向之子刘歆为中常侍，召见面谈后已命人取衣冠准备授职，结果却被“左右”阻止，阻止的理由是“未晓大将军”，没跟王凤通报，还没得到王凤的同意。成帝很生气，结果“左右”无视帝王之怒叩头力争，成帝无奈只能派人将此事告知王凤。王凤不同意，刘歆遂做不成中常侍。

成帝之所以会被“左右”挟持，连任命一名贴身官员都不得自由，是因为内廷早已被王氏外戚控制，其“左右”皆是王氏外戚耳目。故成帝早年依赖京兆尹王章抗衡王氏外戚时，每次召见王章“辄辟左右”。即便如此，成帝与王章的谈话，还是遭到了王氏子弟王音的窃听，王音将成帝的谋划全盘告知王凤，王凤遂策划了一场针对王章的文字狱。可以说，在阳朔三年（前22年）王凤病死之前，成帝已实际丧失了对外朝和内廷的主导权。王凤死后，局势也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成帝一度试图起用外戚王谭（王凤异母弟）来继任王凤的职务，原因是王谭素来与王凤不和，但终究还是受制于内廷太后与外朝亲王凤官员，仍用了王凤临终推荐的外戚王音（王凤堂弟）。此后直到去世，成帝始终未能摆脱王氏外戚的阴影。

总体来看，成帝在位期间对抗王氏外戚的行动，真正值得一提的只有两件。

第一件事是重用刘向，试图掌握解读灾异的主导权。

如前文所述，灾异是成帝时代最重要的政治斗争工具，成帝与王氏外戚间多次围绕灾异展开博弈。而灾异如何解读本身并无规律与逻辑支撑，这也就是导致支持成帝的儒臣会将灾异归咎于王氏外戚专权；支持王氏外戚的儒臣则会将灾异解释成其他缘故，甚至敢于归咎到成帝头上。如何控制灾异的解释，使其尽量为皇权所用，是成帝亟欲解决的问题。宗室刘向恰好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去帮助成帝解决这件事。史载：

（刘）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刘向是汉朝宗室，在元帝时被宦官弘恭、石显压制，郁郁不得志。成帝即位后石显失势，刘向才重获起用。面对“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渐必危刘氏”的现状，刘向深感焦虑。其作为儒家学者，能拿出来对抗王氏外戚的办法，只有全面梳理上古至汉代的祥瑞灾异，再分门别类搞出一套体系，让这套体系更好地为皇权服务。只是，天象与现实政治本身并无直接的逻辑关系，刘向的工作做得再细致，也仍是在规律之外。其《洪范五行传论》写出来后无法成为汉帝国上下解读灾异的标准教程，“终不能夺王氏权”，实可谓情理中事。

第二件事是自绝后嗣，以便将皇位传承给已成年的定陶王刘欣（成帝异母弟刘康之子）。

说成帝自绝后嗣，是因为据《汉书·外戚传下》的记载，成帝执政后期宠幸出身低微的赵飞燕、赵合德姐妹，曾亲自参与杀子行动。宫内女官曹宫获成帝临幸怀孕后，成帝派宦官田客带诏书给掖庭狱丞籍武，命他待孩子出生后便将之杀害，“毋问儿男女，谁儿也”，既不必问孩子是男是女，也不必问孩子的父亲是谁。籍武未及时杀害男婴，田客又奉命前去催促，称：“上与昭仪大怒，奈何不杀？”成帝最后让田客直接带了诏书与毒药给曹宫，要她“努力饮此药”。曹宫被逼自杀后，孩子不知所踪。许美人（元帝外戚许氏之后）也曾在元延二年（前11年）为成帝产子，此子被送至成帝与赵昭仪跟前后，很快成了尸体。这些情节披露于成帝死后，来源是司隶校尉解光呈递给哀帝刘欣的一份报告。解光当时奉哀帝旨意成立专案组，专门调查成帝子嗣的非正常死亡情况。解光非王氏外戚党羽（解在哀帝朝弹劾过王氏外戚首领王根），该报告又综合了诸多宫中有名有姓的当事人的证词，没有为先帝讳，可信度较高。[《汉书·五行志中》也记载了成帝参与杀子：“其后赵蜚燕得幸，立为皇后，弟为昭仪，姊妹专宠，闻后宫许美人、曹伟能生皇子也，昭仪大怒，令上夺取而杀之，皆并杀其母。”]

成帝早年曾因无子而深度焦虑[《汉书·韦贤传》记载：“成帝时以无继嗣，河平元年复复太上皇寝庙园，世世奉祠。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于太上寝庙如故。”河平元年即公元前28年，成帝继位不过数年而已。]，解光的调查结论却称成帝在其执政中晚期亲自参与杀子。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成帝自知大权已经旁落王氏，自己若是留下未成年幼儿为后嗣，只会加速汉帝国变天——许美人元延二年产子时，距成帝去世已只有区区四年。而成帝似乎很早便意识到自己不会长寿，史载：

上即位数年，无继嗣，体常不平。定陶共王来朝，……天子留，不遣归国。上谓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讳，一朝有它，且不复相见。尔长留侍我矣！”[《汉书·元后传》。]

成帝十八岁即位。即位前已有丧子的记载[《汉书·外戚传下》记载：“久之，（许妃）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立许妃为皇后，复生一女，失之。”可知成帝在做太子时，与许太子妃育有一子，但夭折了。成帝做了皇帝后，与许皇后又育有一女，也夭折了。]，可知其并非没有生育能力。即位仅数年，便对定陶王刘康说出“人命不讳，一朝有它”这种话，觉得自己随时可能死去，实在是件很奇怪的事。不管内情如何，这段记载至少说明成帝对自己的身体状态缺乏信心。可惜的是，定陶王刘康被王氏外戚逼迫离开了京城，并于阳朔二年（前23年）死在成帝前面。成帝只能选择刘康之子刘欣为继承人。绥和元年（前8年），十七岁的刘欣应召入宫，被立为太子。

除了不愿留下幼主被权臣操控外，成帝自绝后嗣还有另一种可能。《汉书·元后传》中载有一段京兆尹王章与成帝推心置腹的谈话，时为定陶王刘康被王氏外戚逼出京城之后不久。王章对成帝说：陛下没有继嗣，亲近定陶王是“正义善事”，上天只会降下祥瑞，不可能像王氏外戚所言那般降下灾异。大将军王凤将日食归咎于定陶王，将之逐出京城，只是为了孤立天子以便于他自己专权。如今国家大事全操控在王凤手中，上天要降下灾异警告，也只会是针对王凤，不可能是针对定陶王。王章还说：

又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于礼不宜配御至尊，托以为宜子，内之后宫，苟以私其妻弟。闻张美人未尝任身就馆也。且羌胡尚杀首子以荡肠正世，况于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汉书·元后传》。]

这实在是一段意味深长的指控。张美人是王凤小妾之妹，本已出嫁，王凤以适合生育为由将之送入成帝后宫。王章说张美人“未尝任身就馆”（任身即妊娠，就馆指分娩），又提及羌胡有杀掉第一个孩子以确保后代血脉不会出问题的习俗（匈奴习俗确实如此），很容易让人想起吕不韦献已有身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的往事[《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成帝听完王章这些话，感慨“微京兆尹直言，吾不闻社稷计！”可见其高度认同王章的怀疑。或许，成帝亲自参与杀子这一行为背后，本就潜藏着对后宫婴儿血脉由来的深深怀疑。

还有一项证据可以支持上述推测。成帝死后，司隶校尉解光弹劾曲阳侯王根与成都侯王况（王商之子），王根的一条罪状是在成帝丧礼期间“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王况的一条罪状是“聘取故掖庭贵人以为妻”[《汉书·元后传》。]。王根是辅政大臣，常出入内廷；王况则是在内廷担任侍中。二人既然敢在成帝死后公然占有后宫女子，自然也敢在成帝活着时做出秽乱后宫之事。成帝确实有很充分的理由怀疑后宫婴儿的血脉有问题。

宫闱之事隐秘幽微，今人只能依据有限的资料做合理的推测，不能保证推测必定与事实契合。但不管怎样，至少在当时之人看来，成帝晚年亲手杀子确有可能是在为汉帝国的传承着想——哀帝拿到解光的调查报告后，因确认赵昭仪（合德）参与了成帝的杀子行动，遂惩罚赵氏外戚，将新成侯赵钦、成阳侯赵欣贬为庶人，全家流放至辽西郡。议郎耿育上书极力反对哀帝如此处置，理由正是：

孝成皇帝自知继嗣不以时立，念虽末有皇子，万岁之后未能持国，权柄之重，制于女主，女主骄盛则耆欲无极，少主幼弱则大臣不使，世无周公抱负之辅，恐危社稷，倾乱天下。知陛下有贤圣通明之德，仁孝子爱之恩，怀独见之明，内断于身，故废后宫就馆之渐，绝微嗣祸乱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庙。[《汉书·外戚传下》。]

在耿育看来，成帝晚年之所以杀子，是因为知道即便生了儿子也已来不及成年，将来必受制于外戚和权臣，继而危及刘氏天下，故而主动绝了自己的后代，以便让成年的哀帝顺利成为太子并继承帝位。耿育还说，如调查报告那般“反覆校省内，暴露私燕”，证据工作看似做得细致，实则是在污蔑先帝被赵氏姐妹媚惑，丝毫没有体察到先帝的良苦用心。

绥和二年（前7年）三月，成帝暴病而亡。这位不曾获得机会折腾百姓、毕生被王氏外戚压制的皇帝，共计在位二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