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和二年（前7年）三月，汉成帝去世。四月，十八岁的太子刘欣即位，后世称之为汉哀帝。

此时，王氏外戚在朝中的利益代言人，已是太皇太后王政君的侄子王莽。王莽上位，是王氏外戚未雨绸缪的结果。王氏辅政大臣中，王凤病死于阳朔三年（前22年），继之者王音。王音死于永始二年（前15年），继之者王商。王商死于元延元年（前12年），继之者王根。成帝于绥和元年（前8年）立刘欣为太子，刘欣“好文辞法律”，性格中兼有宣帝崇法与元帝喜儒的双重特征。王氏外戚察觉到成帝已将重振皇权的希望寄托在侄子身上，王根遂主动求退，并推荐自己年轻力壮的侄子王莽（时年37岁）作为接班人，以便应付即将到来的新局面。或许是基于利益交换，王根表态支持刘欣为太子，成帝也表态支持王莽继承王根的权柄。

哀帝即位后，果然开始着手解决王氏外戚坐大这个问题。司隶校尉解光奉旨开炮，弹劾王根辅政期间贪污腐败、欺上瞒下、目无君上，又弹劾侍中王况（王商之子）大不敬，竟敢娶掖庭贵人为妻。绥和二年秋，王根被逐离京城，王况被免为庶人。哀帝还下诏将那些因王根、王商举荐而为官者一律罢免。同年，大司马王莽因反对给哀帝的祖母和母亲上尊号（实际目的自然是阻止哀帝一系外戚壮大），也被罢职居家。

收权行动似乎很顺利，然而实际情况很复杂。哀帝要面对的，不只是垂垂老矣的王政君与王根，也不只是年富力强的王莽，而是一整套长期依附于王氏外戚的官僚体系。“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还在其次，最可怕的是“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自王凤至王莽，王氏五任辅政大臣完整把持成帝朝二十五年，王氏权臣虽个个骄奢淫逸，却也个个“通敏人事，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汉书·元后传》。]，不但长安朝堂与地方郡国的官员已与王氏结为利益共同体，许多知名儒家知识分子（如谷永）也早已成为王氏的座上宾[《汉书·楼护传》记载：“王氏方盛，宾客满门，五侯兄弟争名，其客各有所厚。”]。哀帝驱逐王氏外戚，实际上是在对抗一个以王氏外戚为领袖的庞大的官僚集团，也是在对抗一个以王氏外戚为核心的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

可以想见，哀帝不可能得到主流官意与主流绅意的支持。史载，王莽被罢免居家后，“公卿大夫多称之者”。哀帝不得不改变姿态，对王莽施以各种特殊赏赐，以安抚骚动的人心[《汉书·王莽传》记载：“上乃加恩宠，置使家，中黄门十日一赐餐。”“以黄邮聚户三百五十益封莽，位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车驾乘绿车从。”]。两年后，哀帝深感王莽无官无职住在京城仍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威胁，遂找借口将之逐回南阳新都。可接下来的剧情是，王莽在封地闭门自守三年，“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元寿元年（前2年），更有贤良周护、宋崇等利用灾异理论，将日食的发生归咎于朝廷弃用王莽，掀起一场要求迎王莽回归朝廷的政治请愿。迫于压力，哀帝只好“顺应民意”，召回了王莽。

哀帝本有大作为的雄心，一度欲通过重用丁氏外戚（哀帝母亲一系）、傅氏外戚（哀帝祖母一系）来对抗王氏外戚。可现实是，汉帝国的官僚集团已与王氏外戚紧密捆绑在一起，并不愿响应哀帝对王氏外戚的打击。哀帝也一度欲掌控灾异的解释权，可现实是王氏外戚笼络、蓄养了更多善于解释灾异的知识分子，宗室中最擅长解释灾异的刘向已于建平元年（前6年）去世，其子刘歆则正与王莽越走越近。实权旁落已久，人心早已疏离，哀帝接手的是一盘毫无翻转希望的残局。更可怕的是，自从进入长安城，哀帝的身体就越来越糟，一切都在无可挽救地往下坠落。

正是在这样一种全方位绝望的政治氛围中，病急乱投医的哀帝打开了禁忌之门。

时为建平二年（前5年）六月，哀帝生母丁太后去世。也许是过度悲痛损伤了哀帝的判断力，也许是种种努力付诸东流让哀帝丧失了信心，也可能是沉重的疾病侵蚀了哀帝最初的雄心——总之，当一个叫作夏贺良的神棍冒出来说他能够挽救汉帝国的命运时，哀帝鬼使神差地相信了。夏贺良告诉哀帝：“汉帝国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在所难免。刘氏欲继续做皇帝，须再接受一次天命。须改纪元换国号，才能逃过此劫。”夏神棍还就哀帝的现况做了一番解释：“成帝当年不肯接受现实，不愿重新受命，杀害了我的老师，后来他果然绝后。如今陛下年纪轻轻就疾病缠身，可知这是上天对陛下的警告。唯有更改纪年，重定国号，改朝换代，才能让陛下延年益寿，早育皇子。”

很快，汉帝国的百姓们便接到了哀帝下发的紧急诏书。内中说：

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汉书·哀帝纪》。]

诏书用词婉转，但大意是清晰的：汉帝国已存续二百余年，气数将尽，好在皇天庇佑，给了刘氏一次再受天命的机会。朕德行不足，岂敢不遵。故大赦天下，改元更号。建平二年改作太初元将元年。朕自此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

这是汉帝国皇帝第一次公开承认帝国即将被天意抛弃。

夏贺良的说辞不稀奇。自董仲舒将“天人感应”理论推销给刘彻后，以灾异为武器来批判现实政治就成了西汉知识分子的传统。现实政治越糟糕，这把武器的使用频率就越高。昭帝时，有董仲舒的学生眭弘解读大石自立与枯柳复生，说这是天意在提醒昭帝搜求贤人、禅让帝位。宣帝时，有名儒盖宽饶不满朝廷重用宦官实施苛政，警告宣帝“五帝三王拥有天下，如同四季运转，是会更换的。不合天命之人无法长期占据帝位”。成帝年间，又有儒臣谷永上奏，称“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警告成帝不可倒行逆施，否则必会被天意抛弃。也是在成帝年间，有名为甘忠可者，基于“天人感应”理论，创作了一部宗教性质的经书《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说“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公然在民间宣扬汉帝国的天命即将走到终点。甘忠可的信徒里有民间知识分子，也有朝中显贵。甘本人虽被捕入狱并死在了里面，那部《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却仍在民间隐密流传。蛊惑哀帝搞“再受命”活动的夏贺良，就是甘忠可的弟子。

哀帝会被夏贺良蛊惑，有偶然也有必然。成帝无子，哀帝即位后身体状况糟糕也无子，可算作偶然因素。汉人的世界观非常迷信，灾异这件用于批判现实政治的武器，因缺乏逻辑而在各方势力的操纵下失控，则可视作必然因素。其实，不只哀帝对汉帝国的天命丧失了信心，宗室刘向也是如此。刘向是灾异研究专家，晚年致力于编撰理论著作，欲将灾异的解释权掌控在皇权手中。可当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蜀郡发生岷山崩塌、河道堵塞、长江逆流的自然灾害时，这位致力于维护刘氏皇权的灾异专家，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周时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的历史典故。岐山是周王室发祥地，蜀郡乃汉帝国发祥地。这简单粗暴的对比让刘向生出巨大的悲观情绪，认定汉帝国“殆必亡矣”[《汉书·五行志》。]。

细思起来，夏贺良提供给哀帝的“再受命”之法，实属作弊。如果真有公正无私的天命，且天命已抛弃汉帝国，那么无论哀帝怎样变更年号、国号与漏刻，都不足以让上天回心转意。如果上天会因为哀帝这些形式上的折腾而转变心意，继续支持刘氏做皇帝统治天下，那它就丧失了公正无私的立场，就不再值得凡间的统治者敬畏，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灾异理论也就不能成立。灾异理论不成立，“再受命”自然也毫无必要。遗憾的是哀帝见不及此，而夏贺良也清楚哀帝不可能接受禅位给他姓，只愿将天命从左手（汉）换到右手（陈圣刘太平）。所以，建平二年的这场“再受命”风波的本质不过是量体裁衣，注定要变成闹剧。除了告诉汉帝国百姓他们的皇帝已对“天命在我”丧失信心，让局势加速恶化，不会有其他效果。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哀帝看来，“陈圣刘太平”这个新称号可以起到“厌胜”的作用[《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记载：“（哀帝）改号为太初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以厌胜之。”但未介绍具体的厌胜逻辑。]，让汉家天下重新获得天命的认同。可实际效果却是引发了新的流言：“陈国人是舜的后代。王氏是陈国后裔，刘氏是尧帝后裔，尧理当禅位给舜。新称号意味着王氏将取代刘氏，王莽才是天命眷顾之人。”合理推测，这谣言背后可能有王氏党羽在活动。

到了这年八月，民间对于汉帝国的未来已是议论纷纷。夏贺良信誓旦旦的“嘉应”没有出现，哀帝的疾病反日渐沉重，灾异也仍是此起彼伏——如果哀帝对官吏集团具备武帝或宣帝那般的控制力，也可以消灭灾异，让奏疏和舆论场中只剩祥瑞。可惜哀帝面对的状况，是郡国守相刺史皆出王氏之门。夏贺良为推卸责任，说问题出在朝廷未更换大臣，并向哀帝推荐了丞相和御史大夫的新人选。

哀帝只是对天命失去了信心，但并不白痴。所以夏贺良被处决了，“陈圣刘太平皇帝”这个称号仅存在了不足两个月，又改回了“大汉皇帝”。哀帝似乎还疑心自己病情的加重与篡改社稷这一“不孝”之举有关，遂下旨将全国各地已废弃的七百余座刘氏神祠重建了起来。这七百余座神祠，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共举行祭祀活动37000余次[《汉书·郊祀志下》记载：“哀帝即位，寝疾，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平均下来，每座神祠每七天左右就要搞一场活动。祭祀活动如此频繁，显见哀帝此举不只是为了祈福，还存有向地方郡国的官民重新宣传刘氏历代帝王功德的用意，以抵消“天命”的急速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