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帝致力于挽救天命的时候，王氏外戚也动作频频。

建平四年（前3年），汉帝国发生了一次相当古怪的事件。自这年正月开始，许多百姓无故惊走，互相串联，说是要去京城集体祭拜西王母。《汉书》多处记载当日情形：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稿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汉书·五行志下》。]

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惊动，欢哗奔走，传行诏筹祠西王母，又曰从目人当来。[《汉书·天文志》。]

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汉书·哀帝纪》。]

百姓们手持禾苗或麻杆，互相传递，自称是在“行诏筹”——按颜师古的解释，是“执国家筹策行于天下”之意。还有人散布谣言说有纵目之人（眼睛竖着长）将要出现。这些人不断汇集到前往长安的官道上，上千之众或披头散发徒步行走，或夜里破关而出，或翻墙而入，或乘坐车骑疾驰……队伍一路西行，共计经历二十六个郡国后，抵达京师长安。同年夏天，这些来自地方郡国的百姓聚集在里巷阡陌之中，开始载歌载舞祭拜西王母，并散布某种号称具备了神秘力量的符书，说是西王母传下消息，唯有佩戴该符书者才能不死。若是不信，可以看看自家门枢下是不是多了一撮白发。还有人夜里手持火把，登屋击鼓号呼，让整个长安城笼罩在一种诡异的惊恐氛围之中。这次古怪事件，自正月发端，一直闹到同年秋天才渐渐消停。

这是西汉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西王母崇拜”为主旨的群体运动。笔者倾向于认为这场运动是人为制造。理由有三。首先，这场运动目标清晰，参与者在地方郡县造成足够影响后便直赴长安，不符合自发运动无序扩散的特征。其次，运动持续八个月，既没有官府出面镇压，也没有失控，不符合自发运动被官府敌视且容易酿成动乱的特征。再者，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这场运动将哀帝推到了非常被动的境地，却对王氏外戚极为有利。

哀帝被动，是因为此事被亲王氏外戚的朝臣们普遍视为灾异。如与王音、王商关系密切的杜邺，便当着哀帝的面将此事解读为天意不满“外家丁、傅并侍帷幄，布于列位”，将政治斗争的矛头直指傅氏外戚（哀帝祖母一系）与丁氏外戚（哀帝母亲一系）。对王氏外戚有利，是因为此事按灾异解读，可以继续打击哀帝的统治；而按祥瑞解读，则“西王母”三字恰可对应仍然健在的太皇太后王政君——西是方位（信徒来自关东），王是姓氏，母是身份。事实上，王莽后来也是这么干的，多次公开宣扬此番“西王母崇拜”事件是天意将王政君视为西王母，是“神灵之征，以佑我帝室（指王氏新莽政权）”[《汉书·翟方进传》。]，“当为历代为母，昭然著明”[《汉书·元后传》。]。简言之，对哀帝来说，将事件视为灾异对自己不利，会让傅氏外戚与丁氏外戚成为政敌的攻击对象；视为祥瑞对自己也不利，会抬升太皇太后王政君的地位，造就一种民众思念王氏的舆论。对正闲居南阳的王莽来说，情况则正好相反。

据此，笔者认为这场“西王母崇拜”事件大概率是以王莽为首的王氏外戚刻意制造的。对“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的王氏来说，策划一起有上千人参加的迷信运动并不困难。“西王母崇拜”事件结束后数月，元寿元年（前2年）正月，汉帝国发生日食，亲王氏外戚的儒者将日食归咎于朝廷不该将王莽这样的贤人逐出朝廷。哀帝迫于压力，只得允许王莽“还京师侍太后”[《汉书·元后传》。]。仅让王莽回京侍奉太后而不给他安排具体职务，显见哀帝对王氏外戚的警惕从未稍减。

即便没有恢复权力，王莽的归来仍是一种信号，意味着皇权敌不过天意，也意味着王氏仍然坚挺。这对那些期待改朝换代的王氏党羽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这鼓舞会体现在舆论中，也会反馈给哀帝。或许是受了这类舆论越来越多的刺激，哀帝于同年任命了与自己长期同床共枕的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汉书·佞幸传》记载：“（董贤）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以便将京城的最高权力控制在最亲信之人手中——董贤当时年仅二十二岁，与其说这显示了哀帝对董贤的溺爱，不如说显示了哀帝在朝堂之上已无可用之人。稍后，在一次有王氏外戚成员参加的宴会上，哀帝又当众说出了欲禅位给董贤的惊人之语：

上置酒麒麟殿，（董）贤父子亲属宴饮，王闳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侧。上有酒所，从容视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上默然不说，左右皆恐。[《汉书·佞幸传》。]

后世常将哀帝问董贤“吾欲法尧禅舜，何如？”这句话，解读为荒淫无道，也就是俗谓的“要美男不要天下”。然而，若考虑到哀帝自即位伊始便始终在致力于挽救汉帝国的天命，绝不愿汉帝国落入外姓之手，上述解读恐怕很难成立。鉴于当时在座者，除董贤父子及其亲属外，还有王去疾（侍中骑都尉）、王闳（中常侍）两名王氏外戚成员，将哀帝此言视为对王氏外戚的试探，欲借此观察王氏成员的反应，或许更为合适。

此次宴会后约一年，年仅二十六岁的哀帝突然去世。时为元寿二年（前1年）六月，王氏外戚的权力基石太皇太后王政君已是整七十岁高龄。无人知晓哀帝的暴卒背后有无阴谋。可以知晓的是，王政君真的已经很老了，这对王氏外戚来说绝非好事——毕竟没人能想到她还能再活十四年。站在王氏外戚的立场看，哀帝的死亡恰是时候。

哀帝临死前只来得及将国玺交给董贤掌管，嘱咐他“无妄以与人”。然而王氏外戚似乎早有准备。王闳第一时间“带剑至宣德后闼”，在未央宫宣德殿的后门截住骤逢剧变惊慌失措的董贤，自其手中夺走了国玺[见《后汉书·王闳传》。]。太皇太后王政君则第一时间将王莽召入皇宫主持一应事务，理由是董贤没有给皇帝办丧事的经验，而王莽给成帝送过葬——这当然只是借口，皇帝丧事如何操办自有固定规章，董贤有无经验并不重要。王莽甫一入宫，便剥夺了董贤出入宫殿调动军队的权力，又以太后诏书的名义罢免其大司马之职，逼其自杀。王莽还亲自剖棺验尸，以确认董贤真的死透了。

帝位的继承者是哀帝的从弟刘衎，年仅九岁，后世称之为汉平帝。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大司马王莽秉政。时隔七年之后，汉帝国再次回到王氏外戚手中，具体而言是回到了王氏外戚二代领袖王莽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