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乡间别墅位于朝阳的南坡，当太阳照射下来，温暖如夏。毫不夸张，假如不是在克尔科诺什山[位于捷克北部的山脉。]里，那里甚至可以种植葡萄。因此早春的雪往往很早就融化了。我从工具棚里推出那辆绑着旧床垫的老式独轮车，撂在阳光下晒一会儿，床垫里的潮气便袅袅蒸发走了。然后在这张移动沙发上躺下来，弧形的靠背使我的脊梁甚是熨帖，温暖沁入骨缝。此时，我的脑海里浮起温馨的回忆：孩子们围绕在我的身边嬉闹，妻子从窗口探出头来呵斥，爸爸需要睡觉呢，你们非得这时候大叫大嚷吗？多么醉人的岁月啊！如今，孩子们早已各奔东西，妻子也在几年前撒手西归。我睡得沉如木桩，其间好几次感觉额头被阳光炙烤得生疼。

前年六月，我们乐队拿到一长串巡演订单，在斯洛伐克三场，波兰两场。好生意自然离不得酒。我在半死状态中开车回到别墅小屋，醉醺醺的，两眼通红，耷拉的眼皮如同将要坍塌的桥。把发烫的汽车停到树荫里，我推开门窗，让中午的阳光洒进屋里，把身子重重地摔在独轮车上。

约莫下午四点钟的光景，我睁开眼，望见了奇怪的景象：对面坡路上走来一个女人，戴着头巾，一手拎一个袋子。在她身后跟着另一个女人，同样围着头巾，手提袋子。这倒没什么，奇怪的是，当第一个女人停下脚步，把袋子放到地上，解下围巾时，第二个女人也做出同样的动作。两个女人的动作在同一时间进行，合拍得天衣无缝。我叹口气，又合上了眼。不久耳朵里传来拖拉机的轰鸣，我睁开眼，看到驮了一车干草的拖拉机，后面紧随相同的一辆，两个拖拉机手脑袋上都扣一顶草帽。此刻他们好似接到了指令，同时摘下草帽，向我挥舞了几下。

见鬼，这是演的哪一出？我不觉纳闷，爬起来，去小屋里取望远镜，这实在太不寻常。可是，在我朝屋子走去的时候，发现眼前出现了两座房屋，左右各一。这让我摸不着头脑。我转身走向我的汽车，居然也是两辆。于是我蹒跚走到井边，从其中的一口井里撩起冰凉的水，泼到脸上。在睁开双眼之前，我祈祷，希望井水让一切复原，两个重新变回一个。

但现实并未如愿。

我看见邻居伽利沃德，一模一样的两个人，跟双胞胎那样身穿同款衣裤，正透过篱笆向我挤眼，一齐问候：“这一阵怎么样，约瑟夫？”

“很糟糕，”我回答，“我需要上医院，不过我一个人是去不成了。”

“您的视觉有问题，沙伊巴先生。”眼科大夫克劳索娃检查完毕后下结论。

“什么意思？”我问。

“您的每只眼睛各自为政，无法合成一个图像。”

“我希望让它们再次合作。”我说。

“这我相信。”两个克劳索娃大夫均表示认同。然而希望渺茫。

两天之后，我不得不坐上大巴前往布拉格。美国冰上舞蹈团将在体育馆演出，这是一件盛事，需要三个乐队为之伴奏，在我眼里那就是六个。

我在拉迪•贝斯胡普卡的乐队里弹低音吉他。排练时来了一个家伙，他打开手提箱，从里面拿出一沓乐谱，逐一放到我的乐谱架上。我以为他会把乐谱借给我，拿回家练习到晚上，没料想他发话说，排练完毕乐谱就收回去，晚上重新再发，省得乱了套，不可收拾。

乐队指挥是个匈牙利人，对我很不满意。在我演奏出岔子时，他总是操一口匈牙利腔的英语冲我叫嚷。没等那位女翻译把他的话翻译过来，我已经闭上一只眼记住了那一段。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指挥先生说了，”女翻译宣布，“每一个乐手应该有两只眼睛。一只看乐谱，另一只看指挥。”

以前我可不就这样，白痴！我在心里嘀咕。只是现在我的每只眼睛里装了两个没好气的指挥，乐谱也比我需要的多出一倍。

当我在另一个地方又卡壳时，那两个匈牙利人挥舞着指挥棒，简直抓狂。女翻译这样解释：“我就不给您翻译了，指挥先生说的有些词在捷克语里也不存在，只是指挥先生最终表示，晚上的花样滑冰演出让他很是担心，因为到时候每个乐手必须长三只眼睛。”

“三只眼睛？”我骇然。

“是的。第一只眼睛看乐谱，第二只看指挥，第三只看冰场。”

在斥骂和翻译声中我把所有关键之处默记在了心里，所以乐谱被收回去时，我胜券在握，晚上的演出完全不成问题。

排练结束之后，俩匈牙利人神情严峻地和贝斯胡普卡低声嘀咕了一番，随后在更衣间里，乐队老板关切地问我在排练时是否有些走神。

“放心吧，晚上绝不会有问题。”我信誓旦旦。

情况的确如我所想。所有的独奏我都表演得无可挑剔，连我自己都惊愕不已。在演奏的间隙，我也没少往冰面上打量。我发现，当姑娘们穿上冰鞋，双腿显得更加修长，这对冰上舞蹈演员而言无疑是锦上添花。我在偌大的大厅里饱览众多长腿美女，这种艳福以前从来不曾有过呢。我甚至觉得，那些美丽的国际女郎都开心地冲我龇着牙，而非她们职业性的痉挛。

事实证明，我得意过早，老天决然要惩罚我的自负。我的低音吉他，在最后一幕之前要独奏缓慢的G、F、D大调。随着我在吉他上拨弄出梆、梆、梆三声，所有的花样滑冰选手将一齐滑向冰场，展示最后的旋转。这将是一场多么令人目眩的盛宴啊！

然而我全然忘记了梆、梆、梆的弹奏，乐队里机智一点的乐手们决定此时照常，从而继续往下演奏，而其他乐手则愣神等着我的指令，于是在困惑中几个女选手冲向了冰场，而其他女演员仍在等我的梆、梆、梆，经不住身后拥来的人的推搡，前面几个选手跌倒在地，以致第二拨人越过了前一拨，反正美国冰上舞蹈在混乱不堪中狼狈收场。

两个匈牙利人试图凭借双手控制住那六个乱套了的乐队，他大概还冲我怒吼了在捷克语中找不到的词语。我无须再期待什么，黯然地拔下了电吉他的电源，钻出人群躲进了洗手间，在厕所里怯懦地锁上了门。

在厕所间里我一字不落地听到了乐手们与排泄同步进行的有关我的对话。男厕所慢慢安静下来，在静默中传来缓慢的脚步声，我知道他是谁。脚步停下来，乐队领队贝斯胡普卡说：“约瑟夫，明天你不必来了。”

这次爆炸性事件之后，我漫无目的地漂流了一阵子，直到停泊在斯拉维亚咖啡馆，我成为咖啡馆里的一名钢琴手。可以说，在这个地方我的复视毛病倒是无甚妨碍，因此我便不再跟你们絮叨自己看到的东西如何比常人更多，活动的空间如何比以前更为广阔了。在咖啡馆，大多数时候我双眼紧闭，我不需要看乐谱，弹奏的曲目都在我心里装着呢。在这个行业，脑子里装下四五十首曲子就足以应对场面啦，一部分客人不会介意，另一部分客人会满意。如果在某一天出现某一个外国人，美酒和音乐的合力让他感觉心旷神怡，那么他便会站起身来，往我的钢琴盖上拍一张与他那一刻幸福感对等的钞票，那便是我的盛大节日。正常情况下，赚到跟我的付出成正比的收入，我就心满意足了。毕竟，能在这个地方弹琴，我既欢喜又满意。

斯拉维亚咖啡馆以其霸占街角的独特位置闻名遐迩，它的屋角似一艘轮船的船首伸向伏尔塔瓦河面，夜幕下的大玻璃窗灯火璀璨。客人们可以从这艘船上欣赏民族大剧院，或者眺望远处的布拉格城堡，而曾经流连于此的文人墨客们留下的那些诗句，好像粘在了天花板上，至今缭绕不散。令我百看不厌的，还有那幅名为“苦艾酒徒”的绿色油画。领班斯捷潘内克跟我透露，它仅是赝品而已，那幅出自维克多•奥利瓦[维克多•奥利瓦（1861—1928），捷克画家，新艺术风格代表人物。]之手，被奈兹瓦尔[维捷斯拉夫•奈兹瓦尔（1900—1958），捷克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塞弗尔特[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1901—1986），捷克诗人，198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帮微醺的诗人亲眼见证的原作，据说早已进入弗拉基米尔•泽莱兹尼的收藏系列。可是我一点也不介意。那个绿色的赤身裸体的女孩坐在酒徒的餐桌上，唯有酒徒才有幸一睹她的芳容。同样，那个女孩也常常坐到我的酒桌上，所以我熟识她，完全有别于画面一侧那个可怜的老侍应生，恭候在一旁，盼着他的主顾尽早结账离去，他好下班回家，用薄荷油涂抹一下酸痛的平足脚底。

事有凑巧，在斯拉维亚船头，服务员们称为轮盘的区域，那天走进来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妪，她身旁有一位中年女性陪伴。两人在133号桌坐下来，享用完一盘昂贵的佐酒小餐之后，点了法国香槟，便用心倾听我的弹奏。人是能够感觉出来的，哪一桌在侧耳聆听，哪一桌仅是把琴声作为聊天背景。当我开始演奏电影《日瓦戈医生》里莫里斯•雅尔那支著名的背景音乐时，我马上意识到，她们的芳心被我攫住了。两位女士交换了一下眼色，从那一刻起我只属于她们俩。自然，相比那紧紧围绕我的温暖的眼神，我期待更多的犒赏，所以我动用了一点心思，给日瓦戈添加了适当的力度和情愫。两位女士鼓起掌来，也惊醒了身边其他客人的掌声。

我微微欠身致意，这是每一个咖啡厅钢琴手必须做的，同时在记忆中搜索，哪一首曲子能调动她们的情绪。我决定演奏一段法国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的旋律，那位中年女伴一定不会陌生。音乐是不会欺骗人的，因为法兰西斯•雷那个家伙，往曲调里糅合了轻微的带毒性的和弦，使人听起来产生一丝淡淡的莫名忧伤。我柔缓地轻抚琴键，让两位女士有足够的时间去品鉴和回味。我的选择无疑拨动了她们的心弦，白发老妇惊诧地摇了摇脑袋。天哪，我怎么能揣度出眼下她恰好需要如此的旋律呢！两个女人不无感动地碰了一下手里的香槟酒杯。尽管可以放眼远眺溢彩流光的布拉格城堡，然而两人却都不错眼珠地盯着我，仿佛此时她们不是坐在咖啡馆里，而是身处庄重的鲁道夫宫音乐厅。

两个女人再次率先鼓起掌来，然后一番交头接耳，窃窃商量起什么。我选择了休息，去酒吧抽一支烟。这时候，我看见较年轻的那位女士站起身，款款朝我走来。远处望去她三十五岁的模样，一路走近老了将近十岁，即便如此，她身上依然透出一种无法言表的风韵。女士手执一张白色名片，问我是否讲英语，或者德语。我回答说，我英语讲一点点，德语也讲一点点。她被逗乐了，微微一笑。

镶金边的名片上，一行字映入眼帘：

女伯爵赖莎•斯托尔兹-林德斯特罗姆

自然还有伯爵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您是伯爵？”我用德语问。

她回答说，斯托尔兹-林德斯特罗姆伯爵是窗边那位老夫人，就是女伯爵想给我提供一份在瑞典的工作。随即，女士一一告诉了我在那边的待遇。老夫人在桌旁向我投来微微笑意。

由于伯爵女伴告知的这一番话，让我产生了难以置信的恍惚感，于是我回答说：“请稍等片刻。”我叫来了领班斯捷潘内克，他在汉堡工作过许多年，德语和英语都很流利。斯捷潘内克仔细听完我的叙述，问对方是否会跟我签订书面协议。

“当然。”伯爵女伴点头允诺。斯捷潘内克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胛，说：“约瑟夫，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拿下吧。”

埃克斯特罗姆庄园矗立在瑞典北部，俯瞰下面的安登弗洛肯村庄。当女伯爵的司机古斯塔夫松告知我下车，并把我的两个旅行箱放到雪地上时，当时的温度为零下30度。户外的严寒犹如刀割一般，乍从温煦的黑色萨博轿车里走下来，鼻孔瞬间被冻结了似的。

“斯文！”司机口中的一团白雾飘向农舍，一个身穿棉袄的男人在那里劈木柴，他将木柴劈成一块块长条状。斯文停下手里的活儿，想把斧子剁入树墩里，可是那把用瑞典钢材铸就的斧子，却反弹到了一边。斯文尝试了第二次也没有成功，只得作罢，把斧子平放在树墩上。天寒地冻，一点不假。

斯文朝我伸出手来，自报了姓名，然后一把提起地上的两只箱子，领我走进庄园。

女伯爵的府邸，外面是赭石墙面，屋里的装修一律纯木材质，地板、楼梯、墙壁、天花板，所有一切。这给刚从凛冽严寒走入室内的人一种温暖的感觉，然而整个庄园也因此响声起伏，绵延不绝。斯文走在前面，他脚下的木条地板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我的脚步更增添了地板的呻吟，声音在整个走廊回响。

斯文领我进了房间，屋子里的地板也没有噤声的意思，只有床是铁架子的，还好，总算它不会出声。房间小而简朴，是给侍从们住的那种类型。一把椅子，一张小桌，一个衣柜。当然，因为我眼睛的缘故，单人间俨然就是双人间。斯文带我看了下盥洗室，有洗手盆、淋浴角和坐便马桶。他说如果我有什么需求，可以找奥洛夫，就住在我隔壁，负责我的起居。

待斯文离去，他的脚步声消失后，我发现窗外风光绮丽，远处的村庄尽收眼底，一栋栋红褐色的房屋罩在皑皑白雪之下，而更远处的大山后边，已经是另一个国度——挪威了。

房间里不冷，也说不上暖和。慢慢地我也适应了。瑞典人不习惯把暖气烧得过热，在家里也需穿毛衣或套头衫，这样的温度让人容易入睡。我刚把大衣挂进衣柜，走廊上便响起吱嘎的脚步声，奥洛夫前来跟我打招呼。

他一身电影里常见的管家打扮：黑裤子紧裹住臀部，上身是白底黑条纹马甲。脑袋前半部分的头发稀疏，后部稠密，梳成一条马尾。没等他开口，我就看出来，他是个同性恋。在这种严酷天气里这不失为一个好消息，不过令我十二分沮丧的是，自己在这般年纪依然为大多数同性恋者所青睐。我自忖，这是否缘于我年轻时曾是个不赖的竞走运动员。那一次，我的未婚妻在罗西茨基体育馆目睹了我在赛道上挺胸收腹的竞走模样，便警告我说，要么我立刻放弃这项运动，要么我们分道扬镳……

奥洛夫用英语祝我在此地生活愉快，然后告诉我庄园里用早餐、午餐和晚餐的时间。他主动提出帮我整理行李箱和内衣，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双手抖动我的内裤，手掌心在衣柜里摸索的样子，令我反胃。

我请教该如何称呼他，因为他没有介绍自己的姓氏。奥洛夫笑起来，说我们互相称呼名字就可以了，这在瑞典司空见惯。他吹嘘自己曾经跟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同机前往法兰克福，当时首相还没有被刺杀，途中两人就以“你”相称，互称对方奥洛夫。

“你将在此地待多久，约瑟夫？”他问。

“协议签了三个月。”

“好极了。”他脸上洋溢着微笑，随后迈着优雅的竞走步伐款款离去。

我的那份协议让人匪夷所思。条文规定，作为斯托尔兹-林德斯特罗姆伯爵雇用的乐师，只要女伯爵有聆听钢琴演奏的需求，我就必须随叫随到，演奏不会超过六十分钟，为此雇佣方给我提供食宿和酬劳。因协议明确规定，我的月收入不得泄露给第三方，在此我不便透露。不妨这么跟您比喻，我在此一天的薪酬，相当于斯拉维亚咖啡馆给予的十倍。我也曾设想，自己在这里几乎零消费，那么，等我返回捷克时，行囊里该不会塞满了钞票吧。

在餐厅用晚餐时，我有了许多新奇的发现。餐室的实木墙壁上探着黑熊、狐狸和驯鹿好奇的脑袋。伯爵夫人的女伴叫英格丽，她的身份不是秘书，而是护理。秘书是霍姆奎斯特先生，他灰白头发，瘦长条，手指修长得离谱，假如他会弹钢琴的话，我就该卷铺盖走人了。霍姆奎斯特的妻子，假如我没理解错，主管庄园的人事。我跟他们夫妇同坐在主桌上，旁边餐桌有那个砍柴的勤杂工斯文•约翰松，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还有司机古斯塔夫松和会计尼尔松。等上菜的时候，奥洛夫也加入了他们桌。我注意到，厨房里有三个厨娘在忙碌。

餐盘撤走之后，奥洛夫要了咖啡。英格丽站起身来，用瑞典语把我介绍给在座的每一位。她说的那番话我能听出大概意思，她聊到了布拉格，说伯爵夫人在那里遇见我，随即决定，埃克斯特罗姆庄园不能没有来自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的故乡的艺术家。我期待英格丽在引荐之后邀请我演奏一段，在餐桌下方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活动起了右手的指关节，每个指节都跃跃欲试。然而英格丽给所有人道了晚安，大家遂起身，分头离去。庄园的木地板弹奏起木质音乐，宛如三十把走音小提琴的琴音。

英格丽挽起我的手臂，用德语告诉我说——哦，她口中的德语是多么悦耳动听——她将带我去参观钢琴。

推开宽敞的书房门，拧亮灯。水晶吊灯映照下，一架美丽的黑色三角钢琴熠熠生辉，那是施坦威和他两个儿子的杰作。我不觉心头一热，因为这个曼哈顿的钢琴制作世家，可谓无可匹敌。我揭开琴盖，把遮盖在琴键上的墨绿色布幔递给英格丽，从低音至高音试了一遍。低音如同教堂铜钟般雄浑，高音则清脆剔透似玻璃水晶。“无懈可击！”我发出由衷的赞叹。

“昨天刚调过音。”英格丽解释。

“了不起的家族。”我改说英语，为了表达轻松一些。

“家族？”她不解。

我敲了敲那块“施坦威&儿子”标牌。

“是呀！”她笑起来，同时在我肩膀上轻轻触摸了一下，“你真诙谐！”说得我好像很擅长搞笑似的。

我心里想，姑娘，这也是我唯一能吸引你的地方了。这把年纪，头顶光秃如甜饼圈，眼睛底下两个眼袋，唯独剩下两样还能取悦你：钢琴和玩笑。为了施展这仅剩的两下子，我即兴演奏了一段诙谐曲。

“德沃夏克！”英格丽神采飞扬，“棒极了！”

熄灭灯，互道晚安。我走到自己的小屋门前，聆听她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直至消失。

在瑞典，不出所料，早餐是自助式的。最后一刻我出现在餐厅里。外面天色尚黑就起床，这在我不太寻常。只有霍姆奎斯特夫人还坐在那里，面前放一个小盒和一个信封。她礼节性地问我睡得可好，便把装有预付定金的信封递了过来，还有那个盒子，里面是一部簇新的索尼爱立信手机及其附件配置。霍姆奎斯特夫人告诉我，这是公务手机，话费全包，我可以往任何地方拨电话，但我必须把手机时刻带在身边，以便随时能被找到。既然不用自己付话费，我的第一个念头便是给在加拿大的儿子拨电话，因此不由得满心欢喜。

但奥洛夫败了我的兴致，吃罢早饭回去，我发现他替我叠好了床被。本来打算回房间再睡个回笼觉的，但床罩都铺上了，枕头上放了一颗金纸包裹的牛轧糖。吃完糖，我敲响了隔壁邻居的门。

“奥洛夫，”我说，“早饭后请不要替我铺床。”

“约瑟夫，”他回答，“早饭后我必须把床整理好。”

“我回房间还想睡觉呢。”我说。

“你生病了吗，约瑟夫？”他关切地问。

“没有。”

“那这种情况下我必须把床整理好。”他朗声笑起来，然后揉揉额头上那一撮刚抹了发蜡的稀发，又说，“我新买了一张碟，卡洛斯，多明戈，帕瓦罗蒂。你喜欢他们吗？晚上我们可以一起欣赏。”

“谢谢，奥洛夫，到时再说吧。”说完，我退回自己的房间。

我一边组装新手机，一边思索奥洛夫的邀请。说实在的，同性恋们过得不容易。当他们无法确定我是否为他们的同志，他们能如何表现呢？他们只能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试探，就如同我们这些异性恋男人，也必须在女人那里试探自己是否有戏。只是同性恋者成功的机会要渺茫得多，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们归结为恶人，更不必大惊小怪，与他们谨慎相处就可以啦，即使他们对六十岁的老男人，就像我这样的，还表现出盎然兴致。

我跟布拉格的领班斯捷潘内克通了话。他在有轨电车上，我听见电车的铃声正愤怒地警告某一辆停在轨道上的私家车，我心底的东西被微微搅动了。

“斯捷潘内克，我在瑞典了。”我说。

“嗯，怎么样？”

“目前还好。我走之后谁接班了？”

“一个叫卡万内克的。”斯捷潘内克告诉我。

“弹得好吗？”

“还用问？哪能跟你比！没有味道。签了一个月，到时候看吧。”

“代我问候斯拉维亚的每一个人！”通话过程中，我听到了有轨电车的报站声：民族剧院到了，下一站乌耶斯特。同时传来斯捷潘内克的答复：“我会转达的，约瑟夫！自己多保重！我要下车了！再见！”

我按下手机上红色的按钮，思绪重新回到瑞典。我穿上大衣，戴上绒线帽，踏入室外的严寒之中。在上次坐车径直而入的庄园大门口，我发现一个嵌在石块路面中央的金属条标牌，上面标注有几种语言，原来是66°纬线标记，它直接穿过庄园大门。我用皮靴扒拉开积雪，找到了那条闪闪发亮的冰冷的金属纬线，两脚还在上面滑了几下。

我还发现了一个马厩，里面养着两匹马。

马用嘴巴将斯文捧到架子上的干草拨开，然后安静地咀嚼起来。斯文在丈量门楣的尺寸，准备更换新的。随后，他拿起富世华牌锯子，动手锯起备料来。我走过去帮他扶住。

霍姆奎斯特夫人在车里看见我们，她停下车，踏着深深的积雪朝我们跑来，一边挥舞食指一边喊道：“不行，不行，不行！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然后语气非常严厉地用瑞典语呵斥斯文，从她的手势我悟出来：钢琴师不能干这种活儿，丢了手指头可怎么办？

我对斯文表达了歉意，转身往村子里走去。我沿着斯文早上碾出的雪道往外走，心头突然咯噔一下。我意识到，安登弗洛肯村庄对我来说路途偏远。问题在于，正如霍姆奎斯特夫人递给我公务手机时所强调的那样，我必须随叫随到。万一伯爵夫人想听我演奏，我必须在接到指令的十五分钟内坐到钢琴旁。于是，我转身往回走，为了让身子热起来，在午饭前沿埃克斯特罗姆庄园绕了三圈，但没有用竞走步。我必须小心翼翼，担心万一被奥洛夫瞥见，会刺激到他，而被英格丽瞧见的话，会使她心生反感，总之对我有百害而无一利。

午饭后，我在庄园里漫无目的地散步，欣赏油画。书房里挂着林德斯特罗姆伯爵的肖像画，旁边是赖莎女伯爵。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那幅已经有些年头的油画上的她，依然灵动逼真。年轻饱满的嘴唇，似笑非笑。我想说的是，画像透射出了她的欲望：她知道自己的美貌，她渴望爱情，渴望被人仰慕。画家仅让她的右嘴角露出一丝放荡和霸气，微妙地衬托着她柔和的眼神。

我还发现了一幅很有年头的世界地图壁画。在地图上我发现一个巧合，我的儿子托马斯，他在加拿大也生活在66°纬线上。托马斯在大熊湖南岸经营一家渔具和体育用品专卖店。

我马上拨了他的电话。

“出什么事了？”儿子的声音里有一丝恐慌，因为平常我们只在新年或者生日时才互通电话，托马斯跟我在同一天出生。

我跟儿子说，我发现我们俩处在同一纬度上，而且今天我用双脚踩踏了这条纬线。假如我一时兴起，沿着这条纬线一路滑过去，我一定能到达他那里，在他的店铺里买一杆带刹车卷线器的鱼竿。

儿子问我在哪里打电话，我说在埃克斯特罗姆庄园，我在这里无所事事，却赚大把的钞票。托马斯说，店里来客人了，等我清醒的时候再给他打电话吧。儿子觉得我在忽悠他，因为在新年或者生日的时候，我时常醉得胡说八道。

晚餐后，奥洛夫重申了一起欣赏三位男高音的邀请，我答应了他。

葡萄酒煮桂皮的芳香弥散在奥洛夫的房间里。几杯红酒下肚，热热的液体让五脏六腑感到舒坦。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好几天没有沾酒了，我必须恢复与酒精的交情。那张碟是为圣诞节灌制的，三位大师的演唱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当播放到第四首歌曲，普拉西多•多明戈倾注了全部情感的演绎时，奥洛夫把一只手放到了我的膝盖上，问：“你喜欢吗？”我说：“喜欢。”顺势把他的手送回他自己的膝盖。

第二次尝试出现在帕瓦罗蒂演唱之时。奥洛夫用湿润的眼睛注视着我，同时把手掌贴到我的大腿上，说：“我们在一起不好吗？”

我再一次把他的手送回去，说：“我们在一起很好，奥洛夫，可是我们还是把手放在自己腿上，好吗？”

奥洛夫眼神黯淡下来，感觉被冒犯的他，好一会儿沉默不语，揉搓着身上的睡袍腰带，然后发话说：“你会得不偿失，约瑟夫，你会后悔的。”

三位男高音唱毕，我回房间睡觉。

给女伯爵的首次演奏，发生在第三天夜里。手机响起时，我已经换上睡衣了。

“伯爵夫人有请，约瑟夫。”英格丽的声音传来。

书房里只亮一盏小小的侧灯，两位女士已经端坐在双人茶几一侧，桌上立着一瓶红葡萄酒。我揭开琴盖，垂下头颅。

“请演奏您在布拉格弹的那首曲子。”女伯爵面带微笑嘱咐。那种微笑是年华已逝的老女人才有的微笑，仅嘴唇轻微嚅动，眼睛里没有表情。

埃克斯特罗姆庄园掩映在夜色中的白雪之下。完美的钢琴把天籁般的音乐填满了整个庄园，犹如把滚烫的茶水注入冰凉的茶壶。我闻到了混合某种香料的烟丝味，用鼻子嗅了片刻，确定两位女士在抽丁香烟草。弹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时候，我忍不住想，眼前的两位女性听众在一起的时间大概有多久了？是否曾经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版本，比如说始于十年前？这种事情值得玩味，而我，像大多数男人一样，因为自己置身这种关系之外，所以对这种事很愿意探究。既然不存在纠葛，那我们就变得异常好奇。这样的想法在我的秃顶脑袋里萦回，挥之不去。大约半小时之后，四只手掌微弱的拍击声响起，我明白，音乐告一段落，可以上床就寝了。

在冬季，瑞典的太阳垂得很低，白天虽然短暂，但我依然感到煎熬，度日如年。因为不能走出庄园去更远的地方，这让我成为一条拴在链子上的狗。我的足迹已经遍布公园的每一处角落。出于无聊，我给公园里的一些树木起了名字，不是植物名，而是胖子博胡什、波斯尼亚之松、查理挺起腰来、扬•科勒橡树、亨利•普拉赫达，等等。另外一个消磨时间的办法是，我反复核计每小时不劳而获的报酬，或者每分钟有多少克朗尽收囊中。具体数目恕我不列出来，因为受协议制约。

有一次我去工具房找斯文，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鸟类喂食器。斯文告诉我，食物残渣不适合喂鸟，因为鸟类在冬天就食时找不到水。他送给我一小口袋谷粒。我把喂食器架在窗外。两天之后才出现第一只山雀，很快，其他鸟类都知道了。

后来的日子里有各种各样的鸟儿飞来，很无礼地啄着我的窗玻璃，让我给它们扔食料，这对于打发漫漫长日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书房的书架上只有瑞典、德国和俄罗斯文学作品。出于无奈，我开始啃啮那些斯拉夫文字，我阅读伊万•布宁[伊万•布宁（1870—1953），被誉为19世纪俄国文坛最后一位经典作家。]的短篇小说。在俄语中，描写那些因爱上年轻主子而不幸受骗的女仆的语句，比我以前读过的捷克语译文更加悲怆，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如此投入和伤感满怀地读书了。

这期间曾出现过一次乘雪橇郊游的活动。我的公务手机响起来，英格丽用她丝绒般的德语微微喘息地通知我说，马匹已经驾好，就等我了，衣服一定穿暖和了。

斯文坐在前面，他用右手拍拍身边的座，示意那个位子属于我。女伯爵和她的女护理裹着裘皮大衣依偎在后边，两人都冲我喊：“约瑟夫，你可是最后一个到的哟！”我刚坐定，蓄势待发的两匹马就冲了出去，扬鬃飞奔起来，铃铛清脆地叮当作响。您别忘了，尽管是斯文在驾驭马匹，可是那飞驰在我眼前的双驾就是四匹马，那四个俊逸的马臀呀！

雪橇驶过安登弗洛肯村庄，我总算亲眼见到了这个村庄，又越过白茫茫的树林，到了舍克洛德居民区。我转身回望，眼见四位女士，膝盖上裹着格子呢毯，紫貂皮帽护着脑袋，貂毛在寒风里微微颤动，如活的一般。脸上凝结永恒微笑的女伯爵，她身旁那个年届五十的女护理，看上去像一个气喘吁吁的女大学生，她把历经的岁月抛给了身后的雪野，而冰冷的寒风揭走了她眼眶周围疲惫的黑晕。

“哦，天哪！”突然间英格丽绝望地感慨，“我们为什么不乘坐雪橇多出游几次呢？”

这个瞬间在我眼里定格，英格丽简直美若天仙。

假如我有写日记的习惯的话，我一定会写下这句话：今天过得太有意义了。

然而这是唯一的一次活动，它打破了我在埃克斯特罗姆庄园无休无止的寂寥和思念。我以为自己无处消费报酬所得，可那是大错特错。

有一天，司机古斯塔夫松正在掸扫黑色萨博车上的积雪，我上前跟他打听，在瑞典弄点酒应该不成问题吧。古斯塔夫松立刻掏出小记事簿，一语不发，等候我的订单。我告诉他订三瓶0.7升的红葡萄酒，一瓶威士忌，最好是芝华士。

酒精让我好受了许多，却无法让我快乐。酒精让我伤感，让我在工作之余坐到钢琴前，开始作曲。我，一个从未谱过曲的二流乐手，给曲子取名“贝德里赫•斯美塔那在哥德堡的思念”。曲子大多是斯美塔那主题曲的拼贴，还有欢快的波尔卡，只是用了稍稍舒缓的a小调，或者大合唱“捷克之歌”。实际上，为和弦包裹上不恰当的音调，便失去了激越和悲怆，让整个曲子变得苦涩。在微醺的状态下作曲，我自己觉得很明智，仿佛展现了真实的生活，生活中鲜有完全的幸福或者不幸，从来都是混合着来的。我沐浴在凄美忧伤之中，如同在用温泉浴疗伤。

后来我悄悄把它衔接在《聚光灯》和《华沙音乐会》之间，演奏给伯爵夫人听，结果如何呢？

“约瑟夫，”女伯爵发话，“您现在弹的曲子，以后别再让我听了。”

在车库里，当司机古斯塔夫松把又一批酒转交给我时，对我说他日后几天将不在庄园里，因为要外出督查。我追问他督查什么，他透露说女伯爵拥有三家豪华酒店，两家在斯德哥尔摩，第三家位于乌普萨拉。女伯爵时常出其不意地前往督查，这种突袭除了检查房间是否通风之外，主要是去查查账目，所以她要带上会计尼尔松。

“英格丽呢？”我脱口而出。

埃里克•古斯塔夫松不解地扫了我一眼，说：夫人去哪里，英格丽就去哪里。这个消息让我很不爽。

然而这意味着自由来临了。他们早上启程后，我脖子上的枷锁仿佛被摘了下去。我出门走了很远的路，一直到了滑雪场。我们乘雪橇郊游那次，英格丽说起过那个滑雪场。那里有两座山丘，较小的那座叫图舍多姆，主要针对初级滑雪者，大而陡峭的叫图奈舍多姆，较熟练的滑雪者常去那里。我走进滑雪场快餐部，要了一杯格罗格酒，接着去对面选购了一个蓝宝牌小收音机。

这次远足，宛如外出遛狗，让我浑身疲惫。我告诫自己：约瑟夫，今晚滴酒不许沾哟，回去立刻钻进被窝，香甜地睡一觉。

然而并不是那么回事。踏上吱嘎作响的走廊，眼前呈现的是“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的景象。餐厅里喧哗一片，在场的有斯文、长手指秘书霍姆奎斯特先生、厨娘们、我的追求者奥洛夫，还有一位名叫米科•拉尔松的年轻投递员。我自然要去那里露下脸，于是宽慰自己说，临睡前喝下几杯啤酒也无大碍嘛。

我刚躺到床上，隔壁的奥洛夫回房间了，不是一个人。起初我以为，只有投递员跟他在一起，后来发现，好像人更多。不久我听出来了，活人只有两个，另外两个声音来自某一部名叫什么阴道的色情片。因为奥洛夫和那个投递员对影片交口称赞，我只得从衣柜的上层格挡里取下行李箱，在箱子的侧兜里寻找那副耳塞。每次随乐队外出参加演出，我都准备一副耳塞，用来抵御小号手彼哈的震天鼾声。果不其然，耳塞在那里呢！

我新置办的收音机，真是物有所值，物尽其用。我调出了新闻频道，有时还能接收到捷克二台。没准您会猜测说，我一定会收听音乐和新闻台，了解家里边发生了什么。这当然是一个部分，但我最爱收听的是交通台“哪条道一路通畅”，这个栏目播报D1高速公路的交通路况，尤其是布拉格市区路段。我听到说日特纳和耶齐纳大道上车水马龙，或者在民族剧院路口小轿车和货车发生了剐蹭，在交警处理完事故之前，前往军团桥和诺沃提尼缆桥的路段将无法行驶……

多亏这个小收音机，我仿佛身临其境，我能想象领班斯捷潘内克，透过斯拉维亚咖啡馆宽阔的大玻璃窗，看着眼前的场景，幽幽然的调侃真切地浮现在耳边：你们瞧，那个傻蛋，他本来想左拐，没错，却不懂先行。在驾校学这一课时，他干吗去了？客人们笑起来，斯捷潘内克身子都在发颤，他不仅是领班，更是个会调侃逗趣的主儿。

我的思绪天马行空地在斯拉维亚咖啡馆里徜徉。咖啡馆分成几个区域，每一位新来的侍应生或女招待都必须烂熟于心：轮盘，酒柜，民族剧院I，民族剧院II，民族剧院III，甲板，温室和苦艾酒。

此时我想到了克拉什，那个小学徒，我曾和他一起联奏过练习曲“十一指组曲”。演奏临到尾声时，我侧目望向他，小伙子庄重地挽起衣袖，在现场所有听众的注目下，用食指敲下最后一个高音，整个乐章趋向高潮，他垂下头颅，收获掌声。

我同样给女儿克拉拉打电话。

“行了，老爸，”女儿说，“孩子们整天念叨，问外公去哪里了，而我一无所知。”

“我在瑞典，丫头，远在瑞典。”我回答。

“那你过得好吗？”

“好极了。让我跟孩子们说说话。”

随即听筒里传来：“外公好，我有一辆坦克了。”

霎时我感觉嗓子哽咽，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那个小不点儿说：“那边没有人说话……”

“我在呢，宝贝。你的坦克有履带吗？”

“有两条呢，可有一条总是掉下来。”

“那我们修一修。等我哪天去你们家，把它修好。”

通完话，我擤了擤鼻子，对自己发誓说，等回到家，我一定做一个慈祥的外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我要领小外孙们上彼特欣山[位于布拉格市中心的小城区。]，给他们讲解《查理桥上的瑞典人》那幅油画。

我知道自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天性如此，在夏令营和服兵役时就这样。至于到了这般年纪还如此不能释怀，我没有预料到。

等女伯爵和女伴从乌普萨拉回来，脑后梳一条马尾的英格丽，晚饭在餐厅出现时，面貌焕然一新：她把头发分梳成了两股。我知道女士们此时一定会吐槽：多不自量力呀。可我一点也没觉得。那张历经风霜的脸庞配上童真的发式，滋生出一种放肆的张力，让我有点儿招架不住，呼吸困难。

况且，她朝我探过身来取走桌上的佐料罐时，问：“约瑟夫，我们不在的时候，您有没有感觉寂寞呀？”

“尤其某些人不在的时候。”我对着盘子，悄声吐露心声。我没有把握，自己的英语表达是否到位。应该到位了，不然英格丽不会笑得那么灿烂。

夜里十一点，电话响了，说女主人来了兴致，要聆听音乐演奏。英格丽紧接着补充一句：可惜，女伯爵希望独自欣赏。

“您说了可惜？”

“没错。很遗憾，我无法在场。”她说。

这可是小女人在向我递送信号。

“我更觉得遗憾。”说话时，我发现自己握着手机的那只手在颤抖。

林德斯特罗姆女伯爵已经在书房里等候，嘴角的微笑比平常拉长了一厘米，眼神也活泛得不同以往，令人狐疑的是，她已经微醉。茶几上有一瓶白兰地。女伯爵举起一只手，和蔼地指了指那架黑色的三角钢琴。我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是甜蜜的《彩虹》，我的鼻子嗅到了她手里的褐色烟卷飘散出的丁香气味。待我弹起《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时，我听到女伯爵也跟着哼唱起来，这异乎寻常。

临近子夜时分，女伯爵给我斟上一杯白兰地，用德语吩咐：“约瑟夫，请你为我演奏那首死亡之曲。”这我听懂了，随后她又希望听到埃尼奥•莫里康内的曲子《爱到死》。

我端起酒杯，把美味的拿破仑干邑一饮而尽，我们音乐人把这款白兰地称为“好色之徒”，我以苦乐参半的旋律来满足女伯爵的愿望。她在喃喃自语：D大调，F大调，他就是你，b小调……对此，施坦威父子也不由自主地浑身战栗。忽然，身后传来地板的吱嘎声，我感觉丁香烟味儿逼近，紧贴在我背后。待我弹罢一曲，赖莎女伯爵的双手轻轻搭上我的肩膀，又拢住我的脑袋，我光秃的头顶感受到了她轻柔的吻。没等我回过神，她用俄语说：“萨沙，别喝了。我跪下来求你，不要喝了。”

“我不喝。”我木然作答。

“那就好。”女伯爵说。待我站起身来，我看到她涂抹了脂粉的苍老脸颊上，两道黑线从洇湿的眼影中淌下来。

女伯爵从乌普萨拉买回来一条狗，是匈牙利猎犬，俗称黄狗，起名为“绒”。这个美丽的小尤物，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从不知疲倦。英格丽带它去公园，抛出橡胶飞碟跟它嬉戏，女人们大都喜欢这样。她一袭褐色套装，为了跟小狗的毛色相协调。穿紧身短大衣，铁锈色毛皮领子。

“萨沙是谁？”待走到那棵叫“查理挺起腰来”的树边时，我靠近他们发问。

“亚历山大•库拉金。”她答复。

“做什么的？”

“弹钢琴，酗酒。后来据说从楼梯上摔下来，死了。很久以前的事了。”

“伯爵夫人跟他有过交往？”

“跟他什么都做了，”说着，英格丽优雅地把飞碟扔向那条优雅的小狗，“之后她再没有找过人，任何别的男人。”

我们走过“波斯尼亚之松”，我停下脚步，为了道出那句在心间酝酿已久的话：“这里的夜晚真是漫长啊。”

“白天也一样。”她说。

猎犬没有扑住飞碟，它滑落到地上。我突发奇想，一旦飞碟在空中被猎犬成功抓住，英格丽就会去我的房间。

“那会冒很大的风险。”她一语道破，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

“对谁而言？”

“两人都是。”说完，飞碟飞离她的手指尖。

小狗跑得气喘吁吁，黄色眼珠子紧盯那道弧线，然而却无法在空中将飞碟扑住。

奥洛夫从庄园的台阶上下来，注视着我们说：“该不是母狗吧？公狗的话早不在话下了。”

在舍克森布洛登小镇，女伯爵还有一家规模不大的工厂，生意却很好。英格丽曾带我去那里游览过。厂标的年代告诉我们工厂始建于1860年。木材的香味在厂区弥漫，因为工厂专门出产瑞典跳箱，那种箱面为软皮的体操器材，可以垒叠成不同的高度，在每层木箱边缘留有椭圆形的孔隙。在索科尔雄鹰运动俱乐部我常常躲进木箱里，透过孔隙往外张望，观察其他人怎样练习。

瑞典跳箱由林德斯特罗姆伯爵发明，赖莎的第一任丈夫斯托尔兹男爵去世后，她改嫁给了伯爵的孙子，一位俄裔德国人，据说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就是这个家族的某一成员撰写的。这些信息都是我的女向导英格丽对着我的耳朵叫嚷着传递的，因为车间大厅里电锯、刨床声此起彼伏，还有叮当敲击的铁锤声。在叫嚷时英格丽破例紧紧地贴着我，而我冲她小巧的耳朵不断地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只为无限延长我们之间的这种亲昵。这次参观让我对这家工厂有了全方位的了解，它生产的器材销往世界各地的健身房。

庄园钟楼上的大钟走得慢了，也许是严寒冻结了机油。在这种停滞的时间里我想起了查理•哈弗里切克•波罗夫斯基[查理•哈弗里切克•波罗夫斯基（1821—1856），捷克诗人、记者和政治家。被视为捷克新闻、讽刺和文学批评的创始人。]，捷克二台曾广播说，他的流亡并非像我们在学校教科书里读到的那么可怕，他的住宿不差，也不缺钱。而这些条件我也拥有呀，我忍不住想给捷克电台打电话，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是什么吗？是遥远的距离，是与话语和故土的阻隔。最终我没有打电话，而是坐到钢琴边，就着一瓶混合了木塞味的红葡萄酒，开始谱写小夜曲，取名为“哈弗里切克之布里克森思乡曲”。第二天等我头脑清醒重弹这首曲子时，发现它跟红葡萄酒一样无味透顶。

在一个阴郁的下午，我打量窗外的小鸟，往下一眼瞥见外面的英格丽和猎犬。我暂且把眼睛里出现的双重英格丽和猎犬放置一边，因为不想耽搁时机。我紧盯着空中飞舞的飞碟，在心里鼓劲儿：绒，你这条匈牙利纯种狗，机灵的小东西，抓住它呀！那个美丽的尤物似乎听懂了我的话，纵身往上一扑。我看见它叼起飞碟跑向女护理员，然后伸出前爪站立，美丽的女护理员让绒尽情地舔了个够，她也欣喜地拥吻着小狗。

我把这个视为再清楚不过的暗示，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等候英格丽。夜里我不再锁门，每天晚上洗漱净身，往脖颈和下巴喷上老香料须后水。夜幕下的埃克斯特罗姆庄园外部都亮起了灯，银装素裹的树木把亮光反射进我的房间。在这种金黄色的阴郁里，我眼望天花板，耐心等待。

每当走廊上的地板条吱嘎响起，我的心便扑通扑通激烈地狂跳起来，然而脚步并没有停留，总是掠过我的房门，地板再响九下。那是奥洛夫，他的房间距我九步之遥。

第三天夜里，脚步停了下来。

“从某一刻起你不再锁门。你用钥匙锁门的声音我从来都听得一清二楚，这已经是第三夜了，我没听到锁门声。我把它视为某种暗示。”奥洛夫轻声叙述着，坐到了我的铁床上。

“奥洛夫，这没有任何暗示，这缘于我年老健忘。”我没好气地说，因为他的出现着实让我恼火。

“我很难过，约瑟夫，我们近在咫尺，你却让我辗转反侧。”

“奥洛夫，”我对他说，“这件事我们已解释清楚了，希望你不再介意。”

几秒钟内，奥洛夫坐在那里，凝视着我，然后点了下头，离去。对他，我既生气，又心生怜悯。

转机出现在第五天夜里，在我几乎不抱希望的时候。脚步声比起奥洛夫的要短促而轻盈，我确定无疑。当脚步停下来，静默良久。然后传来指甲在房门上挠三下的声音。我一下子跳起来，拉开了门。

她闪进门来，脑袋无力地倚靠在我的胸膛上。

“你的心跳比我还激烈呢。”她用德语轻声嘟囔。然后伸出手来，与我十指相扣，这种交接犹如给我的躯体接入了电流，我发现自己是个导体哪。我无须担心，我在这般年纪依然是性能良好的导体。

窗外射入的月光把她的头发染成黄铜色，又反衬在她的眼睛里。

不要忘记，此时我必须要提到我的眼疾，复视在此刻幻变出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不知道你们是否想象过瑞典的三人恋，那么在这个夜晚我将成为其亲历者。因为双重的分梳两个小辫的英格丽的缱绻深情，驱散了我的寂寞。两个女护理员悄声对我说道：“哦，棒极了！”

“这是命运对我们的眷顾，约瑟夫。”英格丽过后发出喟叹。

“她知道吗？”我问。

“还不知道。我让她服用了高质量的安眠药。”她轻声说。

“哦，那她不会得知。”

“会的。”说着，英格丽望了一眼房门，把手指按到唇边。

走廊上的木地板呻吟了九下，随后，奥洛夫的房门关上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俩就收到了辞退令。那是个星期天。

星期一清晨，司机古斯塔夫松开车把我们送到了斯隆奈斯火车站。在火车上，英格丽告诉我：“每当你演奏时，我就有预感，这一幕最终会发生。因为你在弹奏时，会发出信息，会传递给我心语。然而我害怕迈出那一步。后来我在小狗身上押注，如果它能够凌空跃起，扑住飞碟，我就跨出这一步，我就是这样对自己说的。你知道吗，绒已经能抓住飞碟了！”

“我在窗边都看到了。”我回答。

在飞机上，直到飞机降落，我和英格丽的手始终紧紧相扣，不肯松开。她对我说：“我想告诉你，我们被辞退的理由是那么美丽。”

在法兰克福机场，我们道别。最后一刻，当她弯下腰提起旅行包时，我几乎已经认定她不会发问，英格丽却开口了：“我到哪里去找你，约瑟夫？也许有一天我会途经布拉格。”

“像上一次那样。”我回答。

在斯拉维亚咖啡馆里，我时常会在弹奏钢琴的间隙抬起头来，往美丽的船首望去，望向轮盘区域那张133号餐桌。也许我的举动显得可笑，有些枉然。不过，倘若一个人有所期待，他的生活会变得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