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赛纽斯疗养院我的房间窗户外，是一座老公园。我始终愿意住这间屋子，因为在温泉疗养地，时间过得很缓慢，而公园里总有景物让我关切。男人和女人，成双成对或踽踽独行，他们在公园小径上，全都迈着疗养式的步履，全然不像在城市里那样行色匆匆。我能分辨出若干对伴侣，哪些是原配，哪些是在此地的民族咖啡馆（又称猎艳馆）里刚刚结识的。我观察鸟儿们，看它们毫无惧色地站在病人的手掌间，一口一口啄食从桌布上掸下的面包屑。还有小松鼠们，它们将前脚爪握举在胸前，像乞讨者那般撒娇讨要，用自己与生俱来的腼腆憨态换取食物。

我将大把的时间耗在对树木的观察上。沼泽地的土壤十分湿润，像是被水浸湿的海绵那般，这也是一些树木没有垂直于地面而歪斜生长的原因吧。但无论它们的树根在松软的泥土中多么不坚固，甚至在大风天里树干被吹得佝偻起身子，从地底深层传来咔嚓声，它们依然健在。在树的群体中还有“外来者”，从遥远的疆域移民至此，它们身上贴有拉丁语植物学名的标牌。

直到现在，公园才展露出创始人毛瑞尔博士所憧憬的景象。当初，他让人往此地栽上幼小的树苗时，想必是怀着一丝苦涩的，创始人通常活不到见证公园里树木葳蕤丛生的那一天。所以，有时候，当我望着枝繁叶茂的橡树搭起的拱廊时，会轻声对毛瑞尔念叨：您做到了，博士先生。

在我房间窗户的正下方有一个公用电话亭。现在几乎人手一部手机，鲜有人使用公用电话了。可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往往排起长队，不耐烦地敲击电话亭的玻璃，大家都觉得自己有权利向家人传达信息，告诉他们自己在疗养院过得很开心。有些人至今对电话亭难以割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大多以为，打电话时必须对着电话筒大声喊，尤其是长途电话，他们不相信这么远的距离对方能听清自己。所以我在房间里能一字不落地听到楼下进行的对话。偶尔觉得厌烦，但大多数时候乐不可支。

“嗨！你是薇拉吗？我是拉迪呀！”“拉迪”操一口摩拉维亚口音，于是我便猜想此人来自布尔诺或者哈娜地区。

“我想问你，你是这个礼拜天到吧。哎呀，薇拉，我真不知道如何跟你描述，这里的天气糟糕透啦，下雨，阴霾，还特别冷……”

我走到窗边，本想亲眼证实天气的不如人意，然而外面天空湛蓝，一片明媚春光。很快我就瞥见了“坏天气”的起因：一位丰满的中年女性病人正坐在长椅上等着，用草帽扇着风。

“那我可不知道，薇拉，你千里迢迢来这里是否理智，火车也不是免费的呀。我真的不知道……对啊，反正只剩一个星期了。嗯，对了，给孩子们的温泉饼我已经买好了。那好，再见！”

当那个摩拉维亚人挂断电话时，我忍不住从窗户探出身子，打趣道：“是你说的阴霾、下雨和冷天吗？”

他抬头望向我，气哼哼地说：“别偷听别人的电话，白痴！”

我就是以这种方式在湿地温泉疗养院打发时间，病人们在这里治病养身，猎艳怡情。

每天清晨，当低低的阳光倾泻下来，穿透公园里湿冷的空气，我都会看见一对夫妇在主道上散步。他们住在公园对面的尽头，每天都来我们这边的耶赛纽斯疗养院用早餐。这一对儿，没有人会不注意到他们。那个男的，五十来岁模样，身材高大，头发斑白，却有着健康的古铜色皮肤，精神挺拔，始终高昂着头，好像不用看路似的。他身旁的女人，个头比他稍矮，长腿细腰，黑色的秀发扎成马尾，有着沉鱼落雁之貌。这一对标致耀眼的玉人结识于网球场上，并在那里相互产生情愫。两人身穿白色短裤和短裙，先是挥臂发球，再大幅倾身救球，有意无意地向对方展示自己发达的肌肉、富有弹性的皮肤，还有完美的体型。隔着球网的两人受到彼此汗液的刺激，不得不迫切地去淋浴。在露台上，浴后充血的肌肤开始泛红的他们，品着冰镇饮料互诉衷肠，期待更深入的交往。他们就是卡列尔•霍格尔和扬娜•霍格尔夫妇。工程师霍格尔是一位盲人。

我和他们是在主任医师瓦茨拉夫•卡利纳的候诊厅认识的。卡利纳医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肌肉骨骼疾病专家，病人们都叫他大熊。您肯定熟悉斯美塔那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娘》中的一幕，装扮成熊的瓦谢克取下动物头套，大声喊：“各位！不要害怕，我不是熊，我是瓦谢克呀！”卡利纳医生每天早上推开门走进候诊室时，也应该那样喊一声，因为他身上的白大褂遮掩不住他浑身旺盛的体毛。在天气较暖的季节，他大概是赤身套上白大褂的，实际上也不算赤身裸体，他宽厚的胸膛上那一团黑色胸毛争相往外涌。袖子撸起，他毛茸茸的汗毛露出来，从粗壮的手臂绵延至手指尖。他身上除了掌心和手指肚之外，全都覆盖着茂密的体毛。此外，卡利纳医生不仅不让我们安静下来，告诉我们他不是熊，而且每天都要在门前搓着双手对我们大喝：“这里都有谁来了啊？”一边说一边把袖子卷得更高，就好像我们这些病人是一群要和他交战的勇士似的。

在候诊的那段时间里，我和霍格尔夫妻聊了起来。卡列尔——我会这样称呼他，因为我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并非天生失明，三十岁之前他是一名建筑工程师，他们的职责就是保证建筑物不倒塌。在维修位于铁匠街的那栋老楼时，那些文物保护专家坚持要保留建筑的正面，其他几面边墙可以根据需要用新墙代替。在施工现场，一面间壁引起了纷争。卡列尔作为建筑专家断定那面间壁不是承重墙，可以毫无顾虑地予以拆除。当天在家里享用晚餐时，他们听到电台播报说在铁匠街发生了房屋倒塌事故，造成两人死亡。据扬娜女士描述，丈夫顿时脸色煞白，两眼圆睁，双手抓住她的脑袋猛烈摇晃，像是要扯下她的头颅似的。随后他失去意识，一头栽倒在地板上。工程师苏醒过来时，睁开双眼，发现眼前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了。即使后来得知，遭遇不测的是铁匠街上的另一栋建筑物，也于事无补了。

卡列尔先生在眼科诊所经历了一系列的检查治疗，然而并未好转。他于是前往伦敦著名的H.G．夏普教授的疗养院疗养了一个月，然后报名参加了钢琴调音师课程，因为他具有良好的听觉，而且在学生时代就能弹一手好钢琴。卡列尔并不随意找地方去调琴，他去过卡尔林无线电台工作室，还有若干家著名的布拉格剧院，他甚至在鲁道夫宫的德沃夏克演奏厅调试过琴。

这个职业，在调音时需要长时间弯腰，耐心地用曲柄一毫米一毫米地调紧琴弦，因此致使卡列尔先生的脊椎受损，引发头痛。有一天扬娜太太偶然听说了湿地疗养院和卡利纳医生的好口碑，于是她毫不犹豫地为丈夫预约了治疗疗程。

老实说，我很赞同她的选择，因为我也有同样的病症。长时间在打字机上，现在是在电脑上伏案工作，我的脊椎疼痛异常。但是大熊只消几个月就能帮我治愈，解除痛苦。当我们在聊这件事的时候，卡列尔失明的双目紧紧盯在对面的墙上，他看不到那些健康或歪曲的脊椎，而他的夫人却一直盯着我，她那双深褐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偶尔才垂下眼睑，以湿润一下眼睛，让水波盈盈的双眸更加有光泽。要躲避这双眼睛实在令人为难，甚至会失去语言能力。只有在嫣然一笑时，她嘴角浅浅的皱纹才显现，透露出这张脸不再属于年轻姑娘，而是成熟女人。她有多大了？三十五？四十岁？四十岁还不到吧。

“您在写什么？”她问。

“给报纸写稿。”我回答，希望她再问点儿什么，因为我实在难以相信，她的声音带有生锈的音色，低沉沙哑。这嗓音虽然和她的外貌格格不入，却深深吸引着我。

“都有谁来了呀？”大熊先于她发问。

虽然我是预约的第一号，我还是让卡列尔在妻子的陪伴下先进门诊室。

我可以准确地想象屋子里正在上演的场景。多毛的医生伸出欢迎之手，差一点捏碎病人妻子那纤弱的手。（“啊嗷！”不出我所料，诊室里果然传来呻吟声。）康复护士伦卡在接待卡列尔，帮他填写问诊单。关于护士伦卡，我得多说几句。这个长一头蜜色秀发的姑娘之所以待在这里，是为了以她的温柔给大熊诊室增添一些人性的温暖。她和主任医师卡利纳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美妙的身体，当然，我仅能看到她的手臂、双腿和乳沟，还有那细微如杏儿、桃儿的表面一般隐约可见的汗毛。阳光投射在她的皮肤上，从某个适当的角度打量，她仿佛被笼罩在一层圣洁的光环里。填好问诊单，伦卡护士要求卡列尔脱掉身上的衣服，仅剩贴身内衣，然后她用手掌和手指触摸他的身体。对于我来说，这是湿地温泉疗养院提供的最高贵的一项恩赐。她会准确找到我的椎骨以及背上的其他部位进行揉捏，揉捏时会有轻微的疼痛，这证实它们是我身体不适的根源所在，并且准确无误地被发现了。

当所有的肌肉都被揉捏一番并且放松之后，大熊的魔爪就把我抓过去。假如我没有做好决战准备的话，我可能真的熬不过去。主任医师卡利纳伸出前爪，抓住我的一条腿，把它扳到我这辈子未曾达到的高度，然后再尝试扯离我的身体。如果没能得逞的话，他会使劲儿把它搞脱臼。然后他还会试验，看我的胳膊能否从肩关节脱臼出来，看它们能被拽到离我的肩膀多远的地方。

当我痛苦呻吟的时候，那个兽性大发的家伙就会发出幸灾乐祸的笑声。

这只不过是我们之间的第一轮搏击。之后，我坐到椅子上，和他开始医患之间的聊天。这看似友善无害的东拉西扯，并没有留给我一丝喘息的机会。我当然知道，他的目的在于分散我的注意力，不去关注接下来等待我的折磨。我心知肚明，也只好任由他宰割。大熊站在我身后，来回触摸我的颈椎、脉搏还有肩膀，他问我：“那篇关于‘二战’期间战斗机的文章，是您写的？”

“您是说《五月》杂志上的那篇？”我反问，感觉到喉头发紧。大熊用上了锁脖的动作，这一招很有效，我们小时候常用，从来都能克敌制胜。

“您认为梅塞施密特Bf－109战斗机怎么样？”他左右晃动我的脑袋。

“很危险的战斗机。”我回答。

“我觉得比英国的喷火战机要厉害。”他说。

“那你可搞错了，因为……”就在这一刹那，那个野兽出其不意地将我的脑袋扳向一边，颈椎发出嘎嘎的响声。还没等我回过神来，他又把它扳向了另一边。

“我靠！”我舒了口气，睁开眼睛，眼前金星飞舞。

“这下好啦！”那家伙自鸣得意地说完，跑去洗他的爪子了。

我发现，湿地疗养院里有很多架钢琴。几乎每栋疗养大楼的大厅里都摆有一架，立式的或者三角钢琴。我为卡列尔联系了耶赛纽斯酒店、星星旅店还有当地一家剧院的钢琴调音业务。我常常陪他一同前去，顺便一起聊天。扬娜太太对此很高兴。我们先给剧院干活。

“他扳过你的脖子没有？”我好奇地问。

“还没有。”卡列尔揭开琴盖，活像个魔术师，面对裸露的钢琴他抬起胳膊，把张开的手指头伸进钢琴箱里摸索，将众多带毡垫的弦槌以及光亮的琴弦准确地分辨出来。他先是三个一组，然后两个，最终把独立的几根粗弦竖起来。

“那他也许要等你准备好了再扳。”我判断。

卡列尔调音时需要不少工具：调谐器、手柄、橡胶楔子，两只手，还有耳朵。楔子嘛，按照我的理解，是用于三根弦的，把它插在两根弦中间，减弱它们的声音，以便调试余下的那根弦。卡列尔找不到他的楔子了。他摸索了提包底部及其周围，然而徒劳。于是他派我去找他妻子扬娜太太。

为什么不承认呢？有机会跟如此美丽绝伦的女性独处片刻，我心花怒放，但又混杂着一丝胆怯。我一路都在盘算，到了她家门口如何开始诙谐的开场白。我想到的是：“我来取一个小黑楔子[楔子在捷克语中又指女人的内阴。]。”但我立马把它否决了，如此低俗粗鄙的双关语会让我面子尽失。最后我感到一丝惭愧，在我这把年纪居然还居心叵测，想去勾引一位盲人朋友的妻子。没办法，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赶到酒店，敲了敲10号房间的门，一个五十多岁、额上缠头巾的女清洁工打开房门，她好像有些吃惊。

“我来找霍格尔夫人。”我说。

“您好，我就是。”她的嗓音尖厉，邀请我进入房间。

“请原谅我的冒昧。”我走进门，有些尴尬。

“不怪您。只是我还没有化好妆。”她莞尔一笑，表情有些黯然。她一边用手指在脸颊来回搓动，一边盯着我看，不大且疲惫的双眼布满了皱纹。真是难以置信啊！

“我给您煮杯茶吧？”她问，手里提起烧水壶。

“不了，谢谢。我是来取调音楔子的，就是插在琴弦之间的那种。卡列尔忘记带了。”我说。

“应该在西服口袋里。”她走到柜子跟前，在灯芯绒西服口袋里翻找起来，背对着我说，“我这个样子您不会有欲望，对吧？”

“您怎么知道我想要您？”不等她转过身来，我赶忙接话。

“作为女人会有感觉。您瞧，在这里呢。”她笑着把橡胶楔子递给我，笑容在她的嘴边又画出一道道皱纹。她说，“也许这样更好……有益于疗养院的太平。”

钢琴调音是给有恙的乐器治病，治疗需要足够的耐心，其成功几乎是肯定的。卡列尔从琴键的中央开始调起，倘若哪些八度音、四度音、三度音让他听起来不对劲儿，他会果断地放松或是绷紧琴弦。一旦核心区域调试好，发出了清脆的和弦声，他就着手处理低音区的音调，用弦槌敲击粗一些的低音弦。然后他把椅子向右挪，移到高音区，有些音几乎不发声，仅仅在弹跳，就如同在敲击青石板。

“那个主治医师身边的伦卡，长什么样？”卡列尔一边问，一边专心致志地感受右手边琴杆的移动。

“很美呀。”我说。

“我也觉得。那她全身上下都美吗？”他想知道。

“目所能及的地方，都美。”

“像蜜桃，”他说，“要我说的话，她属于那种撩拨人的姑娘。你轻柔地抚摸她的皮肤，就有感觉。”

“大概是吧。”

“她的眼睛什么颜色？”

“蓝色。”

“你觉得大熊跟她睡过吗？”

“这我不知道。”我说。

“睡过，尽管两人以‘您’相称！我凭声音就知道。她的乳房长什么样？”

“乳房，像……像新的一样。”我信口胡诌。卡列尔忍俊不禁。

“是啊，姑娘们！什么时候放过我们！”他叹了口气，然后转向我，“我不知道，我的妻子是否还那么美，像我记忆中的样子。她以前美得令人心醉。这是我们盲人的优势，我们的女人永不衰老。”

“她始终美艳绝伦。”我说。

“对我说实话。”他微微一笑。

“我说的是实话。”我回答，人有时不得不撒谎。

当“医生”为钢琴调完音，就会用心聆听痊愈的“病人”。卡列尔放下手里的调试杆，俯身到琴键上开始弹奏。那是埃罗尔•加纳的《迷雾》，令人伤感的雨天。在很久以前，我第一次听到它，是一位咖啡馆钢琴师弹奏的，当时我的初恋女友刚刚离我而去。

“你为什么演奏这一首？你怎么知道我爱它？”我把手感激地放到他后背上。

卡列尔没有停下，继续演奏着，他很满意自己的调试成果。在小和弦部分，他解释说：“因为在此处，哥们儿，D和S并列，两个对立而相邻的音符，你明白吗？它们互不相容，可当你调好之后，它们不仅相互交融，而且彼此刺激，至此钢琴可以正常演奏了。”

在星期四，卡列尔等来了大熊令人毛骨悚然的按摩。

“我的第一感觉是，他扯下了我的脑袋，放进了展示柜。”他向我描述。扬娜太太喜欢把他托付给我，她自己去新开的游泳池。我们俩按照原先的计划去我房间里看电视。这么表达很奇怪，好像卡列尔会看电视似的，这是因为电视里有网球赛的现场直播，他只需听现场实况评说和我的补充，便能想象出赛场上的盛况。

“我不好受。”当我领他在房间的沙发上落座时，他告诉我。

“头部吗？”

“是的！我在想那个土匪是否太夸张了。这种治疗对颈椎不适用。”他将脑袋蜷缩到椅子里，然后双手捂住脸，揉了揉眼睛。

我打开电视，咔的一声，网球赛场的红土场霸占了整个屏幕。一身白球衫的拉德克•斯泰潘内克[拉德克•斯泰潘内克（Radek Štěpánek），1978年出生，捷克职业网球选手。]在奔跑接球。

“斯泰潘内克长什么样？”卡列尔发问。

“怎么跟你说呢……有点像演员彼得•福尔曼，或者也像马修，那对双胞胎，如果你认识的话。”我说，然后我大喊，“过网了，精彩！”

“过网了，精彩！”体育记者在我之后重复。

“双胞胎福尔曼，我在电影中见过，当时他们五岁，所以你搞混了。”卡列尔低下脑袋，脸上难掩痛苦。

“这是个黑发男孩，强壮，坚韧……斯泰潘内克往前扑，现在球被判出界，是法国人打过来的。即使球没有出界，也来不及跑过去接呀。”

有那么一刻，我忘记了卡列尔，自顾自观看紧张的比赛，而后沙发上传来声音：“有可能吗，那些树不垂直向上而是歪着生长？”

“可能的，只在疗养院这里，因为四周几乎都是湿地。”我紧盯屏幕，目不转睛地说。

“约瑟夫……”卡列尔用奇怪而不确定的声音呼唤。

我转过头去，看见他不再坐在沙发上，而是站着，两只手扶住窗台，似乎在朝窗外望。

“约瑟夫！”他再次迫切地呼唤，好似头晕目眩需要扶持。我迅速起身，跑到他身边。

“我想，我看见了。”他平静地说，声音带着谨慎，好像担心亵渎了什么，“如果这是个公园，那下面是什么，我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公园，卡列尔！”我在他身后大喊，紧紧抓住他的肩膀，“这是一个美妙的温泉公园！”

他转向我，眼里噙满泪水。之后泪水便无法抑制地往下流淌。泪珠从他的脸颊落到法兰绒衬衫上，晕染开来。我用手指替他抹去泪水，然后双手轻拍他的脸颊，仿佛想向他保证，这一切是真的，不是在做梦。

“来，坐下。”我扶住他的手肘，像以前那样，“沙发在这里。”

“你不必再扶我，傻瓜，我自己看得见了。”他笑的同时眼泪在流淌。坐下之后他说，“我想象里你要年轻一些，想不到你已是个老头了，对不起，你的声音年轻了起码二十岁。”

“扬娜！我们必须告诉扬娜！还有大熊，他真是个神医啊！真他娘的厉害，那个怪兽！”

“是呀。”卡列尔拿起手机，并不看键盘，凭记忆按下一个键，拨出了电话。“没有人接。大概她在游泳。”他等了片刻说。

“我们找她去吧，我想在场做见证！记者必须在现场。”我伸手想把他从沙发上扶起来，然而曾经的盲人自己站了起来。可他迈出几步之后，感觉力不从心。

“迈步走路时物体在往后倒退，我感觉晕眩。你明白吗？我有点反胃。”说罢，他回到沙发里。

最终，我独自出门去找扬娜太太。登上楼梯时我有点担心，因为女人们进游泳池是素颜，不施粉黛的。而我希望卡列尔看到的是美丽的妻子，别像我当初那样把她当成打扫房间的清洁工。他承受不起刺激。

前往温泉水上乐园，可以从咖啡厅穿过去。我在大理石咖啡桌之间穿梭，不期然在最后一桌看到了扬娜。我的担心纯属多余，眼前的扬娜美艳极了，正和主任医师卡利纳坐在一起，一手握住冰激凌，另一只手揉搓着医生小臂上的体毛。我走到他们面前时，她停止了抚摸，一双大眼睛不解地望着我。

“卡列尔不再是盲人了！”我气喘吁吁地报告，“他什么都能看见了！”

对我的话，两个人一脸惊骇，这在我预料之外。他们交换了眼色，大熊随后愤愤地质问：“您什么意思？”

“您帮他恢复了视力。”我说。

从公园去往耶赛纽斯酒店的路上，主任医师卡利纳表达了这样的假设，说卡列尔应该患了某一种疾病，他用拉丁词表述了病名，而现在病症在遭受外部的意外刺激后猛然释放了，显然这种现象极为罕见，我们不妨视之为奇迹。

扬娜太太在前面越走越快，我们几乎跟不上她的步伐。“哎，的确十分震惊呀。”神医气喘吁吁，眼睛望着夫人两条惊艳修长的玉腿，渐行渐远。

注：两位读过本故事的眼科医生，均表示故事纯属虚构而且专业性离谱。那只能是他们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