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偶然遇见拉里的。我向伊莎贝尔打听过拉里的情况，她告诉我，从拉柏勒回来后，他们几乎见不到他。她和格雷这时已经交了不少朋友，都是同代人，他们更多地和这些人往来，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我们四个人过了快乐的几个星期。一天傍晚我去法兰西剧院看《贝蕾妮丝》[《贝蕾妮丝》（Bérénice），法国剧作家拉辛写于1670年的作品。]。我当然是读过剧本的，但没看过演出，由于该作品很少搬上舞台，所以机不可失。它算不上拉辛最好的剧本，因为其主题单薄得难以支撑得住一个五幕剧，不过剧情还是很动人的，其中有些段落为人传颂也自有其道理。故事取材于塔西陀史学著作里一段简要的描述：提图斯[提图斯（Titus，约39—81），古罗马皇帝。]爱上了巴勒斯坦女王贝蕾妮丝，并且不出所料，炽烈的恋情使他答应要娶她。然而他登基后没几天，元老院和罗马民众激烈反对皇帝与异族女王联姻，因而尽管两人彼此相悦，国家的需要还是让他不得不遣人将她送走。该剧表现了提图斯心中对于江山和美人的纠结，当他踌躇不决时，是贝蕾妮丝在确信得到他的深爱后，最终使她下定了决心，自行永远离开他。

我估计只有法国人才能全然领略拉辛的那种典雅和庄严，及其诗句的乐感，不过即便一个外国人，一旦适应了那种人人戴着假发拿腔拿调的正经劲儿，也很难不为其浓烈的柔美与高贵的情感所动容。拉辛比别人更能理解，人的声音里可以蕴含多少戏剧的因素。不管怎么说，对我而言，那些亚历山大格律的婉转诗句，足以替代演员的活动，我认为那长篇台词能够以无尽的技巧将场面推向观众所期待的高潮，其震撼程度，丝毫不逊于观看惊悚电影的体验。

第三幕后有一段间歇，我走出去，到休息厅抽烟，乌敦[乌敦（Jean-Antoine Houdon，1741—1828），法国新古典主义雕塑家。]的伏尔泰塑像咧开没了牙的嘴，冷嘲热讽地笑着。有人碰了碰我的肩膀，我回转身，或许有这么一丝不快，因为我还想独自回味一下充溢于胸的那些铿锵有声的台词，可是我瞧见了拉里。与往常一样，我很高兴看见他。有一年没见面了，我说结束时要碰头去喝啤酒。拉里说他很饿，还没吃晚饭，并提议去蒙马特区。剧终时我们找到了对方，一块儿走了出来。法兰西剧院有一种独有的霉湿气，浸淫了不知多少代一副苦脸、蓬头垢面所谓的ouvreuse[法语: 女引座员。]的体味，她们总是领你到座位上，然后肆无忌惮地等着要小费。于是走到空气新鲜的室外便让人舒了口气，夜色不错，我们就步行去餐馆。剧院大街的弧光灯肆意地发出炫目的光亮，以致头顶的星星仿佛骄傲得不屑斗艳似的，尽皆在深邃黑暗的天空里掩藏了自己的光芒。我们边走边聊起刚看的演出。拉里很失望。他本希望戏演得更自然些，台词能念得如同平常说话，动作也不必如此夸张。我认为他的观点不对。这是一种修辞，华美的修辞，我的理念便是，这样的剧本应以修辞的方式来演绎。我喜爱尾韵有规律的冲击力；而那种风格化的舞台姿态，经过了源远流长的传承，在我看来与此类正剧的脾性相得益彰。我不禁想到，这正是拉辛所希望的自己剧本的演出方式。我很欣赏这些演员，他们在所受到的局限范围内，颇具匠心地表演着人性、激情与真挚。当艺术能使成规为其目的所用之际，便是艺术得意成功之时。

我们来到克里希大街，走进“伯爵啤酒屋”。尚不到午夜时分，屋子里就人头攒动，不过我们还是找到了位子，点了培根煎蛋。我告诉拉里我去看了伊莎贝尔。

“格雷会很高兴回美国的，”他说，“在这里他就像没有了水的鱼，只有重返工作才能快乐起来。我敢说他会挣大钱的。”

“果真如此，也是你的功劳。你治好的不但是他的身体，还有他的心病。你让他重新有了自信心。”

“不过是些雕虫小技。我只是引导他治愈了他自己。”

“你怎么学到那些雕虫小技的？”

“机缘巧合罢了。是我在印度的时候。有一次我跟偶然认识的一位瑜伽师诉苦，自己正受着失眠的折磨，他说他很快会帮我解决。他的做法正是你看见我对格雷做的，当晚我便睡了个几月以来都没有过的好觉。然后，应该是过了有一年吧，当我和一位印度朋友在喜马拉雅山区时，他扭伤了脚踝。叫医生是不可能的，而他却疼痛难忍。我觉得可以尝试老瑜伽师的做法，还真有效。信不信由你，他感到一点儿也不疼了。”拉里笑起来，“可以向你保证，最吃惊的人就是我自己。其实真没什么，不过是将一个念头植入患者的脑子里。”

“说得容易做起来难啊。”

“假如你的胳膊不依你的意志，抬离了桌子，你会惊讶么？”

“会很惊讶。”

“当然会的。回到文明世界后，我那印度朋友逢人便说我的所作所为，还带了其他人来看我。我很不喜欢这样，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能理解，可是他们执意要来。不管怎么说，我把他们治得还挺好。我发现自己不但能缓解人们的痛苦，还能为他们祛除恐惧。很奇怪的是竟有那么多人饱受恐惧之苦。我的意思不是说害怕待在封闭的空间，或者恐高什么的，而是对死的恐惧，甚至更糟糕的是，对生的恐惧。他们往往都属于身体健康、事业兴盛一族，本该无忧无虑，却受着内心的折磨。我有时想，人的这种可笑，其实是最伤脑筋的，我也曾问过自己，是不是要归因于深沉的动物本能，这本能继承了那种极为原始的、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悸动的东西。”

我怀着期待听拉里说，他这么长篇大论可不是常有的，而且我隐约觉得，他这次是愿意开口畅谈的。或许刚才看的戏解开了某种禁锢，悠扬的韵律与节奏，如同音乐一般克服了他本能的矜持。突然我发现自己的手出了某种状况。对于拉里刚才半开玩笑的问题我并没有多想，但我现在意识到，我的手已不再搁桌子上了，而是不自觉地抬起了一英寸。我吃惊不小。我看着那只手，看见它微微颤抖着。我感到手臂上的神经发出怪异的刺痛，轻微地抽搐了一下，于是手和上臂便自行抬升起来，就我知觉而言，我对此既没有助力，也没有抗拒，直到抬离了桌面好几英寸。接着我感到整个胳膊都举过了肩。

“这真诡异。”我说。

拉里大笑起来。我只略略动了一下意念，手臂便回到桌上。

“这没什么的，”他说，“别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是你第一次从印度回来时谈到的那位瑜伽师教给你的吗？”

“哦，不是的，他才没耐心做这种事呢。我都不知道他是否相信自己掌握了一些瑜伽师宣称的那种力量，不过如果有的话，他也不屑去动用。”

培根煎蛋做好了，我们吃得很来劲，还喝了啤酒，两人都不言语。拉里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可是在想着他。吃完以后我点燃香烟，他则抽起了烟斗。

“最初是什么促动你去印度的？”我突兀地问道。

“事出偶然吧。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现在我倾向于认为是我这些年在欧洲游历的必然结果。几乎所有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人貌似都是与我邂逅的，可是回想起来，好像我是非得遇见他们不可。好像他们就在那儿等着，等我需要时召唤他们。我去印度是因为我需要休息一下。我工作得很辛苦，很希望理一理自己的思想。我在一艘环行世界的游轮上找到了工作，做甲板水手。游船向东航行，经巴拿马运河到达纽约。我有五年没回美国了，很想家，情绪低落。你知道的，与芝加哥第一次见面时我还是无知小儿。我在欧洲博览群书，也见了不少世面，但我并没有离出发去求索时的那个起点有多远。”

我想问他求索什么，可我感到他只会耸耸肩笑笑，说那无关紧要。

“可你为什么要当一个甲板水手出去呢？”我换成了这个问题，“你不差钱的。”

“我需要体验。每当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充实，每当我收获了所有能够吸取的东西时，我都会觉得做做这样的体力活儿是很有用的。那年冬天，在伊莎贝尔和我解除婚约后，我到朗斯附近的一座煤矿里干了六个月。”

正是在此时，他向我说了我前面记述的那些事。

“伊莎贝尔放弃你的时候，你难过吗？”

在做出回答之前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那黑得异乎寻常的眸子似乎是朝内而非向外凝视的。

“是的。那时我还年轻。我原本想着要准备结婚的。我打好了如意算盘，期待着一起生活的美好时光。”他轻笑一声。“但好事得成双，就像吵架也要成对儿。我从没想过我带给伊莎贝尔的生活会让她充满失望。假如我能通情达理一些，就绝不会这么提了。她太年轻了，燃烧着激情。我不能怪她，而我自己也无法让步。”

读者或还有可能记得，他在那家农场与守寡的儿媳有过一次奇遇之后，便逃离了农场，一路去了波恩。我急着想让他说下去，可我知道该克制一下，小心翼翼地别问得太直接。

“我从来没去过波恩，”我说，“少年时代在海德堡求学过一段时间。那是我一辈子最快乐的日子，我觉得。”

“我当时也喜欢上了波恩，在那儿待了一年。我在一位孀居的大学教授夫人家里租了间屋子，她接纳了两个房客。她自己和两个都已届中年的女儿做饭、干活儿。我发现同住的另一位是法国人，一开始还很失望，因为我希望只说德语；不过他是阿尔萨斯人，能说德语，虽不及他的法语流利，但口音倒还更好听。他一身德国牧师的装束，过了几天我很惊讶地发现他居然是本笃会教士，修道院允他请假到大学图书馆来做研究。他非常博学，可是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就如同他也丝毫不像我心目中的僧侣形象。他长得高大壮实，沙栗色头发，蓝色的眼睛引人注目，还有一张又红又圆的脸膛。他羞涩而矜持，似乎不愿意和我打多少交道，但他礼数相当周到，饭桌上聊天时也同样文质彬彬。那是我唯一能见到他的时候，一用完午餐他便回图书馆工作，晚饭之后即回自己房间，而我还坐在客厅里，趁那姐妹谁不洗碗时跟她们练一练德语。

“在我去波恩至少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他问我是否愿意一起散散步，这让我颇感意外。他说可以带我到邻近地区看看，有些地方我不大可能自己找到。我可是走路好手，但是他不管哪天走路都比我更快。第一次出去走就是十五英里。他问我在波恩做什么，我说是来学德语的，同时也熟悉一下德国文学。他谈吐睿智，说很乐意尽可能地帮助我。此后我们每周都要走两三回。我发现他教过几年哲学。我在巴黎时读过一些，斯宾诺莎、柏拉图、笛卡尔，但没怎么读过德籍哲学家的传世名著，所以当他娓娓道来时我是求之不得的。有一天，当我们远足跨过莱茵河、坐在一家露天啤酒店喝一杯时，他问我是不是新教徒。

“‘我想是吧。’我说。

“他飞快地看了看我，我感到他眼里闪过一丝微笑。他讲起了埃斯库罗斯；我一直在学希腊语，你知道的，而他对那些伟大的悲剧家了如指掌，令我望尘莫及。他的话给了我很多启示。我不明白刚才他为何突然要问我那个问题。我的监护人鲍勃·纳尔逊是不可知论者，但也定期去教堂，因为病人对他有这个期望，也因为如此他还送我去主日学校。我们的帮佣玛莎则笃信浸礼会，在我小的时候她经常说些地狱火的事儿来吓唬我，说那烈火让有罪孽的人永世不得翻身。她带着由衷的喜悦，绘声绘色地告诉我，村子里因为种种原因和她结仇的人将会如何遭受怎样的痛苦。

“冬天来临时我和恩斯海姆神父已经很熟稔了。我觉得他是个挺了不起的人。我从没见过他发火，脾气很好，和蔼可亲，心胸比我预料的还要博大很多，而且对人极其宽容。他学识渊博，肯定知道我是多么无知，然而他和我交谈时仿佛我同他一样有学问。他还对我很有耐心，似乎就是专门来为我效劳的。有一天不知怎么搞的，我腰背肌肉痛得厉害，房东太太格拉鲍夫人坚持要我垫个热水袋上床休息。恩斯海姆神父听说我卧床了便在晚饭后进来看望我。你是知道书呆子的，总是对书充满了好奇，在我放下书时他拿起来看了看书名。那是我在城里书店买的关于迈斯特·埃克哈特的书。他问我为什么要读这个，于是我说自己钻研过一阵子神秘主义著作，并向他说起了科斯提，他是怎么引起了我在这方面的兴趣的。他那炯炯有神的蓝眼睛审视着我，其中的神色，我只能解读为既感到好笑又不失亲切。我觉得自己在他眼里是挺可笑的，但他对我是那么仁厚，绝不会为此少一分对我的喜欢。不管怎样，如果有人觉得我有些傻气，我也从不在乎。

“‘你在这些书里寻求什么？’他问我。

“‘要是我知道的话，’我答道，‘我至少就可以去找寻了。’

“‘你记得我问过你是不是新教徒？你说你想是吧。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被当作新教徒养大的。’我说。

“‘你信上帝么？’他问。

“我不喜欢这么私人的问题，第一冲动是告诉他这不关他事。不过他善意满满的样子也让我觉得难以冒犯他。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既不想回答是，也不想说不。或许是我正遭受的苦痛，或许是他自身的什么东西，反正促使我开了口，向他讲述了我的经历。”

拉里踌躇了片刻，当他继续说下去时，我明白他不是在对我说话，而是对着那位本笃会教士。他忘记了我。我不知道当初在那个时刻，或者那个地点，在没有我怂恿的情况下，是什么让他开了金口，袒露了他那寡言的天性在这么多年里所掩藏的心里话。

“鲍勃·纳尔逊是很有民主意识的，他送我去马文上中学。我十四岁时他送我去上圣保罗中学，也只是因为路易莎·布拉德利老是撺掇他。我没什么特别擅长的，无论是功课还是体育，不过还能跟得上。我觉得当时的自己是个完全正常的孩子。我对飞行特别着迷。那是航空业的最初年代，鲍勃叔叔也和我一样激动；他认得几个业内人士，当我说想学飞行时，他便答应去张罗。我的个子在十六岁的人当中算高的，很容易被当作十八岁。鲍勃叔叔要我保守秘密，因为他明白，要是放我走的话，所有人的责骂声便会铺天盖地而来。而实际上他帮我去了加拿大，同时捎了封信给他的一个熟人，结果就是到我十七岁时，我已经翱翔在法国上空了。

“那个年代我们驾驶的都是些华而不实的飞机，每次上天都简直就是把命攥在手里的。照今天的标准，我们能达到的高度是很可笑的，但我们哪里会知道，还觉得妙不可言呢。我热爱飞行。那种感觉无法描述，我只知道自己感到很骄傲、很快乐。在天空中，在高高的苍穹之上，我觉得自己就是某种雄壮而美丽之物的一部分。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只知道我在这两千英尺的高空不再孤寂，不是独自一人，而是有所归属。如果这听起来很傻气，那我也是不由自主的。飞翔在云端，如同俯视着大片的羊群，我感到身处这种无垠的世界里才是自由自在的。”

拉里停顿了一会儿，深不可测的目光凝视着我，可我不知道他是否看见了我。

“我不是不知道数以万千计的人丢掉了性命，但我并没有看见，那对我没太多的触动。后来我亲眼见到了死人。那情景使我充满了羞愧。”

“羞愧？”我不由叫起来。

“是羞愧，因为那个小伙子，他只比我大三四岁，浑身都是力气和胆量，前一刻还活力四射，与人为善，此时却成了一摊模糊的血肉，仿佛从来就没有生命。”

我什么也没说。我做医学生时见过死人，战争期间见得就更多了。当时让我感到惊愕的是，他们显得那么无足轻重，毫无尊严可言。只是些杂耍人敝弃不用的提线木偶。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我一直哭。倒不是为自己感到害怕，而是感到愤懑，让我崩溃的是这其中的邪恶。战争结束了，我回到家里。我一直热衷机械活儿，假如不能在航空业干，我原本打算去汽修厂。我是受了伤回来的，得休整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便希望我去工作。我没法去做他们希望我干的事情，毫无意义的事。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我不停地问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毕竟我是凭运气才活了下来；我很想在生活中做出一番事情来，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上帝，现在才开始认真思考起来。我不明白为什么世上会有恶。我知道自己很无知；我不知道该去找谁求助，而我又很想学习，于是就开始胡乱地翻书看。

“当我向恩斯海姆神父和盘托出时，他问我：‘这么说你读了四年书了？有成果吗？’

“‘一无所成。’我说。

“他看着我，仿佛涌溢出无数光彩动人的温情，这让我感到困惑。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激起了他那么充沛的情感的。他温和地用手指敲着桌面，像是在反复考虑头脑里的一个想法。

“接下去他说道：‘我们智慧而古老的教会早就发现，如果你愿意去相信，信念就会赋予给你；如果你祈祷时仍有疑虑,但不无诚恳,你的疑虑就会打消；礼拜超越人类精神的力量已被千百年来的经验所证明,如果你愿意投身于礼拜之美,那么安宁就会降临于你。我很快就要回修道院了。何不来和我们一起待几个星期？你可以和我们的庶务修士一块儿在田里做活儿。你所体会到的乐趣，不会比在煤矿或德国农场里少。’

“‘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提议？’我问道。

“‘我观察你三个月了，’他说，‘或许我对你的了解胜过你自己。把你和信仰隔开的距离，不过是一张卷烟纸的厚度。’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有人抓住并拨动了我的心弦。最后我说会考虑的。他便放下了话题。在波恩余下的日子里我们都没再提与宗教相关的事情，但临别时他给了我修道院的地址，告诉我若是打定主意来，只消写一行字给他，他会安排好的。我超乎预料地思念着他。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到了仲夏季节了。我很喜欢在波恩的日子。我看了歌德、席勒以及海涅。我诵读荷尔德林和里尔克。可我仍无长进。我时常思索着恩斯海姆神父的话，并最终决定接受他的好意。

“他到车站来接我。修道院位于阿尔萨斯，那儿的乡野美不胜收。恩斯海姆神父引我见过院长，便带我到配给我的单间房。房间里有一张窄铁床，墙上有十字架，说到家具也都是些最简陋的必需品。餐铃响起，我便向食堂走去。那是一间很大的拱顶屋子。院长和两名僧人站在门口，其中一个端水盆，另一个拿毛巾，院长在用餐客人的手上洒几滴水表示为他们洗了手，并用僧人递的毛巾为他们擦干。除我外还有三位客人：两个路过来吃饭的牧师，以及一个在此隐修、总是面露愠色的法国老者。

“院长与上长老和下长老坐在屋子最前面，每人有一张单独的桌子；神父们沿两侧的墙分坐，而初级教士、庶务修士以及客人则安排在中央的桌上。饭前祷告完毕后我们就吃了起来。一名履职的初级教士站在靠门的地方，用单调的语气读着一本修行书。用完餐后我们又念了祷词。院长、恩斯海姆神父、客人及主事僧一同步入一小房间，喝咖啡并闲聊几句。之后我便回到自己的单人间。

“我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我很快活。那样的生活再适合我不过。图书馆很棒，我读了大量的书。没有哪位神父会以任何方式去试图影响我，但都很乐意和我交谈。我深深地折服于他们的学识、虔诚以及脱俗。千万别以为他们过着闲散的生活，他们永远忙碌着。他们自己种地，自己做农活，也很高兴我去帮着干一点。丰富多彩的仪式让我神往，但我最喜欢的是早课，凌晨四点就举行了。四周仍是浓重的夜色，众僧已端坐教堂，以浑厚的男声唱起素朴的祷歌，他们的僧袍透着神秘的气息，斗篷拉起遮住了脑袋，那场景动人心魄。高度规律的日常生活让人觉得很踏实，尽管在这里得使力气，尽管脑子也要不停地转，但始终能感受到一种安宁。”

拉里略感凄然地微微一笑。

“和罗拉[罗拉（Richard Rolle，1290—1349），毛姆在原文中拼其姓为Rolla，英国学者，苦行主义者。]一样，我生不逢时，应该活在中世纪，那时，信仰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面前的道路便一目了然，我也会积极争取做一名牧师。而在我出生的时代里，我无法有信仰。我很想信，但我无法信一个比一个普通好人高明不到哪儿的上帝。僧侣们告诉我，上帝是为他自己的荣光而创造世界的。这在我看来算不得什么有价值的追求。贝多芬是为自己歌功颂德而创作交响乐的么？我不信。我相信那是因为他灵魂中的音乐要求有个表达，他只需倾其所能将其表达得淋漓尽致。

“我常听着僧侣们不厌其烦地向主祷告着，我很想知道他们怎么就能毫无疑虑地向天父祈求着一日三餐。在俗世中，孩子会向父亲讨食么？孩子对父亲是有期待的，为此他们既不感激，也无须感激，而我们只会谴责那些把孩子带到世间却又无力或无心供养孩子的人。在我看来，全能的造物主若没准备为其子民提供生存所必需之物，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的，那么他还不如不要造物了。”

“亲爱的拉里，”我说，“我觉得你也不能生在中世纪，否则毫无疑问要上火刑柱的。”

他笑了笑。

“你收获了很多成功，”他续道，“你希望得到当面颂扬吗？”

“那只会让我很尴尬。”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相信上帝也不希望如此。如果空军里有谁靠拍长官马屁来讨得美差，那我们会对他很不齿。我很难相信上帝会多么看重一个靠溜须拍马来讨得救赎的人。我本认为最敬神灵之举便是尽量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力。

“可这还不是困扰我的主要问题：让我无法释怀的是就我所知，那些僧人的脑子里也并非从来没有罪念。我知道空军里有不少家伙，一有机可乘自然就要酗酒，只要办得到随时都想泡妞，而且满口污言秽语。我们部队就有一两个败类，其中一个因私开空头支票给抓起来监禁了六个月；这并不完全是他的错；他以前一直都没几个钱，当他做梦都没想过能赚这么多钱时，就昏了头脑。我见识过巴黎的坏人，当我回到芝加哥时见到了更多坏人，可是他们的坏大多是由于自己所不能左右的遗传，或者是由于自己无法选择的环境：很难说社会是不是要为他们的罪恶担更多的责任。是不是该诅咒他们之中的哪一个，甚至是最坏的那个，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假如我是上帝，那么对此我也会迟疑不决。恩斯海姆神父的心胸是很宽广的；他认为地狱就是上帝存在的缺失，但假如那样的惩罚严酷不堪到完全可以称作地狱的话，那又如何设想一个好心肠的上帝怎么能造出它来呢？毕竟是上帝创造了人；如果上帝造出的人是可能要犯下罪孽的，那也是因为他老人家存了这个心。如果我训练一条狗扑向任何一个走进后院的生人并直取其咽喉，那为此恶行去揍它，就是不公平的。

“如果至善而全能的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他为什么又创造了恶？僧侣们说，人可以战胜心中的邪念，抵制诱惑，接受上帝为净化其心灵而降临于他的痛苦、悲哀和不幸，由此赢得自己的价值并得到上帝的垂青。在我看来，这就好比差遣一个人到某地去送信，为了给他制造难度你就设了迷宫让他想办法钻出来，挖了壕沟要他游过，最后再砌一堵墙命他去爬。我不打算去信奉一位全知全能同时又不通常理的上帝。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不该信这样一个上帝：他没有创造世界，但是善于收拾这个烂摊子；他的德行、智慧和能力远胜于人，他和并非他造成的邪魔做殊死斗争，而且很可能如你所愿最终除妖降魔。可是另一方面，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就该有这么一个上帝。

“关于困扰我的这些问题，善良的神父们的回答既不能让我的头脑，也不能让我的心灵满意。我和他们并非同栖一木。当我去和恩斯海姆道别时，他并没有问我是否有所获益，对此他原本有着十足的把握。他以无法言表的慈爱端详着我。

“‘恐怕我让您失望了，神父。’我说。

“‘不，’他答道，‘你是一个不信上帝，却有着深刻宗教性的人。上帝会找到你的。你会回来的。在此处还是在别处，只有上帝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