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小的时候，我那克己而虔诚的父母就教导我千万不要冒险：绝对不要赌钱，绝对不要骗人或是偷窃，也绝对不要考试作弊，甚至不要翻墙进体育场去偷看斯肯索普联队的比赛——因为这也算一种偷窃。因此，儿时的我过着一种沉闷而内省的生活。

但后来我终于明白，冒险能力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心理素质。打赢战争靠的是冒险和大胆，所以谚云“两军相逢勇者胜”。发展经济需要在金融领域冒险。创新、投机乃至探索地球和外太空，都有赖于你赌上一些自己珍视的东西，以换取更大的回报。冒险是世界进步的主要驱动力，但它需要一种特定的性格，其特征是勇气和胆量，而非沉默和审慎——要温斯顿·丘吉尔而非克莱门特·艾德礼，要鲍里斯·约翰逊而非杰里米·科宾。[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1945—1951年任英国首相，是丘吉尔的继任者；科宾（Jeremy Corbyn，1949— ）是 2019 年度鲍里斯·约翰逊竞选英国首相时的对手。艾、科二位均属于工党。]

1925年，亨利·苏塔（Henry Souttar）第一次将一根手指伸进心脏，试图缓解二尖瓣狭窄时，就是冒险赌上了自己的名誉和生计。德怀特·哈肯（Dwight Harken）在科茨沃尔德从一个士兵的心脏中取出弹片时，也是在冒险违背当时的所有医学教科书。约翰·吉本（John Gibbon）冒着巨大的风险，让血液接触心肺机的异质表面。还有沃尔顿·李拉海（Walton Lillehei）那些不计后果却精妙无比的交叉循环手术，除去产科病房，那是医学史上唯一一种死亡风险达到200%的医疗干预措施。内科和外科的一切进步都以冒险为先决条件，而我却被教导要稳妥、避险。幸好后来情况变了。

据说，人的性格是先天和后天的共同产物。前者是基因给我们的；而出生以后，塑造我们的就是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了。我的人生起头很顺。我母亲是一位聪慧的女性，她从小失学，但能读《泰晤士报》。“二战”时家乡没有男人，她就负责掌管商业街的那家信托储蓄银行。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每次我过生日，她都会带着我，和一束花，去另一位女士家中。我当时觉得奇怪，后来才明白此种朝拜之旅的意义。

母亲是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分娩，才把我从尸横累累的产房安全地带回了家。她当时筋疲力尽，撕裂的身体还在流血，但看到自己粉红健壮的儿子，听到他从刚刚张开的肺部深处发出的啼哭，还是精神振奋。而就在旁边的床上，一个大眼睛的工厂女孩却在痛苦地呻吟。在助产士的专横督促下，她忍着剧痛专心用力，最后会阴撕裂。这番挣扎同时清空了她的子宫、大肠和膀胱，助产士像在垒上接板球似的，接住了包裹在黏腻和血腥中的新生儿。这个胖嘟嘟的小女孩躺在一块浆得雪白的毛巾上，浑身浸着尿液，助产士则夹住那根滑腻腻的脐带，将其剪断。这下她唯一可依赖的氧气源没了。最后，整个胎盘和母体分开，“啪嗒”一声掉出来，融入了喧闹的外界。这位母亲需要一位妇科医生来将一切恢复原状，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所有宝宝在刚出生时都是蓝色的，接着就会像我那样大声啼哭：外面好冷，母亲那令人安心的心跳也听不到了！从幽闭的茧中解放之后，他们会挥舞起小胳膊小腿，吸进第一口外界的空气，此时他们就应该变成粉红色。然而，邻床的这个小东西却还是蓝的，而且一声不吭。她看起来无精打采，眼睛睁得老大，却什么也看不见。

助产士觉察到情况不对。她用力搓揉孩子湿黏的后背，还用手指搅了搅喉咙。粗暴的刺激令女婴突然开始用力呼吸，但只发出一声呜咽，而不是号哭。她急促地呼吸着，却依然很蓝，越来越蓝，身子也仍旧冰冷疲软。助产士开始慌了，叫人去拿氧气瓶，又找了些帮手来。一开始，那只微小的氧气面罩起了些作用。孩子的肌张力增强了些，但皮肤仍是蓝色，幽冷得仿佛石板。医生来了，在她起伏的小胸膛上用听诊器听了听。她的心脏有杂音，音量不大，但仔细找找肯定能听出来。结果，医生发现，那根通往肺部的动脉没有发育完全——我们称之为“肺动脉闭锁”。深蓝色的血液从小小的身体返回心脏，流过室间隔上的一个孔，再径直回到全身。混乱的循环系统令她体内的氧气越来越少，酸越积越多。这孩子活不成了，是个“蓝婴”。医生摇了摇头，走了。那时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到她。

这一切就发生在那位母亲的身畔。她也正疼得冒汗，会阴撕裂的感觉堪比末日审判。但她等不及要抱新生的女儿。医护们传看着垂死的婴儿，助产士凝重的表情已经表达了一切——还有孩子那张可怜的小脸蛋：死气沉沉，颜色青灰，眼珠涣散地转动。工厂女孩央求大家告诉她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孩子一动不动，也不出声？为什么她不是粉红温暖，就像隔壁小床上的我？她的乳汁开始流淌，孩子却不吮吸。那是1948年，蓝婴只有死路一条。

医护们又聚拢回我母亲身旁的产床。在九个月的兴奋和期盼之后，两边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容光焕发、充满自豪与喜悦的妇女，带着她健壮的粉红色儿子；另一边是伤心无助的母亲，灰色的女婴一动不动，死在她的怀中。床边的帘子合上了。她那满怀期待的丈夫被工作绊住，正在厂里轧钢，没法在女儿活着的时候看上她一眼。医院的牧师匆忙赶来，为这个正在死去的孩子洗礼。这多半已经太迟，但他们还是完成了仪式。

邻床的母亲情绪崩溃了，这已经令我的母亲相当难过，到了家属探视时间，两边的反差就更强烈了。年轻女子的父母和失去孩子的丈夫先后到来，但他们来得太迟，死去的婴儿已经被装进一只鞋盒悄悄送走了。内疚接踵而来：她做错了什么？是因为吸烟吗？还是吃了镇吐药？因为她该去教堂却没去？我们一家人的欢乐中也夹杂着对那个可怜女孩的同情。我母亲在她旁边的产床里躺了五天，其间医生给她做了骨盆手术。她两手空空地回了家，带走的只有悲伤和缝线。

那天，我的母亲也格外伤感，因为她在报纸上读过美国有个蓝婴接受手术的新闻——一种神奇的术式，能让蓝婴变得粉红。为什么刚刚没人提呢？那时国民保健服务已成立三周，一派崭新，他们应该也能做到吧？这段残酷的记忆始终不曾褪色。因此，每逢我过生日，她都会带上花朵纪念邻床的蓝婴。在本该欢庆的日子做这样一件事，是多么大气的举动。

我母亲在《泰晤士报》上读到的新闻大致是这样的：1944年，在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小儿心脏科医生海伦·陶西格（Helen Taussig）给外科主任阿尔弗雷德·布莱洛克（Alfred Blalock）出了一道难题，要他为那些必死的蓝婴设计一套手术方案。布莱洛克的想法是把为婴儿手臂供血的锁骨下动脉转接到胸腔，和闭锁的肺动脉连在一起。他预计肩胛周围那些较小的侧支血管会长大，足以确保婴儿手臂的供血，就像在动物实验中证实的那样。当年11月，这位教授首次尝试了后来被称为“布莱洛克—陶西格分流术”的方案。他不是一位技术娴熟的外科医生，费了好大劲儿才将那些细小血管连起来，但结果令众人松了口气：术后，孩子的肤色立即由蓝转粉，气急症状也当即消失。不单如此，那条少了根动脉的手臂也正常长大了。

关于这项划时代的术式，消息传得很快。英国的胸外科先驱罗素·布罗克爵士（Sir Russell Block，我在布朗普顿医院继承的手术靴就是他的）邀请布莱洛克和陶西格到伦敦展示他们的手术。伦敦有的是孱弱的蓝婴，布莱洛克接连给十个婴儿使用了分流术，无一例死亡，十个婴儿都奇迹般地变成粉色，开始正常发育。访问最后，布莱洛克受邀到英国医学会（BMA）的大厅里展示胜利果实。

演讲结束时，刚放完幻灯片的房间里还是一片漆黑，十分寂静。忽然，一盏军用探照灯扫过整个大厅，追到盖伊医院的一名护士长身上，她身穿深蓝色制服，头戴白色亚麻帽，怀抱着一名两岁大的金发女孩。就在几天前，这个得了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姑娘还在垂死挣扎。而现在，接受了新型分流术的她，已经全身粉红。这戏剧性的一幕，令现场观众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母亲对《泰晤士报》这则报道的讲述，总能唤起我的共鸣。正因如此，我最早的童年回忆就有一方面是蓝婴。

在蓝婴手术后那段划时代的岁月里，那些坚持不懈、终在心脏上成功手术的人，无疑都有精神病态的倾向。心脏手术在欧洲真的可能吗？大概吧，但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说来也怪，我从小就注定要走这条路，有为此而生的独特能力。

大部分人都是左脑半球占优势，它支配着语言技能，令人擅用右手。相对的，右脑半球支配空间觉知、创意和情绪反应。但是我却继承了一颗奇怪的大脑。正常人的大脑是“单侧化”的，在这一演化过程中，不同的灰质区域会适应控制不同的行为和技能；我却避开了单侧化，长出了一个拥有双侧优势的大脑，左右手都很灵活。虽然学校的规训让我以右手为主，但我能用双手摆弄钢笔、画笔乃至各种手术器械，左右手都能很好地给绳子打结。我还能用左脚踢橄榄球，用左手打板球。

尽管外语学得一塌糊涂，我却天生具有想象三维世界的能力。灵巧的双手加上精准的空间觉知，我从小就是个出挑的艺术家，最终成了一名天生的外科医生。我的画笔描绘过各种风景：老家斯肯索普的炼钢厂照亮夜空，鲜红的夕阳映照着高炉的开启，求爱的情侣在煤气灯下亲吻，还有炼钢工人在轧钢厂劳作了漫长一天之后那肮脏的脸庞。这对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来说很不寻常，但大脑双半球的交叉连通就是会塑造出不同的人。

后来，这些与生俱来的技能让我得以剖开人体，把一针一线都一步到位缝对地方，从不手忙脚乱。精确的动作会节约不少时间。我能毫不费力地快速完成手术，却从不用飞快地运用双手。当然了，在成为外科医生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是一项才能。后来我才发现，速度对心脏手术至关重要：手术时间越短，病人康复得才越快。

读中学时，别人对我的了解都是，这是个具有艺术气质的内向小伙儿，志愿是当医生。但我并不特别聪明，在当时没有绝对的把握考上医学院。聪明的学生都精通数学和物理，这两门课我都学得很吃力。不过我的生物学得很好，化学也还不错。最后，我全凭逃离破败街道和政府排屋的决心考去了伦敦学医。等到了那里，我这个从小立志当心外科医生的孩子却显得格格不入。

我想要融入那些公学出身的同学，不得已开始玩橄榄球、喝啤酒。我本就能投能踢，具备玩这种形状愚蠢的球的一切必要技能。事实证明我玩得相当不错，很快就从一个隶属第四阵容的无知新人，变成了固定的首发队员。在所谓的医护行业中，伦敦医院系统的橄榄球赛凶残至极。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鼎盛时期，盖伊医学院的一名球员当上了英格兰队的队长，而传奇全卫J. P. R. 威廉姆斯（Williams）效力过圣玛丽医院队，并于1969年首次代表威尔士队出征。乔治·巴顿将军说过：“我看一个人的成功，不是看他爬得有多高，而是看他掉到低谷后弹得有多高。”作为边锋，我曾在里士满举行的医院杯比赛上试图阻截威廉姆斯，结果遭到重创。虽然肋下瘀青，鼻子流血，但我还是成功做到了。

最严重的伤还在后头。第二学期期末，我们去康沃尔参加了一场俱乐部巡回赛。我自己对那次事故全无记忆，都是后来听别人说的。我们对阵的是当地强壮的农民球队，比赛场地是彭林镇上一片劲风吹拂的泥泞球场。我以一记极高的擒抱阻止了一名对手，这自然招致了报复。双方无序地争球，散开后，球员们跟在球的后面争抢。我被人蓄意一脚踢中头部，趴倒在地，脸埋进一个水坑里，晕了过去。过了好一阵，这群关爱众生的医学生才跑回我身边，这时我的脸已经紫了。

恢复知觉时，我看到了一只昏暗的灯泡，但觉得它比阳光还要刺眼。周围是同样昏暗的医学院队友，他们正打算把我抬去酒吧而不是医院。和拳击赛一样，倒地不起在学生橄榄球赛中并不罕见，相比之下，去饮酒高歌才更要紧。根据巡回赛的传统，我们要用欢笑和愚蠢的下流歌词来取悦当地的乡巴佬，这种事只有伦敦的医学生才做得出。我们的住处在几十公里外的圣艾夫斯镇，所以尽管我头疼得要命，眼前仿佛上演着泰晤士河的新年灯光秀，但除了加入他们之外别无选择。

第二天早晨，我怎么也叫不醒。好心的朋友斯蒂夫·诺顿轻轻摇了摇我，我立刻朝他的腿上喷出一股呕吐物。我的头很疼，眼睛也被冬日的阳光灼痛，那是最严重的畏光症状，于是我用毯子蒙住了头。半小时后，当地的医生来了，是位尽责又老派的全科医生。他给我测了脉搏，量了血压，然后试着用检眼镜查看我的眼底。这三项检查足以说明：我的麻烦大了。我的脉搏很慢，血压很高，视盘肿胀，此外双眼下方都有的逗号形瘀青也是重要的指征。这一切都说明，我的大脑受了重创，已然肿胀，而昨晚的啤酒没什么帮助。医生把稀里糊涂的队友臭骂一顿，然后叫来一辆救护车，送我去了特鲁罗医院的神经科。我的欢乐之旅就此终止，而我后来在伦敦得知，我的医学生涯也差点终结。但诡异的是，这件事反而在从医路上大大推了我一把。

头部X光显示，我额骨上有一条细若发丝的裂缝，虽然我的颅骨看起来很厚，那一脚还是把它踢骨折了。颅内压明显升高的表现就与此有关。看门诊的是一个普利茅斯来的坏脾气脑外科医生，他给我做了检查。他的治疗方案是用静脉滴注甘露醇溶液，好给肿胀的大脑排水，再放一根导尿管和尿袋来应对多尿问题。他想带我回德里福德医院装颅内压监护仪，但我极力反对。阴茎里插管已经够难受了，我不想再给人在颅骨上钻个窟窿，脑子里插根螺栓。这种蛮横的不合作态度预示了即将发生的变化。我变得烦躁不安，咄咄逼人，不再是去康沃尔时的那个温和敏感的小伙子了。1967年还没有CT扫描，没法直接看到我受创的大脑皮层，但里面肯定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都以为我会在消肿后会恢复原样，但我没有——我很走运。

特鲁罗医院把我送回查令十字医院，我住进一间安静的单人外科病房，窗外就能望见河岸街。当晚，我试着勾引一名美女护士，她的回应是抓住我的导尿管用力一扯。防止滑脱的气囊从膀胱被一下扯到了前列腺，足以使我的情欲平息一夜了。可我并没有长记性，很快又再次出手。

第二天，我就被一群学生护士包围了，她们都是从周五夜舞会上认识我的。接着我的队友们带来了《花花公子》杂志和几瓶啤酒，都是他们藏在衣柜里的。我感觉自己正享受着皇室待遇。一位来自哈雷街[伦敦的医院诊所一条街。——译注]的神经科医生戴着眼镜，穿着定制的晨礼服，前来查看我这名受伤的医学生。我还记得自己觉得他像只企鹅。他问我对事发时的情况还记得多少，我无礼地答道：“怕是屁都不记得了！”我平常绝不会用这种粗陋语言跟高级主任医师讲话的。他显然被我逗乐了，也由此确认了他对伤势严重程度的看法。他测试了我所有的反射和动作，宣布我的运动能力完好无损，同时注意到了我的双半球互连情况。他叫来了一位心理学家。她给我做了进一步的测试，而后决定就前脑受伤的后果给我上一课。

她解释说，右脑半球是批判性推理和避免冒险的思维过程的大本营。我颅骨的裂缝正好位于右侧额叶皮层上方。这个部位的脑肿胀大概可以解释照料我的医护人员反映的问题：缺乏自控，易怒，偶有攻击性。我自认为对查令十字医院的护士礼貌友善，但或许并非如此。根据她的几项测试，我在一个名为“精神病态人格量表”的东西上得分很高。

“但也不用担心，”她说，“大部分成功人士都是精神病态，尤其是外科医生。”然后，她用给心理系学生上课时的经典案例解释了我眼下的个性变化。

1848年，一队建筑工人在美国中西部挖掘岩石，为一条铁轨腾地方，他们的工头名叫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工人们在巨大的岩石上深深地钻孔，而后在孔内填入炸药，再塞进引线，放进沙子，并用铁制填塞棒把沙子压紧。就在这个过程中，铁棒和岩石之间擦出火花，引爆了炸药，那根一米多长的铁棒被炸飞，高速穿透了盖奇的颅骨。它从盖奇的左侧颧骨刺入，从后面的头皮穿出，落在了距事发现场近30米远的地方。虽然受了如此重伤，盖奇却始终神志清醒，爬上一辆牛车找医生去了。当地的医生哈洛大夫（Dr Harlow）为他清理了大大小小的颅骨碎片，然后用胶布盖住了伤口。

不幸的是，盖奇的脑部受到真菌感染，随后陷入昏迷。他的家人连棺材都准备好了，但哈洛给他做了手术，从头皮的伤口下面排出了8液量盎司的脓汁。盖奇奇迹般地康复了，不出几周就“完全恢复了理智”。但他的妻子和身边的人却发现他的性情发生了邪恶的变化，这一点哈洛也在《麻省医学会公报》（Bulletin of the Massachusetts Medical Society）上做了描述：

现在他变得喜怒无常，粗野无礼，时而还会说出最下流的脏话（他本来没这个习惯），对工友也没了什么尊重，一旦别人的约束或规劝违逆了他的欲望，他就会很不耐烦。他有时一意孤行，有时又反复多变……

就这一点来看，他的心智已经发生了决定性变化，以至于熟人们都说他“不是盖奇了”。

这个故事显然引起了我的共鸣。我的前额叶皮层也受了伤，可能会改变我的个性，却不影响其他高级神经功能。但我不接受自己和从前有任何不同。可怜的盖奇丢了工作，最后只能在纽约的巴纳姆（Barnum's）马戏团和那根铁棒一起展出。他在35岁那年发癫痫而死，葬在了旧金山。但是没过多久，无耻的小舅子就把遗体掘了出来。时至今日，盖奇的颅骨和那根铁棒仍陈列在哈佛医学院。

听到这里，我总觉得这位和蔼的心理学家是在温柔地向我传达：“回老家斯肯索普参加马戏团去吧。”大脑消肿后，我确实回了趟老家去过复活节假。我可怜的父母感到迷惑不解：医学院的教育竟对儿子造成了如此意想不到的影响。然后，我带着空前的决心回了伦敦，继续医学研究。

我不推荐用脑壳受伤的策略来助推职业生涯，但是从中期看，这次头部创伤确实带给了我非同一般的好处。我本来是朵打蔫的紫罗兰，现在却变得无拘无束、胆大自负：不再为考试焦虑，在人山人海的讲堂前发言也不再感到窘迫。不出几周，我就成了学生圣诞展演上超级外向的主持人，医学院的社交秘书，板球队的队长……此类事迹不胜枚举。我变得对压力免疫，成了习惯性的冒险者，还对肾上腺素上了瘾，始终渴求着刺激。过去常常一连几天纠缠着我的个人烦恼，现在统统被丢到了一边。简言之，从头部创伤中康复的我不但摆脱了束缚，更爱上了残酷的竞争。我本就具备外科医生所需的协调性和灵巧的双手，现在又获得了必要的人格特质。但我从未失去共情，这项“情绪智力”（EQ）要素让我们能够体会别人的感受，而关心他人的能力，每一位医护人员都应该具备——尽管许多人并没有。

磁共振成像（MRI）的问世令大脑皮层内部神经网络的可视化成为了可能。我们知道了额叶先产生感觉，然后将可怕的素材传至脑深部的杏仁核，在那里加工成危险或恐惧情绪。精神病态者丧失了额叶和杏仁核间的连接，因此往往会表现出残忍无情、无视权威的特点。心理学家布卢默（Blumer）和本森（Benson）描述过前额叶皮层受伤引发的人格变化，称这种征候为“伪精神病态”。一些病人在头部受伤后不再克制自律，无法评估风险，缺乏耐心，负疚感减少，但并未失去同情心（无同情心是天生精神病态者的特点）。简言之，我就属于这种情况，虽然我当时没有洞察到这点。

我在纽约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鲁莽无惧，这种品质令我能活在刀锋一般的危险边缘。有句话说：“勇敢不是没有恐惧，而是愿意面对恐惧。”那是在1972年，我拿到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奖学金，条件之一是在纽约哈莱姆区莫里萨尼亚医院的急诊室上夜班。到了阴暗的后半夜，整个急诊部都在处理毒品滥用和黑帮火拼的恶果。那天晚上有一个疯狂的毒瘾分子，在一场打斗中受了伤，一名年轻护士努力从他手里没收几支污染的注射器，他于是变得狂怒失控，想用弹簧刀杀死护士。我料到他要动粗，在他碰到护士前就冲了上去——一个标准的橄榄球擒抱动作——两人双双倒在了候诊室的那排椅子上。

他的刀割破了我的右手拇指，血滴滴答答地淌在了我洁白的实习医生背心上。这番打斗没有持续太久。一名保安用防暴警棍击中了这名对手的脑袋，直接把他送进了神经外科。护士长感激地帮我缝合了伤口，然后我去参观了那家伙的颅骨钻孔过程。信不信由你，我还挺惋惜他的。他的悲惨生活让我难过。

医院向医学院报告了这一英勇之举。但这其实算不上英勇，因为面对这种场面时我根本不需要勇气。这件事给我带来了耀眼的奖赏：先是“最有望成功的学生”称号，再是著名内科和外科教授门下的住院医师职位。头部受伤有没有使我放弃橄榄球？当然没有。我在赛场上反倒更凶了。

外科从业者普遍承认自己精神病态。就在2015年，《皇家外科医师学院公报》（Bulletin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杂志还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外科医生都是精神病态吗？如果是，这很糟糕吗？》。几位作者主张，在事关生死的激烈讨论时彻底抽离情绪，反而能做出更好的选择。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词典还是将精神病态者描述得冷酷、浮夸和过度自信，说他们有一种膨胀的自负，善于推诿罪责，进行“过错外部化”（blame externalisation），而不表露出悔恨。当然，这些描述完全符合人们对外科医生的刻板印象，也符合金融界的那些冒险者。

但是，医学界的冒险者取胜时，胜利是属于所有人的。我们必须一直享有不停探索、突破边界的自由，就像那些先驱一样。但依我看，这种自由怕是已经彻底消失了。今天，风险管理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监管当局更是人人都在努力追求无风险的环境。就连我们的“客户”都会被常态化地划分风险等级，暗含的意思是，放弃低风险的候诊人是不当之举，但打发掉风险奇高的病例完全情有可原。不论从事什么职业，有这种想法都是多么可悲啊。

我从不这样看待外科医学。我像一块磁铁似的，把高风险病例吸到身边，并陶醉在和死神的竞赛之中。我反复听人说，我的方案绝不可能成功：在气管里放硅橡胶管会造成堵塞（并没有），人没了脉搏就不能存活（他们活了下来），把电路埋进头部很危险（并不），将干细胞直接注入有疤痕的心脏会造成猝死（不会，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法子来治疗心衰）。冒险是医学创新的关键环节。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冒险。如果连创新的机会都被剥夺，心脏外科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