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透过“傲慢”这面“回顾镜”，怀着深深的尴尬来回顾我职业生涯中后面的几个阶段。我并非天生的自大狂。少年时代的我是个怕羞、体贴的文法学校男生，一心想帮助别人，很不自信。直到康沃尔那场橄榄球赛，我的命运才发生了奇特的转折，那之后，钟摆径直摆向了反方向。没什么能遏制我坚定的信念和脱缰的热情，哪怕刀锋下就悬着别人的性命。这点风险我才不放在心上。总之，我整个人都失控了。

受伤后的我行为大胆，缺乏自制，麻烦不断。多亏我原本的个性还算偏腼腆，否则可能会像菲尼亚斯·盖奇那样，变成一个无法工作的潜在罪犯。在大家眼里，我不过是个镇定自若、自信过头、抱负很高、冷酷无情、会做手术的年轻人。我很容易觉得无聊，对文书工作毫不上心，开车速度很快，把我的蓝色小跑车爱停哪里就停哪里。

我还学会了钻空子。在伦敦国王学院医院的肝脏科做初级医生时，我听说科里的高级主治医师要去剑桥为罗伊·卡恩教授（Roy Calne）的开创性肝脏移植做术后护理的监理。这些人都是年轻的内科医生，训练有素，但对手术全无兴趣，更别提熬夜看血一点点滴入引流瓶了。一个周末，趁着别人都不想干这事，我自告奋勇去了剑桥的阿登布鲁克医院。这是一个站在巨人身后参观肝脏移植的绝好机会，尽管我打的旗号是深入了解术后护理需求。这项策略回报颇丰。移植病人康复了，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旁人也都以为我也是肝脏科的高级主治医。

剑桥的外科规培轮转在英国有着最高的声望，我也很喜欢这座城市。然而，童年时的内省性格和根深蒂固的自卑感让我不敢接下剑桥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但在经历了“化身博士”[《化身博士》是斯蒂文森的小说，讲的是绅士杰克尔博士喝了自己配制的药剂，分裂出了邪恶人格“海德先生”的故事。]般的脱胎换骨后，一切都变了。当剑桥再次贴出外科招聘启事，我立刻申请，并附上查令十字医院和布朗普顿医院的推荐信。卡恩教授看到我曾为他的移植病人做过术后护理，就把我招了进去。当时的我只在布朗普顿有过几次冒险，在伦敦当住院医时做过几例阑尾切除术，此外没什么实操经验。但这在那些日子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够自信，甚至够鲁莽，要敢于放手开刀。我全身心地扑到了这份新工作上，像狗一样咬住了骨头——骨科手术很难弄死人，虽然也不是全无可能。

1976年那个冰冷的圣诞假期，我在医院里安了家，为100多个跌倒后髋部骨折的老人做了手术。其中有两例死亡，他们没能受住手术的负担。伤者一旦超过90岁，就很难在术后移动，只能卧床不起，患上肺炎，然后被死神接走。我们既不能弄死他们，也不能就让他们扛着疼痛，所以手术还是要做。在做了半年的“人体木工”，处理了不少可怕的创伤急救后，我掌握了外科的基本功：都是如何使用器械，如何止血，还有够胆子不求助他人而独立开展手术这些小事。这段学做外科医生的浪漫经历使我陶醉不已。接着我又转到了普通外科，那边可都是流血掉肠子的真家伙，尤其是在值夜班的时候。我很快就得了个“大白鲨”的绰号，因为我只用很短的时间就能截下一条腿来。

70年代还没有减少胃酸的药物，所以每晚都会过来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并发腹膜炎，或是胃部严重出血的病人。再来就是大肠癌导致的肠梗阻，或是肝、脾外伤。来的病例越棘手，我就越开心。我整个白天都做手术，大部分夜里也做，老板们很乐意看到我这么勤奋。只有一件乏味的工作我懒得处理——得怪我的注意缺陷障碍（ADD）——就是文书手续。病历在主治医师的办公室里堆积成山，等着被写成出院报告或寄给全科医生的信。我对温和的处罚不当回事，最后上面禁止我进入手术室，直到我把积压的文书处理完为止。

一个周六的夜晚，我这条“大白鲨”被叫去诊断一个8岁男孩，他因为突发剧烈腹痛被救护车送来了医院。这孩子的父母信奉“耶和华见证人”，看得出来他们很在意孩子是否需要手术[该教派的教义拒绝输血。]。孩子的体温略微偏高，腹部广泛压痛，阑尾处尤其严重。这种情况很常见。我告诉父母孩子有腹膜炎的体征，我认为他的阑尾可能已经破裂。我需要马上送他进手术室，切掉那截无用的“肉虫子”，再把他的腹腔清洗一遍。他们问这孩子是否会失血过多。

“完全不会。手术15分钟就能做完。”

听到这句简单直接、毫不含糊的表示，他们立刻对我产生了莫大的信任。

“我们连血型都不用测。”我安慰道。

我进了手术室，协助我的是一位麻醉主治医师和一位值班的住院医。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例外科手术，护士那边还等着我们三个去开派对呢。我在男孩的右侧髂窝开了一个小小的格子形切口，阑尾通常就在下方。当我暴露腹腔中那层透明的腹膜时，本以为会先看见稻草色的积液，然后就能挑出蠕动发炎、末端穿孔的阑尾。但这次不同。腹腔内颜色很深。当我用镊子夹起腹膜并用剪刀把它剪破时，里面淌出了鲜红的血液。

我心里一沉。我本以为这男孩面色苍白只是因为他难受。

“红、白血球的计数结果出来了吗？”我问麻醉医师。

“还没有，怎么了？”

“他的腹膜里全他妈是血。”

麻醉医师的脑袋很快从“血脑屏障”的上方探了出来。那是块挂在输液架上的绿色手术巾，作用是把麻醉医师的鼻子和病人的伤口隔开，他们总是懒得戴口罩。

“靠，怎么回事？”他问我。

他吩咐麻醉护士到冰箱里去取点血来，然后开始手忙脚乱地给男孩量血压：高压100低压70，心率105。我立刻声明如果不先知会父母就给孩子输血，我们会遭到起诉。而他的父母肯定会拒绝输血。

麻醉医师想叫值班的主任医师过来，我却不想。我想自己找出问题，自己解决。我这时依然平静得不像话，沿着男孩的腹部中线又开了一条大得多的切口。里面涌出了更多的血。这时我那两位理智的同事都变得犹豫不决了，都想尽快把责任推掉。他们合理猜测这孩子或许是受了虐待，他的肝脏或脾脏可能受了创伤。但如果真是那样，他的皮肤上应该有瘀青，身体的其他部位也该有别的证据。

这时我是什么感觉？只有好奇和兴奋，因为这肯定是一起罕见病例。按理说我的前额叶皮层应该向杏仁核发出警觉和焦虑的信号，但我早已把恐惧留在了彭林镇球场。此时此地，我只想赢下分数，证明自己是所有主治医师中最能干的。医学院对我的评语是什么来着？“最有望成功的学生。勇敢但缺乏洞察。”缺乏也不是我的错，这一点我还得向旁人解释多次，直到我自己也成了一名主任医师。

我把肠管从切口拉出来，寻找主要血管。从逻辑上说，如果喷血的是这些血管中的任何一条，这个男孩都不可能活着来到医院。直觉告诉我最初的出血已经止住，因为他的血压和心率现在很平稳。我查看了肝脏和脾脏，两者都完好无损，于是我排除了外伤的可能。接着我开始一寸一寸地查看他的肠子，终于在离阑尾位置不远处发现了问题所在。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先天异常，以后都不可能遇到了：大肠重复囊肿破裂。我找到了剩下的几个出血点，用电刀咝咝地灼烧它们。现在我可以告诉队友们，出血已经控制住了。孩子已经安全，放轻松吧。

“这个重复囊肿你打算怎么处理？”面如死灰的麻醉主治医师问我，他的老板也快来了。

“妈的，把结肠切掉不就行了？”我冲了他一句，对他从头到尾表现得这么懦弱有些生气，“这么胆小，去做全科医生啊。”

这时，一段莫名其妙的顺口溜开始在我不受拘束的大脑中来回飘荡：“有屁就放，放完快滚！”我把会受影响的血管打结，然后夹住滑溜溜的肠子，一刀、两刀，结肠下来了。接着我近乎强迫地把两侧切口用连续缝合缝在了一起，用温生理盐水洗去了腹腔内的血和粪便。我把这些东西全部吸出，关闭了两道切口。完成。撇开所有忧虑和共情后，这其实就是通下水道。

这时候麻醉主任医师也到了。我对这位前辈表现得相当粗鲁不敬，一边开心地缝皮，一边问他怎么磨蹭了这么久才来。麻醉医师做的第一件事总是越过手术巾探头张望，并询问一切是否尽在掌握。因此我伸手提起标本桶，自豪地向他展示里面血淋淋的病理标本。

“我从没听说过这种情况。”他说。

“我也没听说过。肯定很罕见。现在血压多少？”

“高压100，低压70。”

“心率呢？”

“100。”

“有血红蛋白数了吗？”

“10。”

“行了。”我总结道，“他已经安全了。”

麻醉主任医师礼貌地问我有没有把这个病例告诉我的儿科老板邓恩先生。

“还来不及说。”我扯了个谎，“我以为这孩子还在流血，邓恩先生正在学院晚宴上呢。明早查房的时候我再给他惊喜吧。”

现在我该去向孩子的父母解释，为什么他除了阑尾切口之外，腹部中央还有一条血淋淋的大伤疤，以及为什么我本来说15分钟完事却拖了这么久。就像所有等待孩子手术结果的父母一样，这时他们已经快垮了。我到等候室门口时，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这足以回答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他们的儿子安全了，虽然我的诊断是错的。

我的大脑皮层从精神病态的那部分切换到了谨慎而富于同情的那部分，这让我在孩子出院时收到了一份丰厚的礼品。在之后的岁月里，我也一直对耶和华见证人的病人很照顾，就像帮助唐氏综合征患儿那样。至少他们有坚定的价值观，而他们的宗教信仰也没有伤害别人。他们中的一些从手术台上下来时，血红蛋白水平只有正常人的1/3，但是通常都会康复。

* * *

卡恩教授鼓励我加入剑桥当地的橄榄球队，让我的名字因此登上报纸——“那个疯狂得分的边锋”。每当我走进手术室或冲上橄榄球场，精神病态的开关就会打开。我也因此伤病不断。在一场比赛中，一根金属立杆刺穿了我的头皮，在颅骨上留下了一道12厘米的凹槽。我执意先回剑桥，护士萨拉正在急诊部值班——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我请她给我缝合伤口，再打个破伤风针，但不用费心做局部麻醉，为此我很快发出了惨叫。

接着就是圣诞节的那次下巴骨折，骨折之后我还在急诊部给一个摩托车手开了胸。当时我还穿着橄榄球衣，浑身泥土，自己都还在往刷手槽里吐血。当时医院里没有别的外科医生可以救他，而我正好在等候室里。我接着还做了一件蠢事：我谢绝了他们给我骨折的下巴做手术，后来不得不在臀部挨了超大量的青霉素肌肉注射，好防止骨骼感染。几个护士兴冲冲地把我的屁股当作了针垫。最后，正是这次受伤帮我通过了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大考：我在口试时几乎说不出话，没能施展出上一次令我不及格的嚣张气焰和胡言乱语。

离开剑桥时，我满载着各种资格证书和无价的外科经验。这时我的自信达到了顶点，也背上了沉重的情债。缺乏自制使我放纵肉欲，惹来了不少麻烦。《牛津英语词典》里说精神病态是“对自己不加约束，对他人无情且缺乏关怀”。我的蓝色小跑车和膨胀的自我显然吻合这个描述。

我在阿登布鲁克医院的最后几周里，哈默史密斯医院和皇家研究生医学院都向我发出了心外科规培医生职位的邀请。这显然是个惊喜。也许他们早就贴出了招工启事，但一直没有合适的申请者，不过我还是很高兴他们能想到我。然而这份狂喜没有持续多久，我很快就因为总是要协助那些笨手笨脚的高级主治医师而发火，他们都做不到在跳动的心脏上缝针。病人的心脏滑不留手，动个不停，但换我的话肯定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对于只能协助而无法主刀一事，我变得越发暴躁，因此被打发去了黑尔菲尔德医院的胸外科分部轮转，那里给人的感觉如同斯肯索普的潮湿周末，我对此再熟悉不过。肺这东西只是吸气和呼气，没什么挑战性，于是我开小差走了。

我看到香港有一份招聘代班普外科主任医师的启事。有趣的是，招工的是港岛上历史最悠久的医学机构，工作内容包括在太平山顶的两间私人诊所做手术。那边的常驻外科医师正在休学术假，所以受聘的代班者可以享用他的公寓、保时捷轿车和香港会[香港会（The Hong Kong Club，简称The Club）成立于1846年，是香港的顶级私人商务及宴请会所。]的会员资格。这于我是一个机会，可以在世界彼端全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检验我闪闪发亮的剑桥经验，何乐而不为。得到这份工作后，我要了三个月的假，离开心外科轮转，出发了。这的确是一场赌博，但当时我在伦敦既受挫又浮躁，眼看着自己就毁了。是这个机会拯救了我，使我免于被医院开除。

我在香港的嘉诺撒医院和明德医院单枪匹马地工作，助手是一群天主教修女。这里没有主治医或住院医帮忙。但修女们也将一丝宁静祥和的氛围带到了手术台上。毕竟，谁能对一群修女破口大骂呢？更棒的是，她们都是经验丰富的可靠助手，这种职业素养在英国可很难见到。她们的工作是协助外科医师，让我那巡视的眼神能专注在手头的工作上。就算放浪如我，也无法和修女调情。另一方面，我也渴望留下一个好印象，让她们对我这个英国来的年轻新秀充满信心。

表现机会来得比我想得还要快。医院的胃肠科大夫转给了我一名19岁的中国少女，她的情况是我在西方从未遇见过的。这位身材纤细的漂亮女孩来自一个富裕家庭，因为直肠出血前来就医。乍一听这必是痔疮无疑，但消化科医生那经验丰富的食指却在直肠里摸到了一个团块。19岁就得直肠癌？我不相信转诊信里的判断，但活检显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乘坐熙来攘往的天星小轮前往九龙，在我那半岛酒店的门诊里接待了这位身心交瘁的少女和她的母亲。

在那个年代，对于长在低位直肠上的肿瘤，唯一的疗法就是彻底切除直肠，病人只能带着结肠造口过一辈子。对一个20岁不到的中国少女来说，这还不如自愿安乐死——在我讨论是否开展“经腹会阴直肠切除术”时，修女们提醒了我这一点。这个手术通常需要两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合力开展，其中一个通过腹部的切口向下递送直肠，另一个在切除可怜女孩的肛门之后，从下方靠近并切除肿瘤。我必须要想清楚：这个手术是由我自己来做，还是把女孩转去大学医院，交给一支经验丰富的团队？和往常一样，我觉得这项任务非我莫属，虽然我以前从来就没做过这类手术。够愚蠢，够自大吧？我的名声和女孩的性命，到底哪个重要？

初次会面时，那位母亲并不准备让我给她的女儿做检查，她们显然也不想接受手术。我一见女孩就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在精神病态量表上，得分仅次于外科医生的就是儿科癌症医生，原因我理解：人的心理一般受不住每天在年轻人或是他们的父母身上目睹这样的忧惧。通过广东话翻译，我向这位母亲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只因为一只结肠造口袋可能毁掉女儿的婚姻前景，就要让她因癌症惨死吗？这个唐突的挑衅突破了种族的屏障，教她哭了出来，我于是向她道歉——一个自大顽固的西方外科医生竟会道歉，她们始料未及。

我只好滔滔不绝地继续讲下去，最终使她们相信我这个英国医生会治好女孩的癌症——其实，是神仙们劝我从伦敦专程飞过来给她治病的。她们离开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们了。我的感觉中夹杂着一丝释然。我害怕这女孩会为了不让家族蒙羞而结束自己的生命，而这羞耻仅仅是因为她体内的遗传自毁按钮被按下了。但她们又回来了，我只能勇敢应战。我焦虑吗？并不。我对经腹会阴直肠切除术的切除范围和复杂程度感到担忧吗？当然。这种手术我参观过几例，但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我肯定，只要开始动手，我就都能回想起来。

历时五个小时的手术中几乎无人说话。偶尔我必须开口索要某件器械，它就会如机械般精准地拍到我的手掌上，像是受遥控似的。我偶尔说两句“糟糕”或者“妈的”，背上不断淌下汗珠。修女们为我调整灯光，还像优秀的老派医学电影里那样为我擦拭眉毛。谢天谢地，她的肝脏是干净的，没有肿瘤扩散的迹象。我开始缓慢而审慎地进入危险区域，先从上方挪动结肠，再是子宫后面的直肠。身为一个刚出道的心外科医生，这是我第一次，也会是最后一次做这个手术，所以我想要成功。手术的关键是在适当的位置做出结肠造口，结肠将会与腹壁的开口相连，粪便会经此而出。它必须像玫瑰花苞一样干净漂亮，位置也要恰到好处，不能妨碍她穿衣服。

虽然两个切口给女孩造成了极大痛苦，她还是很快康复了，只有年轻人才做得到。我安慰她的家人说肿瘤没有明显的扩散迹象。病理学家的显微镜显示，肿瘤不曾渗透大肠壁或是侵入淋巴结。女孩也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修女们都说她们以我为荣，我也格外自豪，我还从来没有在做完一台手术后这么高兴过，而且也彻底放心了，无论对自己还是这家人。

那天晚上，我在神秘莫测的香港会喝了几杯，然后在氤氲的桑拿房里独自坐了一会儿。我脑海中一次次重放着白天手术的每一个步骤。我真的应该冒这个险吗？对我来说什么更重要，是向自己证明我战无不胜，还是那个可怜女孩的安全？这是我职业生涯的决定性时刻。我虽然还是不知道害怕，但慢慢找回了洞察力。香港让我对自己的特权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和这些修女并肩工作，同她们分享我的心事，令我找回了丧失多年的内心平静。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在九龙的公立医院做胸腔手术。肺癌在那里很是常见，而我是唯一能做肺癌手术的医生。我在那里治疗外伤，引流脓汁，矫正儿童的胸廓畸形——全部工作都是出于博爱，它们使我恢复了自尊。有时我也会出乎意料地将食指插进病人的心脏，缓解风湿性二尖瓣狭窄——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我能做的事越多，他们就越想让我来做，我也陶醉其中。他们希望我能留下，我也确实动过这个念头。中国的病人不会抱怨生活，那边的外科医生也不会。他们尽可能利用自己拥有的一切，并不奢求什么，这很像是19世纪的态度。然而，香港虽好，我还是下定决心回英国重整旗鼓，好好利用我在世界的这一端学到的经验。我要努力减少傲慢和冷漠，不再像以前那样独来独往，虽然要做到这些都并非易事。

* * *

回哈默史密斯医院后，我又遇到了新麻烦——我本来就因为失踪三个月差点被规培轮转项目开除了。时间变了，不变的是那些破事。这一次是我没向值班的主任医师汇报，就把一个心脏刺伤的人带进了手术室。“那又怎样，”我心中暗想，“那人都要死了。我救了他，也阻止了一起凶杀案。”我辩解说去手术室的路上根本来不及联络他，因为我必须专心于手头的工作。然而这个理由并不成立。无论我对自己的能力如何自信，总有规程需要遵守。在中国新年时下的决心到此为止了。我还是屡教不改，不守纪律，明显也不听使唤。

在这起刺伤病例之后，本托尔（Bentall）教授招我做了他的私人助手，这时他的双眼和双手已经不如从前了。他让我来主刀，由他协助，连来自海外的自费病人也不例外。我的手术功夫当然好，这一点没人怀疑。但我的脾气是个问题，我待人粗鲁、目无尊长、缺乏洞察，这些颅骨骨折后遗症依然挥之不去。我成了一个冷酷而充满野心的蠢货，接下来要么服从，要么滚蛋，没有别的路可选。国民保健服务下的医院容不下我维持原样。这种做派在香港还好说，在哈默史密斯医院的杜凯恩路西12号可行不通。

一天早晨，在我把蓝色名爵停在医院大门外的经理停车位之后[经理在英国医院中属于高管，负责人事、行政、财务、公关等方面，往往不具备专科医生的职业技能，或因此受作者轻慢。]，本托尔教授叫我去了他的办公室。看来上面对我又有意见了，我又要因为不检点的行径挨一顿臭骂，而我会用那套人人平等和生活真谛的说辞反驳回去。结果不是这么回事。上面当然对我有意见，但那是为了引出另一场酝酿已久的谈话。他看得出我还是不快乐，问我想不想去美国和那些大人物一起工作。我想也不想就答了愿意。我说我要去加州，要到心脏移植的开拓者诺曼·沙姆维（Norman Shumway）手下去。

但本托尔的安排完全不是这样。他大度地承认我在外科领域确有潜力，但也重申了我已经完全失控的事实。要是去斯坦福，我只会变得更糟。我应该去约翰·柯克林（John Kirklin）那里。柯克林是有名的纪律派，他已经离开了梅奥诊所，去一家新医院创建了一个世界领先的研究型外科项目，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啊，水汽蒸腾的美国大南方。教授已经向柯克林介绍了我的情况。他准备先请柯克林给我立立规矩，再把我调回哈默史密斯升个职。这是最后通牒：要么接受，要么走人。我接受了，别无选择。我在业内已经臭名昭著，主要是因为业务以外的那些缘由。但请记得，这不是我的错，要怪就怪坏掉的脑回路吧。但愿有朝一日它们可以重生，也但愿这一天不要太早到来。我在中国已经小有成就，在阿拉巴马还能保持好的成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