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圣诞节那天的晚间9点，我懒洋洋地坐在一张别扭的木头长凳上。我身处的地方是圣托马斯医院的急诊部——就是弗洛伦丝·南丁格尔服务过的那家著名医院，对面就是威斯敏斯特宫。我周围全是缠着绷带的脑袋、流血的鼻子和呕吐的醉汉。实际上，他们更多是有精神健康问题，而不是得了急症。广播喇叭里断断续续地传出《普世欢腾》（Joy to the World）的曲调，对我这个流浪汉来说，这里是度过圣诞夜的理想场所。

当夜班职工不情不愿、稀稀拉拉地走进医院时，中班职工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回家了。他们谁也没工夫留意这个穿着破烂圣诞老人服、没精打采地靠在一棵快要死掉的圣诞树旁的可怜人，树上的灯泡还烧断了保险丝。护士长在候诊区轻盈地穿进穿出，尽力让大家打起精神。在圣托马斯，护士还是很有护士的样子。眼前的这位圣诞天使身材高挑，举止优雅，身穿一条海军蓝波点连衣裙，腿上是纯黑色丝袜。她纤细的腰身上束着一条银扣腰带，笔挺的白色领子和装饰着槲寄生的制服帽之间露出一头乌黑的秀发[槲寄生常用作圣诞装饰。]。这位女士的外貌和心灵同样著名，圣托马斯医院上上下下都叫她“美护士”（Sister Beautiful）。医生、救护员和警察都围在她身边献殷勤，个个想抓住时机，在应季的槲寄生下得到一个天使之吻——只在一年中的这个夜晚，当是对圣诞夜也被迫工作的慰藉。

她瞥见了房间另一头的我，于是吩咐她的一个护士来看看圣诞老人需要些什么。我是进来躲避寒冷冬夜的吗？如果是的话，她们就该给我一杯热茶、几块蛋糕，这些都是她亲自带给这里的常客的——那些伦敦南部的流浪者和穷苦人。她没有认出戴着大胡子的我，那对她要求太高了。

外面有一辆救护车停在结霜的抬高路面上，警笛声从急诊部正门传了进来。预感到麻烦的美护士和当班的急诊住院医生都朝摆门赶去。来的病人心脏病发作，人已经休克。当急救人员在步道上放下手推车时，监护器的嘀嘀声停止了，心室纤颤的随机棘波触发了警报声。一行人在《平安夜》的管乐声中匆匆进入抢救室。情急之下，美护士爬上推车，跨坐到那个男人的腰上，奋力按压他的胸部。她也直喊那个如在梦中的急诊住院医，叫他先往前跑，去给除颤器充电。“真宁静”和“静享天赐安眠”[两句为《平安夜》歌词，英文原文分别是All is calm和Sleep in heavenly peace。]的氛围，此刻一扫而空。

我这个心外科医生只能怀着钦佩默默观看，并不能帮什么忙。我不属于这里。美护士镇定自若地吩咐夜班同事照看病人的妻子，一边继续按压着，随手推车一起离开了我的视野。我看了看候诊室另一边角落里的围栏婴儿床。那里也围着几个天使。一阵忙乱中，心脏复苏团队从病房中赶来，在这个非凡的女人身后挤作一团。接着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

我今天早上在哈默史密斯医院的儿科病房里扮了圣诞老人。留在医院过圣诞节的都是病重的孩子，其中一些还患有癌症。他们身材消瘦，面无血色，头发因为化疗都掉光了。他们在床外荡着皮包骨头的细腿，等着我给他们带来礼物。慈爱的父母扶他们坐直身子，试着将他们的心思从疲惫和痛苦上转开，哪怕只有几分钟也好。病房里有微笑，也有少许泪水，特别是圣诞老人自己的。我知道这或许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了。出了病房，带着如释重负的轻松和轿车后座上一大袋子要送给女儿的礼物，我沿着北环公路和A10公路朝剑桥驶去。杰玛今年7岁了，我每年都要在这条路线上走一程。每年的这一天都很快乐，直到我必须离开的时候。每次看她在门口挥手道别，我都会心碎，然后在回伦敦时可怜巴巴地哭上一路。但是这件事谁都怪不得，只能怪我自己。

虽然每天都和她说话，但我始终觉得自己没能给她一个正常的童年。别看我作为外科医生那么自大，但其实我对自己的评价很低，自认为是一个混账父亲，对女儿毫不尽责，一天到晚就知道工作。我做得越多，我那些上了年纪的老板要做的就越少——所以他们倒是很满意。

萨拉——就是美护士——已经进去一个小时了。她终于从抢救室里走了出来，样子凌乱而沮丧。她的白帽子和白领子早已不见踪影，丝袜抽了丝，连衣裙上面的几个扣子也开了。长时间的心脏按压相当于在健身房里剧烈运动了一场。汗珠从她的脖子上滚落，消失在半露的胸部之间。几个医学生无耻地盯着她走进家属室，里面传来了患者妻子悲伤而绝望的哭泣，这大致告诉了我们抢救的结果。与此同时，那卷磁带开始到头重放，候诊室里再次响起了《普世欢腾》的曲调。

时间已近晚11点。专横的夜班护士开始奋力驱赶急诊部里的醉酒者和尚可走动的伤者。化装派对结束了。我刚才偷看了心上人很久，这也很值得。我已经很久没见萨拉做她擅长的事了，上一次还是在剑桥，她曾在那里照料我打橄榄球受的伤——下巴骨折，头皮开花，肋骨开裂，但哪一样都没有阻止我立即回到手术室。

虽然两个小时前就该下班了，但萨拉还有最后一项工作必须完成：那位心碎的妻子想看丈夫最后一眼，毕竟两人曾一起共度人生，直到他主冠状动脉里的斑块破裂，被急性心力衰竭夺走了生命。假如是我主刀，我可能会赶紧给他连心肺机，用转流绕过阻塞处，但我不能在圣托马斯这么做。这里是萨拉的医院，不是我的。他们今晚值班的心外科医生正在许多公里外的家中，没有等在医院里寻求刺激。

当萨拉终于从弥漫着死气的房间里出来时，圣诞老人已经站到了门口，特地让她看见。她现在看起来苍白而紧张。在过去的11个小时里，她遭遇了谩骂，被人吐口水，还受到醉汉的攻击和低年资医生的骚扰。那些小伙子排起队来，吵着要送她回家，因为本该送她回家的人还没有出现——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现在她还要打起精神来，应付情绪崩溃的恋人，明早8点再回来上班。

我们都需要松下弦来，谈一谈，午夜的威斯敏斯特桥再合适不过。我们倚在桥栏上，俯瞰下面冰冷的泰晤士河河水。我仍是一身圣诞老人装束，萨拉穿着黑色的护士斗篷，大本钟开始敲响倒数至午夜的钟声。至此，今夜还分外寂静平安，每个在家的人都躺床上，除了漂向急诊部的那些宛若海难残骸的人。他们漂向哈默史密斯，漂向查令十字，漂向每一座医院。萨拉在这次值班里已经见证了三例死亡，除了刚才那个心脏病人，还有两个孤独自杀的年轻人，他们再也受不了一个人的圣诞节了。其中那个自杀的女孩尤其令她伤心，她才16岁，因为怀孕被赶出了家门。她想去堕胎，但是没钱，于是从一座铁路桥上跳了下去。刚值班结束还没看见我时，美护士还在想我会不会也出了什么特别糟糕的情况，不是这种，就是那种。

* * *

到了1987年的圣诞节。我在牛津做主任医师刚满三个月，还沉浸在世界顶尖的学术机构请我来新建一个心胸中心的兴奋之中。对任何一个脑子不似我这样不受束缚的人来说，开启一段单枪匹马的心外科生涯，前景都足可畏惧——没有人可以寻求帮助或征求意见，遇到疑难病例时也没有可以商量的资深同事。但这恰恰是我喜欢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全凭自己，大干一番。在专业方面，我雄心勃勃、极度自信，不想因循常例。

在牛津，不同的医院部门各有各的要求。成人心内科想要一个精通冠状动脉和瓣膜手术的外科医生，呼吸内科坚持要由资深胸外科医生来做肺部手术，小儿心内科则希望有人能帮他们建一个先天性心脏病项目。第一个进来的外科医生最好能把这些都包揽下来。这真的是疯狂的要求，但我醉心于这种挑战。

在我身后，是我认识的最有爱心和最无私的女性，正因为有她奋力划桨，我才能始终浮在水面之上。萨拉当时已经怀孕38周，但仍坚持要我开车去剑桥，和杰玛还有她母亲共度圣诞。元旦来了又去，萨拉的预产期也是如此。这时的我还沉浸在自己不可或缺的感觉中，迫在眉睫的生产影响不到我几分。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心脏手术更激动人心，可见我当时的大脑皮层是怎样的病态。大概还没伤愈吧。萨拉试着教会我共情，但我还差得远。

1988年1月20日，预产期已经过了10天。助产士开始建议引产。马克是个大块头孩子，但他的脑袋还没有朝下（那就先别去动他吧！）。好在胎儿的心率良好稳定，问题不大，萨拉仍想要自然分娩。

在另一个平行世界，我的工作里，一切才刚刚开始。那天清晨我在病房区，正在带领手术前的查房。今天的手术清单上只有几例无聊的冠状动脉搭桥术，病人们在伦敦的医院里排了几个月的队，最后还是回了我这个新来的外科医生这里。就在这时，我意外接到了当值的心内科主治医师的电话。他的老板是格里本大夫（Dr Gribben），一个阴沉的苏格兰人，他需要我在投身手术室一整天之前，先赶紧去给一个病人会诊。

那是一位不幸的22岁女子，患有唐氏综合征，入院时血流受到感染——我们称之为“脓毒症”。其他情况不用问也能想到。和许多唐氏综合征患儿一样，梅根在婴儿时接受过完全性房室管畸形修补术——她出生时心脏中央有一块空缺，瓣膜没有长全。然而手术重建的二尖瓣始终有渗漏，现在又感染了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种情况的医学术语是“心内膜炎”，它无疑会迅速进展，直至危及生命。梅根需要尽快接受二尖瓣置换。

我的第一反应是当天就该做手术。就像前面提到的，我对这些充满感情却有基因缺陷的孩子都怀着一份亲近感，因为他们在布朗普顿医院是做不上矫治手术的，“因为不值得”。有人说他们的康复情况比不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正常儿童，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后来在牛津矫治了200多例房室管畸形，死亡率极低。但这还不是唯一的障碍。格里本大夫亲自来了，直视着我的眼睛，说还有一个情况必须告诉我。原来梅根是从孤儿院领养的，而养父母都信奉耶和华见证人，绝不可能接受输血。

短短一句话，就让这个复杂病例的难度又上了一层楼。我看得出，格里本希望我干脆拒绝手术。首先，和非心脏手术不同，心肺机的预充液会稀释血液循环；其次，再次手术总会出更多的血；最后，脓毒症病人缺乏正常的凝血机能，可能在术中大量出血，不输血很可能死亡。一直到二战期间出现了输血和抗生素，心脏手术才有了可能。但在1945年，根据对《圣经》的严格字面解读，耶和华见证人的管理团体颁布了一份输血禁令。有趣的是，这个教派不庆祝圣诞节也不过生日，政治上中立，不参军也不对国旗行礼。我一向会给这些信徒做手术，但要让他们在手术中挺过来却是道难题。如今，随着治疗死亡率被推入公共领域，我的许多同行已经不敢再冒这个险了。

虽然梅根已经22岁，但我不觉得她充分了解自己的困境，能够自己同意手术，或是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明确拒绝输血。这些只能由她的养父母替她决定。果不其然，他们出具了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预嘱”，禁止给她输血。我早已学会不对别人的宗教信仰采取没必要的极端态度，避开潜在冲突；也绝不会直接说他们的女儿不输血就会死，或是不让输血我就不做手术之类的话。老实说，出于很多原因，输血并不是理想做法，本身就会增加手术的死亡率。我自己也会避免输血，除非不输就死定了。在内心里，我决计不会让这女孩失血而死。她一生下来已经够倒霉了，不能再让她的生命毫无必要地断送在我手上。

养父母的立场很明确：只有麻醉医师、重症监护医师和我都保证不会输血，他们才会签同意书。他们还要我们保证不会申请法院命令，强行给她输血。那有什么疗法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我告诉他们，有一种新型的自体失血回输机，叫“细胞救星”（cell saver），可以收集梅根流失的血液，再返还给她。伤口流出的血液会被抽吸到机器里，进行离心分离和清洗，然后同抗凝血剂混合，再经过滤器输回病人体内。这个过滤器是治疗脓毒症的重要工具，因为它能去掉血液里的细菌和白细胞。它和心肺机没有太大不同，我们也要在它的管道里预充补液。对他们来说，自体失血回输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里面循环的都是梅根自己的血，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通常都会对此表示满意，就像他们能接受肾透析一样。这对夫妇双双点头同意。我其实还藏了两手后招，但看这情形不必再讨论了，于是我们同意按照他们的要求继续治疗。

显然，在这个病例上我是在以身犯险。当时我刚刚在牛津做了三个月的手术，但已经领教了它那站不住脚的傲慢，类似于“我们是牛津，所以肯定优秀”这种。说来也怪，剑桥的阿登布鲁克医院就不是这个氛围，那里的罗伊·卡恩一贯务实。在我来牛津之前，他就提醒我不要期望过高。在牛津，他们只允许我使用普外科病房的八张床位，我的病人在手术后只能转入普通ICU，和外伤、内科急症、产科及其他专科手术的病人住在一起。于是，几乎每例手术都需要我来争取床位。

接着我又发现，5号手术室这个“老伙计”根本不适合做心外科手术，它的条件比我一开始认识到的情况还要差得多。里面没有输氧管道，仅有的一台心肺机也已经是老古董。手术时，警报会频频响起，而我唯一的灌注师特德就要跳起来卸掉空的氧气瓶，冲出去换新的。灌注师在手术中是绝不能离开机器的，但泰德每次都要离开。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不这么做，我们的手术就进行不下去。

我来医院后不久，那台古董心肺机的加热——冷却系统就出了严重故障，还是在手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将病人的身体冷却再复温，才能修复她的心脏，这下办不成了。在把那位毫无戒心的女士连上机器之前，泰德冲出手术室，带了一个桶和一只碗回来。他在桶里装了用于冷却的自来水和冰块，等到快要复温之前，又提了一壶温水来倒进碗里。当我下令复温时，他把流着血液的转流管从冰桶挪到了温水碗里。这个画面更应该出现在巨蟒剧团的喜剧电影里，而不是一家大型教学医院。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是这么干的。

接着刷手槽堵了。无影灯也像活了似的，我总是要亲手调节它们的位置，消毒都白消了。再接着，楼上厕所的污水从天花板上渗漏下来。后来我决定，出任何状况都去找那位饱受磨难的医院经理斯特普尔顿先生（Mr Stapleton）。我每次都跺着脚对护士长琳达说：“去叫斯特普尔顿先生来！”通常情况下，他会穿着西装出现在5号手术室门口说：“又怎么了，韦斯塔比？！”我的眼睛不离开病人的心脏，嘴巴里对他吼道是他妈的这里或那里出了问题。这时候麻醉医师托尼·费希尔（Tony Fisher）就会在麻醉屏后面蹲下来，一个人窃笑。但最后，我们没有医死过一个病人。虽然困难重重，我在牛津的前100个病人都活下来了。

所以这次就比较有意思了：我们显然没有给耶和华见证人信徒做再次手术要用的“细胞救星”。所以，我急忙联系那家公司的销售代表，想说服他借一台给我们。他说最早可以在明天运一台来，近中午时送到。这就是说在接下来的24个小时里，我们都要把梅根泡在高剂量的抗生素里。我也坚持她在这段时间里都应该住在ICU，接受仔细的观察。我这么做还另有考虑——这样她至少在手术后肯定有一个床位，不用再等了。我还坚持给她用一种名叫“红细胞生成素”的激素，就是因被职业自行车手服用而声名狼藉的EPO，它能促进骨髓中红细胞的形成。有了这个，再加上高剂量的铁、维生素B12和叶酸，就能帮她在术后几天或几周内恢复血红蛋白的含量——我预计她在术后会严重贫血。等到明天，我还会给她用一种叫“抑肽酶”的制剂，它能促进连接心肺机的病人的凝血功能，这是我个人在无意中发现的——这是我们专业又一项里程碑式的进展。

那天上午的第一例手术是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进行到一半时，麻醉医师托尼从麻醉屏后面探过头来，小声对我说了些什么。我正专心致志地把一根血管缝合到另一根细小而关键的冠状动脉上，没有听见，于是要他重复一遍。这次，他让整个手术室都听见了。

“我们刚刚接到电话说你妻子宫缩了，现在没人开车送她去医院。”

我的回答：“她不是还能自己开车吗？”这回答怎么说也是太冷血了。

在场的护士一齐咕哝了起来。零分！

我又抛出了第二个选项：“让她叫出租车嘛。”我还能怎么说？我正在别人的心脏上动手术呢，后面还等着一个超难病例。

结果，萨拉给她的助产士打了电话。助产士上门，伸了一只拳头进去，然后说：“还没张开，暂时先待在家里吧。现在去了医院也会叫你回来的。”

我还在整天做手术，这听起来非常冷漠无情，但没人能来接我的班。再说，分娩在我眼里不过是自然的生理过程，没必要大惊小怪，把它当成什么灾异现象。我在做医学生的时候，曾在伦敦北部的尼斯登产科医院接生过20多个孩子。但在我看来，比起接住黏糊糊的新生儿，别让它们滑到地板上，修补参差不齐的会阴撕裂更有意思。话虽如此，我对母亲们向来是很同情的。我连一只甜瓜都不愿意从屁股里挤出来，更别说一整个婴儿了。但无论我在产前怎么战战兢兢地呵护萨拉，她也不会因此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更好过一些，所以我还是专心疏通心脏吧。

我就是这样努力说服自己的。但这其中另有隐情，而且我想萨拉知道这一点：当初杰玛出生时，我也不在前妻珍妮的身边。我亲爱的母亲在她身边帮忙，我自己却在许多公里之外，我为此深感良心不安。所以这一次我会觉得难以面对。而萨拉真是个圣人，已经做好了独自面对的心理准备。渐渐地，她从不和我吵架或冲突，只是用毫不动摇的支持，一点一点地化解我的神经质。她明白我正面临大量的职业挑战，也希望我在牛津获得成功，无论代价如何。以前大家还都认为我肯定是一个好男人，不然这样特别的一个女子怎么会嫁给我？

当我终于在傍晚回到家时，萨拉的宫缩已经变得更剧烈，也更疼痛。小马克已经打定主意要出来了。我在浴缸里放了热水好让她浸泡，但她爬出来时羊水破了，在浴室里喷了一地。我已经全不记得学生时代的那些接生经历了，但是心想，既然“水坝”已破，就该去找专业人士帮忙。我们在夜里十点半来到约翰·拉德克利夫医院的产科，径直去了产前病房。里面和往常一样忙碌。在把萨拉送上产床前，他们想再看下她的宫颈张开了多少，结果发现孩子的脑袋依然没有就位。分娩一时半会儿还开始不了。

我对此的冷酷回应震惊了病房护士长：“请好好照料他们母子。我明天还有两台心脏手术，现在得去睡会儿。明早六点半左右我再来。”

萨拉是克己的圣人，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点。产科护士长惊得好像刚刚尿了裤子：原来这就是大家都在谈论的那个新来的心外科医生啊。

那天夜里我只接到一通电话，是ICU打来的，说他们很担心梅根的状况。她在发烧，血压在90/60这样的底线附近上下波动，尿袋里的尿液也少得可怜。

我对当值的主治医师有些直接，说的大概是：“自体失血回输机明天上午才到。如果你想现在就给她做手术，不用这个东西，那你就他妈的动手。不然就叫你自己的主任医师来帮忙。”

连续几个月单枪匹马地做手术，每天晚上每个周末都要值班，这非常耗人。我无时不感到筋疲力尽、睡眠不足。这种事谁也不会关心，除了我的妻子。对于她，我只有深深的抱歉。她应该过比这好得多的生活。事实上，她也有过好得多的生活，直到我闯了进来，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我再次拎起电话，打给产前病房询问她的情况。没有实质进展，疼痛仍在继续。这就是产科。疼痛是做女人的代价。

1988年1月27日早上6点。这会是艰难的一天。我一早就到了萨拉身边，安慰了她几分钟。7点一到，我就赶去了ICU，打算对昨晚在电话里责骂的那个小医生和气点。经过一夜的苦熬，萨拉苍白而憔悴。假如是我自己的病人，我会让她这样痛苦吗？绝对不会。我决定在手术开始前给她的产科医生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希望在两台手术之间看到我的儿子——是我的手术之间，不是他的。我不想一边给一名患脓毒症的年轻女子做复杂的再次手术，一边担心着自己的妻儿。但最后，我还是没打这个电话。我自己已经这么没用，再和那些照顾她的人作对就太蠢了。在这件事上，我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不能像往常那样发号施令。

今天上午的第一个病人接受的是主动脉瓣置换术，上午11点被安全送回ICU。可是我那台见鬼的细胞救星呢？我没有回产科去看萨拉，因为接下来梅根的手术将是一场硬仗，我必须确保每个人都提前清楚情况。现在让泰德学习如何组装自体失血回输机已经来不及了，那个公司代表必须跟我们进手术室，自己把机器组装起来。托尼必须先给梅根注射抑肽酶，之后我才能锯开她的胸腔。

这都是5号手术室里从未发生过的情况。这感觉就像是我们即将登上西区的舞台首演一场话剧，却根本没有排练，而男主角还想要去医院的另一个区域演一个关键配角。幕布就要升起，女主角即将亮相，但那个无赖男人却不见了踪影。

我心想萨拉的产科医生和助产士一定就是这个感觉，他们见惯了嘘寒问暖的丈夫坐在一旁，紧握妻子的手，给她揉背。这和1948年我出生时的情形截然不同：当时邻床蓝婴的父亲想从炼钢厂离开一小时都做不到。

我们之所以选了这位产科医师，是因为我曾经和他一起做过手术。病人是位患心内膜炎的孕妇，我们在同一台手术里先给她做了剖宫产，再做了主动脉瓣的再次手术，最后母子平安。但我知道有一些相似的病例，死亡率是200%。我确定时候一到，那位医生一定会照顾好萨拉。而此时我正在刷手，即将开始又一台漫长的手术，根本不会知道那一刻何时到来。我暗暗希望当我做完手术出来时，萨拉的分娩已经结束。

在医院另一边的产科病房，这场我本以为会是生理性的漫长而疼痛的分娩，渐渐发展成了病理性的。萨拉现在身心俱疲。就算她再了解我内心的魔鬼，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在身边，她自然还是生气了。虽然事实依然是，就算我在她身边也帮不上什么鬼忙。以我的脾气，不可能干等着事情发生，也不会允许别人主事，那不是外科医生的性格。而对产科的医护发火对我和她都没有好处。他们已经提到了“剖”字，但萨拉仍想尽一切可能顺产。然而在经过20个小时的分娩之后，我这儿子的脑袋还是没有就位。看来他改了主意，又不愿离开这温暖的茧房和母亲那安心的心跳了。

回到5号手术室，梅根的状况很不稳定，我们在手术台上给她麻醉时，得让她母亲在一旁努力使她保持镇静。因为唐氏综合征的关系，她很难了解自己的处境，耀眼的灯光和冰冷的手术环境把她吓坏了。麻醉医师迈克·辛克莱（Mike Sinclair）手臂上有个高卢英雄阿斯特里克斯[Asterix the Gaul，是法国的著名动漫形象。]的文身，他明白在梅根面前摆弄针头可能使她突发惊恐。于是他一边和蔼地和她说话，一边用一只橡胶面罩朝她脸上吹拂麻醉气体。这么做和同情或怜悯什么的毫不相干，只是聪明有效的麻醉术而已。这女孩要是发脾气从手术台上滚下来，很可能就会死于心脏骤停。

我从不允许自己对将要手术的病人共情。共情意味着分担病人的情绪和痛苦，这对心外科医生来说是巨大的错误。我从来不敢想象自己躺在冷冷的黑色乙烯基手术台面上、等待浑身血液被某个精神病态者都抽进一台机器里会是怎样的景象。要切开某人的胸膛，我需要的是镇静和临床上的客观精神。让共情见鬼去吧。试想一个共情发达的人做了精神科医生或小儿癌症医生，他连一个礼拜都做不到，就会精神崩溃。

这时我忽然担心起了萨拉，于是停下刷手，走到了麻醉室的电话机旁。我居然对妻子施以同样冰冷客观的态度，这让我感到了一波又一波巨大的内疚。我又回到了杰玛出生时的老样子，大概是环境使然吧。显然，我还是没有摆脱创伤后的精神病态。但反过来说，要是缺少创伤给我的胆量，我可能就会做出合理的抉择，拒绝在不输血的情况下为梅根手术，用一纸法院令对付她的养父母，让他们痛苦地度过余生。我们也可以违背他们的意愿给梅根输血，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会被逐出教会。所以我这种不受约束的做派，对这些人来说反而是一种善举，这大概与直觉不符吧。那么，在美护士和我自己的孩子需要我的时候，我又在哪里？和往常一样，在该死的手术室里。

产科的电话一直在响，但始终没人接听。我试着打了萨拉的手机，又打了护士站，可是没人愿意接我的电话。迈克喊了一声，告诉我梅根的血压在掉，于是我不得不果断开始了这台很可能持续六个小时的费力手术。这场手术需要我全神贯注，流出的每毫升血液也都要收集起来，重新送入回路。在整个过程中，我必须把关于产科的念头和自己的焦虑抛到一边。

手术开始后45分钟左右，当我们已经连上心肺机时，我听见麻醉室里传来了电话铃响。很快一个护士出现在手术室里，表示产科医生想和我说话，我嘴上吩咐她去问问对方想说什么，眼睛仍紧紧盯着梅根的心脏，看着它排空血液，然后毫无意义地扑腾着。

“他不肯告诉我，说是要保密。”护士回答。听到这个，我浑身泛起一阵焦虑。

我让迈克给那边回个电话，问问对方到底怎么回事，想着换个主任医师来传话，那位产科医生会松口。但这时产科那边的电话又没人接了。迈克的身边跟着一个麻醉高级主治医师，于是迈克让他接手，说自己亲自过去看看情况。

“典型的心外科医生，”我的洗手护士小声嘀咕，“自己夫人生产，都要派麻醉医生去处理。”

这简直就是一部伊林喜剧[伊林（Ealing）公司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推出了一批充满英国趣味的怪诞、黑色喜剧电影，后于1955年被BBC收购。]，如果情况不是这么揪心的话。

当我正在缝合人工二尖瓣时，泰德在边上插了一句：“斯蒂夫，血量好像有点低。你那里失血了吗？”

就我所知并没有，但我还是请那位来帮忙的自体失血回输机专家把我们收集的血液送回心肺机里。泰德说情况没有改善，要我查一下胸膜腔，就是包裹肺部的那个腔体，自从心肺转流开始，我们就没有给肺部通气了。果然让泰德说中了。胸膜腔的左半边积了大约1升血液，是从心脏后方心包上的一个小孔流出来的。我们将这些血吸出来重新送入回路，情况有所好转。

15分钟后，迈克回来了。

“怎么样迈克，见着萨拉了吗？”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不知说什么好。

“她没事，就是对你火气很大。她得做剖宫产了，但他们不想不和家属讨论就动手。他们都怕你怕得要死。”

对眼前的情况，我们的“细胞救星侠”既好奇又困惑。他也是胆子够大，建议我请一个同事来给手术收尾，听到我没有同事时，他更糊涂了。就算泰坦尼克号在下沉，乐队也得继续演奏，况且我已经在以最快速度缝合了。最后梅根终于脱离了心肺机，我还用了大量血管收缩药来对抗脓毒症。但她仍需要补液来维持血压，我也必须止住她的心脏和伤口边缘的出血，才能考虑离开。

晚上6点，我们准备好了给梅根关胸，但她的血压仍然低靡，血浆里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低。有鉴于此，我决定冒险用一条降温毯给她降体温，以减少她身体组织的耗氧量。本来她的身体需要红细胞把氧气带给组织，但是把体温从37度降到32度，就能使组织的耗氧量降低近一半，即平均每降温1度就能减少约7%的耗氧量。然而体温越低，出现致命心律问题的风险就越高。到了这当口，我仍不想给梅根输血，毁掉她父母的余生，但我也不准备让她死掉，毕竟今天应该会是我儿子的生日。

就在我给她盖降温毯时，产科又来了电话，这一次格外紧急。他们要我直接过去，然而在梅根安全地住进ICU之前，我都有道德义务守在她身边。我的高级主治医师是尼尔·莫特（Neil Moat），他之后自己也会在布朗普顿医院成为一位杰出的心外科医生，我要他到产科去传个话，告诉他们直接开始必要的工作，他的老板会尽可能快点过去，换句话说就是：“产科的活交给你们，心外科的交给他。”

晚上六点半，我打给了家属室里的梅根父母，告诉他们手术已经结束，我们没有给她输血。我还告诉他们恢复期会漫长而艰辛，我们也无法保证她一定会活下来。如果他们想在任何阶段重新考虑输血的事，都请告诉我们，虽然我也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事，即便梅根走到死亡的门口时也不可能。现在我不能不去见萨拉了。她已经分娩了26个小时，而我始终不在身边，所以我不指望她会热情地迎接我。在去的路上，我正碰上尼尔回来。他告诉我萨拉已经在接受剖宫产，催我赶紧过去，把梅根留给他来照顾。

我穿着带血的手术服就去了分娩室，心里还在偷偷希望分娩已经结束了。只见护士长在嘈杂的隔间之间飞奔，尽她所能忽视我的存在。我想我这也是罪有应得吧，但在经历这样艰难的一天之后，我实在受不了这个。我急躁地询问产科手术室在哪里，结果挨了她一顿训斥。

“你觉得你那可怜的妻子今天就更好过吗？她半小时前就进手术室了。你还是去那里见她吧。”

我愈加自我安慰，想着萨拉应该已经麻醉了，我还是在恢复室等着见他们母子吧。但是我错了。虽然经历了漫长的疼痛和折磨，萨拉仍坚持要醒着等到“他”来——她没上全身麻醉，只用硬膜外导管做了局麻。因为这个，她已经提出，我只要有空了，就去陪她。

麻醉室里无一人，我注意到了残留的药瓶、输液器和导管，这些都已经推进了我妻子的身体里。我慢吞吞地走过她脱在手推车上的拖鞋，透过手术室的门缝朝里望去。里面正是那支与我合作开展剖宫产和瓣膜置换联合手术的团队，其中还有那位和蔼的橄榄球员兼新生儿专家彼得·霍普（Peter Hope），他的大手总能为瘦小的早产儿创造奇迹。空空的纱布架和器械哗啦啦的声音告诉我，他们还没开始。当萨拉的麻醉医师转身把一瓶葡萄糖挂上输液架时，我看见她的黑色卷发随着医师的动作流转。里面的人一边平静地闲聊，一边调节无影灯，让灯光正照在萨拉隆起的腹部上，也就是我那将要出世的儿子身上。现在必须进去了，但这之前我要先做一件事：把手机放在萨拉的一只拖鞋里。在这台手术中被人打手机叫走可绝对不行。

至少这一次，我的亮相很受欢迎。当门吱呀一声打开时，里面的人齐声说道：“他可算是来了。”毫无疑问，这是到我迄今唯一一次没有趾高气扬充满自信地走进手术室。在这里散发自信的应该是产科医生。而真正打动我的，是萨拉身上散发出的宁静气息。她的疼痛已经消失，乳房以下什么感觉也没有了。这样也好，因为他们正在她身上涂抹着冰冷的碘伏溶液，从乳头一直涂到膝盖。

我看着海绵在她乳房上打转，然后经过她光滑隆起的腹部，深入她的腹股沟。很快，淡蓝色的亚麻单子就盖住了她的胸部、两胁和阴毛，一块塑料贴将手术巾固定在她身上。主刀医生说了句“斯蒂夫到了，我们这就开始”，表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这么说是在委婉地传达他们已经等了太久了吗？还是我想太多了？这时我捏了捏萨拉的手，吻了她的额头，然后将目光聚焦在了这台唯一使我动情的手术上。我的共情终于来了。

产科投保的责任保险，费用比任何其他专科都高，在我看来原因也很明显。产科医生的手法直截了当，他们的手术刀直接割开皮肤、脂肪和腹肌，一直划到扩张子宫的底部，很少考虑出血的问题。到了孕晚期，孕妇的血量会增多，所以和我的“耶和华见证人”冒险不同，孕妇出点血没什么大碍。

刀锋继续划过，距我儿子的眼睛和大脑只有几毫米远。凭着娴熟的判断，这一刀完全剖开了子宫壁，彼得把双手的食指和中指伸进去，将切口撑开。在胎儿的脑袋周围，手指比冷冰的钢刀安全。下刀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马克的大脑袋就出来了。虽然他看起来对这种粗暴的对待很是生气，但他至少可以庆幸自己不必被强大的宫缩从狭窄幽闭的骨盆里硬挤出来了。当他的躯干露出时，那根原本绕着脖子的滑腻脐带也弹了开来。

萨拉自始至终都非常平静。她时不时捏一下我汗津津的手掌，仿佛在安慰我，当那小家伙终于从他的安乐窝里滑出来时，她说她觉得肚子里像是有一台洗衣机在不停滚动。有好一会儿，我们的这个滑腻腻的蓝色肉团还不像是活物。新生儿肺里还没有空气，个个都是瓦灰色，但我当时都不记得这个了。从几周前的那台剖宫产手术那里，我唯一记得的就是剪断脐带时，滑溜溜的早产儿差点掉到地上。这会儿，胎盘又成了我的焦虑中心：只要还和子宫相连，胎儿就不必呼吸，也会持续得到供氧，返回心脏的蓝色血液不会流入尚未充气的肺部，而是直接返回身体。这蓝色使我担忧，但并没困扰到这支专门的医护团队。

剪断脐带后，彼得把我们的儿子放进恒温箱，并吸净了他的喉咙。这时我们终于听见他尝试呼吸的声音了。接着，当他第一次用从未接触过空气的肺部吸气时，他发出了一声号哭。但我只看到他仍是蓝色——显然，我对蓝婴太过纠结了。彼得提醒我，这是胎儿血红蛋白分子造成的。他又呼吸了几次，肤色果然变好了。等到刮除胎盘，修复子宫之后，彼得把这个温暖粉红的小男孩交到了萨拉手中，萨拉一下子就哭了出来。我还愚蠢地问她为什么哭，然后得到了一个十分女性的回答：“因为我好幸福。”26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分娩之苦，在孩子降生的一刹那全都神奇地消散了。

她的下一句话是什么呢？“你的病人还好吗？要不要回去看看？”

这句全然无私的话深深触动了我。这才是圣托马斯医院把她称作“美护士”的真正原因——他们赞扬的是她美丽无私的心灵。她到底怎么会嫁给我的，我这个心外科领域的菲尼亚斯·盖奇？这天夜里我关住了内心的魔鬼，让自己也“欢腾”了一阵。这一天重新唤出了我的共情，而在平时这东西只会给我带来痛苦。我努力救活了可怜的梅根，保住了她父母的尊严，又及时赶来见证了我儿子的出生——这一切对我如同情绪的过山车一般。正如作家斯坦贝克所写的：“听说一百万中国人正在挨饿你可能无动于衷，除非你认识一个正在挨饿的中国人。”

我在恢复区里陪萨拉坐了一个小时，良心挣扎着，因为当年杰玛出生时我没在场。我会用一生来尽力弥补这个缺憾。接着，我又想到梅根的父母正经历着怎样的惶恐：倘若梅根没能活下来，他们会觉得责任都在他们。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体恤，我决定替下尼尔·霍普，亲自和他们聊几句，帮他们度过这个一生中铁定最糟糕的日子。

我的孩子已经安全了，他们的孩子却还躺在降温毯下，带着30度的体温奋力求生，她大脑的代谢率已经降了一半，好帮她渡过这段深度贫血的难关。不过，我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她没有出血，血压适中，足以令肾脏产生尿液——我们说它是危急时刻的“液体黄金”。她的父母很是感激，说上帝会回报我这一天的辛劳。我说上帝已经这么做了。上帝赐给了我一个漂亮的男孩，他是在梅根手术的结尾时刻来到世间的。他们都说这是神恩。格里本大夫已经听说了这天的事件，在回家的路上打电话到ICU，向他们报告了好消息。那天晚上，欢腾传遍了整座医院，我的团队也都为我高兴。就在这时，我却不禁悲伤起来。那个夜晚，我和我内心的魔鬼都感到了一丝落寞。

在梅根奇迹般地康复之后，耶和华见证人的医院联络委员会举办了一次募款活动，用筹到的钱为我买了一台自体失血回输机。作为回报，我也为他们在全英国的信徒开展手术，手术中就使用促凝血的抑肽酶和他们好心捐献的设备。特别是有一次，一个信徒的胸主动脉瘤渗漏，别的医院都拒绝给他手术，他妻子一路开车把他从威尔士送到了我这里。他活了下来。

萨拉分娩后的第三天，她和马克回到了家里。我的睡眠比平时更加不足了。布莱恩·格里本做了马克的教父。和蔼的新生儿专家彼得·霍普在短短两年后不幸死于癌症。他生前和我共同创办了一项早产儿服务，由我来为他们打开胸腔，关闭动脉导管（这是肺动脉和主动脉之间的一种常见缺陷），而手术中，孩子始终身处恒温箱内。这消除了把孩子从产科转移到主手术室的风险，让他们不至于在这个过程中丧失热量。我还和迈克·辛克莱一起去其他的地区性早产儿科室提供这项服务，但后来迈克得了多发性硬化，就退休了。疾病没有影响他的幽默感，他一直很精神。真是个人物。

在牛津接受了再次手术后的次年，梅根的人工二尖瓣出现了感染。她的家人联系我时，我正在国外，而离她最近的心脏中心不愿意在不能输血的情况下尝试第三次手术。她最终死于脓毒症。

1988年的那个寒冷冬日帮我改变了对生命的看法，也多半将我塑造成了一个更优秀的外科医生——不用说，这指的不是技术进步，而是我变成了一个比过去好得多的人。我明白了爱能带来欢腾、喜悦，而在那天之前，我一直害怕承认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