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传染病都是经由皮肤上的创口传播的。一边在鲜血里打滚，一边操弄锋利器械，这可不是毫无风险的事。被针刺伤，于我已是家常便饭。令人震惊的是，大多数国家的病人术前都不做血源性病毒检测，后果就是医护人员持续暴露在意料之外的感染风险中，还很容易累及家人。而另一方面，也有不负责任的外科医生，明知自己患有肝炎，却不披露这一风险，结果感染了数百名病人。手术室真是个危险之地。

11号刀片的尖刃是很锋利的。每次手术结束时，我都会用它刺切病人的体表，再在切口处放置胸腔引流管。牛津的心外科手术室里有位礼貌温柔的菲律宾护士叫阿伊琳，在我给朋友斯蒂夫·诺顿做手术时协助过我。一天晚上，我们刚刚做完一台紧急手术，巡回护士说想清点完纱布块后就回家，阿伊琳被她分了心，无意间把手术刀的刀锋而非刀把塞到了我的掌心里。我条件反射地去紧握，闪着寒光的金属划破了我的橡胶手套，刺穿了我的皮肤，伴随着疼痛扎进了我大拇指的肌肉里。鲜红的血液在橡胶手套下面流淌，渗进手套的各手指部分，形成了一块螃蟹状的血迹。我一声惊叫，一下子丢开了该死的器械，它像一只飞镖似的掉了下去，笔直插进了我手术靴的皮面里。这次之后，我就用“刺刀护士阿伊琳”来叫她了。

除了我的疼痛和带给团队其他成员的欢乐外，这出闹剧倒也不是什么大事。那是一片干净的刀片，不可能让我感染任何血源性病毒。出事后大家都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被迫离开手术台去做包扎。为表宽慰，我还感谢了惭愧不已的“刺刀护士”在这台手术中给予的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积累了大量经验、不断提高英语水平后，“刺刀护士阿伊琳”最终成了心外科手术室的护士长。

在大多数手术中，我都需要两名手术助手和一名洗手护士协助，他们会将合适的器械拍到我手上，仿佛自动反应，少有事先思考。和我一样，他们也了解手术的每一个步骤。我只要伸出手去，掌心向上，然后反射性地握住递到手上的东西就行了。我的视线从不离开心脏，除非是要发号施令。外科医生像指挥乐队一般指挥着整支手术团队——“注射肝素，连心肺机，降低血压，下心肺机，上鱼精蛋白”——整个过程会大大得益于一支稳定的队伍和他们经过千锤百炼的技术。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照看彼此，但林林总总的锋利器械也是无时不在的威胁。用过的刀片和缝针会被病人的血液污染，而我们对绝大多数病人的病史知之甚少。不锈钢针是弯的，通常夹在长长的金属针持顶端，它们非常锋利，能轻易刺穿薄薄的橡胶手套，而已知的血源传播病毒至少有25种。我做了40多年的手术，其间常常沾染病人的体液，也无数次被缝针或刀刃划出血，如今我基本自认为对一切感染免疫。但别人就没这么走运了。

所有在手术室里工作的医护都要接种乙肝疫苗，但有些人（比如我）始终无法产生保护性抗体。20世纪70年代初，当我在国王学院医院著名的肝脏科工作时，常常接触肝炎病人和他们的体液。肝硬化的病人会出现所谓的“食管静脉曲张”。我弟弟大卫后来在那里做过肝脏科的主任医师，也成了向曲张的静脉中注射硬化剂的权威专家。而我在那里时还是个初级医生，常被吩咐去给破裂的静脉止血。当病人呕出一升升被肝炎污染的血液时，我的任务就是把香肠形状的气囊从他们的食管一路塞进胃里，再给它充气，好压住出血的静脉，不让它们把血流空。不用多久，病人的屁股就会排出经过肠胃而变黑的血液，然后护士必须把这些擦拭干净。此时，许多恐惧的病人就会撑不住死掉。而另一些病人会吸收掉肠道中的血液，皮肤变成亮黄色。这种出血多半是饮酒所致。

为防止被针刺伤或血液进入眼睛，我们都要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以对抗病毒载量，接着还要注射乙肝疫苗加强针。虽然反复接种，但我的抗体水平似乎始终没有提高。还有，当时丙肝是无法治疗的。我们只能等待，看自己是否会在晚年出现肝硬化——前提是我们没有因为酗酒提前得上这个病。

每年我都接受肝炎病毒检测，好确保不会将病毒传染给病人。但这份浴血的工作并不适合每一个人。针刺伤会把护士吓到石化，此后漫长的不确定性也会使她们和家人在数小时内倍感恐惧和焦虑。德国的一项研究表明，80%被针刺伤的医护都对未来高度紧张，这会破坏他们的人际关系，毁了他们的性生活。有人甚至还会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综合征，而只有在明确相关的病人是否携带病毒后，这种情况才会缓解。可是，要做病毒检测必须得到病人允许。而许多因吸毒或滥交感染肝炎的人都不肯透露自己的隐私。倒霉的还是负责照料他们的医护。

当年我在伦敦西部的哈默史密斯医院做高级主治医师时，总是被派去为静脉注射毒品的病人做手术，毕竟我有国王学院医院肝脏科的经验。说老实话，我根本懒得在手术前征求同意检测血清，我直接假定他们每一个都是肝炎阳性，告诉护士们也要这么想，并采取防护措施。在20世纪70年代末后期，这意味着她们都要戴双层手套，外加不透水的手术帽、手术服和护目镜。我那会儿叫她们“太空飞猪”，因为她们看起来像是要去月球漫步。但至少她们觉得安全了。我自己不会特别防备，仍像平常一样穿戴，也没怎么出过问题。但讽刺的是，这些男女“太空人儿”其实面临着更大的针刺风险，因为对接触病毒的恐惧使他们紧张得偏离了手术规程。我自己连双层手套都不戴——它们不仅不能防止被针刺穿，还会降低我的触觉灵敏度。那就像一个疑神疑鬼的学生在偷尝禁果时套了两个避孕套，让性爱变得毫无乐趣。我在头部受伤、丧失恐惧前也是那样。受伤后，生活就变得简单多了。

每当我要给心脏瓣膜感染的吸毒者开刀时，我那几个平日里热心的助手就会突然掉链子：有的犯了偏头痛，有的约了医生看病，还有的干脆说“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医院里的外科主任医师都觉得不值得为了瘾君子在手术室里浪费时间，因为他们后面照样会躲进肮脏的公厕，用二手针头和注射器给自己注射毒品。注射部位会形成新的恶性脓肿，在手术后几个月内感染他们的人工瓣膜。悲哀的是，这种怀疑的态度看似缺乏同情，却总能被现实验证。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经我手术的瘾君子中只有一位信守承诺，在术后戒掉了毒品。不过我不像那些自命清高的同事，没有自居上帝的情结，我可不想评判别人的善恶。

我在这个问题上不够客观，或许是因为我在中学时结交的一位朋友。他童年悲惨，后来为了逃避这些，又坠入海洛因成瘾的深渊。我曾和他结伴去看斯肯索普联队的比赛，但他很快就被精神错乱拖垮了。他没有得到任何救助——光是和全科医生谈十分钟再领几片安定，可对抗不了精神分裂症。海洛因会诱发两三个小时的欣快，这成了他应对生活的法门，最终也要了他的命。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已经全身脓肿，还有败血症、肾衰竭和一颗彻底感染的烂心脏。没人救他，直接让他上路了。

当我把这些年轻人推进手术室时，他们个个都已是重病缠身，细菌和病毒在血液中翻滚，足以破坏某一片甚至每一片心脏瓣膜。由于静脉注射毒品带来的细菌会进入心脏右侧，所以他们往往是三尖瓣先解体。感染的瓣叶上长满纤维蛋白肿块，海藻似的在右心室漂进漂出。我们把这些肿块叫作“赘生物”。它们的样子很丑，常发出阴沟的气味，还会有碎渣从上面剥落，并在肺部形成脓肿。

当时我已经见识过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外科医生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的了。在哈默史密斯医院，当我第一次告诉本托尔教授，我决定不顾他的忠告给吸毒者开刀时，他问我准备使用哪种人工瓣膜。他以为我会说猪瓣膜，但我的回答令他吃了一惊。我说我打算只把那片破烂玩意儿切掉，不去用什么东西替换了。要是这个瘾君子能做到半年不吸毒，我再把他叫回来植入猪瓣膜。在纽约时，我学到了一件令我大感意外的事：那些吸毒者往往能在切除三尖瓣的情况下活几个月，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三尖瓣反正早就没在正常运转了。不过美国人没有在这个神秘领域发表过任何成果，因为没人关心吸毒者。因此，听到我坚持把所谓的瓣膜切除术定为治疗方案时，本托尔觉得我疯了。

当然，大多数吸毒者在切除三尖瓣后都活了下来，但心输出量和运动耐量会变得非常有限。右心室的血液会毫无阻碍地流回静脉系统，他们的肝脏会因此扩张、肿大，也越发疼痛。他们如果能下定决心停用毒品，后面就会赢得一片崭新的瓣膜；如果做不到，就会死于右心衰竭、腹痛和反复发作的脓毒症。我在哈默史密斯做了好几例三尖瓣切除。病人的心内膜炎都治好了，但没有一个戒掉海洛因，从而活到可以植入猪瓣膜的日子。从这一点上看，我每次都为国民保健服务节省了几千英镑，而将这些病人收治入院也能让我良心稍安。我从不将自己面对的风险置于病人的需求之上，但也理解其他医护会担忧自身的安危。但问题是，他们越是焦虑，反而越容易把事情搞砸。

* * *

1987年夏天，我已经用光了牛津心外科全年的预算，管理层禁止我再进自己的手术室。就在这时，一家沙特阿拉伯的一线心脏中心有位心外科医生病休了，在找代班医生。那里完全不缺钱，他们也热切地想要我去。不巧的是，我妻子萨拉已经怀孕六个月了，还要顾搬家的事。虽然时机棘手，但我还是很快置身在了酷热的沙漠阳光下，等着我的是激动人心的工作量和一支杰出的国际团队。

来到沙特后不久，中心就收治了一个患有脓毒症的10岁男孩。小菲利普是欧洲某国驻利雅得大使馆一名高官的小儿子。父母曾把他送进英格兰的公学念书，但他总是受点小伤就出现瘀青，后来关节也开始自发出血。他们先是怀疑他得了白血病，当这个可能被排除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下一个怀疑对象是一种自身免疫血小板疾病，叫“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我妻子萨拉得过这种病，在伦敦做实习护士生时为此摘除了脾脏。她当时的症状和菲利普一样。

当这种可能也被排除后，医生发现菲利普得的是缺少凝血因子VIII（“第八因子”），也就是说，他患的是血友病，血浆中的第八因子水平只有正常值的约5%。他现在已经依赖于定期输注第八因子，最开始是在伦敦输的。也是在伦敦，医生听出他的心脏有杂音，并查出他有一处小小的室间隔缺损。几个小儿心内科医生都说它多半会随着时间自行闭合，没必要动手术。父母听后松了一口气，因为给血友病人做心外科手术很复杂，至少当时的人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不大量输注第八因子，病人就会不停地流血。

这次男孩又是为什么住进了医院呢？过去几周他一直在体重变轻，浑身都不舒服，现在已经瘦得皮包骨，再加上关节全部肿胀变形，看上去很是可怜。夜里他总是大汗淋漓，冷气调到最大也不管用。然后他会打寒战，身体不受控制地抖动，就像癫痫发作似的。他还感到胸痛，深吸气时尤其疼得厉害——因为死去的肺组织引发了胸膜炎，我们称之为“受感染栓塞引发的肺梗死”。

一位受人尊敬的美国小儿心内科医生只用五分钟就做出了诊断：菲利普患有三尖瓣心内膜炎，三尖瓣的正下方还有一处感染的室间隔缺损。他已经在接受强力的抗生素联合治疗，但仍不退烧。连续超声心动图显示，他瓣膜上感染性赘生物激增，很可能侵入左心室并引发中风。他们请我关闭心脏里面的洞口，把那片严重渗漏的瓣膜或是修补，或是换掉。但他的瓣叶正被一群凶猛的“虫子”啃食，修补谈何容易。再加上他还是个孩子，不能像对待吸毒者那样直接把瓣膜切掉。如果真出现最坏的情况，我会缝一片猪瓣膜上去。

我已经知道因为用了受污染的血液制品，艾滋病在血友病人群中蔓延的情况。1981——1984年，美国有一半的血友病患者受到被污染血液的感染，其中的许多人都在接下来十年内死了。牛津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故，由此引发的诉讼直到2018年仍未了结。艾滋病可以解释这个男孩为何如此消瘦，但心内膜炎也可以。眼下负责任的做法是给他做艾滋病毒（HIV）和肝炎病毒检测，如果结果是阳性，可以提前警示医护人员。检测需要征求父母的明确许可，但我只在医院看到了菲利普的母亲。同事们直接问我，如果男孩检出HIV阳性，我还愿不愿意给他开刀。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愿意：这可怜的孩子才这么小，就已经吃了这么多苦头，如果再没人给他治疗，他没几天就会死。我会将自己的安危抛在一边。我们外科医生就是这样——或者说曾经是这样。

男孩的母亲是法国人，听到别人把她的儿子和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她立刻就动了气。她坚持说之前的医护从没提过这一点，还宣称他们在血友病诊所认识的人没有一个在治疗中感染HIV。男孩去的是哪家诊所？她不肯说。那他做过肝炎检测吗？做过，没有肝炎。我的美国同事感到局面僵持，似乎就要谈崩了。光是想到儿子要做手术，这个女人已经够紧张了，偏偏她的丈夫还不知去了哪里。更何况这里是沙特阿拉伯，有着严格的法律和不同的文化，“艾滋病”在这儿是一个肮脏的字眼。

我制订了紧急手术计划，决定告知医护潜在的风险。但我最关心的还是控制男孩的出血风险。为此我需要在麻醉医师、灌注师、血液病医生和血库之间进行协调。有针对血友病患儿的心脏手术指南吗？在1987年还没有。我们只能自己一点点摸索。我们该给他输注多少第八因子浓缩剂，才能把他的凝血水平从极低提升至正常，消除出血风险？这取决于他的体重。在心肺转流期间和手术后，我们还必须输注多少浓缩剂，才能维持住他的凝血水平？我们一起制定了一个剂量标准，并向英国的医药公司下了紧急订单。没有第八因子，我就无法送他上手术台，于是我请那家公司连夜发货。我们决定在手术后的几天里每六小时监测一次他的第八因子水平，并在术后至少一周内将其维持在正常值。在术中和术后，我还会给他使用我的神药抑肽酶，帮助他的血小板保持黏性。

我请求澳大利亚姑娘朱莉做我的洗手护士，她个性活泼风趣，工作也极出色。我告诉她我们不认为病人携带肝炎病毒或HIV阳性。话虽如此，我也不敢百分百打包票，但病人的母亲向我们保证过这一点。当时的人对艾滋病普遍怀有恐慌情绪——相应的抗病毒疗法还没开发出来，患者的死亡率很高。许多人甚至认为没必要给HIV阳性的病人动手术，因为不管怎么治疗，他们都注定要死。在沙特阿拉伯，为消除对同性恋群体的排斥而付出的努力收效甚微。就连朱莉这样乐观的人也对这台手术的前景态度消极，但她最终还是同意为我递送器械，并保护我的安全。我告诉手术团队，我们应当采取面对肝炎病人时的防范措施，虽然那并不总是有效。或许，我们本该从那位母亲坚持说儿子血清检测正常的话中看出些端倪。

我为男孩制订了一个巧妙的手术计划。我打算从两片三尖瓣叶中较大的那片入手，先清理掉感染的碎渣，再将此片瓣叶部分切除，好露出两个心室间的洞口。接着，我会用涤纶补片补好洞口，再从男孩自己的心包上取一块补片下来，扩大并恢复他的三尖瓣前叶。外科医生总要制订计划，但不可预测的状况才是紧急手术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我会简单行事：如果那片瓣膜已经碎掉，就干脆把它换了——这样操作比较简单，无需太多的思考或判断。只要别在看不见的电传导系统附近缝针、别截断它在室间隔的“瓣叶”近旁的通路就行了。要是破坏了那个，男孩就得终身佩戴起搏器了。

我在手术中，关注的都是术式的技术细节和对心肺机的要求上——什么时候给身体降温，什么时候复温，什么时候调低流量，什么时候增加流量。我会检查血钾水平，查看尿袋里有无尿液。我会专注于病人的安危，而非自己的风险。但这一点对助手们来说并不容易做到。肝炎已经够可怕了，接触艾滋病人的血清更是会令大多数医务工作者吓得半死。

当天早晨，朱莉还是像平常一样乐呵呵的，浑身洋溢着魅力和平静。不管是否站在手术台前，每个护士都戴了手套和塑料面罩，巡回护士不再用手拿纱布块，而是改用长长的金属钳夹起它们，再投进塑料垃圾桶。朱莉戴了两层手套，头上蒙了一块尼卡布头巾，还戴了一副护目镜防止血液溅入眼睛。

菲利普的样子真是可怜，他躺在手术台上，关节变形，憔悴的躯干和消瘦的四肢上布满瘀青。看来补充第八因子效果不大。我吩咐朱莉和手术助手们退后，开动骨锯，带起的骨髓飞溅在手术巾上，吸引瓶从心肺周围吸入了大量稻草色的液体。他的三尖瓣已无机能，导致右心房肿胀紧绷，在我用荷包缝合法围绕着心肺机插管封闭右心房上的插口时，深色的血液流了出来。为了不让朱莉接触缝针，我小心翼翼地把针持放到心肺机管道旁的磁性托盘上。这样她就能不碰到污染的缝针，直接把它们从针持的钳口甩进废针桶里。

一眼看去，那片三尖瓣就像一串葡萄，正散发出消化蛋白质的那种恶心臭气。假如面前是个吸毒者，我已经把这三尖瓣整个切除了。但他只是个孩子，我得从这块腐烂的猪耳形组织里整点像样的东西出来。我把大部分赘生物都刮了下来，放进一只瓶子里送去细菌实验室。这之后，我马上更乐观了。此时朱莉紧绷的肩膀也明显垂了下来，人放松了些，她明白我在竭力保障她的安全。我看到这块三尖瓣的前叶上烂了个大洞，于是干脆把它又扯大了些，好看清下面的室间隔缺损。洞口处还是有腐烂的感染物阻挡，我把它们都吸进了高压吸引器：必须确保这些碎屑一点都不漏进左心室、再沿动脉进入男孩的脑部。

我用一块涤纶片补好了室间隔上的洞，然后将大部分三尖瓣前叶替换成了防腐处理过的牛心包。整个过程平淡无奇，心脏从心肺机上轻松地脱离下来，静脉压也变低了。接着再给男孩用点抗生素，抑制造成感染的细菌，他应该就能脱险了。紧张的手术即将结束，室内的气氛开始舒缓。我用11号刀片做了刺切，好放置胸腔引流管，然后谨慎地把刀放到磁性托盘上，好让朱莉丢掉刀片。

接好引流管和两根起搏电线后，我开始闭合男孩的胸骨。我在一根粗大、锐利的针上穿上不锈钢丝，用力将它扎入胸骨。我将针的中段牢牢夹在一把沉重的金属针持上。在平常，这把针持一般由洗手护士直接递给我。但由于此时的感染风险，我们商量的方案是朱莉先把针持放在磁性托盘上，我再从上面将它拿起，避免徒手交接这把危险而锋利的器械。

起初一切都很顺利，然而就在合拢胸骨切口之前，朱莉分心数了一下纱布块。这时我恰巧把针持放到了磁托盘上，钳口夹着最后一根针，但针尖是朝上的。我的眼睛盯着心脏，没看朱莉。我本以为她会直接拿起针持，把针扔进废针桶。但她恰好也正面对着她的巡回护士，没在看我。

就在我说出“针来了，朱莉”时，她在圆凳上转身，一个没坐稳，本能地伸手去撑手术台，防止自己摔倒。她的手掌，重重按在了被针持牢牢夹住的缝骨针上，被沾染了骨髓的针尖深深刺了进去。她发出了尖叫，我不知那是因为疼痛，还是因为她意识到了这深深的针刺伤非常麻烦。或许两样都有吧。

朱莉从圆凳上退下来，盯着自己受伤的手掌看。她从针尖上抽手时扯破了手套，伤口正迅速涌出鲜血。我冲她吼了一声“别止血”，因为我也像大多数人那样，天真地认为这样就能把污染物冲刷出来。她那双黑色的眼眸注视着我，护目镜后面的两道目光分外锐利。她站在原地向我伸出流血的手，我能看出她的目光中混合着恐惧和愤怒。鲜血滴落在地，她则低声含糊地问我：“老天爷，你为什么把针尖朝上放？”我哑口无言。

对于那灾难性的短短几秒钟，我的心情和朱莉一样压抑难受。她还不知道血友病和HIV的联系，因而第一个想到的风险是肝炎，肝炎我们还是有点办法的。我从手术台上退下来，丢掉结满血痂的橡胶手套，说“我来帮你”。我们那时有一种老派的做法：用嘴把针刺伤口里的恶性液体吸出来。我怀疑这办法其实毫无用处，但她并没有阻止我这么做。这想必是一个古怪的场面：我和她面对面站着，捧着她的手吮吸。我吩咐两个面色铁青的助手继续关胸，然后把可怜的朱莉护送去了咖啡间。

朱莉还在因为刚才的惊吓瑟瑟发抖，我一边扶她坐下，一边整理思绪。我知道关于肝炎的暴露后预防是有书面指南的，我很快找到了手术室操作规程书，里面写道：

除非事先已知，否则应先确定源头的感染状态。如未确定其乙肝及丙肝病毒阴性，则暴露后预防措施应于受伤后一小时之内开始。应使用加强剂量的乙肝疫苗，外加乙肝免疫球蛋白加强防护。丙肝尚无疫苗，应对手段为监测血清转化。

换句话说，就是等着瞧你会不会得病。这就是朱莉这么生气的原因。这种事她已经在家乡澳洲经历过一次，当时她在一台心脏移植手术中被针扎到，后来非常偶然地发现捐献人是肝炎携带者。

我返回手术室，要麻醉医生给孩子抽点血去检测血清，但他告诉我，在沙特没有母亲的允许不能这么做。我的血压已经很高了，听了这句话更是火上浇油。

“你先他妈的给我抽血！”我冲他怒吼，“抽完了我会填表亲自送去实验室！”

在申请表上我是这么写的：“患者为重症血友病儿童，刚接受完心外手术。医护需知晓患者情况。请做HIV及肝炎检测。”男孩还躺在手术台上，因此眼下我是他的监护人。我只要说服实验室这两项检测符合男孩的利益就行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我的动机并不诚实。菲利普没有大碍，朱莉才是我担心的。肝炎已经够糟糕了，而艾滋病在20世纪80年代更是相当于宣判了死刑。就这样，我让朱莉把流血的手放在水龙头下冲洗，自己动身去找实验室了。

我本以为要他们批准HIV检测免不了一场冲突，但这一幕并未发生。艾滋病在沙特是罕见病，检测设备都是新的，我猜他们也很想试用一下。检测的对象并非病毒本身，而是病人在感染之后产生的抗体。我接着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们最快要多久能告诉我，病人是不是HIV阳性？他们说两小时后会给我电话。但如果男孩真有艾滋病，我该怎么办？我在内心对朱莉怀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更不用说还有真挚的喜爱。她开朗的性格使我生活得相当幸福，要是没有她，环境可就艰难了。我那可爱的老母亲常说一句话：“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要试着理解别人的感受。”她自己就是用这个态度对待身心病患和穷苦之人的——准确地说是比她更穷苦的人。她总是说“人人都有感情”。短短一句话就定义了共情。

等我回到手术室时，有几个脑子进屎的人已经吓唬了朱莉，说菲利普可能是HIV携带者。她那只疼痛的手已经缠好了绷带，她本人则在恳求别人为她做些什么，什么都好，能压制她的恐惧就行。我打给一个同行，询问这里有没有了解艾滋病且能提供帮助的美国传染病医生。接着我还要去和男孩的母亲谈谈。就在朱莉为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风险而崩溃时，菲利普的母亲也在焦急地等待手术的消息。我猜我走近她时脸上挂着担忧的神色吧，因为她一看见我就哭了出来。我向她伸出手去，说道：“他很好，手术很顺利。”

先说重要的事情。我给她讲了我在那颗腐烂的心脏里做了什么，并表示她很快就能到男孩身边去坐个把钟头。我问到菲利普的父亲会不会过来陪她，她答说他父亲正“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含糊其辞。接着我得说重点了：考虑到美国和欧洲的血液制品污染丑闻，有人给她儿子做过HIV检测吗？我向她道歉，说本来不该追问这个问题，但是有一名年轻的护士被菲利普的血液污染了，她现在急需确认自己有没有患上艾滋病或肝炎的风险。我问话的时候字斟句酌，为的是不必依靠她的口头回复。我除了是个心理变态之外，还是个心理学家，只靠察言观色就能得到答案。

我的问题就像拨动了一个开关，因为她迅速将目光转向了空白的墙壁。我接着问道：“请告诉我。菲利普有艾滋病吗？”

戒备使她用回了自己的母语，她用法语轻轻说了声“是的”。

我握住她汗津津的手，温和地问她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们。

“因为如果你们知道了，就不会给他做手术了，我不想让他死啊！”说完这句，这可怜的女人倒在床上，无法抑制地哭了起来。真是郁闷的一天。

我们必须赶快想办法治疗朱莉，但我也不知道能有什么办法，因为说老实话，我对HIV一无所知。我之前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却必须要先对后续情况有一个明确的把握，才能再去面对朱莉。说来也真巧，就在几周前，美国刚批准了一种针对艾滋病的抗病毒疗法，叫“叠氮胸苷”（AZT）[药品通用名为“齐多夫定”（zidovudine）。]。对于牵涉接触感染病人的针刺伤，美国医学界的建议是在接触后尽快使用AZT，一定要在72小时之内才有望成功。治疗必须持续一个月，副作用包括肾衰竭、恶心、呕吐和腹泻。我去向实验室催菲利普的血清检测结果，但他们也无法确定是阴性还是阳性。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HIV检测。我又加紧催促，追问他们能否排除阳性，他们的回答依然是不行。手术中，心肺机稀释了他的血液，我们还用了肝素和鱼精蛋白之类的药物，我不知道这些情况是否起到了一些正面作用。

我决心告诉朱莉检测结果是阴性，但同时极力劝说她接受AZT预防治疗。现在慎重，总好过将来后悔。我这么做是在两头下注。我必须把握好其中的度，一方面要尽量减轻朱莉的痛苦，另一方面也完全明白那位母亲亲口承认儿子是HIV携带者意味着什么。考虑到心内膜炎会掩盖其他症状，他可能已经处于艾滋病的典型期了。我得立即去警示ICU，让他们必须准备一个独立房间和宇航服一般的防护。对护士们来说，这比天花或腺鼠疫还要糟糕。

寻找AZT的努力一无所获，我们给医院的医务主任打了电话，结果他的反应大约是“AZT是什么”。他主要担心，要是别的病人知道医院在庇护一个艾滋病人，谁还会花钱来看病。更糟的是，他现在想要每一个和男孩有过接触的人都去接受艾滋病检测，那间手术室也一定要彻底打扫和烟熏消毒后才能再度使用。我预见到这套深度清洁措施会一直回溯到机场，于是决定将可怜的朱莉尽快送回悉尼。要想让AZT疗法还有效，她必须明天就动身。在出发前一天才买机票会很贵，朱莉不太可能负担得起。我强烈认为医院应该出这笔钱，我会去向院方争取。如果他们不想让艾滋病人的事传扬出去，就应该协助朱莉火速离开这个国家，最好给她订个商务舱。

当我再度在护士更衣室找到朱莉时，她正在慢慢滑向深渊。对一个才20多岁的年轻姑娘来说，这次意外就像是判了死刑。在1987年，没人能说清因为针刺伤患上典型艾滋病的风险有多大。我们只知道，要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几个月甚至几年——她才会清楚自己安全与否。而在此期间，每个人都会像嫌弃麻风病人一样嫌弃她，完全不与她接触。没有人会和她共用毛巾，更不用说亲吻、做爱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病人是我的病人，也是我请她来做洗手护士的。最差劲的是，把那该死的针尖朝上放的人，还是我。真希望时光可以倒流。

我不想让这姑娘独自回房间，都没个人说话。她需要喝一杯，我也是。在这里唯一能找到非法酒精的地方就是医生公寓，于是我决定在天黑之后把朱莉偷偷带回我的房间。当我向她解释她需要AZT，而沙特阿拉伯没有时，她把身子蜷成一团，一句话都不说。她原本在悉尼的圣文森特医院工作，共事过的几位心外科医生我也认识，于是我决定在去机场的路上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会照顾好她的。我们会帮她安排机票，她要做的就是收拾好行李。从今往后，HIV感染会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悬在她头顶，未来她还会再来沙特吗？我想可能不会了。这可怜的孩子，早晨来上班时还活力充沛，只因为在圆凳上一个摇晃，就要面临一生的忐忑。

在当时，刚出版的美国治疗方案建议感染者在服用最初四周的抗病毒药物后，还要再接受六个月的连续HIV检测。此外还有“辅导”（counselling），天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在这六个月里，朱莉可能是HIV阳性，也可能是阴性，而对结果的等待会占据她清醒的每一个小时。就这样，那一夜，我和朱莉凭着一瓶酒安顿了下来，我做了我对病人一向会做的事：跟她说感染的风险很低，明天早晨她就会好受一些。更何况她很快就要坐商务舱回家了。我心想，这也实在算不上什么安慰，而且要是被人发现她和我共处一室，我们两个都会坐牢——或者更糟。

在之后的几年里，我都尽力和朱莉保持联系。悉尼的抗病毒治疗使她一连几周都非常难受，她原本的快乐生活和开朗性格也被自我孤立和抑郁取代。她再也不想看到手术室里面的样子了。她开始大量饮酒，逃避人际关系，钱用完时只能去商店偷窃。虽然她始终没有检测出HIV阳性，但那次针刺以及对艾滋病的恐惧几乎摧毁了她。还好，没有真的摧毁。

十年后，我在墨尔本的一次会议上和她不期而遇，她在那里当了心衰护士。她在医院的项目公告上看见了我的名字，就特别想来告诉我，她的生活已重新开始。这是一次充满感情的重逢，因为我始终没能原谅自己用那根锋利的钢针犯下的无心之过。我们开了一瓶上好的血红色澳洲梅洛酒。我讲了牛津的“刺刀护士”，她哈哈大笑。回想起那个可怕的夜晚，那瓶糟糕的吉达“果汁”和那只血淋淋的手，和现在比简直天壤之别。

那次手术后才几个月，菲利普就因为艾滋病死了。在英国，有许多血友病人因为血液制品而接触了HIV病毒，其中有1056人检出HIV阳性，31人发展成了典型艾滋病，23人死亡。要不是因为血液制品行业和同性恋群体反对美国疾控中心（CDC）在1982年搜集的证据，许多事情原本是可以避免的。那次事故之后，我继续坚持让牛津的所有心外手术病人都接受肝炎和HIV检测，想将这定为常例。这个建议很快就碰了壁。我们在平素的工作中都会开展大量的血液检测，但检测那些危险的病毒却必须有病人的明确同意。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病人携带的可能威胁生命的疾病，与他们的个人习惯有关，而人们觉得这些习惯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看来我手术室里的同事真是一点权利也没有。

我并不想歧视或拒诊血清检测为阳性的患者，但我希望像朱莉这样的一线医护能有机会保护自己，或干脆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参与一台手术。在我看来，对每一个我们会接触他血液的人都开展检测，非常正当，我始终坚持这个观点。在我看来，得到保护的手术团队可以造福所有患者，所以，如果我们的体制还不准备对病人开展常规检测，那么我也不会同意他们每年检测我有没有肝炎。这在我和医务主任之间引发了一场争吵，他只关心医院的政策和那些混蛋规章制度，唯独不在乎我这支团队的福利。

还有全国医学总会的官老爷们，他们坐在安全的办公桌后面宣称：“仅仅为了医疗工作者的福利就对患者开展血清检测不符合法律要求。”但如果那些天天浴血奋战的护士或灌注师无意间从一个未经血清检测的阳性个体那里感染了肝炎或艾滋病，他们就有可能将病毒再传给别人——配偶、子女，甚至别的病人。让我们对自己面临的风险蒙在鼓里，没有任何好处。因此我威胁说，要拒诊各类血清较有可能为阳性的病人，并宣称此举是为了公众利益着想。大家都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但是不用说，这个威胁没有效果，相当于在牛津辩论会上耍耍嘴皮子。与此同时，HIV引起的恐慌仍在散播。那些每天接触血液、锐器和复杂设备的人必须得到保护。

这些年来，我还是给不少HIV阳性的病人做了手术，从不穿太空服那样的防护服或戴双层手套。我感觉自己必须让一切都尽量维持常态，因为人一旦变得紧张激动就容易出错。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仅仅在2000年一年，针刺伤就在医务人员中造成了数万例感染，其中有66000例乙肝、16000例丙肝和1000例HIV。携带乙肝病毒的针，有10%最终感染了被刺伤者，而丙肝的感染风险不到2%，HIV只有0.3%。尽管如此，终末期艾滋病患者的血液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所以朱莉算幸运的。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和预后在过去25年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对那些被针刺伤的人来说，刺伤后的预防仍是一套麻烦、忐忑和不愉快的过程。我虽然在职业生涯中被针刺伤了几百回，但终究还是“安全”退休了。“刺刀护士阿伊琳”还在高级护士长的位置上奋战着。

直到2018年10月，官方才对媒体口中的“国民保健服务史上最严重医疗灾难”展开调查。调查程序始于被HIV和肝炎感染的人提供的证词。在法庭上播放的一段录像中，一名男子讲述了自己在43岁那年发现了自己在童年时就感染了丙肝，那时他膝盖肿胀，被误诊为血友病，随后被注射了一剂受污染的血液制品。这个发现让他感觉自己的人生整个毁了。还有一名女子说她从先夫那里感染了艾滋病，而丈夫生前是血友病患者。“有人不让我们发声，我们只好沉默。”她如是说。还有多达3万名患者因为简单的输血而受了感染。他们接受的全血或血液制品来自美国的10万名有偿捐献者，其中有许多都来自监狱服刑人员或是高风险群体。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NHS很难满足病人的治疗需求——又是一个资源不足的问题。这就造成了在20多年间，有大约5000名血友病及其他出血性疾病的患者受到感染，其中有半数最终死去。英国政府的法律团队也承认“显然是本来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资深律师埃莉诺·格雷（Eleanor Gray）曾代表英格兰卫生和社会保障部表示：“我们很抱歉，这些事原本不该发生。”这话还是去对菲利普的母亲说吧，还有对澳大利亚的朱莉，或者对我以及成千上万名因隐瞒的丑闻而依旧面临感染风险的NHS下属医护去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