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科手术的角度来看，给那些小心脏上有先天缺陷的幼儿动刀，技术上要比给成人做手术难得多。为此我们必须勤加磨炼那条从大脑皮层经脑干连到指尖的神经轴。我们的共情按钮也一定要拨到“关闭”位置——即便只是暂时的。我们都会受焦虑的感染，别人的恐惧会传入自己心中。肢体语言、摇摆不定的措辞和公开表露的情绪都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特别是当我们和父母谈论他们孩子的手术时。

为保持客观，小儿外科医生需要在心中竖起一道无形的砖墙，好挡开那些痛苦、恐惧和慌张的气氛。这不应该看作冷血麻木或者精神病态，不是这样的。简单地说，抵挡别人身上散发的情绪造成的压力，是一种后天习得的防御机制，没有它我们就做不了这份工作。给别人的孩子动手术是一份特殊的责任。

根据剑桥大学的一项新近研究，人是通过教养和环境习得共情的。剑桥的几位心理学家分析了46000人的基因，并要他们回答一份问卷，以此揭示其共情水平。他们发现，人是否有同情心、是否能对别人的感受做出适当的回应，其中的差异只有10%是基于遗传的。女性也比男性更具共情能力。鉴于共情是一种习得的性格特质，这大体可以解释医生和士兵为何能学会在必要的时候回避共情。我的母亲有很强的共情，但我却学会了在给儿童做手术时消除她的DNA对我的影响。但这显然不是个一成不变的现象。压力缓和后，共情仍会恢复。另外，在工作中和在家中，共情也不相同。在家里，我无时无刻不在关心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当我的儿子马克成为一名好胜的橄榄球员，还和我一样愚蠢地超速驾驶之后。

你或许已经猜到，要在牛津创立一个小儿心脏外科项目，要做的工作远不止做手术这么简单。因为跟柯克林和帕西菲科学习过治疗先天性心脏问题的手术，又在伦敦的大奥蒙德街医院[大奥蒙德街医院是英国最早开展小儿心脏移植手术的机构。]实习过一阵，我对筹建这个项目颇有信心。我最大的快乐就是看着一个病弱的蓝婴被惊恐的父母送来医院，待到出院时已经变得粉粉的，家人也欢天喜地——妈妈爸爸、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兄弟姐妹，所有人都卸下了令人崩溃的重担，也都不会忘记我这位外科医生为他们做过什么。这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无论在时间、精力还是情感上，这都是一份巨大的投入，但也给了我强烈的满足感。我的身后有一群全情奉献的小儿心内科专家、麻醉医师和重症监护医师帮我分担压力。从自私的角度来说，这个小儿心外科项目也给牛津更添了一些声誉——这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剑桥帕普沃斯中心没有的，他们那个一流的心脏移植项目也因此有些失色了。

因为是从零开始，我们的小儿心脏病项目迄今还是全英国最小的一个，但外界的善意和巨额善款仍使我们建立了优秀的牛津儿科医院。我们有着世界级的产科、新生儿重症监护以及其他小儿外科专业，开展安全的心外科手术所需的关键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岁月也终于软化了我对职业生涯的看法。不久前，我正准备在遭洪水淹没的休斯顿举办一场演讲，当时毁灭性的2017年飓风刚刚过去一周，我最后一次给儿童做手术也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正当我在仔细查看秘书苏为我打印出的幻灯片时，我发现了一个她没有提到过的信封，它跟着我从英国一路来到了得州心脏研究所。打开信封，信上写道：

但我当时不在医院，就再也没机会见到长大后的卡拉了。苏收下了这封信，把它偷偷塞进了我为这次出差准备的文件里。信上没有联络地址，因此我无法告诉卡拉我是多么感激她的来信。要是以前，我完全不会挂念这种事：不过是又一封感谢信罢了，不过是自己在过去的某一天又给某个小孩儿做了一场复杂的再次手术罢了。我那时还不会把自己代入她的处境思考，也不会担心她那对惊骇的父母——他们多半觉得这第三次冒险会是女儿今生最后一次了。我在手术前和他们见面了吗？还是在前一天晚上才飞过去，然后一早给她搞了心脏“疏通”？在那些日子里，我喜欢默默无闻地操练技术，把说话的工作都交给别人。现在时过境迁，我对自己没能和她见上一面感到极其失望。想到她将要成为母亲的前景，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保护欲，真诚地希望她的孩子不要继承那种曾令她饱受折磨的疾病。

卡拉天生就有左心室流出道梗阻，主动脉瓣也比正常尺寸小很多。因此，她的心肌很糟糕地变得极厚，必须超负荷收缩才能将让血液在她小小的身体内循环。她妈妈很快意识到了不对劲：对于她，吃奶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番挣扎。开始吮吸时她很热情，但很快就开始气喘吁吁，然后号哭起来。几个医生都说卡拉“无法茁壮成长了”。她成了一个憔悴可怜的婴儿，全没有婴儿应有的那种圆滚滚、乐呵呵的样子。

当终于有人花心思在她起伏的胸腔上听诊时，里面传出了明显的杂音，那是胸骨后面发出的刺耳声响，是卖力的小心室在把血液挤过一个小孔。因为只有一只听诊器，她的全科医师不知该如何诊断：大概是她的心脏上有一个本不该有的小孔？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那个小孔是该有的，但应该比现在大得多，里面还应该长着一层带三个瓣尖的主动脉瓣。瘦弱的卡拉是一个应该入院的病人，这时你不能只是拍拍她的脑袋，居高临下地告诉她母亲说一切都会好的。因为并不会。置之不理的话，她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

卡拉是我那位才华横溢的小儿心内科同事尼尔·威尔逊（Neil Wilson）作为紧急情况转诊过来的。他只花了五分钟，就用超声探头做出了诊断：重症主动脉瓣狭窄和疑似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简单地说，就是她的主动脉瓣绷得太紧，左心室又长得太小太厚。作为首选疗法，威尔逊想要我切开她那片僵硬的增厚瓣膜，我们称之为“主动脉瓣切开术”。这应该能改善她的心衰症状，促进左心室的成长。

于是，我当天就把小卡拉带进了手术室，在那一大片闪着亮光的黑色乙烯基手术台上，几乎都看不到她那瘦小苍白的身体。我们用蓝色的亚麻手术巾盖住她的身子，只露出胸骨部分，并用塑料贴固定四周。手术巾下，那一根根消瘦的肋骨随同呼吸机上下起伏。她的皮肤和胸骨之间几乎已经没有脂肪，甚至比出生时还少。我用刀刃一划就划开了几层组织，锋利的剪刀轻松就将她的胸骨剪成了两爿，根本用不到骨锯。我用电刀凝住涌出的骨髓，然后放入了最小号的金属牵开器。

在婴儿体内，肉嘟嘟的黄色胸腺覆盖了心包正面的一大部分。我们摘除胸腺，划开反光的灰色心包膜，看见了里面那颗挣扎的心脏。划开一个婴儿的心包就像拆开一盒惊喜生日礼物。我们从超声心动图中可以预判里面的情况，但这并不会使划开心包的那一刻显得乏味，就好比是通过伍德斯托克门进入我家附近的布伦海姆宫——这条路线我已经走了无数次，但每次还是能体会到惊人的冲击。每个婴儿的心脏都不相同，在某个方面独一无二，它们从来不教人失望，反而常常令人生畏。卡拉这副小小的主动脉和左心室就是如此，它们就像超声心动图上看到的那样发育不全。这根主动脉太小，只能插进最细的灌注插管。还有那片狭窄的瓣膜，三个瓣尖全都长在了一起，只在中间留出一个小孔，我们得把它开大点才行。她能否继续存活，就在此一举。

新生儿的心脏手术没有一个环节是简单的。眼下，心肺转流回路中的预充液比这孩子自身的血液还要多，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几道难题：这会在多大程度上稀释她的血液？她到底需要多大的流量，温度要控制在多高？而要止住一颗核桃大小的厚实心脏，需要注入多少停搏液？

外科医生并非单枪匹马地工作，但如果还得去随时指导助手该做什么，就无法专注于手头的技术细节了。有一支稳定而默契的手术团队是莫大的幸福。每次手术都得是同一拨人，这就是美国模式。团队成员都必须是受你的信任、能出色地完成工作的那种，而不是每次都换一副生面孔，谁有空谁上。我所仰仗的就是一群充满热情的国际学员，他们个个都是专业人士，而且迫切想参与每一例手术，因为他们想要学习。我被这群来自美国、澳洲、日本和南非的顶尖人才围绕着——但其实来自哪里不打紧，重要的是勤奋好学。那种牢骚满腹的高级主治医，我是肯定不想要的。他们只是刚好轮转到我的手术室帮忙，心里巴不得早点下班，只要欧洲式的工作时间一过就会打卡走人。只想着积攒调休的人是无法成为优秀外科医生的。

我用一只夹钳将灌注插管与狭窄主动脉的狭窄根部分开，然后横切一刀，小心避开瓣膜上方两根主冠状动脉的开口。如果弄坏了小婴儿的一根主冠状动脉，那就完了——届时冠脉血流量会清零，心肌不再收缩，循环就此停止。这一步绝对没有任何出错的余地。正常婴儿的主动脉瓣有三个接近透明的瓣尖，先天性主动脉瓣狭窄的婴儿则往往只有两个长在一起的厚厚瓣尖。而卡拉只有一坨硬梆梆的瓣尖，形成了一片罕见的火山形状瓣膜，中间只有一个很小的开口。我惊讶于她居然没有在出生时就死掉，她那块厚厚的左心室肌肉本来极有可能在分娩时的代谢紊乱中发生纤颤。

眼下我得切割进去，开一个尽可能大的口子。这一步需要精准估算。我是应该切出三个瓣尖，切成一片正常的主动脉瓣那样，还是只切出两个瓣尖，让它像鸟喙那样开合？鉴于这团厚厚的胶原蛋白已经严重畸形，我决定采取后一种方案。我在审慎判断之后切了两刀，从小孔一直切到瓣环的圆周边，成了。这下整片瓣膜像海雀喙那样张开了，虽然仍旧又厚又硬。我知道我们后面还是要返回来对它再做修正，但这第一步已经足以改善身体血流，促进左心室成长了。

我拿掉了交叉固定钳，她的心脏在一阵室颤中挣扎蠕动起来。接着它突然自行停下了，一动不动地躺在了纤维心包里。这没问题，心肺机正不断将血液泵入卡拉的小身躯，我知道她的心脏一定能再跳起来。我用钳子尖捅了捅空空的右心室，它的反应只是收缩了一下，好像在说：快滚，我还想再歇歇呢。我很想尽快开始清单上的下一例手术，于是又戳了戳它，并吩咐给它安上起搏电线。心脏也听见了我的吩咐，它不想受电击，宁愿自己跳。监护器上动脉描记线跳动起来，显示它开始射出一些血液，但这时心脏内部仍是空的。我告诉灌注师给一些血进去，于是动脉描记线跳得更强烈了。阻塞疏通后，这颗心脏看起来快活了不少，于是我们让卡拉脱离了心肺机。

* * *

我没有料到的是，卡拉的主动脉瓣切开术竟是当天最容易的一台手术。接下来的这个孩子只有两天大，他的主动脉只有通往头部和右臂的分支，然后就中断了，我们称这种情况为“主动脉弓中断”。除此之外，他心脏两个的“增压室”之间还有一处大大的室间隔缺损。除非动脉导管，这个连接肺动脉和中断的远端主动脉间的临时天然通路，在出生后仍旧保持开口状态，有这种疾病的患儿才有可能活下来。但即使那样，孩子也只有上半身能得到富氧血并呈粉红色，下半身会因为只能得到肺动脉的缺氧血而呈蓝色，就像是穿上了一身小丑服。

如果动脉导管在出生后立即闭合（正常情况下本该如此），孩子就会整个下半身严重血流不足，并因此而死。只有输入激素，诱使导管认为孩子还在子宫里，才能让他活下来。我的工作就是先切开细小的升主动脉和降主动脉，将它们连通，再确保所有会自动闭合的动脉导管组织都被移除。这些管道的尺寸大约相当于孩子用的饮料吸管，所以这台手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唯一的办法是将婴儿的体温降到18摄氏度，完全停止血液循环。

用心肺机降温需要约30分钟，趁着这个时间，我开始用涤纶补片修复心脏上的缺口，这就像是给衬衫缝扣子，但是要在一只顶针内部操作。就他这根中断的主动脉而言，它的两端之间总还颇有一段距离。其远心端位于胸腔后部，还有多条分支通向胸壁。我必须小心地将它分离下来，再向前拉，而与此同时又一定不能割断太多分支，不然会破坏供应脊椎的血流。

大量的技术考量使这台手术变得相当复杂，而操作期间，脑和心肌都没有供血。这是在和时间赛跑。一俟重建主动脉完毕，我们立即重启了心肺机，使婴儿的体温回复至37度。这时，麻烦来了。胸腔的黑暗深处开始涌出血液，势头倒不猛烈，但就是出个不停。

复温一般也要持续30分钟左右，我通常会在这段时间请助手暂时顶替一下，自己到外面清一清我那上了年纪的膀胱。可是这次我走不开了。我必须找到那个麻烦的出血点，止住流血。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出血的地方很靠后，就靠着脊椎。最终我还是在胸壁上找到了那根出血的动脉，原来是一只小小的钛夹脱落了。到这时，因为很难让心脏重新跳动起来，我们已经把心肺机开开关关了好几次。现在它还在顽固地抵抗着，跳是跳了，但不泵血。在三次尝试脱离心肺机却失败后，我想这孩子怕是活不成了。

那时，有高达1/5的孩子挺不过手术。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干脆放弃，回家？现在已经是晚上6点，别人可都在给工作收尾了。但我要是也结束这一天，这孩子的生命就也结束了——那对可怜父母的全部世界也将随之结束。所以我们要继续战斗。使用支持性药物或是继续使用心肺机，都没有使这颗心变得强壮。左心室周长的1/5已经由涤纶补片构成，不用说，它不会收缩。再加上供血缺失造成的反复心肌顿抑，形势对我们相当不利。如果不采取机械辅助循环，死亡将不可避免。

当时只有一种辅助循环装置适合幼儿使用：“柏林之心”（Berlin Heart）。那是一套由空气驱动的外置泵送系统，我曾用它维持过一个心肌疾病男患儿的生命，直到我们在牛津给他做了心脏移植。那一次，是我用自己的研究经费，支付了这部装置和用里尔喷气机把它从德国送来的费用。国民保健服务可不会为此类设备买单，所以这次我没有这样的装置来挽救手术台上垂危的婴儿了。

我倒是有一台成人用的循环辅助系统，是有人从美国寄来给我们测试用的。这台“莱维创尼斯”（Levitronix）离心泵是对方免费捐赠的五台中的最后一台，前四台都各拯救了一位本会死亡的休克病人。我能把这套用于成人的系统调整后用于新生儿吗？显然这样的事之前没人干过，我们没有可将它用于儿童的监管批准，此外，还有几个令人担忧的技术难题需要克服。

和心肺机一样，这套莱维创尼斯回路的液体容量超过了一名儿童全身的血液，因此我们必须在它的管道中注入额外的血液，以避免过分稀释。其次，这台离心泵正常运转时每分钟输送5—7升血流，这对一个70公斤的成年男子来说都绰绰有余，对于一个才1.7公斤的婴儿，可就太多了。我们必须大大降低其流速，同时提高抗凝血剂的含量，防止血液凝结成块；这样做的坏处是会增加胸腔和脑内出血的风险。最后一点，小儿ICU的护士没有使用这部装置的经验，我必须另召一支成人护理团队来帮忙。

每当我像这样突破常规行事，总有人向管理层投诉，让我面临“卷铺盖”的威胁。这会影响我的思路吗？不会。我们的NHS光知道公布外科医生经手病患的死亡率，却不能提供挽救生命所必需的设备。这种做派，有什么道德可言？我的灌注团队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因为谁也不想看到一台漫长手术的结果是一具蜡白的死婴被冲洗干净、塞进裹尸袋，护士们更不想留下来处理尸体，而那些锱铢必较的人却早已去了酒吧，庆祝自己又节省了一笔开支。

为了连接莱维创尼斯回路，我干脆不去动那根小小的主动脉灌注插管，而把静脉引流管从右心房换到了左心房。在最后一次尝试停止体外循环惨遭失败后，我们关掉了心肺机，紧接着我就开始调整离心泵。婴儿在生死之间徘徊了一分钟，两分钟，然后是三分钟。他体温正常，却无血流，要是这个状态拖得再久一些，他的脑子就会受到不可逆转的损伤。

不到四分钟，我们就连好了循环辅助系统，并打开离心转子，它开始以每分钟1升的速度给婴儿供血。孩子还活着，虽然血压很低，也无脉搏。不同于有脉动的柏林之心，这部莱维创尼斯泵提供的是持续血流。在ICU里照看没有脉搏的患者可是挺累人的，有很多困难，好在我的成人辅助循环团队的护士们已经在回医院的路上了。当我们在一堆管子上面关闭小小的胸腔时，我其实并不真的指望能赢下这场战役，许多地方都可能出错。但我心里觉得，一线生机都值得努力争取。如果不这么做，我就只能去到昏暗的家属室，同丧子的父母展开无休止的痛苦对话，并竭力向他们传达我自己也不太理解的状况。我曾经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通常都是在代内心不够强大、无法亲自面对这种场面的老板出面。

我和护士们一起在小病床边坐下，望着太阳西沉，直到深夜。我身边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今晚“当值”。我们只是在为这一家人尽最大的努力，顺便听听常有的废话。曾经有人问我：“给一个婴儿用这台泵真的合适吗？”我是这么回答的：“你是更希望这孩子躺去太平间吗？如果是，那你入错行了。”心里还加了一句：“吃屎去吧你。”但这句话我不会说出来。现在卡拉正睡在隔壁病房的小床上，她焦急的父母一人一边握着她的两只小手。她还没有从麻醉剂营造的乐园中醒来，但恢复得很好。

在使用莱维创尼斯系统辅助循环三天后，男孩的那颗小心脏才恢复了过来。确认了它已经变得足够强壮之后，我们立即把他带回手术室，取出了那些吓人的机械装置。又过了两周，他就跟着快乐的父母出院了。要是没有美国公司最后那件赠品，结果就不会是快乐地回家，而是一场葬礼。我们的医疗竟要靠慈善来维系。

* * *

我之所以记得卡拉出院的那天，是出于一个奇怪的原因：那一天，我给同一家的三个兄弟姐妹都修补了房间隔缺损。为什么记得这个？因为他们的母亲一想到孩子们要动手术就抓狂，怎么也决定不了谁先谁后。为减轻她的痛苦，小儿重症监护团队决定在同一天收治这三个孩子，并增派护士人手来帮忙。

再次见到卡拉，是四年之后了。在这四年里，威尔逊大夫始终在密切观察她，每半年就给她做一次超声心动图。起初她恢复得很好。心衰消失了，进食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她长成了一个活泼的幼儿，她的左心室也在不断成长。可是渐渐地，进步开始变得缓慢。胸骨正后方的杂音复又响起，声音还更大了，超声图像也显示她的心肌进一步增厚，主动脉瓣变得僵硬狭窄。诊所里人人都拉长了脸，看来是时候再做一次手术了。威尔逊认定低创的球囊扩张术效果不大，于是我把她又带回了手术室，想在她上学前尽我所能给她最好的治疗。

待我暴露了她的主动脉瓣，我发现它确实长大了一些，但中间的口子再次变紧了。和上次一样，我操着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从中间的窄口向外切，解放了两个变厚的瓣尖。在这片瓣膜后面，她的心肌变得很厚，阻碍了血流，于是我在心肌上挖出一条通道，以此提升心室的流出血量。样子是好看些了，但这并没有给我多少乐观的理由，我记得自己当时想：这样也只能再多撑两年而已。卡拉很快从手术中恢复，开开心心、蹦蹦跳跳地出了院，但是她的父母知道她还会回来的。她天生就带了一套自毁装置，下一次就别无他法了，只能置换瓣膜。

目前还没有一款人工瓣膜小到可以用在幼童身上。但还有一种瓣膜置换术我们可以一试，但这种手术的过程复杂得令人生畏，少有外科医生敢于尝试。我是从它的首创者，我在国家心脏病医院的前老板唐纳德·罗斯（Donald Ross）那里学到这门技术的。罗斯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想法：切下病人的肺动脉瓣，将它移植到主动脉位置上，再用从死亡捐献者身上取下的肺动脉瓣，替换掉位于病人的心脏血压较低那一侧的肺动脉瓣。这种术式在成人身上效果很好，但即使罗斯本人，也从未在一个幼儿身上尝试过它。

在从罗斯那里了解完手术的步骤和陷阱后，我于1995年首次在一名婴儿身上开展了这项手术。病人是个男孩，经紧急剖宫产手术出生，随即就被发现有心脏杂音。出生才几个小时，他那间挣扎的左心室就发生了衰竭，身体也因血流过低而变成蓝色。所以我赶忙把他又带回手术室，对他做了我对卡拉所做的事：连上心肺机，切开主动脉瓣疏解梗阻。和当时的卡拉一样，他也才一天大。第二天，超声图像显示他的血流有所改善。在ICU待了几天后，他和父母被放回了家。

然而六周之后，他的主动脉瓣却变得前所未有的紧绷，左心室的收缩也变得很差。我们要是什么都做不了，这男孩一定会死。形势如此紧迫，我决定迎难而上，放手一试罗斯先生的术式，虽然他本人多半会觉得我疯了，居然敢在这么小的一颗心脏上尝试。决心已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去搞备用零件——我在解剖室找到了一片婴儿的肺动脉瓣。

我们不知道他自己的肺动脉瓣能否在新位置上继续生长，但我们知道那个死婴供体的肺动脉瓣肯定长不起来。我需要一片大点的，但不可能有一排死婴任我们挑选。我们很走运，最终从一名3岁的车祸遇难者那里得到了一片瓣膜——那对可怜的父母非常痛苦，但得知死去的孩子挽救了另一个婴儿的生命，他们又感到了些许安慰。这片瓣膜总有一天也会用坏的，但它至少可以帮男孩撑到青春期。

这个病例从一开始就令人胆战心惊。男孩的左心室糟透了，他那僵硬的小小肺部全都泡在稻草色的液体里。心包里的心衰液更多，我刚在上面开出一个口子，液体就喷射了出来。他的主动脉特别狭窄，连最细的灌注插管都差点把它堵死。我第一次尝试插管时完全没对准那细小的切口，搞得我们几个都溅到了血。第二次插进去了，我于是给孩子连上心肺机，并用冰冷的心脏停搏液止住了他的心跳。接下来就是本书中最令人紧张的心脏手术了！它的施展空间极小，而且史无前例。不过这毕竟仍是罗斯术式，而非我的发明。

我在灌注插管下方切断主动脉，开始移动几个关键的冠状动脉纽扣——一个个比大头针帽还小。它们待会儿必须被重新植入婴儿自己那块疲软的肺动脉瓣自体移植物里，不能扭结，也不能拉紧。生死就取决于此。手术室里没放音乐，也没人开不必要的口。我的麻醉医师搭档迈克·辛克莱不时从手术巾上方探过头来，问我进展如何。我总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很慢，真他妈难。”难归难，我们还是在拼命与时间赛跑。因为体外循环的时间越长，心肌缺血的阶段越久，病人死亡的风险就越大。

令我肾上腺素飙升的一个步骤，是从室间隔上挖出肺动脉瓣的根部，而挨着这里的就是左冠状动脉的一根重要分支。这需要我操起寒光闪闪的手术刀，做精准的一剜，而距下刀处不到一毫米的肌肉下面就埋着一条重要的血管——这有点像在墙上打洞挂画，同时要努力避开就埋在石膏面下的一根高压电线。我大概知道那根血管的位置，但不敢百分之百确定。我第一次在成人身上做罗斯手术时，病人差点没保住。那是一位有两名幼子的年轻母亲，我当时缝针缝错了地方，堵住了那根隐藏的冠状动脉。要是她当时死了（她本可以用更低的风险接受一次简单的瓣膜置换），我决不会再次尝试罗斯手术。

强烈的苦恼之后常是狂喜，至少这个病例是这样的。我扩大了左心室的流出道，更换了瓣膜，最后将细小的冠状动脉起端重新植回新的主动脉根部。接着，我用供体瓣膜补好了切除肺动脉瓣根部后留下的缺口。宛如魔法！我们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成功完成了手术。更棒的是，这两片新的瓣膜没有渗漏。虽然身为外科医生，但是当我们松开钳子，任由血液流回心脏时，我感觉自己更像一位刚在杰作上完成最后一笔的画家。重塑心脏的整个流出道是一场发现之旅。罗斯曾经预言，病人自己的肺动脉瓣会在血流中保持活性，并有望随孩子的成长不断生长。现在我们可以去验证这一点了。对于婴儿所患的致命主动脉瓣狭窄，这最终会是解决之道吗？

罗斯手术是唯一一种我每次做都会提心吊胆的手术，原因也不难理解。实际上，许多别的外科医生都觉得和成人的主动脉瓣置换术相比，它实在太过惊心动魄——前者简单直接，风险也低，只需直接植入一片商业生产的现成人工瓣膜即可。还有的医生偶尔尝试了一次罗斯手术，就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但是对幼儿来说，除了罗斯手术之外就只有一个方案，那就是使用死者捐献的主动脉瓣。问题在于，这样的瓣膜不会随着孩子一起成长，它会吸收钙质，不久就会变成一段白垩管道。在少数情况下，我也曾选择放弃罗斯手术，在孩子身上使用同种异体移植瓣膜。但做出这样的选择后，我往往会感到后悔。

卡拉在10岁那年回到了医院。在学校里，她无法和其他孩子一起奔跑玩耍，光是步行穿过操场就使她气喘吁吁、惊恐发作，感觉像是要被人掐死了。继而，她一对什么事感到兴奋，胸口就会出现压迫性疼痛。她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悲惨，父母每每想到第三次手术，也都会被焦虑吞噬。复杂的再次手术总是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每次也都觉得自己可能会终结一条年幼的生命，虽然这在现实中很少发生。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召集一支默契的团队变得越发困难，我对相应风险的体会也越来越深了。

我们会在多学科团队会议上讨论每一个病例，而后才定下决策。这时的尼尔·威尔逊已经成了英国用球囊扩张术治疗儿童瓣膜狭窄的重要人物。他能把一根顶端装了气囊的插管插进患儿的下肢动脉，然后在X光的引导下逆流伸进主动脉，接着再给这个乳胶气囊施加高压，让它撑开梗阻的瓣叶。这个办法有希望让融合的瓣尖沿合理的分界线打开，但并非总能奏效。有时瓣膜会在错误的方向上撕开，导致严重渗漏。不过威尔逊在这项插管技术上艺高人胆大，像卡拉这种情况，他在孩子还在子宫里时就敢给他们扩张瓣膜。真是够吓人的。

这次的会议由心内科专家主导，因此我期盼它能提议为卡拉尝试球囊瓣膜切开术，但我没能如愿。当时MRI技术刚刚问世，它绘出了卡拉那片厚实、粗糙而僵硬的主动脉瓣，图像精细，看得人很是沮丧。如果只是为了“试试看”就再对她做一次全身麻醉，那毫无意义。当时我已经在《心脏》（Heart）期刊上发表了第一例婴儿罗斯手术，与会众人想让我在卡拉身上开展这种手术，不要再一味地进行权宜治疗。

还有别的办法吗？虽然卡拉的体格小于同龄人，但我们或许可以摘除她的主动脉瓣，将心室的流出道再开大一些，然后再植入最小的那款机械心脏瓣膜，这样的手术或许要简单得多——如果第三次手术可以称得上“简单”的话。但如果我们选择这个方案，她就必须终身服用抗凝血药华法林，而且用不了几年就得再换更大的机械瓣膜。不仅如此，将来的她虽然仍能怀孕，但以她的这些情况，那将是一场噩梦。

在对手术方案进行了小组讨论之后，威尔逊直接说了实话：“机械瓣膜会使她终身面临中风和抗凝血剂相关的出血风险。这是懦夫的治疗方案。你既然描述了针对儿童的罗斯手术是怎么做的，那就放手一试吧。”

于是我们就试了——好在过程顺利。我们在同种移植库里找到了一片成人捐献的肺动脉瓣，我希望它可以在卡拉体内无限期地发挥作用。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对接受罗斯手术的儿童开展随访，我们发现，他们自己的肺动脉瓣确实会在新的位置正常成长。我们因此取得了一些奇迹般的长期成功。不仅如此，就连那些供体瓣膜也比我们预期的要耐久得多，因为它们的植入位置在心脏的右侧，那里的压力和应力都小得多。

最后，既然查询不到卡拉的下落，那么对于我在得州心脏研究所的那一摞文件中发现的来信，我就把回复写在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