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扛着他的长柄镰刀，不知疲倦地巡行在医院的走廊中，希望我把手术搞砸。有时我确实会搞砸，多数时候不会，但我从未不战而降地放弃任何一位病人。我的信条是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的黑暗岁月里对国民说的那句话：“我们决不投降。”温斯顿的墓地就位于我在布伦海姆庄园绕圈慢跑路线的中点——或许应该叫“绕圈蹒跚”吧，我这把年纪已经跑不动了。经过那里时，我会坐在长凳上和他说一会儿话，那张长凳由波兰抵抗运动捐赠。墓碑前一年四季总有花束，常常能见到“希望永无穷尽”的留言。希望我是有的，我的病人们也有，他们所爱的人也有。在医院里，爱、希望和胜利是彼此陪伴的亲密盟友，失望和悲伤则险恶地潜伏在两侧——有时就在我的手术台下。这两种结果天差地别，其中的变数就在于技术、韧性和不懈的努力。如今，这“光荣三剑客”还继续存在于世吗？

那是一个寒冷凄凉的二月早晨，我刚做完一台主动脉瓣置换手术，正要让病人脱离心肺机。这时，一个金发女护士从手术室门口探进头来。要找我的是小儿心内科的主治医师，他问我能不能直接去一下小儿ICU，那里现在情况危急。我手头的病人已经恢复了有力的心跳，于是我让助手过来接替。我心中升起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退后几步，脱下结满血痂的手套。

“要不是紧急情况，你们给我等着。”我只能说出这么一句。

我的主治医师手活儿可靠，但惨痛的教训告诉我，现在不是我离开的恰当时机。从这里到ICU只要走一条不到一百米的直线通道，途中会经过急诊部。那位信使现在一路小跑，动作迅速，看得出她心里相当紧张。等我走到病房门口时，她已经扶住了那道重门，里面的护士长一把拉开隔在家属等候室和内间密室之间的第二道摆门。她们的意思很清楚：我们要你快点来，你怎么磨蹭到现在？

病床四周拉起了绿色手术巾围成的帘子，但是透过帘子的缝隙还是可以看见里面急促的活动，那画面明显透出死亡的气息。有人大声说道：“他来了。”但是谁也没抬头看。他们都在忙着抢救苏菲——一名消瘦的15岁少女，皮肤像死了一样苍白。麻醉医师、心内科医师和儿科医师，一群人正挤在她的身体周围。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从心脏正上方扎入胸膛的那根粗针。一支大号针管正从里面抽出混合着大量血液的积液，再通过一个三通管把这些积液推进一只塑料袋里。目前抽出的积液已经达到半升，先前它们一直压迫着女孩的心室。麻醉医师正有节奏地挤压着一只黑色橡胶气囊，将氧气通过波纹塑料管送进从女孩喉头伸出的管道，再吹进她僵硬的肺部。我本能地望向心脏监护器的屏幕。她的心率是每分钟130下，太快太快了；血压只有正常值的一半，但这问题不大——偏低总比没有强。幸好女孩已经深度昏迷，对那根穿透她胸部的粗针毫无知觉。死神在试图将她带走，但抢救团队不肯放人。

她之前已经经历了几场小规模“冲突”，但真正的战斗这才开始。桌面上就放着摊开的棕色病历夹，里面的第一条记录是她最早被送去的区综合医院写的：

2月16日周日晚11点。发热，颈部僵硬，头痛，肌肉痛。周六下午出现膝关节、肘关节疼痛。睡眠后未好转。当晚去爸爸家，测得体温40摄氏度。头痛加剧，开始呕吐，全身疼痛。昨卧床休息。今服200毫克布洛芬四粒，头痛又加剧，呕吐三次。目前颈部僵硬，四肢疼痛。心率104。血压95/50。诊断为病毒感染，已排除脑膜炎。瞳孔正常。

好像这还不够惨似的，她接着还强忍着接受了三次失败的腰椎穿刺，经手的都是初级医生。这样做是为了从椎管中提取脑脊液样本，就是这种液体包围着大脑。如果她得了脑膜炎，这种清澈的液体就会因为充斥白细胞而变得浑浊，最严重时会呈乳糜状，里面充满细菌。我在查令十字医院当住院医时曾做过许多例腰椎穿刺：用一根长针，这里戳戳那里刺刺，努力在患有关节炎的脊椎骨上找到一条狭缝。病人很讨厌这个，我也很讨厌，但最后我总能成功抽出脊液。病人的生死常常取决于此。但给苏菲做诊疗的那几个医生失败了，放弃了，这是不可原谅的。如果真是脑膜炎的话，她现在已经死了。他们换了一种做法：在她的手臂上插了根输液针给她补液，也抽出她的血液做培养，好看看血流中是否有细菌。

在之后的12个小时里，苏菲的病情危重起来。他们给她输了抗生素，但由于没有分离出细菌，这些治疗只是基于猜测，她的情况也越来越差。次日晚上，她的血压开始跌落，心率却攀升至120。她被转到了区医院的冠心病监护病房，接着又被救护车转到了我们牛津的小儿ICU。她出现了脓毒症休克，要用强力升压药才能将血压维持在60毫米汞柱以上。到了早晨，细菌学实验室报告她血液中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大量增加——这种常见微生物在皮肤上有很多，而一旦进入血流却会极其危险。

就在这时，她的右手手背上出现了一块又热又痛的红肿，被重症监护医生诊断为脓毒性关节炎。当天晚上，一名ICU的主治医师给她做了紧急心脏超声检查，但认为并没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情况。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发现她体内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有耐药性，于是更换了抗生素治疗方案。苏菲开始变得气短，还出现了幻觉。紧急X光片显示她两侧胸腔都有围绕着肺部的毛边状阴影和积液。

第二天上午，几个整形外科医生决定从她感染的手背上抽出脓汁，他们认为那就是血液感染的源头。又或者是血液感染导致了脓毒性关节炎？这个已经说不清了，因为唯一一张及时拍下的X光片和那晚的“外行”超声，都没有拍到要点。由于她已经病得很重，这次手术只做了局部麻醉，这把可怜的苏菲搞得相当惨——说惨都算轻了。果然，从关节处抽出的液体中培养出了相同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阿彻大夫又给她做了一次心脏超声，结果显示心脏周围满是积液。她已经开始贫血，需要更多的静脉补液才能维持住血压，此外，她的体温也仍在上冲下落，就像一个紧张日子里的华尔街股市。

苏菲来到牛津一周之后，阿彻大夫在她的心脏里听见了新的杂音。超声心动图显示她的二尖瓣正在渗漏，心脏周围也出现了更多积液。随着回声密度增强，这些液体变得越来越像脓汁，她的贫血也变得极其严重，到了要输血的地步。她的那个焦虑的小家庭聚到了病床周围。虽然已经使用了大量抗生素，苏菲的病情依然危重。她的母亲菲奥娜和姐姐露西已经做好了失去她的思想准备，并搬进了医院的一个房间里。他们给她用了更多的抗生素，输了更多的液，吊了更多维持血压的药物，但情况始终不见改善。随着体温不断波动，她陷入了严重的谵妄和可怕的夜间幻觉之中。孩子都病到这种程度了，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诊断？

第二天早晨，她的情况出现了灾难性的恶化，我也正是因此被叫到了她的床边。苏菲终于迎来了终末期心血管崩溃和呼吸骤停，病房叫来了小儿抢救团队，最后还有我这个心外科医生。如果不采取激进的抢救手段，她会立刻死去。他们先用气管插管来接管呼吸，再抽出压迫着心脏的感染积液，缓解心脏所受的压力——那根粗大的针头和针管就是做这个用的。血压开始回升后，阿彻拿起超声探头向我展示了这次崩溃的原因：苏菲的二尖瓣早就受了感染，现在在压力之下突然解体了。几大团感染的蛋白质物质从二尖瓣上耷拉下来，随时可能脱落并冲进脑部。要是他们之前万不得已，已经给她做了心脏按压，这些东西很可能已经脱落并造成一次严重中风了。

但当务之急是把她直接送入手术室，换掉那片损坏的二尖瓣。别跟我说什么“要是”“但是”，我不接受不同意见。她的血压暂时得到了改善，但这段“蜜月期”不会持续太久，感染已经占了上风。每当她的左心室收缩时（现在已经达到了狂乱的每分钟130下），逆流回到左心房的血液都比流入主动脉的要多。苏菲的心脏几乎不再泵血，肺部也充满了积液。要么是之前的超声没有拍到这一大团正结队吞噬组织的细菌，要么就是细菌太过迅猛，这样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不太可能取胜了。

当天手术清单上的第二个病人已经服了术前药物，此刻正在前往麻醉室的路上。但现在这位可怜的女士只能在手术室的门前掉头了。对任何一个焦虑的病人和等候的家属来说，这都是一次糟糕的经历：他们本已经全都做好了心脏手术的心理准备，不料却被临时放了鸽子。我亲自回到手术室里，告诉大家我们准备给一个危重的青少年紧急置换二尖瓣。病人的名字是什么来着？我都还不知道，没顾得上问。我也没有跟惊慌的父母还有姐姐说上话。根本没那个时间。

宣布完手术计划有变之后，我又回了ICU。阿彻正在家属室和家属谈话，那是一个高知家庭，阿彻告诉他们苏菲快不行了。他已经完成了这件困难的工作，传达了坏消息，现在那三张凄惨的脸上都刻着深深的忧虑。怎么做才能让一个孩子命悬一线的状况显得轻松些呢？也许是给她的家人一点希望吧。希望是一个富有魔力的字眼。给予希望是我的工作。怀着牢不可破的乐观精神和绝对的自信，我向他们解释道：虽然感染已经彻底破坏了她的二尖瓣，但我们仍可以换一片好的上去。我们很幸运，正好有一间可以用的手术室，但手术必须尽快开始。最后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如果给苏菲植入一片人工瓣膜，那她就必须终身服用华法林来抑制凝血——植入人工瓣膜后，病人就需要服用华法林来减少肝脏生产的凝血蛋白。我没有继续回答他们的追问，只说没时间等护工了，我这就亲自把苏菲推进手术室。再晚就来不及了。

我们经过麻醉室，将苏菲没有意识的身体直接放到手术台上。大部分手术必需的插管和电极都已经准备就绪，只等连到手术室的监护器上。我的器械也都在蓝色单子上放好了——儿科的一套，成人的一套，因为苏菲的体型介于儿童和成人之间。蓬松的白色纱布块都仔细清点过，放成一堆。她瘦骨嶙峋，身体惨白，白得就像那件很快被扔到地上的病号服。洗手护士和主治医师用碘伏溶液在她身上画了黄色标记，然后盖上蓝色手术巾。我试着调了调手术灯，它们是全新的，但都是便宜货，有自己的脾气。我们这里的一切要么是新的便宜货，要么就是旧货——器械、锯子、呼吸机、心肺机，没有一样不是修了又修的。我们手头只有这些东西可用，不过现在抱怨也没意义了。

我迅速给她开了胸。她的心脏已经支离破碎，濒临“交待”，血液生化指标已经相当糟糕。现在她整个人都快魂归天际了，必须马上安全地连上心肺机——我们也可以借此把她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去掉所有病菌。纵剖开她的胸骨后，我发现心脏周围的心包里仍有大量黄色液体和碎片，那是从炎症浓汤中析出的一丝丝受感染的蛋白，里面充满了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吸出刮净，然后我插入心肺机的管道，灌注师紧跟着启动了机器。苏菲暂时安全了。现在该评估损伤情况了。

她那个年轻的左心房很小，于是我从右心房出发，穿过房间隔进入了它。现在我看到了二尖瓣，它仿佛盖满了海藻一般。在我左手边，它的前叶和后叶之间长着一块脓肿，那里的组织因受到细菌的深度侵蚀而撕裂，导致瓣膜与心壁分离。我的第一想法是必须将瓣膜整片摘除，但出于习惯，我先清理起了那团烂糟糟的东西，好看清里面还剩下些什么。慢慢地，我切到了能够承受针脚的健康组织。我的第一助手正一边用别扭的姿势拉着心房牵开器，一边纳闷我为什么没有像往常那样快刀斩乱麻——他不知道，这时我已经决定努力修复损伤、挽救瓣膜了。我想为苏菲解除一辈子服用抗凝血药的风险，因为那很可能会令她无法平安怀孕。

我在想能否用心包来重建两个瓣叶受损的边缘，这层心脏周围的纤维薄膜是最合适的材料。但鉴于苏菲自己的心包上已经布满细菌，我改用了牛的心包——那是一片片由心血管工业特别制备的无菌组织，专门用来修补心脏和血管。我从那片牛心包上切出了一块椭圆形补片，把它缝到了软糯的心壁上，然后再把两个瓣叶重新缝在上面。这样做会缩小瓣膜的开口，但又不至于阻碍血流。在一处边角，我又用一片人的主动脉加固了修补。毕加索一定会以我为荣，雕塑家亨利·摩尔可能也这么想。苏菲的心脏现在集死人和死牛的零件于一身。我希望这件应用美术作品可以承受住重新泵血的压力。很快就能见分晓。

关胸前，我用盐水认真清洗了一遍心腔。儿童的心脏起跳很快，我们可不希望有感染碎片进入苏菲的脑子。很快就能通过放在她食管里的探头查看修补点的超声图像啦。左心室内部像往常一样滋出了许多微小气泡，就像电视屏上的雪花。我在主动脉的最高点上戳了一个小孔，这些气泡就全都咝咝地放出来，回到了它们该去的外部空气里。等心律恢复正常后，我们发现这片新瓣膜相当管用，只是有一点点渗漏——仅此而已。

是时候考虑撤掉心肺机了，这又是一个难关。不过苏菲的心脏看起来已有好转，虽然还有些疲软，但各部分都协调地收缩起来，超声也显示它的四处瓣膜都在正常开合，于是我吩咐将它从心肺机上慢慢脱离下来。这枚小小的心脏很快就自力更生了，以100毫米汞柱的血压向外泵血，补片也撑住了。

就像分秒不差地排练过似的，尼克·阿彻那颗谢顶的脑袋忽然从门口探了进来，我让戴眼镜的主治医师关胸，自己走过去和他说话。阿彻问我为什么手术时间比平常要久，还说他很担心孩子的父母。等在外面的家属越有文化，看得就越透，心里也越焦虑。但听我说出“补好了”三个字时，他喜出望外。虽然我们给一些婴儿植入过人工二尖瓣，但仍然极难拿捏好抗凝治疗的度：太少了会导致中风，太多了又会出血。另外，抗凝治疗对于想要孩子的年轻女性来说也是一个障碍，因为抗凝药华法林可能导致胎儿畸形或胎盘出血。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好在苏菲不需要面对它了。阿彻带我去见了那对已经离婚的父母，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新伴侣。这时几个人全都依偎在一起，寻求心理安慰，每个人都害怕会出现最坏的结果。

我这个人没有必胜的信念，也从来不想扮演上帝。但是，患者的父母的确渴望从操刀手术的人那里得到安慰。我自己也当过患者家属，当时我的一位家人接受了心脏手术，我同样急切地想听医生对我说“一切都好”。所以我就对他们说了这几个字。但在内心深处，我又不禁嘀咕苏菲的心肌里会不会还有一个脓肿——我在左心室壁的修补点下方看见了一块反常的凸起。我已经清出了一些脓液，也盼着伤口愈合，但这些葡萄球菌实在是凶恶得很。

等我回到手术室，我的主治医已经关好了胸，苏菲正从里面被推出来。我还需要在她的病历上画出手术步骤，好让别人明白我们做了什么。然后，可怜的女孩住进了ICU，我这个英雄也回了家，那个情况复杂的小家庭则轮流坐在苏菲的病床边守夜，爱着她，等她康复。他们重新燃起了希望，恐惧暂时消散。

我在第二天清晨六点半就回到了她的身边。那时我们没有别的小儿心外科医生，没有别人能挑起这一摊，也没有什么值班不值班或日班夜班的区别。但凡出了什么问题，都只有我一个人扛着。昨晚苏菲情况稳定，她妈妈守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不愿让她离开。但她的体温又上来了。我们捅了葡萄球菌的老巢，它们生气了。那可是几十上百亿的细菌。苏菲仍在依赖强力的血管加压药来维持必要的血压，她的肾脏也不再产生尿液。

这天上午，阿彻又给她做了一次超声检查。左心室工作正常，二尖瓣看起来也不错。心脏周围淤积了一些血液和血块，这没什么，在这个阶段总有一些的。之后的48小时里，苏菲的情况一直很稳定，我们就撤掉了呼吸机。又过了一天，她搬进了名为“梅兰妮”的青少年病房，重新住上了单人间。她的体温仍然起伏不定，我们认为这是补体激活导致的——就是我在阿拉巴马州的重大发现。

3月4日中午11点35分。梅兰妮病房给我发了“危急呼叫”。在接受紧急手术的一周后，苏菲突然毫无预兆地栽倒了，幸好母亲菲奥娜正在病房里。她脸朝下趴在地上，没有脉搏，没有呼吸。小儿抢救团队冲进来给她做心脏按压。麻醉医生徒手挤压黑色气囊，往她的肺里充入氧气。静脉注射肾上腺素后，她的血压略有回升，时间上刚好够做一次快速超声心动图。图像显示她的心包里积满了血。那颗小心脏受到挤压，无法充入血液。更糟的是，她心壁上本该是肌肉的地方还出现了一个洞。

一个脓腔在新补的瓣膜的正下方破裂了，我最担心的情况成了现实。心内科的主治医师尝试用针管吸出血液，但针头很快就被凝血堵塞。这时，苏菲的心跳再次停止，需要继续做心脏按压。这位女主治医师一个电话打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只说了句立刻把苏菲送进手术室，因为如果我去病房给她开胸，她肯定会死。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必须马上给她连上心肺机。我能在头脑中轻易想象出那个破裂的脓腔，头一次担心自己会搞不定。我甚至怀疑她撑不到躺上手术台，这念头让我不由得一阵揪心。我希望她能赶到，但内心毫无把握。

多亏了反复静脉注射肾上腺素和间歇性的心脏按压，苏菲最终赶到了手术室，而且时间正好卡在我同事计划的两台手术之间，看来上帝一定在她的肩头守护着她。她被直接送上了手术台，我已经刷手完毕，等在旁边。我们匆匆划开皮肤上的缝线，剪断固定胸骨的钢丝，然后我粗暴地扯出钢丝，装好并撑起牵开器。这颗心脏已经被血块包裹，形成了一团紫色的凝胶状物质，仿佛一只新鲜的肝脏——我必须徒手把这些东西从胸腔里舀出来，才能让心脏再次充入并射出血液。在药物的作用下，心脏像打板似的跳动起来，但是鲜血突然从后面涌出，灌满了心包。必须得找到出血点在哪儿。我怀疑二尖瓣下方的那处脓肿已经侵蚀了心室壁，心肌本身恐怕也已经软烂，固定不住缝线了。真是噩梦般的场景。

麻醉医师放在她食管里的超声探头证实了我最严重的担忧：在重要的冠状动脉回旋支下方，一个破烂的脓腔撕开了心室壁。我耳闻目睹过成百上千个细菌性心内膜炎病例，还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也没在外科期刊上读到过。这台手术注定要摸着石头过河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要是我上次植入的是一块梆梆硬的人工瓣膜，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的脆弱连接应该已经整个解体，再也无法恢复。至少我补的那片瓣膜还是完好的。看现在这情形，我显然应该尝试从心脏外面关闭脓腔，不然一旦弄坏了上次补好的地方，我绝不可能再次修复它。苏菲心脏的这部分之所以没解体，全靠这块人与牛的复杂聚合体。

我插进插管，火速给她再次连上了心肺机。我打算先清空她的心脏，再抬起来观察。接着我又用心脏停搏液让它变得低温、迟缓，看起来就像是屠夫砧板上的一颗心。这一次，当我将它抬起时，背面的那块凸起就一目了然了。肌肉蛋白已经被细菌的酶溶解了，抗生素没能保护它不受液化，于是脓肿不断扩大。我请人在一根大针上穿好缝线，想尝试把健康肌肉的边缘缝合起来。

我知道冠状动脉回旋支应该在什么地方，但它已经淹没在这片炎症沼泽之中，我根本看不到。我判断这团软糊糊边缘的一些组织还没有受到感染，于是沿这里把缝线深深地埋了进去。打结时我有点担心，生怕缝合材料切断心肌，那样后果会不堪设想。这时心脏不再出血了，因为里面已经清空，也没有了压力。果不其然，那块凸起也消失了。当我让血液流回心脏时，它先是一阵蠕动，接着再度收缩起来。然而透过心电图，我却看出我们有麻烦了：那图形不是离散的棘波，而是圆形的丘陵，这正是心肌缺血的标志。我知道，这意味着我的缝线封锁住了那条关键的冠状动脉。我的心头涌起了一连串符合这个场景的粗口，但是为大家着想，我还是闭上了嘴。这样下去苏菲肯定会死于心脏病发作。我必须拆掉刚刚的缝线，从头开始修补。“凸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即“阿登战役”，二战末期发生在法、比、卢交界处的著名战役，由德军发起。“凸出部之役”是盟军的叫法，指德军在战役初始时迅猛突入盟军防线，形成了一个“凸出部”。最终，盟军取得胜利。苏菲身上的“凸起”，英文也是bulge。]，第二回合，开始！

我们又给了一些低温心脏停搏液，然后我再次拿起心脏，小心地剪断、抽出缝线，换一个角度，用新线再度缝合——这次距离我判断的冠状动脉位置要更远一些。对于这处要决定她生死的缝合，我还是有些心虚，于是又上了道双保险：在缝合部位又涂了一层生物胶水，并盖上一块止血贴，就像补裤子上的一个破洞似的。这下心电图正常了——它变成了多洛米蒂山群峰那样的一个个棘波，不再是布雷肯比肯斯国家公园的鲸背丘了[多洛米蒂山（Dolomites）属于东阿尔卑斯山脉，在意大利境内；布雷肯比肯斯公园（Brecon Beacons）位于威尔士。]。这部分心室已经恢复了供血。现在，我们必须让这些笨手笨脚的修补撑住。我在手术记录中谨慎地写下了护理说明：“将血压维持在90毫米汞柱以下。让病人用呼吸机睡眠7天。再发生一次灾难，绝无挽救可能。”

我再次关闭胸腔，这次心脏后面是干的，没出一点血。当苏菲返回小儿ICU时，我的整支团队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她那几位可怜的家人仍处于极度震惊之中，相互依偎着等在家属室里，被无法忍受的悬而不决逼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我进去向他们解释说有一块脓肿烂穿了心壁，我之前从来没见过这么严重的情况，不过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把它补好了。照例，我还得说几句陈词滥调给他们打打预防针：像是“术后24小时非常关键”“虽然结果还不明朗，但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之类的话。这些都是真话，但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显得很空洞，因为我面对的是三张悲伤的面孔，他们被吓得想不起任何问题，只是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苏菲。我静静地退下，把情绪开关拨到了关闭位置。

我将伤感的气息抛在身后，走了出来，正巧在走廊遇到阿彻，他正要去看望苏菲。他用轻描淡写的口吻对我说了他每次都会说的那句话：“干得不错，韦斯塔比。”

我心里挺受用的，后来我才知道，阿彻本来已经不指望这次能救活苏菲了。他和几个重症监护医生接下了夜里的工作。我本该给那个手术被取消的病人打电话道歉，但我没有。现在的我没有心情为任何事向任何人道歉。那些日子，我总是一做起手术就忘了时间，此时一看，已是晚上9点。我需要来一罐啤酒，休息休息。和往常一样，我不能睡，要等着随时可能响起的电话。熬到后来，我忍不住主动打了过去。凌晨三点半，我打给ICU，问他们苏菲怎么样了。她情况稳定，但体温还有起伏。他们正在积极给她降温，尿液还是没有。接着是最重要的消息：“不出血了。”听到这个，我心满意足地沉入了无意识。

然而，这之后不到12个小时，苏菲和我就又一次进入了手术室。“凸出部之役”第三阶段开始了。那天下午一点半，苏菲的胸腔引流管里忽然注满了血液，血压也降到了零。再这样下去她会流血而死。和上次一样，我知道决不能答应他们的要求，在病房给她开胸。要么让她安详地离去（符合常理的选择），要么给她重连心肺机、我再趁这个时间重新思考其他选择——如果还有选择的话。

ICU的同事们不断将未做交叉配型的供体血从输液管挤进她的身体，努力将血压维持在60毫米汞柱上下。紧接着我们推着她的病床在走廊里狂奔，胸腔引流管不断冒出鲜血，在后方洒下一道血迹，医院里的访客纷纷睁大眼睛朝两边退开。这一幕如果发生在夜里，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幸好是白天。我那支杰出的团队再次集结起来，在血液流干前送她上了手术台。

几分钟后，她的胸骨再次打开，胸腔内灌满了鲜血和血块，挤压着她的心脏。这时一袋袋O型阴性血仍在通过颈静脉挤入她的身体，仅过了几分钟，我们就第三次连好了心肺机，虽然这一次大家都有点泄气，心里想着：“接下去该怎么办？”我们是又一次把她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但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们必须划出一条底线，在某个时候彻底罢手。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正如阿尔贝·加缪所写的：“在没有希望时，我们就要义不容辞地创造希望。”我们的底线就是，苏菲才15岁。

我铁了心要把她救回来，但现在照章办事已经行不通了。死神已经赢过了我的常规方法。想要让这块感染的肌肉痊愈，就不能让左心室内持续产生压力，不能再让它继续支持血液循环——正是左心室内不断变化的血压导致了破裂。这一次苏菲是在镇静剂消退之后开始流血的。那时她的意识已经开始清醒，出现焦虑，血压也就随之飙升。然后“哧”的一声，鲜血涌出，心肌撕裂，而后就是心包填塞。

她需要换一颗新的心脏，但这不可能。她那凄苦的母亲会很乐意献出自己的心，但就算现在隔壁的手术室里就有一个器官捐献者，也没人会打算给一个感染的孩子做移植手术——我倒是有此打算，问题是我们不可能及时找到这样一颗心，除非我从哪个博爱的医学生那里征用一颗……突然之间，就在惊慌和狂乱的妄想之中，我灵光一现。对我而言，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主动清空心脏的左半边，让它一直空着，这样就可以解除左心室内部的所有压力。我可以用一部左心室辅助装置抽干左心室，并维持血液循环，让受伤的心肌休息，同时用抗生素对付感染。这样或许就能帮助心肌愈合。以前有人用过这项技术来实现这个目标吗？绝对没有。那我就更有试一试的理由了。如果它竟然破天荒地成功了，我还能就此发表一篇论文。

然后就有人提醒我，莱维创尼斯泵已经没了，因为慈善资助已经用光，最后一台也在不久前用在了那名婴儿身上。就我所知，我们已经没有别的救命设备了，而在死亡统计中，只有一个人会为这例死亡背锅——我。我们为其工作的这个体制将发挥它怪罪和羞辱的力量，将这个病例记录为“二尖瓣修补后死亡”。救命的设备很贵，死亡却很便宜。就把治疗后死亡率推给公众去批判吧，不用给那些坏脾气的外科医生提供什么救人工具。请大家停下来想想，这算哪门子道德。

还好，灌注师布莱恩来救我了。他那里有另一种型号的离心血泵，目前正在我们的一台心肺机上试运行。据说它能安全地连续使用三个礼拜，而传统的滚压泵用三个钟头就已经超时了。我心想三个礼拜足够了，在这段时间里，炎性粘连和纤维疤痕应该可以堵住洞口。这法子值得一试，因为已经别无选择。

就在灌注团队组装设备的当口，我最后一次停止了苏菲的心跳，并在心室壁上找起了裂口。万幸，裂口就在那块讨厌的凸起边上，离冠状动脉还颇有些距离。缝线再次切断了脆弱的心肌，于是我补缝几针，换了一种昂贵得多的组织胶，把心脏的背面粘在心包纤维上。至此，我已经用尽了一切降低后续风险的手段，因为下一次失血过多必将是她的最后一次。

这台“转流”（Rotaflow）泵的构造很简单：只有一个旋钮，用来增减血流。我在左心室的心尖插进一根粗口径插管，将里面的血液抽空，又引了一根管子从苏菲的肋骨下方伸出，接入体外的血泵回路，再经由另一根管子将血泵的这些血液送回主动脉。出血仍然是我们眼下最担忧的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做三次体外循环，苏菲已经无法凝血了。我们必须给她输入大量供体凝血因子和更多的血。灌注师以最慢的速度启动了转子泵，想把血液逐渐从一个体外回路转入另一个。监护器上，脉压再次归零，只剩下不带脉动的持续血流产生的平均压力。与此同时，受伤的左心室仍在收缩，但已不再泵血，右心室则继续向肺部送血。神了。到现在一切顺利。我们的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考虑到凝血困难和弥漫性出血的可能，我决定让苏菲的胸骨敞开48个小时。我们在她的心脏周围填满纱布块，在她胸口蒙上了一块黏性塑料手术巾，又在辅助装置的插管边上放置了引流管。现在她身上到处插着管子，不仅家人看了会觉得恐怖，连小儿ICU的人也有点受不了。于是我们把她带回成人ICU，那里的高级护士比较有护理无脉搏患者的经验，也不用担心她这个样子会吓坏其他患儿的家长。

出血不断减少，苏菲的状态始终稳定。她的肝和肾都受了打击，但可以用透析来解决。她妈妈菲奥娜出奇地平静，但这幅血腥惨状还是造成了伤害——她那可怜的姐姐深受刺激，连学都不去上了。两天后，我们取出被血浸透的纱布，在那台血泵上方关闭了胸腔，好减少进一步感染的风险。这时血液已经凝结，不再渗出，心脏的正面看起来也很好了。我是肯定不会再把它翻过来检查背面的。血泵效果很好，我决定把它留在里面至少再运转十天，给予脓肿部位最大的愈合机会。就在这时，我们发现强大的葡萄球菌对我们的第二套联合抗生素也产生了耐药性，于是再次改变用药。她的高烧终于退了下去。

我们给苏菲使用了大量镇静剂，让她在呼吸机上连了三个星期，借此控制住她的血压。接着，令人生畏的真菌念珠菌悄悄潜了进来。我们先是在她的尿道里发现了它们，要是控制不住，这个位置的真菌会危及性命。现在，所谓的“稳定期”变成了噩梦，我们认为必须马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减少更多并发症的风险。血泵工作得非常出色，是时候让她苏醒了。

停用镇静剂后，苏菲很快醒了过来，并对父母做出了反应。随着知觉一起恢复的还有更高的血压，这个我们控制得住。她依然没有出血。这可怜的姑娘显然被自己的处境吓坏了，我好像还看出了一些脑损伤的体征。我们尽力向她解释为什么她肚子上有这么多管子，管子里还有血液在快速流动，并保证她很安全，我们很快就会把管子取走。但是没过多久，护士们就发现她的左臂和左腿都没了动作——它们瘫痪了，对疼痛也没了反应。这要么是因为材料受了感染，要么就是受伤的心壁产生的血块通过动脉进了她的脑子。她才15岁就瘫痪了。我们做了什么要遭这样的报应？

她的父母伤心欲绝，这场“凸出部之役”也开始给我造成了“战损”。为什么会有人想做这样的一份工作，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心脏痊愈，脑子完蛋，这可不是我希望的结果。

第二天，我把苏菲带回手术室，拔掉了她左心室和主动脉上的插管。我欣喜地发现，离心泵和系统的其他部件上都没有血块，超声也显示苏菲的心脏情况很好，只是在二尖瓣的下方留下了一个凹坑，现在二尖瓣已经是一只盲袋了。神奇的是，这片修补后的瓣膜撑过了所有的心脏按压和手术，依然功能良好。我把她的胸腔和心包都用消毒防腐溶液好好冲洗了一遍，依然小心地避开了心脏背面。然后，我们最后一次给她关了胸。苏菲的马拉松式手术结束了，这便是这漫长血腥、残酷消耗的战役的终曲。我们成功保住了她的性命，但代价何其沉重。

对于家属来说，接下来保持积极的心态很是重要，因为他们都受了严重创伤。母亲菲奥娜见证了全部的三次抢救，每一次都要忍受痛苦的等待，等待着从手术室里出来的苏菲是送进ICU还是推去太平间，身上是穿白色的病号服还是裹着尸体袋。目前的比分是3比0：韦斯塔比3分，死神0分。我们有没有计划把优势保持下去？这种事真是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经验。这是一个孤例。

在我看来，有两件事我们必须要做：第一，继续降低血压，靠苏菲自己的心脏支持血液循环；第二，为她的脑部提供充足的氧气，将脑损伤降到最低。脑的韧性超过大多数人的预料，大部分中风大体都能康复，年轻人好转的可能性更高。无论是对于护士还是家属，这都是必须传达给他们的积极消息。他们都需要一些希望，要相信她不会在病榻上度过余生。

在考虑各种方案后，我还是决定谨慎行事，坚持让苏菲再连着呼吸机沉睡两周。直到我有把握地认为没有风险时，我们再带她去做脑部扫描。此时她依然不排尿，需要持续做肾脏透析。肾脏不喜欢脓毒症和低血压，但它们总能恢复过来。现在已经没有了血泵的那些管子，我们可以把她送回小儿ICU了，那里规模较小，护理团队较有默契，夜里也比较平静。

苏菲的脑部扫描显示了几处小而集中的损伤，周围都有肿胀。这很可能是来自心脏的感染碎片形成的栓塞。当务之急是尽量避免它们变成脑脓肿。她将继续接受六周的静脉注射抗生素治疗，这是对付心内膜炎的常规操作，到时候损伤部位周围的炎性肿胀肯定会消失。苏菲会一直瘫痪下去吗？我们从几个神经内科医生那里得到了标准回复：他们希望不会，但只有时间才知道答案。

4月1日愚人节那天，我们终于给苏菲停用了镇静剂，她很快醒了过来。她呼吸很不错，对指令也有反应，于是我们又拔掉了喉咙里的插管，为她抬起了床头。她的爸爸妈妈坐在床的两边，各握着她的一只手。当爸爸捏紧她的左手时，她用虚弱但明确无误的动作做了回应。但她显然还无法挑选词语并清晰地说出句子——脑部扫描已经预测了这一点，她的语言区有一处小而关键的损伤。胜利的曙光就在前面。她对沟通的尝试肯定标志着进步，我的工作算是完成了。

脑的恢复向来很慢。苏菲必须得到护士、理疗医师、职业治疗师和其他各种医护人员的持续护理。他们都齐心协力地帮助她恢复，社区服务人员也集结在她周围。过了几个月，苏菲的瘫痪和语言障碍都有了好转，她开始回学校上课。由于她出众的智力并未受损，她最终上了大学。尽管一开始希望渺茫，但苏菲活了下来。就连我也很难理解，我们那几个礼拜是怎么成功的。我猜是有神力相助吧。还有那件借来的设备，医疗再次依靠了慈善。

我把用辅助装置清空受伤左心室的营救技巧写成了病例报告，发表在了一份颇具知识水准的美国期刊上，好让其他人也有机会在走投无路时尝试这个方法。苏菲的例子彰显了国民保健服务下属医院团队的最高水平，还有希望对惨剧的胜利。在对她的这场营救战中，有太多竭诚奉献的医护人员加班加点，远远超过了规定的工时。但讽刺的是，我们的开创性努力却在每一步都受到质疑，也给医院带来了巨大的开销。但医疗的目的不就是花钱救人吗？十年之后，我依然会与苏菲及她的家人在社交场合见面。在“凸出部之役”十周年的那天，我在菲奥娜任职的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堂与他们一家共进了晚餐，席间还有著名的脑外科医生兼作家亨利·马什（Henry Marsh）。心外科医生和脑外科医生是很不同的两类人，但我们都认可同一件事：生命宝贵。能目睹活泼的苏菲在这座崇高的学术殿堂中绽放生命，实在令人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