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份全国性报纸刊登了一篇《打开一颗心》的书评，对我表现出的“自我怀疑精神缺失”提出了质疑。这位纤弱的作者显然是看惯了那些把内省和脆弱当成话题兜售的医学作家。但请相信我，对于一个资深的心外科医生来说，自我怀疑这东西并不是什么理想特质，这和阿富汗战场上的狙击手同理。我们两种人都有本职工作要做。我手术做得好，病人就能得益；手术做差了，病人就会死。狙击手击中目标，恐怖分子就死；如果他没有把目标的脑袋轰开花，恐怖分子就会杀掉他的战友。就这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要内省和自我怀疑干什么？

不过我也知道这套矫揉造作的玩意儿是从哪里来的。全国医学总会的注册续期考核（revalidation）程序要求我们省察内心，反思自己的医学实践；另一方面，法律要求的“坦诚责任”（Duty of Candour）又规定我们要把真相告诉病人——就我的情况而言就是告诉失去亲人的悲痛家属。因此，我最后来跟各位谈谈自我怀疑，并解释下为什么我要把它彻底抛在身后。

有一天，当值的医院经理找到我，一开口就坚持要我在我们的病房里收治一个人，因为他已经快超过急诊部的四小时等候时限了。然而这样做，就会将我们的最后一张床位从一个情况不断恶化的心衰病人那里夺走，他本已经安排好第二天做主动脉瓣和二尖瓣的置换手术。但经理只是在做他的工作，于是我礼貌地告诉他我五分钟后过去，如果他能把那个正在等候的病人推到医院的走廊里，他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现在我需要了解一下那位他强行要我收治的先生的情况。他是一名年轻健壮的建筑工人，作业时从一段楼梯上滑落，撞到了右下胸部，感到局部剧痛——考虑到他摔断了两根肋骨，这一点并不使人意外。工友们出于关切打了急救电话，急救中心向建筑工地调派了一架昂贵的直升机，上面还配了一名医生。在继续讨论之前，我要先声明，院前急救服务确实拯救了成千上万条生命。但这一次急救，飞机上还多了一名乘客——一个摄影师。一家电视制作公司正在拍摄一部纪录片，主题是飞行机器上的白衣天使，因此这次急救必须加上一点戏剧元素：在建筑工地的灰尘瓦砾之中，医生给伤者做了静脉滴注，还在他胸腔里插进了一根引流管。

这本书读到这里，你想必已经明白了，胸腔引流管的作用是从肺部周围可能存在的那个名为“胸膜腔”的空间里抽走血液或空气。我之所以说“可能存在”，是因为只有在肺部漏气或者胸壁中的动脉受伤流血的情况下，肺和胸壁之间才会出现空间，否则就不会。我毫不怀疑那位医生当时怀有最好的意图，也遵循了直升机营救指南，但一般来说，我们只有在拍过X光胸片后才会插入胸腔引流管，因为那样我们才能确定要治疗的是什么问题，以及到底要在什么位置插管。我见过几次把引流管直接捅进了心脏的，结果是致命的。

为了插引流管，那位医生在伤者的肋间注射了局部麻醉药，然后用手术刀在他胸壁上戳了个口子。塑料管子被推进受伤建筑工的胸腔，好抽出任何阻碍他呼吸的东西，虽然他那会儿既不休克也不气短。他只是酸痛得厉害，但肯定可以自己走到医院去拍X光胸片。插管之后男子显然很困惑，因为那根管子使他痛得更厉害了。他也没必要接受静脉补液，因为焦虑的心情已经使他血压偏高了。然而这一切在电视上看无疑效果很好，肯定有助于为空中急救募集资金。

当伤者最终抵达医院时，X光胸片显示那根胸腔引流管已经深深扎进了他的右肺组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的胸腔里根本没有可以容下那根管子的地方，没有血液或是空气形成的空间。之前有一次胸腔感染造成的纤维性粘连已经去除了他的右侧胸膜腔，于是这次他的肺部首当其冲，受了一处穿透性刺伤。他确实有两根没有移位的肋骨发生了骨裂，但我打橄榄球时也受过类似的伤，只喷了几毫升局部麻醉药就又上场了。

想到要取消我自己病人的手术，我已经没好气了，就只告诉这家地区性创伤中心的几个医生拔掉引流管，在伤口上盖一块敷料，然后开一包扑热息痛叫他回家。这在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都是常规做法，要不然他们的医院病床上就会躺满被刺伤的人。但那些医生没一个敢这么处理，因为他们的心中无不充满了自我怀疑和内省：要是哪里出了问题怎么办？那样大家都会被起诉的。于是我只能把他带到心胸科病房去亲自处理，那个可怜的心衰病人也给送回了家，在我这一天的手术清单上留下了一个成本高昂的缺口。

这个建筑工人的情况如何？当他的妻子问我胸腔引流是否必要时，我只能告诉她没有必要——坦诚责任。他坐在病房里的原因是胸口刺伤，而这根本不是他的肋骨挫伤造成的。他要是坐汽车来的医院，还会更安全一些，甚至都不用来医院。华盛顿创伤中心公布过几项对穿透伤的研究，得出的就是这样的结论。院前急救有时会过度侵入，直接“抬起病人，奔回医院”反倒能够救命。不用说，电视节目没有播这一段——但他们真应该播一下。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公开讨论，谁也不会从中吸取教训。我年轻时曾经编写过两本胸部创伤方面的教科书，去美国学习之后，我也曾奋力争取将直升机急救引入英国。但是直升机只适用于患者垂危、需要快速远程送院的情况。它们能发挥多大的功效还得看是谁指挥它们。

再拿这出空中戏剧，和我们常常加班提供医疗服务的平凡现实比一比。公允地说，以前的国民保健服务对我的父母是不错的。我有一个心内科医生朋友为我父亲看过病，他迅速而果断地往父亲堵塞的冠状动脉里放进了一个支架，帮他躲过了一次致命的心脏病发作。我亲爱的母亲得过三次彼此不相关的癌症，我的同行们都为她做了非常成功的手术。他们都下决心给她最好的治疗，我也因此受益。但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还在NHS系统中工作、还能对家人的治疗施加点影响的时候。

* * *

2016年3月，一个周六的早晨。我母亲的两个护工叫醒了她，然后把她从床上扶到了一把椅子上。其中一位护工还未从冬季流感中彻底恢复，但因为人手紧缺，她只能坚持上班。我母亲已经92岁，因为痴呆和严重的帕金森病，她过去五年都只能在这个房间里生活，不过她一直满足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而父亲，二战期间在重型轰炸机上工作，那以后就失去了听力，现在又因为黄斑变性而几近失明。但94岁的他依然常伴母亲身边，老两口幸福地在家里相守。我或是妻子萨拉每天晚上都去喂他们吃饭，具体谁去要看我什么时间能从医院抽身。

那天早晨我在ICU查房时，萨拉打通了我的手机。我母亲不舒服，肺部有声响，还发烧了，父亲觉得应该告诉我们。我意识到，她的时候到了，于是开车接上萨拉，赶到二老家里去了解情况。母亲瘫坐在躺椅上，人明显很焦躁，呼吸粗重。她的脉搏达到每分钟120下，嘴唇也泛出了青灰色，这种色调我太熟悉了。虽然她手心都是湿湿的冷汗，额头却烫得很，从父亲的表情中，我知道他已经明白了一切。我们都想让她舒服一些，不要受苦。我知道怎么做到这个。当年我外公因心力衰竭而垂死时，他那位好心的全科医生来家里给他做了处理，我在边上都看到了。是吗啡帮他上路的。20世纪70年代我刚做医生那会儿，也为许多绝望挣扎的病人做过同样的事。这也是富于同情的医生应该做的：用临终关怀为病人保留起码的体面。

我决定打给母亲的老年病医生辛格大夫（Dr Singh），他问我们想不想送母亲去医院。我解释说我认为她就快走了，我们不想让她在这个时候被陌生人塞进救护车，拖去挤满人的急诊部走廊里。我们想让她在自己的家中，在家人的陪伴下，带着应有的尊严安详地离开。我甚至不想把她抱回床上。辛格大夫明智地建议我不要亲自出手干预。出于显而易见的法律原因，我们应该叫一个全科医生来，就像亲爱的母亲在60年前为她的父亲所做的那样。于是我在一个周六寻求起了医疗帮助。

感谢工党政府，NHS的全科医生们在2003年得到了加薪，还免除了每天工作时间之外以及周末对病人的所有责任。出于财政和政治方面的便宜，备受珍视的家庭医生制度也就此终止。现在在工作时间之外求医就像玩俄罗斯轮盘赌，病人要么自己去医院，要么就打一条名为“NHS 111”的求助热线——这是一套特别让人窝火的体系，它由保守党政府建立，将决策权从医生转交到了一群外行的接线员手里。政府告诉公众：“如果你即刻需要紧急援助，请拨999。其他各种急迫的医疗需求，皆可拨打111。如果你需要紧急去看全科医生，我们可以确保你如愿。如果你在工作时间之外需要护士或医生紧急上门，NHS 111也会为你安排。”听着多叫人放心！

中午时分，我这个外科教授打通了111，接着就是一段不可理喻的愚蠢对话。电话彼端的外行接线员念出了她的台词：“你需要救护车吗？”我明确地回答我亲爱的母亲就快死了，我想要为她缓解目前正折磨她的气急和痛苦状况，她需要在家接受一名全科医生的关怀。但接着我的耳边就响起了一连串不合时宜的问题，像是她还有没有呼吸、是否出血之类的一大堆废话，哪一个都和当下情况毫不相干。我的语气强硬起来。我说我是医生。我知道病人需要什么。我不用某个可能上周还在购物中心上班的人来审核我的决定。这下那个接线员犯迷糊了，她对付不了这种规程之外的情况。她说会让上级给我回电话。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1978年在中国的那几次冒险，但是就连那些被叫作“赤脚医生”的人都比现在的强！

我坐下来拉起母亲的手，时不时检查一下她虚弱的脉搏。因为缺氧，她原本有力的心跳已经沦落成了快速房颤。我另一只手还攥着电话，铃声响起时，母亲身子动了动，咳嗽了一声，然后从鼻孔里流出了一串带血的液体。我接起电话，和刚才如出一辙的荒谬过程又开始了，还是同样的愚蠢问题。我明确表示不想要救护车把母亲送去医院。对话毫无成果。我们的情况越来越糟，我感觉我们得不到帮助了。

“我会让我们的医学官（就是坐在呼叫中心里负责派车的那个）给你的这个号码回电。”那个受挫的女人对我说。

又磨蹭了一阵，那医生打了过来，我把情况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他，还说了我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就连这个医生，我也是费了一番口舌才说服，但他最后答应把整个地区唯一一位全科医生派来。可怜的母亲，我只想给她一点吗啡而已。与此同时，护士萨拉也发挥起了专长，她沾湿母亲的嘴唇，用一条泡了冷水的法兰绒毛巾给她的眉毛降温，好使她尽量舒服一些。

就在这时，母亲的呼吸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本规律、费劲、起伏的模式变成了间歇而不规则的喘息，医生们称之为“陈—施呼吸”（潮式呼吸）。这下我知道她不再需要医生了。神明已经伸出了援助之手。她的脉搏变得纤弱缓慢，眼睛也翻了上去，然后闭上了。她的呼吸变得越发间断，最后完全消失。我望着悲痛欲绝的父亲，说出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她走了。

我不必向各位解释失去母亲的人是什么感觉，但是对她本人而言，死亡是一大解脱——她终于不必面对一个到2016年垂死者还无法得到医疗救助的社会了。其实比起母亲，我猜我自己更需要那位医生的到来，我需要向自己证明，我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帮她度过大限。然而，这个我为之勤恳工作40多年，没请过一天病假的体制，在我的家人需要它的时候，还是令我失望了。这件事我越想心里越苦。

下午四点半，一位极富同情心的全科医生来了，这时母亲已经离世10分钟，距我打电话求助也过了四个半小时。这位医生非常尴尬，她讲了系统是如何地混乱，所以她无法早一点赶到我们这里。这个说法符合NHS的破败情况。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们家里有多少医生都不管用，到头来还是没人帮得上忙。幸好我母亲是在家里安详去世的，身边围绕着家人。她要是住在一家养老院里，就会被救护车运去一家医院的急诊部，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死在推车上。

* * *

时间到了2016年6月。傍晚，我正在医院上班，做律师的女儿杰玛焦急地打来了电话。她平常是个镇定的人，但这一次是我18个月大的外孙女病了，她反复呕吐，吃不下任何东西，整个人瘫软无力。我女儿先是打到了全科医生的诊疗室，对方告诉她当天已经约满，要她去药房问问建议，这也是NHS英格兰分部推荐的流程。她照着指示去了药房，但听说是一个脱水的幼儿之后，那位年轻的女药剂师完全给不出任何见解，只建议我女儿打111热线。和111聊到一半，我女儿就对听到的一切不再抱任何信心了，于是直接打到牛津来向我咨询。

身为小儿外科医生，听到特定的词语时，我总会在心中拉响警报。一个幼儿“瘫软无力”往往意味着低血糖和迫在眉睫的危险，于是我嘱咐女儿直接去剑桥的阿登布鲁克医院挂儿科急诊，我自己也打了一个电话给那边的急诊科，表示希望她们一到那边就能看上病。

我还告诉杰玛，她不是唯一一个放弃规定流程的人，许多有见识的患者都不再拨打111电话。就连英国医学会全科医师委员会的主席都把111称作“灾区”，因为拨进去的大量电话都没有得到正确分类。令人宽慰的是，阿登布鲁克医院那位亲切的护士长很高兴接到我的电话。放下电话后，我在下班高峰期开上了令人生畏的M40、M25和A1公路，驶向我曾经工作过的这家医院。很少有什么事，比远处的家人遇到紧急医疗事件更令人紧张了。等我赶到时，小家伙的手臂上正连着一只吊瓶，补充水分和葡萄糖。这时大家都感到安全了——医院是好医院，医生和护士也都很能干。难的是把病人送进去。

在接着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我又接到了从埃塞克斯郡打来的紧急电话。在送完孩子上学回来的路上，杰玛看见一位小老太太一个趔趄，脸朝下重重地摔倒在主干道上。杰玛把车停在她前面，帮她挡住了车流。老太太的身上布满擦伤和瘀青，疼痛不堪，看样子还跌断了一侧的锁骨。杰玛守在路边，要另一位路人去叫来伤者的老伴，老先生带了把椅子，在俯卧的老伴身边坐了下来。这幅景象很是诡异，但谁也不敢贸然上去移动这位无法动弹的可怜女士。理所当然的行动就是打电话叫救护车，杰玛也正是这么做的。

这一次我的律师女儿又听到了那一串死记硬背的分类问题：“她有呼吸吗？有出血吗？你能看到胎儿的头部吗？抱歉，拿错问卷了。”——我当然是在开玩笑，总之在一连串令人窝火且大多毫无意义的问题后，对方告知她会派一辆救护车来，但最慢需要4个小时。事实证明情况没有那么糟糕，救护车只用了3小时45分钟就到了。其间我女儿一直坐在一边安慰那对夫妇，另一位路人则指挥着车流从他们身边绕行。

一辆路过的消防车停下来打听是怎么回事。然后他们说了这么几句：“别怪急救中心。他们的救护车还在医院外面排队等着放下病人呢。医院的急诊部都满了，因为他们没法把病人送进病房。病房里也满了，因为他们没法让病人出院回归社区。现在有1/4的床位都被不需要住院的人占了，但除了那里也没别的地方可以照顾他们。”

我女儿感谢了他们令人宽慰的高见，然后目送他们远去。老太太终于抵达阿登布鲁克医院时已然失温，而医院距事发地点只有十几公里。

问：爱因斯坦和我们宝贝的NHS之间有什么共同点？答：两者在壮年时都很优秀，但又都在70多岁时死于某种完全可以治疗的疾病。爱因斯坦得的是主动脉瘤，但他始终拒绝手术——他常有这种固执和抗拒变化的表现，令人不解。而NHS的病是“所有人从出生起就有免费医疗”的原则，而这条原则如今已再无延续的可能，因为英国的人口正在老去，只有一部分人在缴税支付医疗费用。更何况免费医疗早已成了一桩旅游产业。

2018年的NHS，和建立之初的1948年时相比已经面目全非。现代医学的基础是成千上万种药物以及日趋复杂的技术，两者的成本都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提高。我本人的专业也和我1986年初到牛津之时有了极大的不同。我们曾经为治疗冠状动脉疾病而开展的许多手术，都被局部麻醉下的冠脉支架术取代，接受这种新型手术的患者往往当天就能出院。在病人心脏病发作时，这种手术可以恢复通向垂死心肌的血流，只要开展及时，就能挽救心肌的很大一部分。有些被救活的人后面确实会出现心力衰竭，但他们很快就可以经由导管接受干细胞注射。新疗法的效果不比传统的冠状动脉搭桥术好多少，但讲实话，谁愿意在胸骨上开一道一英尺长的切口，同时在胳膊或腿上另切一块下来做自体移植血管呢？

如今，连植入人工心脏瓣膜这样的手术都能由一位心内科医生来完成——瓣膜被卷在一根导管头上，伸至患病瓣膜位置后再强行张开。在一些欧洲国家，这已经是治疗老年患者群体的常规做法。针对二尖瓣的低创手术虽然还处于研发之中，但在机器人和相关技术的支持下，那些更适宜接受传统二尖瓣手术的病人也可以只在右侧胸壁上开一个小切口了。

现在的大多数腹主动脉瘤（比如造成爱因斯坦死亡的那种）都无须在腹部开一道长长的切口做开放式手术了。只需借助导管和细致的X光扫描，就可以将一副血管支架经腹股沟送入体内，从内部排除主动脉中的肿大部分。同样的创新性技术还适用于许多胸腔动脉瘤，它们大大减少了我在主动脉手术中的工作量。病人无须再接受大型开放式低温停循环手术，而后住院十天；大多数人当天晚上就可以回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也可以借助支架扩张来撑开狭窄的血管，心脏上的异常血管和孔洞同样可以用导管技术进行闭合。我那位才华横溢的同事尼尔·威尔逊就是英国在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但连他都不得不为了事业而移居美国。

最后再说回心力衰竭，这是唯一一种预后比癌症更差的致命疾病。心衰病人只要稍一用力就会气喘吁吁，还有持续性身体乏力、无法平躺、腹部和腿部肿胀等问题，只能完全依赖别人的照顾。我在心脏移植之外，努力开发出了一种新疗法，为此我感到很是自豪。然而，虽然我在2000年就首次植入了一台永久性的旋转血泵，但截至2018年，英国仍有成千上万名的终末期病人还没用上这种泵。同时他们也因为年龄不到65岁，没有资格移植为数不多的供体心脏。即使采取了这样野蛮的年龄歧视政策，在那些有机会从移植中获益的病人中，能真正得到一颗供体心脏的也只有不到1%。如果你的儿女即将死于心衰，你会是什么感觉？如果这个体制已经无法提供挽救生命的技术，那就该把体制换掉。

我最近一次发泄对于这些问题的懊恼是在2017年9月得州心脏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虽然那次会议名为“心血管医学的进展”，但大会召集人也想让我回顾一下已经建立了70年的社会化医疗制度。我不想照做，因为我没心思在那个场合抨击NHS。不过美国人可不傻，他们一直在仔细观察我们。就在我参观他们尖端技术的实用展示时，另一次旅行的回忆浮上了心头。那是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一个酷热下午，当时我正准备去乌代浦湖的对岸，几头不可触碰的圣牛虚弱地躺在了路中间，挡住了我的出租车。抬眼望去，我的目的地——豪华气派的湖宫酒店——正在地平线上闪闪发光。NHS就是这样一头圣牛，而再次来到休斯顿就像是隔着湖水赞叹地遥望彼岸的气派景象。我们是怎么让亲爱的NHS落到这步田地的？

20世纪90年代，我和牛津的同事们每人每年都要做五六百台心脏手术。我们是一条经过精密打磨的心外科手术生产线，有着优秀的团队和出色的成果，全世界的外科医生都来参观我们的成就。但是后来，在NHS内勤奋工作成了一种政治不正确，人们会抓住一切机会来批判我们。他们说我们应该花更多时间做外科培训、到偏远的综合医院去加入外展诊所或者参加管理层会议。干什么都好，总之就是别干那些我们为之受过培训、而别人又做不了的工作：给患病的心脏做手术。最终，政治正确和体制胜出。现在我们医院有6名心外科医生，每人每年只做约150台手术，加起来一年还不到1000台。

2018年1月2日，当NHS迎来70周年之际，报纸的头条仍在重复同样的故事：《昨日一家医院门外14辆救护车排队放下病人》《医院因床位紧缺恳求家属领病人回家》《痴呆病人在推车上等候36小时》《退休老人心脏病发等候救护车4小时后死亡》《24家NHS信托机构自新年后处于黑色警戒状态》《本月取消5.5万台计划手术》。

这样的新闻还在继续：一个著名政治家说他去欧洲大陆接受了NHS无法提供的脑癌治疗。一个患心脏肿瘤的婴儿必须去美国的麻省总医院接受手术，因为英国没人做得了。我们的NHS还是全世界羡慕的对象吗？我真的不这么认为。它倒是变得更会算账了，先省钱，再救命。

1月11日，68名资深主任医师代表英国一半医院的急诊部致信首相，指出“由于不可忍受的NHS医疗条件，患者正在医院的走廊中死去”。这并非夸大之辞，上升的需求、拥挤的医院加上完全不足的社会医疗服务，共同掀起了一股巨浪，淹没了我们人手不足、资源欠缺的急诊部门。但是对病人来说，等几个小时见到医生总比根本见不到医生要强。我的朋友克里斯·布尔斯特罗德（Chris Bulstrode）是牛津大学的骨科教授，他在提前退休之前，重新接受了急诊医师培训。他有一个有趣的观点，说的正是家庭全科医生消亡后，急诊部所扮演的角色：

急诊部其实应该叫“谁都不要的病人治疗部”。每当有警察不能对付一个精神病人，或是有家庭不能对付一个年迈的亲属，又或是全科医生不能紧急为病人约到门诊，他们就会把人送来急诊部。我担心如果我们不马上采取一些激进的措施，全国急诊体系都将崩溃，并把整个NHS都拉下水。

我们许多人都有着和他一样的感想和担忧，都觉得政治家错误地判断了社会氛围。2018年初的形势已经混乱到无法理解，直到你来亲眼观察一番。面对医生们的上书，首相居然宣布“NHS的经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充足”“对今年冬天的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充分”。我们从政客那里听到的都是老一套的幻象和欺骗。看来，暂停择期手术，使成千上万名医护和他们的机构无事可做，也都是季节性“总体规划”的一部分。过去十年，正是同一批高层人物取消了数千张医院床位，解散了精神卫生服务及社会服务部门，给医疗和护理行业造成了破坏性的异化。同时，我们仍在持续不断地搞海外招聘，旨在从发展中国家挖走他们训练有素的人才，这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有人问我如果重新选择，还会不会走上这条职业道路。这些人往往都知道我在这份工作中投入了数不清的时间和精力，这对我徒有其表的家庭生活又造成了怎样的冲击。在我接受规培时，以及后面刚做主任医师的那几年，我们的工作环境都提供了比现在更大的支持，共事的团队也都热情洋溢。虽然我也因为救人时的出格举动受过好几次惩戒，但对方往往只是对我摇摇手指，咧嘴一笑，接着就是病人家属的千恩万谢。如果换成现在，医院会马上强制我“带薪停职”，再起诉我——如果病人不先起诉我的话。所以今天谁敢冒险？

在回答上面的问题之前，我有时会联想起外科先驱查尔斯·贝利（Charles Bailey）在美国成功开展第一例二尖瓣切开术之后的遭遇。他是当了一阵子英雄，但没过多久就在费城面临了三场诉讼，这让他火冒三丈。也因为对那个越来越好诉讼的环境不再抱有幻想，他干脆放弃了外科事业，转修法律，最后自己也加入了这门利润丰厚的医疗诉讼生意。

当然，在针对医疗过失的诉讼中，有一些是正当的。但我还是要把它叫作“生意”，因为它就是这么一回事。现在任何人只要感觉在医治中受到了任何方面的侵害，都可以提出投诉，然后由NHS出钱开展一场“不赢不收费”的钓鱼式盘问。所谓的医学专家会排着队吸走每一分钱外快，律师也能大赚一大笔。病人有时能全身而退，但大多数时候不能。他们的余生都会在愤怒和沮丧中度过：早知这样当初该和外科医生讨论解决的。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NHS应该专注于救死扶伤，但它没有制止对医生的抨击，却助长了这股风气。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我还愿意在当今这个时代接受心外科训练吗？悲哀的是，我不会。我会走查尔斯·贝利的路学习法律，就像我女儿那样。那如果还能像以前一样，让我在一家设备优良的中心开展广泛的练习，周遭环境也是重视安危甚于金钱呢？那当然会。帮助担惊受怕的病人和家属走过人生中最忐忑的时光，给予了我无上的快乐；修复一颗衰竭的心脏，看着康复者走出医院迈向新生活，也在技术层面给了我巨大的满足。把脆弱的生命变得强壮，是多美好的一件事。但这不应该是我们历经百般刁难才能得到的特权。在许多其他国家，心外科医生依然备受重视。

我已经68岁了，正等着给我变形的右手做矫形手术，那是长年来护士们将沉重的金属器械拍到我手掌上的后果。我还会再去应付全国医学总会的注册续期问卷，还有那些叫人头皮发麻的“法律法规”培训吗？肯定不会了。我已经做了近40年的心外科手术，知道该去做点别的了。于是我在一个周五的下午径直走出了医院，再也没有回去。没有纪念文集，没有欢送卡片，没有礼物——但我心中也没有后悔，反而升起了一股巨大的解脱感。我已经有了新的计划和抱负。我本来已经是斯旺西大学的教授，那里的生物工程师正在研究新的微型人工心脏；现在我又成了皇家布朗普顿医院的教授，我们已经准备用那些神奇的转基因干细胞开展临床试验，看能否消除心脏病发作后遗留在左心室上的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