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康沃尔郡橄榄球场上的那场灾难或许塑造了我的命运，但它也使我常常产生突如其来的闪回。这些自发的视觉景象似乎会随机侵入我的思绪，无须我有意识地从记忆中召唤它们。过了一阵子我才意识到，这些幻觉都有其触发契机。比如，某种消毒剂的气味会将我带回哈莱姆的创伤急诊科，在那里我曾被一个吸毒者刺伤；或是会将我带回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那间乡村医院，我曾在那里加入赤脚医生的行列，拯救因痢疾而垂危的儿童。一阵烤吐司的焦味，也会唤起骨锯锯开胸骨暴露右心室的可怕景象。在闪回当中，我甚至无法分清幻象和现实，因此始终将这些闪回藏在心里；一旦过去，它们就不怎么困扰我了，就像是我偏头痛发作之前看到的那些初期闪光。

我在美国受训的那段时间正值越战尾声。我在阿拉巴马遇到了几个退伍军人，他们反复经历死亡和破坏景象的闪回，这造成了他们焦虑、失眠，最后导向了抑郁或是犯罪。我们在强奸受害者和大屠杀幸存者身上也能见到这样的问题。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将其命名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随后，成熟的脑部成像技术表明，那些造成巨大创伤的事件会干扰大脑储存记忆的正常机制。而我自己的“菲尼亚斯·盖奇现象”无疑也和这些神经通路有牵连。

大脑的储藏库是海马，专门用来存放那些可以有意识回忆起来的日常记忆。而豌豆大小的杏仁核，会挑选那些产生恐惧的情绪记忆。有人认为，大脑演化出杏仁核，是为了通过对危险进行编码来促进生存。如此，个体就能在再次遇到某种显著威胁时将其快速识别出来。在理想状态下，这两个中心会通力合作，将所有经历和体验编码为长期记忆，但肾上腺素驱动的“或战或逃”反应会过度激活杏仁核并抑制海马。于是创造连贯记忆的工作不再优先，而让位给对危险的反射式响应。

一旦有危险处境唤起创伤性事件，杏仁核就会不受控制地将那段记忆丢进有意识的大脑。这就是为什么闪回会自动激活交感神经系统，令人不仅感到恐惧，还会心率加快、出汗、呼吸粗重。由于在最初的创伤事件中，海马没有获得恰当的输入，相关记忆的情境元素就没有储存下来，这意味着没有反馈能使杏仁核相信危险已不存在。就是这么简单的神经心理学——我说得对吧？

头部创伤如何破坏了我产生恐惧的能力，如何令我产生闪回的倾向，又如何以全然正面的方式使我拥有了敢于与众不同的勇气，这一切都不难理解。我从来不为偏离规程或是尝试新鲜事物感到担忧，也不会被风险搅得心神不宁。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反正躺在手术台上的又不是我。不过现在回头来看，当年我要不是那么放纵不羁，当然也会避开一些特别艰难的病例。我的个人生活也是如此。我以前总是愚蠢地超速驾驶，偶尔还为挽救垂危之人做出过鲁莽之举。这种鲁莽有时会被视为勇气，其实根本不是，我只是不像别人那样能感受到危险而已。

但是这些年来，我的精神渐渐恢复了正常，不管这“正常”是什么意思。在忧惧和常识的干预之下，我的职业生涯变得越来越不自在了——这不仅是一种心理感受，生理上也是如此。近些年，我这一生的睾酮涌动，让我患上了前列腺肥大，并体会到了一些苦恼的泌尿症状：尿急，尿不畅，尿滴沥，不能站完一整台手术，每晚都起夜数次。我甚至对尿潴留产生了恐惧感：我在剑桥泌尿科做过主治医师，曾用冷酷的手段来帮别人解决这个问题，后果就是现在我每次出国旅行时都会往随身行李箱里塞一根导尿管。

就在进行一台艰难的手术时，衰老的心智遇上了崩溃的身躯，令我感到一阵焦虑和绝望，我唯一能做的只剩下尽量不要尿裤子。当时我正试图切除一只巨大的主动脉弓动脉瘤，手术牵涉通向大脑的主要血管，别的外科医生都唯恐避之不及。更糟的是，那个病人还是牛津大学里的一位知名教授，我跟他很熟。无论我喜欢与否，这层私人关系都带来了一份特殊的责任。在这台手术中，我同样需要停循环，排空病人的血液，争分夺秒地更换主动脉弓。不仅如此，他的大脑皮层也经不起一点可能受损的风险……

40分钟是停循环的最长安全时间，在18摄氏度时，大脑的代谢和耗氧量可低至正常体温时的20%。若是血流中断的时间再长一点，患者就会面临脑损伤的风险，每多一分钟，情况都会更糟。做这类手术时，我通常不带一丝迟疑，因为我就是专门对付大型动脉瘤的管道工，向来把手术看作一项不带感情的技术性活动，就像是掀开汽车前盖修理引擎那样。只要在合理的时间内熟练地完成手术，病人就能存活并康复。如果时间太久或操作坏了，那么天上的那间疗养院就会敞开大门。

我在主动脉上开了一道大口子，盯着两根病变严重的颈动脉，它们向上直通进教授那杰出的头颅，像两根被水垢堵塞的水管。主动脉弓上布满了粥样斑块，一碰就会碎，还渗出脓汁般的液体脂肪。我要做的是在这东西上缝一段崭新的聚酯人工血管，再在人工血管上重新植入那两根糟糕的颈动脉。在这当口，哪怕是一丁点碎渣脱落下来进入大脑，都会造成致命的中风。就在我开始缝合这几根病怏怏的动脉时，它们开始碎了。我记得自己当时心想：“见鬼，这次还能及时搞完吗？能，我能搞定，不过依然有可能搞不定。妈的。也没准赶上今天倒霉，它就是要当着整个牛津的面碎成渣渣。”当然，怕什么就来什么。

我缝好了三条缝线，两条位于主动脉的近端和远端，还有一条位于颈动脉植入人工血管的地方。接着我吩咐灌注师用心肺机泵入几百毫升血液，挤走人工血管内的空气，我自己则在一边哼哼着“空气进脑，性命不保”。在低压下，这次修补看似无懈可击，但当我们恢复完全血流时，位于胸腔后部的远端吻合口裂开了，血液喷出，再被嘬进吸引器。

“这下嘬瘪了吧？”我心想。这时，仿佛是我自己全身的血液都被排干了。一道道汗水顺着脊背流下，我浑身发冷，好像整个肾上腺都给清空了似的。更换整条主动脉弓已经耗费了35分钟的停循环时间，接下来真的棘手了。我别无选择，只能停止泵血，重新排空血液，缝好迸开的缝线。事到如今，让他的大脑活下来就很难了。

这次我用了一根较大的针，扎得更深，并用一条厚厚的特氟龙毡来加固那些抗张强度仅相当于一块蓝纹奶酪的组织。这套过程又耗费了我聚精会神的15分钟。我还对几个胆战心惊的助手发了几次火——他们只是想帮忙，却也只有“想”的分。

停循环的时间已经超出了患者的承受范围，所以我们草草结束了接下来的排气，迅速将病人连回体外循环，希望他能尽快复温。又过了两分钟，针脚始终是干的，他的脑感激地吸入了一些氧气，我的心情也放松了下来。突然之间，血如泉涌，就在颈动脉植入人工血管的地方。我试着在他还连接心肺机时又缝了几针加固，但针尖再次划破了组织，情况雪上加霜。此时只需“镇定自若先生”打出一记凑合的本垒打就好，但我却陷入了绝望。

手术台上方的阴霾不断扩大：“著名牛津科学家被自信过头的外科医生搞成植物人或说是治死”，我已经能想到媒体的讣告栏会怎么写了。我想起了萨拉教导急诊护士在情绪激动时该怎么做的话：“慢慢地深深地吸几口气。”深呼吸能够刺激副交感神经系统，缓解压力，这和肾上腺素驱动的惊恐反应正相反，也是正念的基础。萨拉会说：“感受你的身体。抛开同理心带给你的震荡。体会双脚踩在地面的感觉，动动你的脚趾。这能使你不再对病人感同身受，回归自己的立场。”好有智慧的女人。

我成功地进入了那条精神通道，将一切杂念逼出内心，只留下快速缝合的实际动作。我就好像在缝合一段厕纸芯，或是裤子上的一个破洞。麻醉医师已然躁动不安，灌注师大声数着时间，两个助手都吓得浑身瘫软。但我们还是通力合作，成功地缝合了血管，完成了手术。此时，病人的整套神经系统已经在没有血流的情况下度过了65分钟。我已经做好了手术效果极差的心理准备：除了脑缺氧外，空气栓塞或粥样斑块脱落造成中风的风险也很大。我要怎么向他可怜的妻子交代？这场谈话还是先拖一拖吧，等下一场手术做完再说。今天一天我已经受到太多情绪传染了。

接着我做了给病人脱离心肺机以后必须做的事：退后一步，扔掉血腥的手套，向主治医师点了点头，示意他关胸。然后我假意去喝咖啡，实际上一头冲进外科医生更衣室，去排解我疼痛胀满的膀胱。接下来的事真叫可怕：我滴出了亮酒红色的尿液，然后干脆直接尿血。我的第一个念头是：“糟糕！我得癌了！”也许是血压应压力而飙升，导致一只前列腺肿瘤或膀胱肿瘤出血了。想到接下来还有一例主动脉瓣置换术要做，我那反复无常的情绪沉到了谷底——直白地说就是我慌了。

虽说A型人格[美国心内科医生弗里德曼（Meyer Friedman）和罗森曼（Roy H. Rosenman）于20世纪50年代发明的术语。A型人格的人主要有过度竞争、缺乏耐心、更有雄心、做事有条理等特质（相反即B型人格），患高血压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更高。]遇到任何忧心的问题都会设法迅速解决，但良性前列腺肥大的乏味症状是一回事，流血的癌瘤可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的焦虑一下子升了好几档。我需要在下一台手术之前驱散忧虑，如果做得到的话。大多数人遇到这种情况都得等一个礼拜才能见到全科医生，然后再等几个月才能约到泌尿科医生。而我直接拨了我的亲密同事大卫·克兰斯顿（David Cranston）的手机。我和他一起做过几台手术，那些病人的肾脏肿瘤沿着静脉扩散到了心脏内部。手术中我先给病人连接心肺机，然后像今天早晨一样排空他们的血液。大卫从下腔静脉上剥离并切除癌细胞，我再用管子或者补片把它们修好。在大血管上做手术，先清空血液会更简单些。对我来说，只要我的阴茎不往下滴血，下一台手术也会轻松许多。然而只凭一个狂乱的电话，我又有多大的几率找到大卫呢？

铃响三声，他接了手机。

“你现在在干什么，大卫？”

“在门诊做膀胱镜检查。”

“太好了！”我说。我也是真这么想的，因为膀胱镜检查就是用光纤观察镜检查前列腺和膀胱。“我现在就过去的话，你能帮我插个队吗？”

牛津的泌尿科设在丘吉尔医院，开车穿过一小段城区就到。我穿着蓝色手术服走到外面的停车场，只用了十分钟就把车停到了丘吉尔医院大门外的禁停区。五分钟后，我已经躺到了检查台上，两腿高举，露着屁股，一根又粗又黑的管子插在我的尿道里。不舒服，但是极度安心。里面没有肿瘤出血的迹象，只是前列腺内表面的静脉扩张然后破裂了，现在血液已经凝结。排除癌症后，管子从阴茎中抽出来那一瞬间成了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不到十分钟，我就回到了自己的手术室，下一个病人还在麻醉室里醒着呢。大家都以为我只是回了一趟办公室。

懂得恐惧是什么滋味后，我发现那是一种悲惨而压抑的体验，是我完全排斥的东西。要是每台复杂手术都激起这种令人不适的反应，我早就抛弃这门专业，改行去做骨骼或肠胃手术了。当然，更好的出路是去接受律师培训，放下锋利的器械，改用尖锐的语言。我很好奇究竟是什么在我给教授朋友开刀时引发了那列情绪过山车。也许这不过是对可能失去一位病人的理性反应——一种我之前从没有过的反应？在面对这种情形时，那些大脑线路不像我这么奇怪又走运的外科医生，是否经常感到痛苦？又或者是我对朋友的关心引发了这种反应？我对自己的亲密家人始终怀有共情，但是要一个外科医生对每个病人都怀有这种感情，那就太他妈的疯狂了，完全不利于治疗。

很显然，我们越是共情丰富，就越是变得很惨。萨拉在工作中最能体会这种感受，她把这叫作“同情疲劳”。这种疲劳是导致倦怠的快车道，我就认识几个有倦怠问题的外科医生。他们变得冷漠麻木、毫无个性、筋疲力尽、退缩孤僻，被自己的工作环境消磨了个干净。我一直对这一切有着抵抗力，但是今天我看清了它是如何发生的。当每个人都指望我能治愈病人时，我却差点毁了他的脑子。但是我真正恐慌的是什么呢？是他可能死在手术台上，还是我的声誉可能会因此受损？

我没指望这位教授当天晚上就能恢复意识，但他居然做到了。我当时还在办公室，值夜班的主治医师冲进来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听了心情大好，赶忙去ICU欢迎他重返阳间。苏醒并不等于智力完好，但毕竟开了一个好头。可能是手术期间短暂的几次脑部再灌注输送了足够的氧气，保证了他的安全，或者是这点氧气刚好保住了他脑干的活力？不管怎么说，他仍有可能变成植物人。这些是我在去病房路上的想法，但当我来到他的床边时，他已经脱离了呼吸机，抽出了气管插管，正在和妻子交谈。夫妇俩用毫不掩饰的兴奋迎接我的到来，虽然我知道自己配不上这个。

“感谢，感谢，太感谢了。你太了不起了！”他们对我说道。但我冷酷的眼神却盯住了那条血压描记线。苏醒带来的突然刺激释放了大量的肾上腺素，所以他的血压现在升到了脆弱的主动脉无法承受的高度。我仿佛看到那些缝线像钢丝切乳酪似的切开了血管，然后他全身的血液都涌向胸膛，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有时我真希望自己是个皮肤科医生。我把目光从监护器转向胸腔引流管，同时礼貌地询问护士对病人致命的高血压有何对策。

我本该招呼他那位充满感恩之情的妻子，谎称手术非常顺利，领下功劳。但是看见180/110毫米汞柱的血压，想到失血过多的可能，我却走到了大发雷霆的边缘，甚至都要心脏病发作了。但如果我这时对那些没照顾好他的人发火，他们就会向医务主任举报我职场欺凌。于是我再次唤起了正念，“深呼吸，平静下来。感受你的身体，体会双脚踩在地上的感觉”，然后斥问那个麻醉主治医师是不是想杀了我的病人。我没有向那个莫名其妙的派遣护士叫骂，她始终不知道我在生哪门子气。

我离开后，教授的血压自行降了下去。这就是所谓的“白大褂综合征”，虽然我从来不穿白大褂：病人看见医生走近，血压就会随之升高。我自己每次去看全科医生时，血压也总是特别高，但在操刀手术时血压都很正常。疏通心脏的时候，我总是愉快且放松，至少到那时依然如此。

* * *

在我68岁这年，右手的挛缩削减了我的外科生涯。病因是40年来护士们反复将金属器械拍进我的手掌，到最后我再也抓不住器械了。我知道整形手术后休养几个月是可以重返岗位的，但说心里话，我已经对这一切都厌倦了。在牛津，我无法再给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做手术，也无法开展人工心脏和干细胞的研究。我完全有能力继续为病人减轻痛苦、延长寿命，而上面却极力阻止我这么做。我一边怀疑他们这样是否道德，一边下定了改弦更张的决心。比起每周在手术室里站上两天，多花点时间在我那些研究项目上更能造福病人。但是去其他城市的大学工作又得大量赶路，而我那些烦人的尿道症状也越来越严重了。

外科医生没有一个希望自己接受手术。我们太知道手术中会出什么差错，即便是很简单的手术也并非绝对安全。我在泌尿科规培的时候就知道，前列腺切除术会导致两种主要的并发症：一是切除障碍物后可能会有尿失禁，二是负责调节某些血流的神经一旦受损会造成不举——那些血流通向的正是我长久以来一直珍视的那个能够膨胀的部位。40多年后的今天，规培期间那段发人深省的记忆仍在我的心头萦绕。不过反过来说，我当年在尝试为病人解除尿潴留的痛苦时，弄坏的前列腺也不在少数吧？对有些人，除了令人痛苦的传统导尿管之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耻骨上方扎一根管子，穿过腹壁直入膀胱。病人们对此并不排斥，因为这能使他们从痛苦中获得甜蜜的解脱，这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我自己的情况也极不稳定，去任何地方都要带着导尿管和麻醉凝胶。这些年我一直在服一种名字很好听的药，叫“最大流量片”（Flowmax）[实际是Flomax（商品名），通用名为“坦索罗辛/坦洛新”（Tamsulosin）。]。它让我在努力将身体向厕所墙壁前倾时，能稍微多滴一点尿液出来。

每年我都会验血检测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以排除癌症。这个指标始终处于“低风险”范围，于是我后来就不再去看克兰斯顿医生了。但到了2017年，我的两个要好的心内科医师朋友却在没有泌尿症状的情况下被诊断出了前列腺癌。他们甚至都还能畅通无阻地排尿。那个抗原检测一直被外界狠批不靠谱，我该怎么做才好呢？

在2018年的炎热夏季，我乘飞机去希腊回访几个病人，我给他们做过冠脉搭桥，并且在手术中和我当年的几名规培医生一起给他们注射了干细胞。这时我已经是一名公司医生，而非著名的心外科大夫了，出差只能坐经济舱。我提前想到了不可避免的状况，在登上那架早班飞机之前就特意排空了水分。但紧急情况还是出现了，刚好一部饮料推车又堵死了通往机舱后方厕所的过道。我别无选择，只好掉头去前面人数不多的商务舱寻求解脱。我悄悄穿过了那道将我们普通平民和少数特权人士隔开的蓝色帘子，这一步轻而易举。但正当目标近在眼前时，我却撞上了一个蛮横的机舱服务主管，她正在备餐间给自己弄早餐吃。尽管我是频繁飞行了20多年的“金卡”乘客，她仍然严肃而坚定地阻住了我的去路。

“经济舱乘客不许在这里上厕所，先生。”她说，“你的卫生间在机舱后方。”

面对严厉的斥责，我像一个淘气学童似的漏了尿，紧急情况解除了。你可以想象社交媒体会怎么说：“心外科医生在飞机上惊慌尿裤子。”恭喜他们了！后来我终于到了过道后方开始排队，决心以后再也不坐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了。接着这份决心又升级为不坐任何航班，直到我这倒霉的前列腺被掏出来为止。

对于此事我已不再纠结。严重的膀胱出口梗阻，再加上脱水，会导致我们称为“梗阻性尿路病”的危险情况，直接威胁到肾脏。于是在一次令人不适的回程飞行之后，我当晚就打给了大卫·克兰斯顿。第二天，我来到他的诊所又疏通了一次管道，然后让他给我的前列腺和膀胱做了一次超声扫描。结果显示我的膀胱始终没有排空。无论我怎么耗费时间努力排尿，也只能把膀胱里的内容排出1/3——它就像一只接雨水的桶，时不时要漫水出来。再加上疼痛，我认为自己还得了尿路感染。

大卫等我自己决定是否要做手术。在这段时间里，我研究了其他几种比较温和的方案。其中一个新办法是经由一根腿部动脉去阻断前列腺的供血，使前列腺部分死亡并萎缩。另一个办法是注入高压蒸汽，将堵塞的组织蒸掉，我仿佛看见自己的阴茎像工厂汽笛似的发出尖啸，我可不喜欢那样。最后我们得出结论，用大白话说就是：到了这把年纪，就别瞎胡闹了。大卫建议开展“金标准”术式：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今天它已经比我做规培医生时练手的那种安全多了。当时的做法是通过一根坚硬金属器械的狭窄通道观察尿道，然后用一根“热铁丝”烧掉目标组织块。治疗后残留的前列腺会大量出血，导致膀胱内充满血块。很显然，这种疗法的早期形式也不讨我喜欢。

但现在的技术不同了。我的前列腺内部结构会放大显示在一块电视屏上，切除过程可以精准控制，医生能看清出血的血管并对其进行烧灼封闭，并发症的风险也很低——不举和失禁各1%，他们这么跟我说。要想获得最大的享受，我还可以只接受脊椎局麻，并亲自在电视上观看手术过程。但说出大天来我也不想这么干，更不想让针头捅进我的脊髓。我妻子和女儿先后在局麻下接受过剖宫产手术，和她们相比，我完全是个懦夫。

现在该说说具体操作了。当务之急是采取措施减轻我的肾脏受到的反压。我天真地以为手术会在这家国民保健服务医院的泌尿科做，我和往常一样，想要明天就做手术。但接下来的消息让我认清了现实：丘吉尔医院能为我做的不过是放一根留置尿管来缓解尿道梗阻，然后把我放到等候名单的末尾。我为NHS服务了40多年，得到的就是这种待遇？那份名单上已经排了120个良性前列腺肥大病人，有许多已经放了留置尿管。但他们一时半会儿都做不到手术。为什么？因为外科医生都在马不停蹄地照顾癌症病人，要在政府规定的时间内为他们治疗。可惜，我可不想就这样在阴茎里插着管子、腿上绑着尿袋熬上一年，而一年后还不一定能等到手术，我也不想让病情进展到晚期肾衰竭。于是我决定周六早上去私立医院把事情一举解决。

把身份从外科医生切换到病人真是需要刻意地努力。多亏了现代麻醉术和外科技巧创造的奇迹，仅仅一台日间手术就把我那只缩成了爪子的手切开并复原了。这次前列腺手术我要在医院里“住几天”，其间我必须保持被动，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正当我痛苦地思索由谁来做麻醉医师时，萨拉却为一些琐事犯起了愁，比如“你没有睡袍和拖鞋”。我唯一的一套睡衣是一位好心的病人送的，她自己开有一家女士内衣公司——那是一套亮蓝色的真丝睡衣，不怎么适合住院穿。萨拉因此去了一趟玛莎百货。而我做的唯一准备就是没喝酒，让肝脏休息了两晚。

他们把我安排在了一天中第一台手术的时段，要我破晓时分就到医院。想到要将那话儿展现在一起工作过的护士眼前，我满心窃喜，早上五点半就起床冲了淋浴。我拿起两本前一天投递到信箱的医学期刊翻了翻，然后让萨拉开车送我进了城。这台手术已经拖了几年，当我终于站到前台排队、等着递上信用卡时，我感到既惊惶又放松。接着我就来到了那片熟悉的病房区。当年我们在这幢楼里为NHS排队名单前列的病人开刀时，他们就住这片病房，因为ICU区就在旁边。从办公室门上主任医师的名字来看，它现在应该是改成妇科病房了。我也很熟悉我要进的这间病房。在我在这家医院为其做过手术的病人中，只有一位使用过NHS提供的心室辅助设备，而她在离开ICU的次日晚上就死在了这间房里。这位年轻女士死于脑动脉瘤导致的大面积出血。本来她还在庆祝自己的气急症状得到缓解，终于又能平躺下来，丈夫和孩子们来探望她，也都很是高兴。巧是真巧，十年之后，她的外科医生竟被分配到了同一个阴魂不散的房间。

从博茨瓦纳来的格雷丝护士进来为我称重，并测量生命体征。但血压计一上来就不工作了。我干脆告诉她我平常的血压是多少，顺便建议她多报一点，因为我在手术前应该会有些许焦虑。但这次我却一点不紧张——还赶不上我在理发之前的担心。接着，格雷丝和我溜达到护士站，旁边的走廊上有一台体重秤。秤好像也坏了，可怜的格雷丝又急又窘。我跟她说没关系，反正没人会看我的体重。说完，我坐到那个出过人命的房间的一角，开始翻阅《英国医学期刊》。我每次都会从后面的招聘栏看起。对我来说，那些非洲和中东的心外科医生招聘启事依然很诱人，在那里我可以再次为孩子们开展手术。其实，要我去任何地方都行，只要那里重视的是技术和经验，而不是捏造一些个评估表格或是祭起“反思”二字。

哟，奇不奇怪，里面有一篇文章概述了英国医学总会关于“反思”的新指南，我的我的目光立刻被它吸引了。指南的开头就是一条陈述：“医生能进行开放诚实的反思，对公众利益大有好处。”真的假的？不过到这里还算说得不错，我在这本书里做的不就是“反思”吗？指南接着说：“医生应该辟出时间，开展自我反思和群体反思。”就像群交那样？我在心里坏笑。这时我不由想起了我在手术上浪费的大好时光，要是当初都用来反思，那该多么有益啊！也许在切除我的前列腺之前，克兰斯顿教授和我应该先共度一段反思的欢愉时光。我们可以反思一下NHS无法开展的所有手术，就比如我自己的这一台，因为外科医生们都被官僚作风给压垮了。

是什么让全国医学总会认为，今天的医生们已经愚钝到了需要让别人来指导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才值得反思。在这个国家，几乎每一个心外科室都曾因高压的工作环境、短缺的人手和简陋的设备而发生过公共丑闻。我的一些病人在术后死亡，因为我们缺乏稳定默契的手术团队和护理团队——这就是所谓的“抢救失败”式死亡。倘若当时能投入更大的努力和更专业的技能，病人原本是可以救活的。能在牛津负担得起住房的人很少，因此我们雇了海量的临时工，花了许多钱。全国医学总会宣称：“医护团队若有机会共同反思，就能为病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我却要说：“你他妈倒是先给我团队，到时候我们再来反思。”到时候，要反思的就不会是：“是你们这群王八蛋害死了我的病人。”

就在这时，一个英语极不流利的罗马尼亚医生来给我采血了。“我要抽一点血。”他只说了这么一句。但他手法娴熟，一针就扎准了静脉。他还知道在拔出针头之前松开皮条，好让我不至于流血。接着他打印了知情同意书要我签字，我很乐意地签了。英语不好的他没有阴沉沉地向我背诵可能出现的并发症，那东西多数神志正常的病人听了都会吓得退避三舍。

当这位高效的年轻人转身走开时，我说了一句：“请转告克兰斯顿教授，我不想输血。”似乎是想试探命运，我又加了一句：“如果在手术中发生致命中风，我很乐意捐献器官。”哪怕到最后一刻，我也要做一个利他主义者。但他没有听到，我的姿态白摆了。后来法律用“默认”同意取代了自愿捐献，这么一来，我就又另作他想了：这么做好像是又回到了盗墓掘尸的时代。

就在我穿着白色手术衣阅读杂志时，麻醉医师奥利弗·戴尔（Oliver Dyar）走了进来。我认识奥利弗少说也有20年了，他曾是重症监护主任医师中的一个，照看过我的病人。

他用不容商量的口吻说道：“斯蒂夫，你可以选择脊髓局麻，这样能保持清醒。但是老实说，我们不想听你在边上捣乱。局麻也不会让你更快离开这里。所以我还是会给你全麻，也会开点止痛片让你在术后吃。我们过几分钟见。”

这次简短的会面，完全符合我对这个必须同时保证我昏睡和活着的人的期待。我对那些假惺惺的体恤、共情或其他无聊的情绪毫无胃口，那些玩意儿对我的手术结果毫无帮助。我有点害怕会在手术过程中醒来，但我知道这话说出来就是对他的冒犯。几分钟后，我穿着玛莎百货的拖鞋和睡袍慢悠悠地走进手术室。我跳上推车，凝视天花板，随着一根尖针刺进手背，我陷入了昏睡。麻醉开始，意识结束。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我被右臂上的一条血压袖带勒醒了。我仿佛置身于一处陌生的场所，周围的雾气正渐渐散去。这地方是恢复室，我曾经在外面的手术室走廊上朝里面看过，过了一阵我才意识到这一点。远处有人在交谈，接着身边有人发问，好像是在问我。

“感觉怎么样？”

发问的是我的康复护士，穿着一身紫色的护士服。出于条件反射，我在毯子底下伸手去抓从膀胱里伸出的那根硬管。这个动作扯到了输液管，我左手背上的针头脱落了，一阵刺痛。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注意力也从护士的腿上转开了。有液体正从一只巨大的塑料容器流进我的膀胱，冲刷一番之后流入引流袋——进去时是透明的，出来时是鲜亮的粉色。我觉得自己应该没出多少血，不然出来的颜色会更深。输液架上没有输光的血袋，我猜想手术应该很顺利。一股深深的狂喜从心底升起，弥漫我的全身。在忍受了十年痛苦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解决了问题。现在看来，这过程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不快。

到下午2点，我已经和家人通过话，告诉他们我还活着，然后又回了那个幽灵徘徊的房间。我已经开始无聊了，于是又翻起了那些杂志。我在《英国医学期刊》的“总览”板块看到了另一篇文章，标题是《经过近十年等待，病人申请供体心脏》，好像是第二次申请了。看标题就知道，一定是在说NHS。看文章的内容，这么长的时间里，这名男子一直在心脏移植名单上上排队，一直在家里等着。现在思考一下：事实证明，只有那些已经住院并使用强力药物或循环辅助装置的人，才在心脏移植后获得了生存益处，所以这个标题应该改成《一男子庆祝未接受心脏移植却依然存活十年》。我们还是别操心事实或证据了。作者的目的只是诉诸感情，呼吁器官捐献；但针对这个问题，还有更为理性恰当的主张，那就是推广心室辅助设备。只要从架子上取一件下来，缝到衰竭的心脏上，再打开控制器就完事了。然后症状消失，生命延长，也不用求助于死人。

我把这本杂志扔到一边，又翻开了《皇家外科医师学院公报》。什么玩意儿！里面有一篇论文，题目叫《外科医生的性格与手术结果》，探讨的是心外科医生的人格类型和手术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其要点是，心外科医生不同于一般大众，性格会更为外向，但其中的内向者造成的死亡率要低于外向者。在我看来这不是明摆着的么？外向者不会纠结于给哪个病人做手术，或是故意挑拣容易的病人以维护自己的手术结果和声誉。况且，内向和高尽责性，是造成压力和倦怠的公认原因。文章的各位作者表示，他们向英国的全部261名心外科主任医师发放了一张题为“最简且最全面的正常成人人格模型”的问卷，并将问卷结果和心胸外科医师学会收集的所谓“风险调整后死亡率”做了比对。他们考察了五种人格特质：尽责性和开放性，这两样我希望所有医生都具备；宜人性和外倾性，这两样外科医生一般都有；最后是神经质性，这是内向者天生就有的特质。

只有96名调查对象勤勤恳恳填写了问卷，其中仅53人能查到患者死亡数据。也就是说，文章作者分析的全部信息都来自全体对象中“自我挑选”的那尽责的1/5，然后他们就从中得出结论说，人格开放性分数最高的对象害死的病人更多。基于此类奇怪的发现，他们进而推论说，在选拔外科医生时应该多招收内向者。然而我们都知道，心外科手术最初就是由外向者开创的，而内向者和神经质的人太容易紧张，在这行做不下去。这时的业界氛围已经使我痛不欲生。在我放弃手术之后的两年里，据说已经有40%刚刚取得资格的心外科医师被停了职——原因很容易想见。

《公报》的下一篇文章是《外科手术与情绪健康》，内容也没怎么让我恢复信心。它报道了皇家外科医师学院举办的一系列座谈会，主题是“压力、倦怠和欺凌”，进而是“焦虑、怀疑和悲伤”，然后是“体恤和同情”。参加这些滥情活动的肯定都是内向者，他们的外向同事则待在手术室里推高死尸数字。在一场旨在“提建议促改变”的“分组讨论”中，与会代表强调“医院应该让外科医生及其团队感受到重视和认可，并帮助医护发展支持性的工作关系”。这些偏执、内向的外科医生真是可怜。这个行业竟然变成了这样。我这号人已经格格不入了。

我之所以要提这些文章，是因为它们是反映时下外科行业中主流态度的晴雨表。这态度就是，少做手术多说话。在我看来，这些更像是妇女研究所早上喝咖啡时讨论的东西，其中的内容可以用来编写全国医学总会强制我们上交的“职业发展”文件夹。我看了看时间，松了口气：克兰斯顿该来探望我并对我的前列腺表示同情了：毕竟它有几块被切下来扔进了垃圾桶。

纵观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重点始终是冒着最高的风险修补病得最重的心脏，同时避免自己因为心脏的主人而精神崩溃。萨拉在她的急诊部做的也是同样的工作。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始终是病人，不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充斥着内省、反思和同情疲劳的当代医学界里，已经不再有我们的位置。我的老朋友库利大夫刚刚在休斯顿去世，我禁不住猜想他会对这些滥情的玩意儿作何评价。当然了，许多人会庆幸那些刀光剑影、飞扬跋扈的日子结束了，并坚持手术本来就应该是无聊而庸常的。我们到底是怎么教育公众来了解这个行当的，怎么连《英国医学期刊》都认为移植一颗心脏要等上十年是正常的了？

那天晚上，护士萨拉带了一瓶南非梅洛红酒来哄我开心。我喝下红酒，尿出来“桃红酒”。但多年以来，我第一次不必在夜里四五次地跳下床去放水了。一个唠叨的夜班护士来做了晚上一轮的打针发药，于是我关了灯，扔下杂志，打开电视看起了夜间肥皂剧。刚看了五分钟《急诊室的故事》我就想吐了——也可能是刚才那剂吗啡的效果？其实我一点都没感觉到疼，只是很想在此生中体验一回被注射阿片类药物是什么感觉。周六晚间，有梅洛和吗啡相伴，夫复何求？晚安，乏味的现实；你好，美丽的幻境。

无论我希望得到的是怎样的快乐，都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相径庭。我那残忍的杏仁核向我的大脑皮层发射了一连串恐怖的医疗记忆，又给我来了一轮闪回。亡人的鬼魂一个个冒出来，到医院看望他们的外科医生啦——那些都是我的特殊病人，我和他们太熟悉，走得太近了。电池驱动的幽灵们排着队从天花板上飘过，胸腔里装着涡轮，脑袋上安着插头。在此种现代技术奇迹问世之前，他们皆已因心力衰竭而垂危，身体肿胀、充满液体，稍一用力就气喘吁吁，无法平躺也不能走出家门。他们获得新的人生冒险选择了我。他们是没有脉搏的人类。

新技术对有些人很管用，对另一些则不然。我这张病床的前主人眼含怨恨地出现在我面前，她在房间里冲来冲去，耳朵和鼻子都喷着血，尖叫着说她真不应该同意安装。这时窗外又飘进了那个好小伙子，他身材那么魁梧，没想到颅骨却那么薄，我们一不小心就把钻头打深了。几个脑外科医生去掉了压迫他大脑的血块，但他已经被心衰弄得极度虚弱，无法康复，最后是肺炎夺走了他的生命。但今晚他是来感谢我们的努力的。那个邮差的幽灵也来了，他原本已经在家中休养恢复，但不慎在厨房绊倒，撞到了头。被急救人员发现时，他倒在地上没有反应，身子发冷，脉搏为零，于是他们直接送他去了太平间。但当时是冬天，而我所有安装了涡轮心泵的病人都是没有脉搏的，一想到这个，我就深感不安。但他的鬼魂见到我还是很高兴，他送了我一只盒子，里面装着他那颗挣扎的心脏，它好像一条湿漉漉的鱼似的扑腾着。

接着登场的是一对好友，他们穿过关闭的房门直接飘了进来。苏格兰人吉姆用风笛吹着一曲挽歌。他的手术曾通过BBC的纪录片《你的生命在他们手中》向全世界播出。两年后的圣诞节，他在离家时忘了带备用电池，当心泵响起电量不足的警报时，他只有20分钟的时间回家连接插座。他终究没有赶上。

而无脉搏的彼得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他曾在别人接受手术之前向他们介绍依赖电池的生活是什么体验。他是先驱者，是全世界第一个安装了永久性涡轮心泵并在颅骨上装了令人惊奇的电插头的人。我们成了好朋友，他还筹款为同样处境的病人购买心泵。用他的话说：“依赖电池的生活不是正常的生活，但总比活不下去要好。”幸运的吉姆想必也同意。当年他们都不满60岁，但都没有得到心脏移植的批准，情绪都跌到了谷底。

在这个特别的夜晚，彼得的鬼魂像往常一样高兴，因为他很喜欢和这些知心同伴在一起。他乐呵呵地把自己称作“弗兰肯斯坦的怪物”，还偷偷叫我“电钻杀手”。他早就说好了要回来缠着我，而我也深深懊悔于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在国内。彼得在心泵上度过了近八年“额外的生命”，成了迄今为止所有类型的人工心脏使用者中活得最久的一位。他的死亡是一出彻底的悲剧，他完全不必死的。当时他鼻子大量流血，仅剩的一只功能薄弱的肾脏也歇了工，当地的医院婉拒为他透析，我又远在日本联系不上，于是他也加入吉姆的行列，去了大幕的那边——本来我已经笃定他在安装人工心脏之后可以活十年以上。后来我在几个其他国家医治的病人都成功跨过了这道槛。

梅洛和吗啡将这些悲哀往事带到了我的眼前。虽然后来幻觉自行结束，但我又和往常一样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我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也动弹不得——周期性跳动的抗血栓紧身裤阻碍着我，插在阴茎里的灌溉系统固定着我，输液管也像狗绳拴着狗似的牵拉着我。夜班护士每隔一段时间就来给我量一次血压，我一度以为她也是闪回中的幻象。第二天早晨，她用奇怪的眼神看我，让我不禁思考昨天晚上对她说了什么。她是那群幽灵中唯一一个头颅上没有伸出电线的。

到了周日早晨，从我的膀胱内流出的液体已经接近透明了。经过前一天的禁食，这会儿我饥饿难耐。恢复理智后回想昨晚，我觉得低血糖可能也是造成幻觉的三因素之一——另两个就是梅洛和吗啡。我不由得想，那些幻觉还能重现吗？我还能不能把他们都召集回来，出一次幽灵门诊？精神错乱的感觉还真奇妙，我算明白为什么会有人经常嗑药了。

我狼吞虎咽地吃了私立医院供应的英式全早餐，接着又怯生生地要了一份腌鱼配吐司作为点心。那天上午值班的护士长刚一上班就跑来看我，想必有人告诉了她我昨晚发疯或者撒欢的事。我对她说，我想把这根硬管子尽快从我的小老弟里拔出来。为表强调，我还自行拔出静脉输液针交给了她。她跑去叫克兰斯顿教授。早晨的阳光透过窗帘洒进病房，我心想，这病人我可是当够了。我是内行人。我知道只要不再出血，拔出导尿管，确保可以撒尿，我就可以回家找我的私人护士去了。我才不要付钱在一个闹鬼的房间再住三天，还要被像个惯犯似的对待呢。

护士长回来时，我正在研究怎么把膀胱插管给弄出来。

“克兰斯顿教授说如果冲刷液变清，我就可以拔管。”她说。

“好，那我们拔吧。”我说。接着我补充道，如果术后24小时我还在流血，我就要他们退钱。

“但你现在可休想回家。”她继续说道，“那还早着呢。”

她这种对待淘气孩子一般的态度反而激发了我的逆反心理。到明天，这家医院就会塞满我曾经的同事，我可不想让全牛津的人都盯着我的私处看。

护士长刷手后戴上橡胶手套，她坚定的神色让我觉得相当邪恶——却又引人遐想。她从留置在我膀胱的那只气球里抽空了水，然后把导尿管从我体内拔出来，整个过程都带着点无法掩饰的恶作剧意味，仿佛在说：“让你尝点苦头！”随着气球一起滑出的还有形同红皮藻的血块和零星的前列腺残片，然后是一缕鲜血。这不禁使我疑惑：如果我现在还有尿潴留怎么办？把导尿管插回这个乱糟糟的老地方还容易吗？我喝光了房间里的每一滴液体，想在疏通尿道后首次撒尿之前积累一点压力。然后我穿上崭新的睡袍和拖鞋踱到走廊上，等候尿意的降临。

这时奥利弗·戴尔像往常一样来做术后回访，这是个文明而宜人的举动，把我的注意力从那根破烂尿道上转移开来。但重点是，我打算出院的消息令他很不安。几分钟后大卫就收到了一条短信：“我的老天！他想回家了。”

当尿意终于来临时，我怀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恐惧回到病房，去了我的专用卫生间。老实说，我已经做好了第一次排尿时痛得死去活来的准备。痛是真的痛，但如同马儿一般恣意喷尿的欣喜很快盖过了不适感。我一时得意忘形，喷得到处都是，事后只好用拖把拖干。等到教授中午过来时，我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走人了。我出院的速度之快可能在前列腺切除术的历史上创了纪录，但我可不想用大笔住院费换来又一个不眠之夜了。

大卫对此态度轻松，退休在望的他，对大多数事情都是如此。我们住得很近，我要有麻烦他总能窜过来。后面两天，我确实又尿了一些血液和血块，但和梗阻的显著缓解以及对肾脏的挽救相比，这根本不值一提。我真后悔没早几年做这个手术。

* * *

外科医生和普通人一样惧怕疾病；因为掌握专业知识，可能还更怕一些。一篇著名的报纸文章说得好：“NHS的唯一污点，就是在保障病人生存方面记录糟糕。”NHS的症结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有产业，其目的是创造平等的医疗机会，而非达到最高的效率。我个人并不在意这个，我的家人也从未得到过任何优待——其他行业的情况不也是一样。但我确实担心有一天我们会得不到任何治疗。围绕着NHS成立70周年的惨况终于拆穿了那句愚蠢的政治谎言：“我们的体制令全世界羡慕不已。”根本不是那样。

和其他优秀的医疗体制相比，我们已然全面落后，只在紧缩银根方面保持领先。首先，我们的婴儿死亡率偏高，其次我们对癌症和心脏病发作的治疗都效果不佳。2018年，《柳叶刀》杂志发布了一份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癌症生存率报告，它显示，英国的胰腺癌死亡率在56个国家中排第47位，胃癌排第46位，卵巢癌第45位，均落在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土耳其和阿根廷之后。据估算，即使我们只是做到名列中游，每年也可以多挽救1万名癌症患者的性命。

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的内外科医生或护士不够优秀。恰恰相反。总的来说，我们的医护有才能，有干劲，也关心自己治疗的病人。只要剔除陈腐的官僚体制和法规，他们就可能更加高效。那些运行更好的医疗体系拥有更多的医生，更高的护士病人比，等候评估和治疗的时间也比我们短得多。他们拥有更多扫描仪器，能及时购入救命的药物和设备，不去对成本斤斤计较。还有就是，那些体系不必受政治拉锯战的左右。

我在整个欧洲大陆和美国都亲身体验过这一切。我有几个侄子在澳大利亚快乐地行医。我们出高价聘请澳洲的医生到英国就职，但他们就是不来。只有贫穷国家的医生才想来为NHS工作，其后果正在显现。我们现在忙着从亚洲和非洲吸引医护人员，但这些国家本身也很需要他们。是时候彻底反思一下了。

良好的医疗体系都不是由国家经营的，因为国家只会将更多的病人、手术和更好的技术视为负担。别的国家注重的仍是医治病人而非控制成本，因此不必每年支付50亿英镑解决医疗事故索赔，也不会因为骨关节炎、疝气或静脉曲张不是致命疾病就对它们施行医疗配给。良好的医疗体系不必因为所谓的“季节压力”就将所有择期手术中断一个月，就好像冬季的来临很意外似的。而我一个服务了几十年、眼下仍在忙碌的医生，从NHS那里得到的待遇是等一年才能做手术，这一年里我必须一直插着一根导尿管，拖着一只装满尿液的塑料袋。难怪在防止可避免的死亡方面，英国在18个西方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三。

然而，没人有胆量废除或是改革这件失色的珠宝——他们怕自己会从此在政坛上消失。你想必认为那一连串天天上演的恐怖故事和丑闻（有的甚至出自我们最好的医院）会在政界敲响警钟。但事实并非如此。工党等着保守党提出欧洲大陆或是澳洲的资金模式，好攻击保守党走私有化路线，出于同样的原因，托利党也刻意回避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改革，只一遍遍地唱着同一套陈词滥调。我们投入十亿百亿的英镑改造NHS，但谁也说不清这些钱用在了哪里，又做成了什么事情。这就是我们，我们这些工作在这套体制内的人，始终觉得幻灭的原因。尼尔·莫特，这位在我做手术时替我关照萨拉分娩的优秀心外科医生，从布朗普顿医院提前退休，去美国加州的一家大型制药公司做了医学总监。我后来在一家咖啡馆里和他不期而遇，他说：“我对NHS是再也忍不下去了。”

悲哀的是，我们这些坚守在前沿阵地的人是真心想让NHS做到最好的。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对私人执业没有一点兴趣。我之所以开展原创性研究、撰写科学论文并出版了多本教材，都是为了能在世界舞台上为NHS壮大声势。我们吸引了许多外科医生来牛津参观，他们都想看看我们是怎么用这么少的资源产出这么多成果的。但体制并不领情。就在我68岁那年，医务主任威胁要把我“打发走”，原因是我为“续期考核”所写的个人发展计划够不上“达标”。反思反思吧，全国医学总会。皇家外科医师学院那么热衷于“情绪健康”，但又有什么可供我来提振自己的情绪健康？

在私营部门的短暂服务使我思考在一个医疗体系中我最诊视的是什么。我首要关心的问题，不管是在英国还是非洲，都是病人获得治疗的机会。NHS的治疗号称全免费，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所有人（或大多数人）已经在缴税时付过医药费了。我们英国人在生病时有四种选择。第一种是，在预约全科医生后平均等候两周。其次，打111求助电话听赤脚医生念问卷，并在一番挣扎后放弃希望，而问卷归纳下来不过是“你什么时候需要救护车——马上，四小时后，还是永远不来”。又或者，你也可以去药房，为你生病的宝宝向他们咨询重要建议。最后，你还可以到医院的急诊部去加入蹒跚的伤者组成的漫长队列，但结果不外乎是被医院无视，认为你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再把你打发回全科医生那边去排预约。这四种选择我都替家人试过。在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的过程中，我发现唯一有用的办法还是去医院排队。我们的基础医疗体系已经卸下了所有在下班后提供医疗服务的责任，医院的急诊服务显然不能应付公众的日常需求，现状如此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我个人来说，要是我太过担忧，不敢涉足这个烂摊子，我还可以打电话给朋友求助；但英国的普通民众可没有这份奢侈。他们要是给诊断出了癌症，就必须在治疗前忍受一段明文规定的、可怕的等候时间，决定这段时间的不是医生，而是政客。我在美国培训时，任何需要接受心脏手术或是癌症手术的人，只要买了保险，都可以在本周内做上手术。但是当我来到牛津时，却发现许多可怜人要为手术等候一年以上，有些人甚至没等到就死了。我们管这叫“成本控制”。

这正好可以引出及时介入的话题：只要检查足以让每个人都知道需要做些什么，就可以让病人接受规定的治疗。比如一名患者有心绞痛，运动试验呈阳性，那么任谁都知道他有冠状动脉疾病，但他还是要先等上好几个月才能去门诊看心内科医生，再经过又一段漫长的拖延才能去做冠状动脉造影以确定合适的疗法，此后他还要耽搁一阵，好见到一位心外科医生来会诊，而对方只会跟他说手术等候名单长得没有尽头。在整个过程中，病人只能承受持续的症状、永恒的焦虑和过早死亡的风险。英国公众怎么受得了这个？这和医疗事故没有两样。

在我做外科医生的最后几年里，许多病人都曾数次经历就要被医院收治却又被取消掉的情况，甚至有人在手术当天被取消了手术，原因常常是病房里没有床位。类似的，还有手术后的病人因为普通病房缺床位而无法离开ICU——这就是糟糕管理造成的恶性循环。我的一些病人甚至被从ICU直接打发回了家。许多老年人或重病人是不能打发回家的，因为家里没有人照顾他们。德国有1500家康复专科医院，其中一些有数百张病床，所以这种事情不可能在他们那里发生。NHS之下没有一家这样的康复医院。我们的病人只能在医院的急症病床上忍受煎熬，并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手术后的病人，以及从中风、头部伤或心脏病发作中恢复过来的病人，在卧床十天后会损失高达10%的腿部肌肉，这本身就相当于衰老了十年。为此，我正努力在牛津建设一家“先进的”康复医院，希望能在逼仄的急症病床上最大限度地增加病人的运动量。

作为病人，我们都需要对那些派来治疗我们的人抱有信心。可现在医院丑闻一再发生，政府推波助澜，媒体津津乐道，我们要如何保持信心？布里斯托、斯塔福、戈斯波特，说到这个我就想起这些医院的名字；但应该对丑闻负责的是官僚，而不是一线的工作人员。若挖掘这些丑闻的根源，会发现错的是体制，不是个人。当我自己接受手术时，我希望关照我的医生有技术，有经验，人也诚实；我还喜欢运气好的外科医生，因为他们能避开意料不到的情况。我虽然也重视隐私和保密，但如果要接受的是比较重大的手术，我并不想住在一个外人看不见的单人病房里。即便有连续不断的远程监控，也得有人在一旁看着才行——这个通常都没有。护士们太忙，根本没时间坐下来看监护器，所以抬头就能看见医护和其他病人，才令人安心。

那么共情和体恤会在哪个环节起作用？对我来说，这两样没有也没关系。我真正需要的是安全感。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那些生意人一般的NHS员工根本没工夫和你交流感情。还有的前列腺癌手术是用机器人做的。而那些机器人是无法表达同情或体恤的，没想到吧！虽然它们可以在程序的驱使下，一边翻来覆去地重复“我能感受到你的疼痛，我能感受到你的疼痛”，一边把里面的坏东西挖出来。

不过也有一些时候和场合，善良可以给人以帮助。说回刚才的《英国医学期刊》，上面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同情式医疗的作用》，作者是一位丹麦教授，她的婴儿患有一种先天性遗传病，后来不治身亡。下面就是她的一段感想：

病人和家属都会试图去理解进而应对无法解释的现象，无论是孩子死去，被诊断出某种疾病，还是其他许多使我们和医疗系统产生交集的情况。共情式医疗可以帮到他们。

作者写道，她自己遇见过一些“关怀备至的医生”，但也有“一些医生举止匆忙、心不在焉，对病人（我儿子）和我都似视而不见。”

但我要说，这样的区别是虚假的。比较有可能的情况是，她见到的所有医生都很关怀病人，但他们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取决于他们当时的工作量如何。NHS的全科医生要在8分钟以内招呼、诊断并治疗一个病人，还要填写病历。如果病人有精神健康问题，这点时间怎么够？一个全科医生，一天也许要看50个病人。面对这样繁重的工作，他们的全副注意都要放在怎么不出差错上。病房的情况也是如此，还有急诊部和手术室——在那些高压锅一般的工作环境中，每个科室都缺少人手——只有管理层不缺。或许NHS应该指派一些富于“共情和体恤心”的管理者，因为被时间所迫的临床工作者不得不保持客观冷静，不可能去深入体会病人的希望和恐惧——也许在那些过去的好时光里会如此，但那都过去了。

我对NHS的省钱手段最感遗憾的是，对临床效率和“产出”的追求会从方方面面损害医患关系，这一点必须承认。每天都要面对亡魂，这需要一种很特殊的心态；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心理学调查发现，外科、小儿癌症及精神科的医生，精神病态倾向高得出奇。我的手下很少治死儿童，真的治死了我也只得径直走开、不再回顾。我不能总是设身处地为孩子的父母着想，不然第二天就没法上班了——所谓倦怠就是这么回事。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约翰·吉本和约翰·柯克林的区别，前者是心肺机的发明者，而后者在病人身上成功运用了这件可怕的机器。当吉本失去几个儿童之后，他放弃了。柯克林没有放弃，布罗克勋爵也没有。能追随这些先驱者的脚步，我备感荣幸。悲哀的是，从今往后不会再有人享有这项自由了。

最后，请容许我引用乔治·奥威尔的一段话来结束本书：

自传只有披露了不体面的事情才是可信的。一个只说自己好话的人多半是在撒谎，因为只要从内里去看，任何一场人生都只是一连串的失败。

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