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这样着迷地追求在心脏内部开展有益手术的，甚至还在1997年写过一本以此为主题的综合性教科书，书名叫《心外科手术的里程碑》（Landmarks in Cardiac Surgery）。在为那些大无畏的开创者搜集资料时，我和他们中的许多人建立了联系，当时他们都已人到暮年，很希望有人记录下他们的回忆。这些伟大人物来自大西洋的两岸，他们在每天的手术中都要冒着病人死亡的风险，也确实常常目睹病人死去。我陆续见到了他们本人，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巨大的鼓舞。他们对我的建议？永远要追求更好的做法。我们这门专业的前路还很长。

我本人的职业生涯始于英国最顶尖的几家医疗机构，包括皇家布朗普顿医院、剑桥的阿登布鲁克医院、后来的哈默史密斯医院、皇家研究生医学院，以及大奥蒙德街的儿童病院。在英国和美国接受培训之后，我在牛津的那片沉睡的塔楼之间度过了剩余的职业生涯。别看我在这本书里大发牢骚，懊恼不堪，我仍然毫无保留地认为，牛津大学的几家医院以及它们尽责的医护人员在欧洲处于一流水平。是那些“在一线苦干”的人定义了一家医院，而不是大楼、政客乃至NHS本身。因此，我想要对这些同事表达无尽的感激，是他们在办公室、病房、手术室和ICU中支持着我和我的病人。不管时代是好是坏，是喜悦还是悲伤，他们始终不曾懈怠。我们在一起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完成了许多例精彩的拯救，为世界贡献了许多心外科手术实践的新手法。创新来自需求——说句残酷的老实话，也来自经费的缺乏。对于我们的成就，NHS自然是视而不见的，但是来自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的崇高褒奖早已做足了补偿。请原谅我在书中自吹自擂，还有偶尔冒出的脏话——那都是为了加强语气，都怪我脑袋的伤！我在实际工作中很少骂脏话的。

心外科手术有赖于精严的团队协作和全天候的精心护理，要是少了在牛津跟我受训的优秀国际学员，这两点就不可能做到；回到本国之后，他们都成了杰出的外科医生。我们该做的事正是培训，而不是从海外挖医护人员来填补空缺；许多人声称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医疗体系，然而正是这个体系的缺陷造成了那些空缺。有一件事我们临床医师很少承认，但我还是要感谢一些尽责的医院管理者付出的努力，他们非但没有妨碍，还特意帮助了我们。总之，是这些优秀的医院和同事定义了我的事业；而多亏了“现代化”的功劳，这一点绝无可能再现了。说一句老掉牙的话：“现在可是不如以前了。”

1948年我出生时，NHS才创立几个礼拜，后来，我的全部职业生涯都花在了支持这个宝贝体系上。但NHS要想再度提供第一流的治疗，就必须将资源更多地投给员工和设备，而不是给变本加厉地控制成本的官僚体制和各种委员会。当代的医疗和手术是很昂贵的。比如我率先试用的植入式旋转心泵，这种可以替代心脏移植的“即取即用”设备，一部的成本就超过一辆法拉利。其他欧洲国家都在用它，英国应该向那些更加成功的医疗体系学习，再不学就晚了。

我要感谢书中写到的医生、提到名字的病人及其家属，他们很高兴我写到了他们，甚至对我热情鼓励。悲哀的是，从早年从医开始，就不断有病人离开我们，我对他们的情况做了充分的调整，好使他们不被认出来。

最后说说我在人生中最珍视的东西：家人不懈的爱与支持。即使往最轻里说，和我一起生活也绝非易事。我天不亮就出门上班，每天都工作到很晚，还总是旅途奔波，每次回到家都筋疲力尽。在手术台上俯身一整天之后，我会对妻子说：“抱歉我太累了，后面腰背不行，前面也没什么精神。”但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理解我为挽救生命付出的努力。这也是我写下《打开一颗心》和这本《刀锋人生》的原因：我希望他们终究能够理解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而这些年里我又努力做到了什么事情。家人，始终都是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