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勤勤恳恳的会计员坐在疾驰的出租车上，赶去会见批阅文件的空西装时，从抵达莫斯科的基辅列车9号软卧车厢走下来一名拎着小手提箱的体面乘客。此人非是旁人，正是已故柏辽兹的姑父、计划经济学家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波普拉夫斯基。他住在基辅市原学院路，此次来莫斯科是因为前天晚间他收到了一封电报，内容如下：

我刚在牧首塘被有轨电车轧死。葬礼周五下午三点。来。柏辽兹。

波普拉夫斯基被公认为全基辅最聪明的人之一，而且当之无愧。可再聪明的人，收到这样一封电报也会陷入死胡同。既然柏辽兹能拍电报说自己被电车轧了，说明并没有被轧死。那还办的哪门子葬礼呢？莫非他伤势很重，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这倒是有可能，可连葬礼时间都算得如此精确——周五下午三点，这也未免太奇怪了吧？真是奇哉怪也！

但聪明人就是聪明人，再错综复杂的问题也能捋顺清楚。很简单：发这封急电时忙中出错了。第一个“我”字肯定是从别的电报里串进来的，本该是“柏辽兹”才对，结果“柏辽兹”被移到了最后，变成了署名。这样一调整，电报的意思就一清二楚了，尽管是令人悲痛的。

这位姑父先是发作了一通连死者的亲姑母都感到诧异的悲痛，随即立刻启程赶往莫斯科。

这里需要戳穿波普拉夫斯基一下。不可否认，对于壮年而逝的内侄，他的确感到惋惜。但作为务实之人，他很清楚，自己大可不必千里迢迢赶去莫斯科参加葬礼。可他还是马不停蹄地赶来了。所为何事？——只为房子。莫斯科的房子！这可是大事。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位计划经济学家就是不喜欢基辅，特别是最近，迁居莫斯科的渴望与日俱增，折磨得他连觉都睡不好了。

他不喜欢第聂伯河上的春汛——河水淹没低矮河岸上的座座小岛，与地平线连成一片；他不喜欢弗拉基米尔大公[弗拉基米尔大公（958-1015），970年任诺夫哥罗德王公，978年成为基辅大公，988年与拜占庭帝国联姻，并接受东正教作为国教，史称“罗斯受洗”。]雕像台座前铺展开来的壮美图卷；他也不喜欢春日里跳跃在弗拉基米尔山岗砖砌小路上的斑驳光影：所有这些他都不喜欢，他只渴望一件事——迁居莫斯科。

他多次在报纸上刊登换房启事，想用基辅原学院路的住宅换取莫斯科的一套小住宅，却毫无结果。没有人愿意换，即使偶尔有人回应，开出的条件也毫无诚意。

这封电报令他怦然心动。如此天赐良机，错过就是罪过。务实的人都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总之，纵有千难万难，也要把内侄在莫斯科花园街的房子继承过来。不错，这很难，非常难，但这些困难无论如何都要克服。经验老到的计划经济学家深知：眼下当务之急就是把自己的户口迁入内侄的三居室，哪怕只是暂时的。

周五白天，波普拉夫斯基走进了莫斯科花园街302-bis栋房管委所在的办公室。

办公室房间狭长，墙上挂着一张旧宣传画，画的是正确抢救溺水者的步骤图。一张木桌后面孤零零地坐着一个胡子拉碴、神色慌乱的中年男人。

“我可以见见房管委主任吗？”计划经济学家客客气气地问，摘下礼帽，将手提箱放在旁边的空椅子上。

然而，这个看似再寻常不过的问题，却令中年男人大惊失色。他慌乱地斜眼看着来人，含含糊糊地说主任不在。

“他在自己家吗？”波普拉夫斯基问，“我找他有最最要紧的事。”

中年男人又驴唇不对马嘴地说了一大套，但能猜得出来，主任也不在自己家。

“那他什么时候能来？”

中年男人并未答话，只是忧郁地望了一眼窗外。

“啊哈！”聪明的波普拉夫斯基心道，又问秘书在不在。

古怪的中年男人紧张得满脸通红，支支吾吾地说秘书也不在……什么时候来不知道……说秘书生病了……

波普拉夫斯基又在心里说了一句“啊哈！”，问：“那房管委总该有人在吧？”

“我。”中年男人有气无力地回答。

“是这么回事，”波普拉夫斯基直言正色地说，“我是已故的柏辽兹的唯一继承人，柏辽兹是我的内侄，您知道的，他在牧首塘出了车祸，依照法律，我必须继承他的遗产，即50号宅的三间居室……”

“这事儿我不清楚，同志……”中年男人苦闷地打断他说。

“可是，抱歉，”波普拉夫斯基高声道，“您是房管委成员，您有义务……”

这时，门外又走进来一位男公民，中年男人一见来人，瞬间脸色煞白。

“房管委成员皮亚特纳日科？”来人问中年男人。

“是。”中年男人声如蚊蚋。

来人对中年男人耳语了几句，后者失魂落魄地站起身来。几秒钟后，空荡荡的房管委办公室里便只剩下了波普拉夫斯基一人。

“啐，真是越乱越添乱！真该把这帮人全都……”波普拉夫斯基懊恼地想着，穿过沥青铺就的庭院，朝50号宅赶去。

波普拉夫斯基刚按下门铃，门就开了，他迈步走进了昏暗的前厅。令他颇感讶异的是，他搞不懂是谁给他开的门：前厅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只硕大无朋的黑猫坐在椅子上。

波普拉夫斯基干咳了几声，又跺了跺脚，书房的门这才开了，科罗维约夫来到前厅。波普拉夫斯基礼貌而不失尊严地鞠了一躬，说：“我是波普拉夫斯基，已故的柏辽兹的……”

不等他说完，科罗维约夫便从衣兜里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手帕，捂住鼻子，哭了起来。

“……姑父……”

“知道，知道，”科罗维约夫将手帕从脸上拿开，打断他道，“我看您头一眼就猜出来了！”他哭得身子直抖，嘴里喊着，“太惨啦，啊？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呦！啊？”

“有轨电车轧的？”波普拉夫斯基悄声问。

“正是！”科罗维约夫喊，夹鼻眼镜后面泪流滚滚。“正是！我亲眼所见。您相信吗，就那么‘咔嚓’一下！头，‘咔嚓’就飞了。右腿，‘咔嚓’，两截了！左腿，‘咔嚓’，两截了！瞧这些个有轨电车干的好事儿呦！”科罗维约夫显然已经不能自已，头抵在梳妆镜旁的墙壁上，哭得浑身直抖。

柏辽兹的姑父真心被眼前的陌生人打动了。“瞧啊，都说现如今没有古道热肠之人呢！”这样想着，他感觉自己的眼睛也有点发痒了。但转瞬之间，一块不祥的乌云便笼罩了他的内心，脑海立刻闪过一个毒蛇般的念头：这个古道热肠之人，该不会已经把自己的户口迁过来了吧？要知道，这种事也是常有的。

“抱歉，您是我家米沙生前的朋友吗？”波普拉夫斯基抬起袖口，一面擦拭着干涸的左眼，一面用右眼偷瞄着悲痛欲绝的科罗维约夫。但后者哭得太厉害，说的话完全听不清，只听到不断重复的“‘咔嚓’，两截了！”直等到哭够了，科罗维约夫这才将脑袋离开墙壁，说：“不行了，我撑不住了！我得去喝上三百滴乙醚缬草滴剂！……”又将满是泪痕的脸转向波普拉夫斯基，说：“都是有轨电车干的好事儿呀！”

“抱歉，电报是您给我发的吗？”波普拉夫斯基问，痛苦地想，这个号丧的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是他！”科罗维约夫指着大黑猫说。

波普拉夫斯基瞪大了眼睛，以为自己听错了。

“不行了，我受不了了，我没力气了，”科罗维约夫抽着鼻子说，“只要我一想起来：车轮从腿上碾过去……一个轮子有十普特[1普特约合16.38公斤。]重……‘咔嚓’！……不行了，我得去床上躺一会儿，只有睡着了才不会想。”说着就从前厅消失了。

大黑猫纵身跳下椅子，后腿直立，前爪叉腰，突然口吐人言：“电报是我发的。怎么了？”

波普拉夫斯基顿觉头晕目眩，四肢麻痹，手提箱咣当落地，一屁股跌坐在大黑猫对面的椅子上。

“你听不懂人话吗？”大黑猫厉声道，“我问你怎么了？”

波普拉夫斯基张口结舌。

“护照！”大黑猫恶狠狠地说，伸出一只肥嘟嘟的前爪。

波普拉夫斯基什么也想不出，什么也看不到，除了大黑猫眼睛里燃烧着的两颗火星。他艰难地从衣兜里掏出护照，像拔出了一柄刀。大黑猫从梳妆台上拿起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架在脸上，更显得威严了，一把抢过护照。

“真想知道，我会不会昏过去？”波普拉夫斯基心想。科罗维约夫的呜咽声依稀传来，乙醚缬草滴剂的气味弥漫在前厅里，其中还夹杂着一种别的什么恶心气味。

“哪个分局签发的？”大黑猫审阅着护照，问。

迟迟没有回答。

“四一二分局。”大黑猫用前爪翻着被它拿倒了的护照，自问自答，“这是当然喽！这个分局我知道！随便什么人都给发护照！换作是我，像你这样的我就不给！说什么也不给！就冲你这张脸我就不给！”大黑猫怒不可遏，将护照摔在地上，“你参加葬礼的资格被取消了！”大黑猫打着官腔说，“劳驾，回居住地去吧。”接着冲房门喊：“阿扎泽洛！”

一个腿脚微跛的矮个子男人应声跑进前厅，他身穿黑色针织紧身衣，腰间皮带里插着一柄短刀，赤发獠牙，左眼蒙着白翳。

波普拉夫斯基感到窒息，站起身来，手捂胸口，连连倒退。

“阿扎泽洛，送客！”大黑猫命令道，转身走出了前厅。

“波普拉夫斯基，”赤发男人带着浓重的鼻音低声道，“但愿你都听明白了吧？”

波普拉夫斯基点了点头。

“立刻回基辅去，”阿扎泽洛说，“老老实实待在那儿，再不许幻想什么莫斯科的住宅！明白了？”

阿扎泽洛的獠牙、短刀和独眼令波普拉夫斯基产生了致命的恐惧。前者的个头虽然才到后者肩膀，但行动起来却干脆利落，有条不紊。

他先是捡起波普拉夫斯基的护照，递还给他，后者以僵死的手掌接了过去。随后阿扎泽洛一手拎起手提箱，一手拽开门，挽着波普拉夫斯基的胳膊，将他带到了楼梯平台。波普拉夫斯基倚靠在墙上。阿扎泽洛没用钥匙便打开了上着锁的手提箱，掏出一只用油渍渍的报纸包着的、少了一只大腿的肥硕烤鸡，放在地上，又掏出两套内衣，一条磨剃刀用的皮带，一本小书，一个盒子。他把除烤鸡之外的东西通通踢进了楼梯井。又把空箱子也踢了下去。只听“咣当”一声，想必是箱子盖摔飞了。

随后赤发暴徒抓住鸡大腿，抡起烤鸡，狠狠地砸在波普拉夫斯基的脖子上，整个鸡身子弹飞开去，只剩下鸡大腿还抓在他手里。“奥布隆斯基家里彻底乱了套”——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如是说；倘若他看见眼前这情形，一定也会发此感叹的。是的！波普拉夫斯基眼前彻底乱了套。一串串火星从他眼前疾驰而过，随即是一条送葬的黑蛇，瞬间熄灭了五月的白昼——波普拉夫斯基攥着护照飞下了楼梯。一直飞到四楼平台的转角处，这才跌坐在地，一脚踹碎了窗玻璃。没腿的烤鸡蹦蹦跳跳从他身边经过，掉进了楼梯井。站在楼上的阿扎泽洛瞬间吮光了整条鸡腿，将鸡腿骨插在紧身衣侧兜，转身走进屋子，砰地关上了房门。

这时，楼下传来谨小慎微的脚步声，有人上楼来了。

波普拉夫斯基又跑下一层楼梯，见平台上有张木沙发，这才坐下来喘口气。

一个小小的小老头儿，面容无比忧伤，身穿老式柞丝绸衣，头戴束着绿绦带的硬草帽，爬上楼来，在波普拉夫斯基身旁停住。

“请问一下，公民，”小老头儿忧伤地说，“50号在哪儿？”

“上面！”波普拉夫斯基生硬地说。

“感激不尽，公民。”小老头儿依旧忧伤地说，继续往上走，波普拉夫斯基站起身来，朝楼下跑去。

有人会问：波普拉夫斯基该不会是要跑去民警局，控诉光天化日之下对他残忍施暴的那伙歹徒吧？不是的，绝无可能，这点可以肯定。不然到民警局要怎么说呢？难道说，有一只戴眼镜的猫检查了我的护照，又有一个穿紧身衣的人拿着刀……不，公民们，波普拉夫斯基可是个真正的聪明人！

跑到楼下，他看见楼门口旁边有个小小的储物间。门上的玻璃窗已经碎了。波普拉夫斯基将护照揣进兜里，四下张望，想找找被丢下来的东西。但却连个影子都瞅不见。然而，令他自己都颇为惊讶的是，他对此并不怎么伤心。眼下他有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新奇想法——用刚才那个小老头儿再次验证一下那座该死的住宅。没错，既然小老头儿向他打听50号在哪儿，说明他这是头一次来。也就是说，小老头儿马上也要落入那伙歹徒的魔掌里了。波普拉夫斯基有种预感，小老头儿在里面不会待很久。不用说，什么内侄外侄的葬礼他都不会参加了，而距离火车发往基辅还早得很。经济学家四下打量一番，钻进了储物间。

此时，楼上远远地传来一声门响。“进去了……”波普拉夫斯基提心吊胆地想。储物间里有些阴冷，还有一股死耗子和臭靴子味。波普拉夫斯基找个木墩坐下，开始等待。位置很好，从储物间刚好能看见六单元的楼门。

但他等待的比预想的要久。楼道里不知怎地，始终没有动静。他听得很清楚。终于，五楼的门响了。波普拉夫斯基屏住了呼吸。没错，是小老头儿的脚步声。“下楼来了。”四楼的门开了。脚步声顿住。女人的说话声。小老头儿的说话声……没错，就是他的声音……好像在说什么“看在基督的分上，别……”。波普拉夫斯基把耳朵凑到了破碎的玻璃窗前。他的耳朵捕捉到了女人的嘻笑。向下的轻快的脚步声。眼前闪过一个女人的背影。一个女人，拎着一个绿漆布包，走出了六单元的楼门。小老头儿的脚步声重新响起。“奇怪！他又上去了！他该不会跟他们是一伙的吧？没错，又回去了。五楼的门又开了。好吧，再等等。”

这回不用他等太久。门响。脚步声。脚步声顿住。一声惨叫。一声猫嚎。急促而细碎的脚步声，向下，向下，向下！

终于下到楼底了。忧伤的小老头儿不住地在胸前画着十字，口中念念有词，他光着脑袋，秃头上满是抓痕，神色疯癫，裤子全湿透了。他六神无主，抓住门把手又拉又拽，分不清门究竟是朝里开，还是朝外开的。门终于开了，小老头儿飞也似的逃进了庭院里的阳光下。

鬼宅鉴定完毕。波普拉夫斯基再也不顾上什么内侄的葬礼或者莫斯科的住宅了，他战战兢兢地想着眼前的危险，不住地念叨着“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奔出了储物间。几分钟后，无轨电车便载着计划经济学家朝基辅火车站疾驰而去。

计划经济学家在楼下储物间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小老头儿遭遇了极大的不幸。此人名叫安德烈·福基奇·索科夫，是综艺剧院小吃部的管理员。当综艺剧院展开调查时，索科夫一直置身事外，人们只是感觉，他变得比平日更加忧郁了，除此之外，他还向通信员卡尔波夫打听过外国魔法师的住处。

在楼道里跟经济学家分手之后，索科夫爬到五楼，按响了50号的门铃。

门立刻就开了，但索科夫却吓了一跳，连退了两步，没敢进门。这也难怪。开门的是位女郎，几乎一丝不挂，只穿着一条风情万种的蕾丝围裙，戴着一只白色头花，脚上穿着一双金色高跟鞋。女郎的身材相貌无可挑剔，唯一的瑕疵是脖子上有一道暗红色的伤疤。

“既然来了，那就进来吧！”女郎用淫荡的绿眼睛盯住小老头儿。

索科夫暗叫了一声，眨巴着眼睛，走进前厅，摘下硬草帽。恰在此时，前厅的电话响了。没羞没臊的女佣一脚踩在椅子上，摘下听筒，说：“喂？”

索科夫简直不知道该往哪儿看了，身体重心在两脚之间移来移去，心想：“这就是外国佬的女佣！呸，真下流！”为使心灵免遭毒害，索科夫只得偷眼四下打量。

轩敞而幽暗的前厅里，堆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服装道具：椅背上挂着一件风衣，外表黑如丧服，衬里红似火焰；梳妆台上摆着一柄长剑，剑柄隐隐泛着金光；另有三把银柄长剑随意戳在墙角，仿佛寻常的雨伞或者手杖；墙上有一对鹿角，鹿角上挂着几顶插着鹰翎的贝雷帽。

“是。”女佣对着话筒说，“谁？迈格尔男爵？请讲。是！演员先生今天在家。是，他很高兴见到您。是，会有很多客人……黑色燕尾服或者西装。什么？午夜十二点以前。”女佣撂下话筒，转身问索科夫：“您有什么事？”

“我必须见见演员先生。”

“怎么？一定要见老爷本人吗？”

“对。”索科夫忧伤地说。

“我问问吧。”女郎明显犹豫了一下，这才将柏辽兹生前的书房门推开一道窄缝，通报说：“骑士，来了一个小老头儿，非要见老爷不可。”

“让他进去吧。”科罗维约夫发颤的声音自书房内传来。

“去客厅吧。”女郎说得云淡风轻，倒好像她的衣着与常人无异似的。她稍稍打开客厅门，转身走出了前厅。

一进客厅，索科夫几乎忘了自己为何而来，因为客厅内的情形实在太令他震惊了。透过巨大的彩色玻璃窗（失踪的珠宝商遗孀的杰作），异乎寻常的、恍若教堂的光线在客厅内不停流转。巨大的老式壁炉内熊熊燃烧着劈柴——尽管已是炎热的暮春——可屋内非但一点不热，反而令索科夫感觉如地窖般阴冷。壁炉前面，一只大黑猫坐在一张老虎皮上，正安详地眯眼望着炉火。敬畏上帝的索科夫吓了一哆嗦——他发现餐桌上竟然铺着教堂专用的锦缎。锦缎桌布上摆着一大堆大肚子酒瓶，全部发了霉，落满了灰尘。酒瓶中间摆放着一只金灿灿的餐盘，一看就是纯金的。壁炉旁边站着一个赤发矮子，腰佩短刀，正用一柄长长的钢剑烤着大块肉串，肉汁淋漓滴入火中，烟气顺着烟囱排出。除了烤肉的香气之外，屋内还有一股浓烈的香水味和神香味，这让已经从报纸上得知柏辽兹死讯及其生前住址的索科夫不由得冒出一个念头：这里该不会是在给死者做追思弥撒吧？但他立刻就把这个荒谬至极的念头赶走了。

兀自愣神的索科夫突然听到一个沉重的男低音：“说吧，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

索科夫这才在阴影里发现他要找的人。

黑魔法师舒展四肢，躺在一张看似无边无际的、随意散放着无数靠枕的低矮沙发上。索科夫感觉，黑魔法师似乎只穿着一套黑色睡衣，脚上穿着黑色尖头鞋。

索科夫苦涩地开口道：“我是综艺剧院小吃部的管理员……”

魔法师伸出一只戴满宝石戒指的手，像要堵住索科夫的嘴似的，激动地说：“不不不！一个字也别再说了！绝对不要，永远不要！你们那儿的东西我是决不会吃的！老兄，昨天我从你们柜台前面经过，到现在还忘不了那些鲟鱼肉和羊奶干酪。亲爱的！羊奶干酪绝不可能是绿色的，您一定是被人骗了。它应当是白色的。再说茶呢？简直是泔水嘛！我亲眼所见，一个邋里邋遢的姑娘直接从水桶里往茶炊里加凉水，然后照样拿给客人们喝。不，亲爱的，这样是不行的！”

“请原谅，”索科夫被这通劈头盖脸的责备搞蒙了，“我不是为这事来的。鲟鱼肉跟这没关系。”

“怎么会没关系？它已经坏了呀！”

“鲟鱼肉本来就是二等新鲜的。”索科夫辩解道。

“亲爱的，这是胡扯！”

“什么胡扯？”

“二等新鲜——这就是胡扯！新鲜只有一个等级——一等，同时也是最后一等。若说鲟鱼肉是二等新鲜，那就是说，它已经臭了！”

“请原谅……”索科夫试图辩解，却不知该如何摆脱无故找碴的外国佬。

“我无法原谅。”魔法师语气强硬。

“我不是为这事来的。”索科夫近乎崩溃地说。

“不为这事？”魔法师讶然道，“那您来找我还能有什么事呢？假如我的记忆没有背叛我，在你们这行人里，我只认识一位随军的女食品贩，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那时您还没有出生呢。不过，我很高兴。阿扎泽洛！给管理员先生看座！”

正在烤肉的赤发人转过身，龇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黄色獠牙，敏捷地拿过一只黑色的橡木矮凳，递给索科夫。除此之外，客厅里再无别的座位了。

“感激不尽。”索科夫说着，就往下坐。结果凳子后腿“咔嚓”折了，索科夫“啊呀”一声，结结实实摔了个屁墩。在倒下去的同时，他的脚又勾翻了面前的一条长凳，将满满一樽红酒全泼在了裤子上。

魔法师惊呼：“哎呀！没伤着吧？”

阿扎泽洛帮索科夫站起来，又递给他一个凳子。索科夫以充满痛苦的声音拒绝了主人请他脱下裤子、用火烘干的建议，穿着难受得要死的湿裤子，提心吊胆地坐在了另一张长凳上。

“我喜欢坐得低一些。”魔法师道，“坐得低，摔得轻。唔，适才讲到鲟鱼肉了吧？我亲爱的！新鲜，新鲜，还是新鲜——这才应当是每一位小吃部管理员的座右铭。来吧，请您尝尝……”

壁炉通红的火光中，长剑在索科夫面前一闪，阿扎泽洛将一大块嗞啦作响的烤肉放到金盘中，挤了点柠檬汁，又递给索科夫一柄金质两齿餐叉。

“感激……我……”

“不、不，请尝尝！”

索科夫盛情难却，将烤肉放进嘴里一嚼，果然新鲜无比，而且美味至极。但就是这块香气馥郁、肥美多汁的烤肉，险些将他噎死，让他再次摔倒——隔壁房间突然飞出一只黑色大鸟，翅膀轻轻擦过索科夫的秃顶，降落在时钟旁边的壁炉搁架上，竟是一只猫头鹰。“我的上帝！”和所有小吃部管理员一样神经过敏的索科夫心想，“好邪门的房子！”

“来樽葡萄酒？白的，红的？平日里这个时间您喜欢喝哪国的葡萄酒？”

“感激……我不喝酒……”

“可惜！那么，要不要玩会儿骰子？或者您喜欢别的什么游戏？多米诺？扑克牌？”

“我都不玩。”索科夫疲于招架地说。

“糟糕透了。”主人下了定论，“信不信由您，但既不喝酒，也不玩牌，又不喜欢美女相伴、把酒言欢的男人，肯定藏着什么脏东西。这种人要么是身染重疾，要么就是对周围人怀恨在心。当然，也有例外。在曾经与我一同宴饮的人中间，偶尔也能碰上几个令人吃惊的混蛋。好了，谈正事吧。”

“昨晚您变了一场魔术……”

“我？”魔法师不可置信地喊，“您饶了我吧。我怎么可能去干那个呢？”

“对不起，”索科夫慌了，“可是……那场黑魔法表演……”

“啊，对了，对了！亲爱的！告诉您一个秘密：我其实并非演员，我只不过想见一见莫斯科的民众，而为此最方便的场合莫过于剧场。所以我的随侍们，”他冲大黑猫扬了扬下巴，“才搞了这么一场表演，而我只是坐在那儿观察莫斯科人。您不必变颜变色，说吧，您来找我与表演何干？”

“您瞧，其中有个节目是下卢布雨……”索科夫压低声音，窘迫地四下瞅了瞅，“嗯，所有人都抢了。然后就有一个年轻人来到小吃部，付给我十卢布，我找给他八卢布半……然后又来了一个……”

“也是年轻人？”

“不是，这回是个上了年纪的。然后第三个，第四个……我都给找了零。今天盘账的时候一瞧，那些十卢布通通变成了碎纸条。小吃部整整损失了一百零九卢布。”

“哎呀呀！”沃兰德叹道，“莫非他们以为那是真钱？我不敢想象他们是故意的。”

索科夫苦闷地斜愣了一眼，什么也没说。

“难不成是骗子？”沃兰德讶然道，“难不成莫斯科人里也有骗子？”

索科夫只得苦笑了一下，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是的，莫斯科人里也有骗子。

“太下作了！”沃兰德愤然道，“您可是个穷人哪……您——是个穷人吧？”

小吃部管理员将脑袋缩进了脖子里，以此表明自己的确是个穷人。

“您有多少存款？”

提问的语气虽然关切，但问题本身不得不说有些唐突。索科夫一时语塞。

“五个储蓄所，共计二十四万九千卢布。”隔壁书房响起一个刺耳发颤的声音，“家里地板下面还有两百枚十卢布金币。”

索科夫仿佛粘在了凳子上。

“嗯，当然啦，也不算多，”沃兰德宽容地对客人说，“只不过，就连这些钱您都用不着了。您什么时候死？”

这下索科夫可着实恼了：“这个谁也不知道，谁也管不着！”

“哼，不知道，”仍是书房里面那个破锣嗓子，“你当是牛顿二项式么？——他九个月之后死，明年二月份，莫斯科国立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四病室，肝癌。”

索科夫变得脸色蜡黄。

“九个月，”沃兰德默算道，“二十四万九千……那就是两万七千多一个月？少了点，但省着点花还是足够的……何况还有那些金币……”

“金币是别指望了，”仍是那个声音，将索科夫的心脏变成了冰坨，“他死之后，住房将立刻拆毁，金币上交国家银行。”

“我其实并不建议您去住院，”沃兰德继续说，“病房里只有绝症病人的呻吟与嘶喘，死在那儿有什么意思？还不如用最后的两万七千多卢布搞一场盛宴，呼朋唤友，鼓乐喧天，美女环绕，开怀痛饮，最后服毒自尽，岂非更妙？”

索科夫木然呆坐，瞬间苍老了许多，眼圈乌黑，两颊松弛，下颌脱落。

“嗐，我们想得太远了，”沃兰德高声道，“言归正传，给我看看您的碎纸条吧。”

索科夫心慌意乱地掏出一个纸包，打开一看，登时傻眼了：好端端的一沓十卢布钞票。

“亲爱的，您的确不很健康。”沃兰德耸耸肩说。

索科夫痴呆地笑笑，站起身来。

“那个……”他结结巴巴地说，“要是它们又那个……”

“唔……”沃兰德想了想道，“那您就再来找我。随时欢迎！很高兴认识您。”

科罗维约夫当下从书房里跳出来，紧紧握住索科夫的手，使劲摇晃，恳请他向所有人转达问候。索科夫稀里糊涂地来到前厅。

“赫拉，送客！”科罗维约夫喊。

光屁股的红发女人又出现了！索科夫侧身挤出门去，吱了声“再见”，醉汉似的走了。但没走多远他便停下来，坐在楼梯台阶上，掏出纸包看了看，纸币还好好的。就在这时，正对楼梯平台的房门开了，一个女人拎着一只绿提包走了出来。见有个男人坐在楼道里，正盯着一沓十卢布大钞发愣，女人笑了笑，见怪不怪地说：“我们这栋楼可真行……这位一大早就喝醉了。楼道玻璃又打碎了！”她打量了索科夫两眼，又说：“哎，我说这位公民，您的钞票多得连母鸡都不肯啄啦！不如分给我几张吧，啊？”

索科夫吓了一跳，急忙把钱揣起来，说：“看在基督的分上，别烦我啦。”

女人哈哈大笑：“见鬼去吧，守财奴！我开玩笑的……”就下楼去了。

索科夫缓缓站起身来，抬手去正帽子，却发现脑袋上没有。他实在不愿意回去，可又实在舍不得帽子。犹豫片刻，还是返回去按了门铃。

“又有什么事？”该死的裸女问。

“我帽子忘了。”索科夫指着自己的秃头，低声道。女郎转过身，索科夫忙闭上眼，在心里面啐了一口。再睁开眼时，除了他的硬草帽，女郎还递过来一把黑柄长剑。

“这不是我的。”索科夫低声说着，推开长剑，麻利地戴上帽子。

“难道您没带剑来？”女郎讶然道。

索科夫随口嘟囔了一句，快步走下楼去。

也不知怎么的，帽子里感觉热烘烘的，弄得脑袋很不舒服。他摘下帽子，“啊呀”一声，吓了一跳：他的硬草帽不知何时变成了一顶丝绒贝雷帽，上面还插着一根凌乱的雄鸡羽毛。索科夫忙画了一个十字。只见贝雷帽“喵呜”一声，变作一只黑色小猫，跳到索科夫头顶，四爪齐挠。索科夫一声惨叫，没头没脑地奔下楼去，小猫从他头顶掉下来，蹿到楼上去了。

索科夫冲到楼门外，一溜烟跑出大门，永远地逃离了见鬼的302-bis栋。

对于他之后的遭遇，我们一清二楚。冲出小区门洞之后，他惊惶四顾，像在寻找什么。一分钟后，他跑进街对面的一家药店。他刚来得及说出“请问一下……”，柜台后面的女店员便惊呼道：“公民！您的头上全是伤！”

五分钟后，头上缠满绷带的索科夫打听到，最好的肝病专家当属贝尔纳茨基和库兹明两位教授，并且欣喜若狂地得知，库兹明教授就住在距此一院之隔的白色小楼里。两分钟后，索科夫就赶到了那儿。

这栋小楼虽然古旧，却非常非常舒适。索科夫记得，一进门便有一个年迈的老妈子迎上来，准备接他的帽子，见他没戴帽子，便咕哝着干瘪的嘴巴走开了。

随后他看见一名中年妇女，站在一座拱门下的镜子旁，开口便说本月十九号之前的号全挂满了。索科夫当下便有了对策。他用黯淡的独眼往拱门内瞅了瞅，见里面有三个人，显然是在候诊，便压低声音道：“我快要死啦……”

妇女疑惑地瞅瞅索科夫头上的绷带，犹豫了片刻，说：“那好吧……”就放他进去了。

这时，对面的门凑巧开了，金丝夹鼻眼镜在门内一闪。穿白大褂的妇女说：“公民们，请让这位患者先进。”

索科夫忙不迭地走进了库兹明教授的诊室。这是一个长椭圆形房间，里面完全没有医院里那种可怕的肃穆。

“您怎么了？”库兹明教授声音柔和，略带不安地望着病人头上的绷带。

“我刚从可靠途径得知，”索科夫说，茫然的目光不时瞥向桌上的一张带有玻璃相框的合影，“明年二月份我将死于肝癌。求求您救救我。”

原本正襟危坐的库兹明教授，仰靠在了哥特式真皮座椅高耸的椅背上。

“抱歉，我没有听懂您的意思……您去看过医生了？您头上为何缠着绷带？”

“哪是什么医生呦！……您见过那种医生么！……”索科夫的牙齿突然开始打战，“头您不必操心，跟头没关系。头您不用管，头不碍事。求求您治好肝癌！”

“请问，是谁跟您说的？”

“请您相信他！”索科夫狂热地恳求，“他全知道！”

“我完全不明白，”库兹明连人带椅离开桌子，耸耸肩道，“他怎么知道您会什么时候死呢？何况他还不是医生？”

“第四病室。”索科夫说。

库兹明端详着眼前的病人，瞅瞅他的头，又瞅瞅他湿漉漉的裤子，心想：“真是无奇不有！疯子！”便问：“您喝酒吗？”

“滴酒不沾。”

一分钟后，索科夫脱掉衣服，躺在冰凉的漆布躺椅上，库兹明给他做了腹部触诊。检查结果令索科夫大为宽心。库兹明断言，至少目前来看，他并无任何癌症迹象，但既然……既然他听信了江湖骗子的恫吓，害怕出问题，最好所有检查都做一遍……

库兹明飞快地开了几张单子，告诉他分别拿着哪张单子去哪儿。他又开了一封介绍信，让病人去找神经病学家布列教授，说他的神经完全紊乱了。

“该付给您多少钱，教授？”索科夫掏出鼓鼓囊囊的钱包，颤抖地柔声问。

“您看着给吧。”库兹明淡然道。

索科夫抽出三张十卢布票子，放在桌上；又以出人意料的、酷似猫爪的轻柔动作，往钞票上压了一个用报纸包着的铮鸣有声的圆柱体。

“这是什么？”库兹明捻着胡须问。

“别嫌弃，教授公民，”索科夫悄声道，“求您了，治好癌症。”

“立刻拿走您的金币。”库兹明清高地说，“您最好还是顾好自己的神经吧。明天就去验尿，别喝太多茶，饭菜里不能放盐。”

“连汤里也不能放？”

“什么里头都别放。”

“唉！……”索科夫悲叹一声，感激地瞥了一眼教授，抓起金币，倒退着走出门去。

这天下午库兹明的病号不多，黄昏之前送走了最后一位。白大褂刚脱到一半，库兹明不经意间往桌上一瞥，发现“肝癌患者”留下的十卢布纸币不见了，只有三张阿布劳葡萄酒的商标纸。

“真是见鬼！”库兹明嘟囔着，大褂下摆拖在地上，走过去摸商标纸。“看来，他不但是个神经病，还是个骗子手呢！只是我想不通，他想骗我什么呢？总不会是验尿单吧？哦！他把大衣偷去了！”库兹明拖着白大褂的一只袖子，奔向前厅，冲着门口喊：“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快看看，大衣都还在吗？”

查过之后，发现所有大衣都在。库兹明终于扒下白大褂，但刚走到桌前，便定在了镶木地板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桌面：只见原本放着商标纸的地方，蹲着一只孤零零的小黑猫，长着可怜的小脸蛋，正对着一小碟牛奶咪咪叫。

“这、这又是什么鬼，天啊？！这简直……”库兹明感觉后脑勺直冒凉气。

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听见库兹明的低呼，忙跑进来，见此情状，立刻宽慰教授，说这肯定是哪位患者偷偷留下的，这种事教授们经常遇到。

“大概是过得太穷了吧。”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解释说，“而我们呢，自然是……”

两人便开始回想，猜测会是谁放的。怀疑落在了那位得胃溃疡的老太婆身上。

“肯定是她，”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说，“她肯定是想：我总归是要死的人了，可小猫多可怜哪。”

“但说不通啊！”库兹明喊，“牛奶呢？！也是她带来的？用碟子怎么带，嗯？”

“她先用瓶子带过来，到这儿之后才倒在碟子里的。”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解释说。

“不管怎么说，把小猫和碟子都拿走吧。”库兹明说罢，亲自将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送到门口。就在这时，又有了新情况。

往挂钩上挂白大褂时，库兹明听到院子里有人在哈哈笑，往窗外一看，又吃了一惊。只见一位女士只穿着一件衬衣，穿过院子跑进了对面的小厢房。库兹明甚至知道她的名字——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一个顽童正哈哈大笑。

“这叫什么事儿？”库兹明鄙夷地说。

这时，隔壁女儿房间里的留声机响起了狐步舞曲《哈利路亚》，与此同时，一阵麻雀啁啾声从库兹明身后传来。库兹明扭过头，见一只大麻雀正在自己办公桌上乱跳。

“啊……镇定……”库兹明心想，“它是刚才我从窗前走开时飞进来的。一切正常！”库兹明这样暗示自己，却感觉一切都极其反常，而且关键原因恰恰在于这只麻雀。他凝神细看，立即断定，眼前这只麻雀很不正常。只见这只下流的麻雀正拖着一只微跛的左爪，装模作样地踏着切分音的节拍，总之，它正伴着留声机的旋律大跳狐步舞呢，活像个酒吧里的醉汉。它不时地用两只小眼睛乜斜着库兹明，极尽厚颜无耻之能事。

库兹明将手放到话筒上，想打给大学同班同学布列教授，问问他，一个六十岁的人突然头昏眼花，看见这样一只麻雀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当口儿，麻雀忽然跳到别人赠送的墨水瓶上，往里头拉了一泡屎（我没有开玩笑！），接着扑棱棱飞起，悬停在半空，然后猛地扑向桌上的一八九四届毕业生大合照，用铁喙奋力一啄，将玻璃相框啄得粉碎，转身飞出了窗口。

库兹明没有打给布列，而是打给了医用水蛭室，报了自己的姓名，请对方立刻送些水蛭到他家里来。

放下话筒，库兹明一转身，不由得再次惊呼：只见桌后坐着一个女人，头戴慈善修女会的白色三角头巾，手里拎着一个小包，包上写着“水蛭”二字。库兹明再一看女人的嘴，又吓得一声惊叫：那分明是张男人的㖞嘴，咧到了耳根不说，嘴角还龇着一颗獠牙。再看慈善修女的眼睛，分明是死的。

“钱我拿走了，”慈善修女用男低音说，“在这儿扔着也是扔着。”她用一只鸟爪将商标纸捡起来，慢慢消融在空气中。

两小时后。库兹明教授坐在卧室床上，他的太阳穴上、耳朵后面、脖子上全挂满了水蛭。在他脚边的丝绸被子上坐着胡子灰白的布列教授，正关切地望着自己的老友，安慰他说那些全都是无稽之谈。窗外已是夜色。

在这个夜晚，莫斯科还发生了哪些稀奇古怪之事，我们不知道，也无意深究。何况，我们也该进入这个真实故事的下半部分了。随我来，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