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我们在上一节谈到的意大利统一过程中西西里的历史背景，2003年，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奥里亚娜·班德拉（Oriana Bandiera）教授提出了一个解释黑手党起源的假说[Bandiera, Oriana. 2003.“Land Reform, the Market for Protect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icilian Mafia: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1）：218-44。]。她认为，黑手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依靠出售国家没有提供的对财产权利的保护类服务，从而诞生并发展开来。

班德拉教授的这个推断是有历史依据的。前面提到的那份19世纪70年代的议会质询文件，就曾这样记录：“最终，土地所有者更热衷于雇用最好和最暴力的盗匪来保护他们的财产，这就创造了一个职业……越来越多的人向黑手党而不是向国家的执法机关寻求帮助，黑手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份文件还指出，“一开始，黑手党并未建立组织形式和特殊的结构。他们只是一群临时组成的犯罪集团，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诉求，既没有帮规戒律，也不分红取利，也不举行集会，没有什么领头人。”但是，随着黑手党的势力越来越大，虽然没有一个集中协调行动的中央组织，却逐渐形成了若干小的集团，这些小的黑手党集团还划分了势力范围，在摩擦和互动中逐渐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班德拉教授首先建立了一个模型，来描述废除封建制度的改革造成的土地分割与黑手党崛起之间的关系。她首先假设，每个土地所有者都担心自己的财产被偷盗，为了降低自己财产被偷盗的概率，他们从黑手党那里购买保护，向黑手党分子支付保护费。这是一个两阶段的博弈模型。

在这个模型的第一个阶段，土地所有者决定是否购买黑手党的保护，并确定愿意提供的保护费的数额，而保护费的多少取决于有多少其他土地所有者购买了黑手党的保护。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不购买黑手党提供的保护服务，那么这种服务的要价就会比较低，你若要购买，出价也就可以低一些。而如果大家都争向购买黑手党的保护服务，那么你只能提高你的出价才有机会得到保护服务。

在第二个阶段，黑手党为了最大化自己的收益，选择为其中的若干土地所有者提供保护。这第二个阶段的推理就很有意思了，它表明黑手党不会为所有的土地所有者提供保护，而是会允许有些人被盗匪们侵害，因为只有这样，他们的保护业务才能有升值的空间。这个模型最后的结论是，每个土地所有者都想购买黑手党的保护服务，而土地所有者越多，也就是土地被分的块数越小，黑手党的生意就越兴旺发达。

总结一下，班德拉教授的理论模型告诉我们，黑手党的利润与土地所有者的数目成正比。也就是说，土地分得越碎，拥有土地的人越多，黑手党的利润越高；同时，如果土地的收益越高，黑手党的利润也会越高。

那么，班德拉教授的这个理论上的推理能否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呢？当然，黑手党的利润数据我们拿不到，但没有关系，幸亏意大利议会的记录里有各个市镇黑手党活跃程度的数据，这就可以使用活跃程度作为利润的代理变量，因为利润越高，黑手党就会越活跃，二者具有极高的相关度。其他的数据，比如土地所有者的人数也可以设法找到代理变量，土地的收益可以用所在市镇的土地种植葡萄或柠檬的比例来衡量，因为种植这些作物要比种植粮食得到的收入多得多。就这样，班德拉教授总算是找到了数据，然后她使用了最常见的计量回归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OLS）进行估计后发现：一个市镇的土地越是被分割成小块，黑手党的活动就越是活跃，这个结论与理论的预测是一致的。不过，土地的收益高低却对黑手党的活跃程度没有影响，这与理论的预测并不一致。

在这里，请读者注意，当我在说到“一个市镇的土地越是被分割成小块，黑手党的活动就越是活跃”这个结论时，我并没有使用“因为……所以……”这样的句式，因为我们并不清楚二者是不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班德拉教授的研究只能说明土地被分割成小块越多，与黑手党的活动越活跃同时发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但相关不是因果。班德拉教授只是用这种很强的相关性印证一下她的理论推测，为她的推测提供了更多的信心，但不是在计量上给出精准的因果推断。

至于这篇文章在这方面的缺陷，班德拉教授自己也心知肚明。她特别提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回归结果，也有可能是因为存在遗漏变量，以及其他的变量测量误差等问题所致。影响黑手党活跃程度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地主是否常年在外、被盗匪劫掠的频率、其他替代性保护服务的情况如何，但这些因素却无从测量，或者没有数据。遗漏这些变量，可能会导致土地分割成小块的程度对黑手党活跃程度的因果性解释出现偏差，准确性就大打折扣。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要等待其他的经济学大侦探继续研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