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晏子使楚，楚王让人绑缚一个齐国的小偷路过。楚王故意刁难晏子：“难道你们齐国人都很善于偷人家东西吗？”晏子善于辞令，他很机智地回答楚王：“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参阅：《晏子春秋·杂下之十》，陈涛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意思是说：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的地方就是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北的地方就是枳树，只是叶子相像罢了，果实的味道却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水土条件不相同。这个人生长在齐国时不偷东西，一到了楚国境内就偷起来了，莫非楚国的水土使百姓喜欢偷东西吗？结果让楚王讨了个没趣。

有趣的是，在南北集中供暖这件事上，我国还真有一个以淮河为界的故事。

近代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秦岭—淮河一线做南北分界的说法。1935年，竺可桢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气候概论》这篇论文中明确提到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界。此后，秦岭—淮河线逐渐成为我国公认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到了20世纪50年代，它又成为南北集体供暖的分界线。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北方主要参照苏联模式，初步建立了住宅锅炉集中供暖体系，也是在这个时期，我国开始划定南北集中供暖的界限。据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导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定北方为集中供暖区，南方不集中供暖，此即为南北供暖线。彼时，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能源奇缺，在这样的背景下划定了秦岭—淮河这条南北供暖分界线，此后一直沿用此办法，在这条线以北实行集中供暖，以南不供暖。

中国南北方在空气质量上的差异几乎有目共睹。我国每年公布的衡量雾霾程度的指标——PM2.5浓度，说明虽然南方的空气污染也很严重，但这种南北方的差距的确存在。每年冬天，我们都会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PM2.5指数经常爆表，但珠三角城市群则一片蔚蓝；长三角城市群虽然也经常出现严重的雾霾天气，但总体比京津冀城市群还是要好上不少。

造成南北方空气质量差异的原因可能有很多。首先，北方的经济发展方式相对粗放，重工业也多分布在北方各省，所以工业发展状况的差异可能是南北方空气污染程度不同的一大原因。其次，众所周知，北方冬天需要燃煤来供暖，而且由于北方相对干旱，不像南方可以用水力发电，北方的发电方式多以火力为主，这也造成了北方的空气污染源比南方更为多样。此外，还有地形和天气等因素，也会造成南北方空气质量的差异。在这些混杂因素的影响下，如果单纯比较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寿命长短，发现北方人的平均寿命低于南方，即以此认定空气污染导致了北方人比南方人短寿，恐怕很难令人信服。事实上，南方人与北方人在生活习惯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南北方人们的寿命。因此，要想从经验证据上证实这一点，很不容易。

但越是这样在因果关系推断上存在着疑难，就越是会激发经济学大侦探们的好奇心和征服欲。而我们国家在20世纪形成的这种南北方供暖以秦岭—淮河为界的政策，也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检验机会。这个机会，再次为断点回归方法提供了用武之地。

在“墨西哥毒品战争之殇”一章中，我们曾经领略过大侦探戴尔教授在使用断点回归方法上的神乎其技，戴尔教授那一次使用的断点是墨西哥国家行动党在全国各自治市投票选举中胜选的票数。她把以微弱优势胜出的自治市和以微弱劣势落败的自治市分成了处理组和对照组，这样就尽可能使两类自治市在除了国家行动党执政这个特征之外的其他因素上保持了一致，从而让二者的比较有了因果推断上的意义。2013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大侦探陈玉宇和他的合作者格林斯通（M.Greenstone）教授、埃博斯坦（A. Ebenstein）教授以及李宏彬教授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暴露于空气污染对人们寿命的影响：来自中国以淮河为界的供暖政策的证据”的文章[Chen, Y., Ebenstein, A., Greenstone, M., and Li, H. 2013.“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Sustained Exposure to Air Pollution on Life Expectancy from China’s Huai River Polic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0（32）：12936-41.]，巧妙地把淮河这一地理和政策上的分界线作为断点，为我们估计了暴露于空气污染之下造成的寿命减少时间。

陈玉宇等人搜集并整理出了一份中国处于淮河两岸的90个城市从1981年到2000年的空气污染数据。虽然不时有地方政府空气污染指数数据造假的传闻，但这份数据基本上可信。首先，在几位大侦探研究的时间段，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是基于经济增长表现而非环境指数，所以这些城市的政府没有作假的动机；其次，这份数据在1998年之前一直都处于未公布状态，公众无从知晓，地方政府作假实在没有必要；第三，大侦探们搜集的数据位于淮河两岸，应该不会出现只有其中处于淮河一边的地方政府进行数据作假这种可能性。除了这套空气污染数据之外，他们还拿到了这些地区的人口死亡数据，并根据是否与空气污染相关把死亡的原因分成了两类。

此外，在中国做这个研究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中国的户籍制度。过去，在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不是没有人做过研究环境污染与健康水平之间关系的文章，但由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人口迁徙非常频繁，这就会使他们的研究结果遭受污染，从而不够准确。但在陈玉宇等人研究的这段时期，中国的户籍政策大大限制了人口的流动性。根据他们对数据的分析，发现在这些城市中大部分人一生都安土重迁、少有迁徙，这就保证了空气污染这一干预的有效性。

数据准备妥当之后，大侦探们就可以使用断点回归方法来进行研究了。他们研究的这个问题就变成：淮河两岸这种室内供暖政策的差异，是否会造成人们寿命长短的差异，大侦探们的研究就是要寻找其中存在的因果关系。在这里，大侦探们有一个假设，即无论是淮河南岸还是北岸的城市，除了供暖政策以及那些可观察的因素之外，其他影响空气质量指数和寿命长短的不可观察因素都差不多是一样的，因为它们仅仅一河之隔，彼此之间非常相近。这个假设是断点回归方法的一个关键性假设，对于这个假设，大侦探们自然在他们的研究中也设法做了检验，以保无虞。

陈玉宇等人将这项研究分成两步：第一步要看这些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以及人们的寿命长短是否在淮河南北岸有明显的差别，这是第一个阶段的回归任务。如果以淮河为界供暖的政策只通过它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而对死亡率有所影响，那么淮河分界这个因素在统计上就应该非常显著。大侦探们发现，结果也确实如此。然后，他们在控制了其他可观察的因素之后，把由此得到的淮河分界供暖政策对空气质量的估计效果，作为我们最关心的原因变量，放到第二个阶段的研究中去。这样，大侦探们就控制了除淮河分界导致空气质量差异以外的其他因素，从而比较干净地在第二步中识别出由淮河分界供暖政策导致的人们寿命长短的差异。通过这两步的研究，大侦探们巧妙地避免了混杂因子或遗漏变量对他们的研究造成的偏差性影响，由此得到了一个相对可信的因果性结论。

我国在北方推行的供暖政策，本是一项利民的福利政策，但却没有想到，由于没有建设足够的减少污染的配套设施，使它对生活在北方的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危害。

陈玉宇他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北方因这项惠民政策导致空气污染指数比南方高出55%，北方人的预期寿命因此减少了5.52年，其中主要是由于与空气污染有关的心肺疾病造成的不断攀高的死亡率所致。在1990—2000年间，中国北方的人口超过5亿，因此，按照陈玉宇等人的研究结论，以淮河为界的供暖政策使北方人一共损失了25亿年的寿命，这项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寻找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平衡提供了政策上的镜鉴。

4年之后的2017年，经济学大侦探埃博斯坦、樊茂勇、格林斯通、何国俊和周脉耕又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就陈玉宇等人研究的同一主题发表了一篇文章[Ebenstein, A., Fan, M., Greenstone, M., He, G., and Zhou, M. 2017.“New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Sustained Exposure to Air Pollution on Life Expectancy from China’s Huai River Polic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39）: 10384-89.]。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也是以淮河为界作为断点，研究供暖政策对中国南北方人民寿命差异的影响。不过，埃博斯坦等人对影响身体健康的空气颗粒物的指数以及对死亡率的测度，都更加精细，研究设计所覆盖的人口也多了8倍。同时，他们还从更多方面检验了结论的稳健性，在估计方法上也进行了细致的选择。经过他们更为精细的研究发现，中国北方因工业结构、供暖政策等差异导致北方的大气污染浓度比南方高了46%，由此使北方人的预期寿命比南方人少了3.1年。

坊间有人笑称，经济学大侦探们经过不懈的努力和科学的探究，成功使北方人的寿命提高了两年多。当然，这只是一种笑谈。虽然结论上只有两年多之差，但这中间凝结着的却是几位经济学大侦探们数年的研究心血。

不过，经济学大侦探们对这一主题的探讨，并没有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