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台湾大学经济系的林明仁和骆明庆两位教授在经济学顶刊《美国经济评论》上利用台湾的数据对奥斯特的观点进行了反驳。[Lin, Ming-Jen, Ming-Ching Luoh. 2008.“Can Hepatitis B Mothers Account for the Number of Missing Women? Evidence from Three Million Newborns in Taiwa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8（5）：2259-73.]

从1986年起，台湾地区全面要求刚出生的婴儿接种乙肝疫苗，并对怀孕妇女进行乙肝带原检验，若被检验出乙肝病毒为阳性反应者，新生儿必须在出生后12小时内接种免疫球蛋白，因为此项措施使得台湾地区卫生署疾病管制局保有自1988（1986—1987年的数据遗失）年以来乙肝带原的怀孕妇女数据。林明仁和骆明庆两位教授的这篇论文就是根据这一数据进行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乙肝带原妇女和正常妇女的新生儿男女比例并无显著差异，与奥斯特的论点大相径庭。

其实，在林明仁和骆明庆两位教授的文章发表之前，并不是没有其他人反驳奥斯特教授的观点。马里兰大学社会学系的莫妮卡·达斯·古普塔（Monica Das Gupta）教授在2005年和2006年就曾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反驳了奥斯特教授的文章论点。古普塔教授指出，在中国，头胎的性别比例其实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女孩和男孩的出生比是1.05~1.06，这与西方国家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第一胎生育的是女孩，之后生育的孩子是男孩的比例就更高，这也与同时期B超技术的推广有很大关系。古普塔教授所揭示的这些事实强烈地向我们表明，消失的女性可能主要是这些地区对生养男孩的偏好造成的。据此，古普塔教授认为，如果把乙肝作为中国这些地区性别失衡的原因，奥斯特教授的观点还需要更为复杂的生物学机制作为基础，否则无法令人信服。但古普塔教授的文章虽然引入了大量的统计性事实，却没能解释这些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她没能把更偏好生育男孩的文化因素放在因果性框架中进行解释。

然而，要把这种文化上喜欢生养男孩的偏好对性别失衡造成的因果性影响准确识别出来，其实非常困难。我们看看能不能先在脑海中设计一个理想的实验：假设有两组地区，这两组地区在经济、政治、种族等其他各项特征上非常相近，但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一组喜欢生养男孩，而另一组则没有这种偏好。那么，比较这两组最后的男女性别比例之间的差异是否可以证实这种文化解释所蕴含的因果关系呢？

很遗憾，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喜欢生养男孩的偏好是由其他特征内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有一些因素不但影响着经济和政治等其他因素，同时，它们也会影响文化上的偏好，而这些因素是什么，我们却说不清道不明。我们这个看似理想的实验设计就仍然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而且，我们甚至连一个家庭是否喜欢生养男孩也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遗漏变量。这个问题，就是因果关系识别中的内生性问题，这可是所有计量经济学家最关心、也最头疼的重要问题之一。可以说，我们这本《大侦探经济学》中的所有侦探们，都是处理内生性问题的高手。

正因为这样，奥斯特教授在2006年针对古普塔教授的回应文章中认为，仅仅凭借这些对文化解释看似有利的支持，并不能排除生物学解释存在的可能性。

相反，林明仁和骆明庆两位教授使用的数据则可以把对于生养男孩的偏好与乙肝这两个诱因分离开来，他们以此回答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乙肝疫苗对总的出生性别比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二，这种影响会不会因为是第几胎而有所不同？第三，如果一名乙肝带原者妇女头胎和二胎生育的都是女孩，那么，对于后续出生的孩子性别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这两位教授的研究结论表明：乙肝带原者产妇相对于非带原者生育男孩的概率最多也只多出0.0025。而且，这个值并不会因为第几胎以及之前孩子的性别而有所改变。这样一来，乙肝病毒只能解释中国消失的女性其中可怜的1.8%而已。最后，他们的结论还表明，那些更高的男孩出生比例主要出现在之前已经生的都是女孩的产妇身上，这一证据与喜欢生男孩的文化偏好解释相吻合。林明仁和骆明庆两位教授通过他们手中的数据和严谨的计量手段，终于揭开了乙肝对生育的真实影响。

2010年，奥斯特教授与她的合作者陈刚、郁新森、林文尧在《经济学快报》杂志发表了一篇新的文章[Oster, Emily, Gang Chen, et al. 2010.“Hepatitis B Does Not Explain Male-Biased Sex Ratios in China.”Economics Letters, 107（2）：142-4.]，经过进一步的数据研究，正式承认她2005年的文章中的结论不成立，之前的论文是一篇错误的论文。

关于乙肝与“消失的女性”之间关系的争论，终于落下了帷幕。但这个“消失的女性之谜”仍然没有充分解开，还在不断地激起经济学家攻克它的热情。接下来，我们隆重地请出经济学大侦探钱楠筠（Nancy Qian）教授，她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番奇妙的解答。[Qian, N. 2008.“Missing Women and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 The Effect of Sex-specific Income on Sex Imbala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3）：125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