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乙肝病毒问题上绕了一大圈之后，我们重新回去看前面我们给出的对男女性别失衡的两种解释：东西方文化差异说和经济发展阶段说。

我们说过，这两种解释其实难分彼此，因为它们之间有很多重合的部分，也就是说，东方国家相比西方国家，大多又都处于欠发达的经济发展阶段，这就使得我们很难分清这两种解释谁对谁错。尤其是东西方文化差异说，特别不能令经济学家感到满意，毕竟文化上的偏好也许还有更深的经济根源，而且，把骨子里就歧视女性这样的帽子扣在文化的头上，也让生活在该文化中的人感到难以接受。于是，经济学家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构建了一系列模型，把性别失衡的原因归结到经济状况上来，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写过名著《家庭论》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加里·贝克尔，后来贝克尔教授也因为把经济分析扩大到家庭等社会行为上而荣获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参阅［美］加里·贝克尔：《家庭论》，王献生、王宇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与贝克尔教授的研究结论完全不符。在198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时，中国的性别比反而与美国非常接近，并不存在多大差距。但到了1990年，中国经济经过快速发展，人民收入得到显著提高之后，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4岁以下的人口比例中，男性开始尽占优势。这样吊诡的结果又该如何解释呢？

紧接着，又有经济学家提出，性别比可能取决于因性别本身极为相关的经济状况，而不仅仅取决于总的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如果一个地区女孩子出嫁，娘家人要陪送的嫁妆较多，那么，这个地方的家庭就会认为女孩是“赔钱货”，从而更加偏爱生男孩。但是，要想在性别比和这类经济条件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却困难重重，因为性别比例和经济状况可能都受到了喜欢男孩与否的性别偏好的影响。而这个偏好，我们却观察不到。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如何来解决这个因果性难题。如果有两个地区一直以来有着相同的发展趋势，那么，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把这两个地区看成是相似的地区，其中一个地区就可以作为第二个地区的控制组。然后，我们在第一个地区推行了一项经济政策，而这项政策并没有在第二个地区推行，那么在这项政策推行之后，第一个地区产出发生的变化，减去第二个地区产出发生的变化，就可以说是这项政策的因果效应。因为我们可以把第二个地区后续的发展变化，看成是第一个地区如果没有接受这项政策也会出现的后续发展变化。这样，两个变化之差，就仿佛是接受了这项政策的第一个地区产生的变化减去没有接受这项政策的第一个地区发生的变化，这个结果就是该项政策的因果效应。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两个地区要非常相近，无论这项经济政策在哪个地区推行，并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使用因果推断的术语，这个方法就叫倍差法或双重差分法。

这样说可能还是太过抽象，那我就再拿前面那个新娘陪出嫁送多少嫁妆的事情来说明。现在假设有两个村子，一个叫高老庄村，一个叫流沙河村。两个村子相隔很近，据说连老祖宗都是兄弟俩。以前，这两个村子的女孩出嫁，娘家陪送的嫁妆都差不多，折合现银大概10两。大家经济状况还不错，都觉得还过得去，女孩子嫁出去，结成一家亲，女婿时常帮衬农活，这嫁妆还挺合算，生女孩不吃亏。就这样，两个村子过着男耕女织的快乐生活，男孩不愁娶老婆，女孩不愁没人嫁。但是自从高老庄的高翠兰与一个姓猪的妖怪结了亲，要结婚的男人们听信了谣言，不敢娶高老庄村的女人。为了把女儿嫁出去，高老庄村的人家在嫁女儿的时候不得不多拿10两银子的嫁妆。从此之后，高老庄村的人都知道，这个村子的人家生的女儿都是“赔钱货”，不久就有了村里人家杀女婴的传说，虽然传说不知真假，但村里的女孩子是越来越少。那个姓猪的妖怪从天上贬入凡间，是到高老庄村还是流沙河村完全是随机的，但流沙河村就比较幸运，那里的人们仍然像以前一样过着快乐的生活，男孩不愁娶老婆，女孩不愁没人嫁。在这个故事里，流沙河村就是高老庄村的对照组，或者叫控制组，高老庄村就是处理组，或者叫干预组，所接受的处理就是猪八戒投胎。我们这样就可以把猪八戒的投胎，看成是导致了高老庄村男孩越来越多、女孩越来越少的原因。这就是双重差分法。

经济学大侦探钱楠筠教授使用的正是这种双重差分法。她利用1978—1980年的中国农村改革举措，观察这一改革导致的与性别相关的农业收入的增加情况。由于当时中国的农村改革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变革，因此，它就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自然实验，把那些仍然只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的地区变成了对照组或控制组，因为这些地区在劳动投入的不同性别上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是，如果一个地区的种植业更适于女性，比如种植茶叶而非粮食作物，那么女孩子的存活率可能就会大大提高。如果一个地区的种植业更适于男性，比如种植果树，那么男孩子的比例就会提高。如此一来，这些地区就可以看成是干预组或处理组，因为不同经济作物的种植导致了对不同性别劳动力的需求出现差异，从而使之对女孩和男孩的存活率发生影响。在种植茶叶的地区，由于女性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其收入水平也相应得到提高，相比于对照组或控制组依然在种植粮食的地区，二者性别比例的差异基本上就可以归为女性收入提高带来的结果。钱楠筠教授正是运用这种双重差分的计量识别方法，利用中国农村改革这个自然实验，让我们对这个争论数十年的“消失的女性之谜”的真相更逼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