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这是社会科学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之一。

从1904年到1906年，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杂志上连载了一本重要的社会学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是马克斯·韦伯的代表性作品，在出版至今的100余年中，曾经引起过好几波论战。

韦伯在这本书中主要讨论的便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两个概念，他要研究的正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韦伯认同美国开国先贤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指的乃是一种带有功利主义色彩，以增加资本本身为目的，累积个人财富的责任意识。这种资本的累积，为的是用于社会再生产而非个人消费。资本家个人只要在经济制度下以合法的渠道赚钱，就是践行某种天职（Calling）的表现。“天职”是基督教新教教派的核心伦理观念，从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而来。所谓的“天职”，不是指人们以苦修、超越世俗道德的禁欲主义方式来追求上帝的应许，反而应该在俗世中，完成个人在其所处职业位置上的工作责任和义务。

韦伯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具有理性计算的特征，以严格、小心谨慎且富有远见的计算为基础，进而谋求经济上的成功。所谓的新教伦理，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新教经济伦理：一方面强调消费上的节制，一方面强调自愿劳动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不可虚度光阴，否则会浪费掉上帝赐予的宝贵时光。韦伯认为，“正是这种节制消费和强调劳动的观念，使资本家阶级的资本逐渐得到积累，累积起自己的财富。用韦伯的原话就是：“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是本书力图论证的观点。”[参阅［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由此可知，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这就是学术界著名的“韦伯命题”。

马克斯·韦伯一向以思想深刻、学识渊博著称。他观察到，自16世纪开始，西欧受宗教改革影响的地区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地区有相当程度的重叠，他认为这不是单纯的历史巧合。因为基督教新教教派对高利贷、利润等观念的改变，解除了人们在追求利润时蒙受的文化压抑以及潜意识上的道德焦虑感。韦伯认为，基督教新教教众在信仰上有一种新的心态，这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心态。正是这种心态的产生，导致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韦伯的这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1958年由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翻译成英文，一时风靡英语学界。后经由英译本而转译成各国译本，在全世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后来，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说屡经发展，出现了许多变种，但基本宗旨总结起来不外以下三点：[参阅赖建诚：“新教伦理真的促成了资本主义发展吗？”，《南方周末·文化版》，2017年6月8日。]

第一，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催生了基督新教，改变了教众对世俗利益的态度，鼓励新教信徒通过追求经济成就来荣耀主。新教鼓励信徒直接与神沟通，不再相信宿命说、奇迹论，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这种理性精神对于追求经济成就和累积资本，有着长期的推动作用。

第二，新教伦理精神改变了信徒的世界观，信徒更加勤奋、节俭，注重财富和资本积累。18—19世纪工业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新教伦理精神16—18世纪在工作态度和资本积累上做好了准备所致。所以，工业革命发生的地区，与信仰新教的地区具有地理上的高度重叠性。

第三，信仰天主教的地区，教众认为追求财富的人想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所以，这些地区的人很难形成积极的工作伦理，神权的限制会使这些地区很难产生理性主义与科学态度，不积极向海外发展，很难产生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

事实上，在韦伯去世后不久，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就曾在1926年撰写过一部名为《宗教与资本主义兴起》的著作反驳他的观点[参阅［英］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赵月瑟、夏镇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托尼认为，韦伯所揭示的这种因果关系，其实刚好相反。宗教信仰确实会影响人生观，从而改变人们对社会的看法，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经济与社会的变迁更会影响宗教的观点。托尼的批评颇有类于我们提到过的双向因果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至于孰为因、孰为果，在理论上难以说清。

后来，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也反对韦伯的说法，他更是从地理变迁的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在北海地区（恰好是新教教区）经济发达的原因[参阅［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曾培耿、吴模信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而且，布罗代尔还认为，使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不但不能解决韦伯命题，反而会把这个问题复杂化。

历史与社会学者在韦伯提出的这个命题上争论长达百年，始终难以使对方信服，对于该命题的真与伪，莫衷一是。虽然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从历史统计资料中进行经验数据分析，但由于难以解决因果关系难题，所得到的结论也是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始终不得要领。[例如，Grier（1997）、Ekelund等人（2006，第8章），以及Delacroix和Nielsen（2001）。其中，前两篇研究发现了新教伦理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后一篇文章则认为不存在这种关系。请参阅：Grier, Robin. 1997.“The Effect of Relig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ross National Study of 63 Former Colonies.”Kyklos, 50（1）：47-62；Ekelund, Robert B., Robert F.Hébert, and Robert D. Tollison. 2002.“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3）：646-71；Delacroix, Jacques, Francois Nielsen. 2001.“The Beloved Myth: Protestantism and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Social Forces, 80（2）：509-53.]

直到2015年，经济学大侦探戴维德·康托尼（Davide Cantoni）在《欧洲经济学会会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教改革的经济效应：以德意志为例检验韦伯假说”的文章[Cantoni, Davide. 2015.“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Testing the Weber Hypothesis in the German Lands.”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13, N. 4（August）: 561-98.]，揭开了谜底，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因果性证据。

大侦探康托尼深入探讨早期现代德国历史，研究了新教伦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性联系。他巧妙地借助历史上的《奥格斯堡国家及宗教和约》（简称《奥格斯堡和约》）所致的神圣罗马帝国（大致相当于早期的德意志地区）境内的不同教派的教区之间的差异，构造了一个自然实验，研究了神圣罗马帝国内新教和天主教教区之间在经济增长模式上的不同表现。

《奥格斯堡和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与日耳曼新教诸侯在奥格斯堡的帝国会议上于1555年签订的和约。这个和约提出了“教随国立”的原则，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允许路德宗（新教教派）与天主教共同存在于德意志。

康托尼选中的这个历史环境对于他展开因果性的经验研究颇有帮助。第一，在早期的德意志境内，宗教信仰的选择存在异质性，也就是自16世纪开始，德意志境内有的诸侯国信奉基督教新教教派，有的信奉天主教派，而且是整个诸侯国都只信奉一个教派，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世纪。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干预组和控制组，因为我们考察的是新教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所以在德意志境内信奉新教的诸侯国就是干预组，信奉天主教的就是控制组。第二，这种宗教信仰的选择是由《奥格斯堡和约》强制推行的，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不是自由选定的，而是根据“教随国立”的原则必须信守的法律。

康托尼分析了早期德意志境内信仰新教的地区和信仰天主教的地区在6个世纪（1300—1900）中的长期经济发展。这段时期的选择既包含了《奥格斯堡和约》订立前各地区的信仰状况以及经济状况，也包括订立后的相关信息，这就方便控制该和约订立前这些地区的其他因素。康托尼以城市规模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度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同时，他还广泛搜集尽可能多有关地区和城市特征的其他变量，以及制度和经济上的不同特征，从而保证估计的精确性。

通过一番严谨的历史数据分析之后，康托尼发现，新教伦理在600年的漫长历史中对经济增长并不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正向效应。事实上，天主教地区和基督教新教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几乎不分轩轾。

韦伯命题引发的百年争论，至此基本上宣告终结。

人文知识分子向来强调对经典哲学和社科著作的阅读，这种老派的阅读导向的确很有吸引力。但正如我国知名的青年政治学者刘瑜所说：“大多哲学和社科经典都写作于‘实证’几乎不可能的时代，比如，在二战之前，基本上不存在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完整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数据、科学上严谨的统计技术等等，所以大多数经典的写作方式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推断到推断，从灵感到灵感。这种写作方式往往能创造出很多很漂亮很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但是很难校验这些理论的有效性，又因为不能校验它的有效性，即没有‘证伪’它的可能性，知识很难有效积累。”[参阅吴思、刘瑜、刘慈欣等：《我书架上的神明》，刘小磊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回顾对韦伯命题百年来的争论过程，让人不能不对刘瑜的这番话表示认同。

思想和数据应该是互相印证、互相激发的关系。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