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看似被广泛接受的事实：一个国家越是靠近赤道，人均收入水平就越低。

我国素来有北人和南人之争。鲁迅先生曾在《北人与南人》这篇杂文中刻薄地评价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参阅鲁迅：《花边文学》，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从地理上把人分为南北，颇有认知偷懒的嫌疑。有趣的是，在有关经济增长的诸多学说中，有一种学说叫作“地理决定论”，与这种南人北人的争论颇为相类。这一学说宣称，富国和穷国的巨大分野是由地理差异决定的。当今世界的穷国大多位于非洲、中美洲和南亚地区，这些地方多处在南北回归线之间，位于热带。而对比之下，富国往往位于温带地区。

认为地理上位于热带和温带是导致国富国穷的原因，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再肤浅不过的说法。我国南方和北方的发展就提供了一个反例，至少近代以来，相对炎热的南方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远高于相对寒冷的北方地区。有趣的是，这种说法还颇为流行，历史上竟有不少学者大佬为之背书。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当数《论法的精神》的作者、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是近代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于18世纪上半叶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中文初译名《法意》，这本书耗费了孟德斯鸠14年的光阴，是法学和政治学中的不朽名著。在这本书的第三篇，他讨论了各种法律与气候性质的关系。他认为：“精神特点和内心情感如果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确实迥然有异，那么，法律就应该考虑这些内心情感和精神特点的差异。”[参阅［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下册），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他还进一步论证道：“人在寒冷的气候下精力比较充沛……一个人若处在闷热的气候中，鉴于我在前面说到的那些原因，心神就会高度萎靡不振。若在这种情况下请他做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我相信他肯定难以答应，因为，虚弱使他的心灵沮丧，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干不了，所以什么都怕。炎热地区的人怯懦如同老人，寒冷地区的人骁勇如同少年。”“我们不难发现，北方气候下的人恶习少而美德多，非常真诚和坦率。一旦接近南方地区，你简直就以为远离了道德，强烈的情欲导致罪恶丛生，人人都竭尽全力攫取他人的好处，用以为情欲加薪添火。”最后，孟德斯鸠甚至认为，这种气候的差异使处于热带地域的人们更愿意受人奴役，“气候炎热到极度时，人就浑身乏力，萎靡状态于是就侵入精神，没有任何好奇心，没有任何高尚的抱负，没有任何慷慨豁达之情，一切偏好都相当消极，怠惰就是享福；与其动脑筋，不如受惩罚，与其用心思指导自己的行为，倒不如被人奴役好受些。”

如此这般的言论，说孟德斯鸠搞地域歧视，大概丝毫也不过分。但是，我们又要看到，他在讲述他的每一个结论时，都貌似有一套在他看来理性的解释，这其实是一种不诉诸神灵的启蒙精神。比如，他在论述人在寒冷的时候为什么精力比较充沛时，先论证了人体外部纤维的末端因冷空气而收缩，从而有利于血液从末端回流心脏，“寒冷使纤维的长度缩短，从而增强其力量。反之，热空气使纤维末端松弛，长度增加，因而使其弹性和力量缩小”。当然，今天再看这些解释，就会让人忍俊不禁了。说实话，我看到这里都快笑出了猪叫声，孟德斯鸠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叫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其实，到底是不是胡说八道并不要紧，关键是要一本正经，因为在一本正经中体现了科学的进步。

很抱歉我这样说话，孟德斯鸠的思想有深刻的地方，但这不意味着他说的话全都对。敢于质疑权威，本来就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教给我们的信条。即便在这里，孟德斯鸠也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

那么，到底孟德斯鸠的这番言说有没有合理之处呢？我见过一些把先贤的话奉为圭臬的人，他们自然认为老孟说的一点不会错。到底错还是对，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交给经济学大侦探来回答吧。

2020年，经济学大侦探罗伯特·玛斯兰德（Robbert Maseland）与合作者阿卜杜拉·乌默尔（Abdella Oumer）、哈里·加里森（Harry Garretsen）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孟德斯鸠说对（半对）了吗？”的文章[Oumer, Abdella, Robbert Maseland, and Harry Garretsen. 2020.“Was de Montesquieu（Only Half）Right? Evidence for a Stronger Work Ethic in Cold Climate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73：256-69.]，从一个新颖的角度为我们做出了回答。

大侦探玛斯兰德等人要验证孟德斯鸠的说法是否正确，主要分两步。

第一步，他们要研究人们的工作态度与气候之间存在的关系。为此，他们采用了一种由玛斯兰德发明的新方法，来度量处于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人们对待失业的主观福利感受，以此来表示人们对待工作的态度。第二步，他们把由此计算得到的工作态度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它们对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从而就可以评估出气候条件是如何通过工作态度这个渠道来影响经济发展的。虽然几位大侦探发现，气候确实对工作态度有明显的影响，但是，气候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却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由这一渠道造成的。

由此，他们认为，气候条件确实会影响诸如工作态度之类的文化风气，但是通过这条途径影响经济发展的效果非常微弱，虽然不能说孟德斯鸠全错，但支持他观点的证据并不充分。

玛斯兰德等人这个研究的意义在于，他们通过一种新颖的度量方法，把气候条件通过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效应给清晰地估计出来，为我们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