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我们讲到，榨取型经济制度是使某些地区持续比其他地区更为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些地区的殖民历史中，殖民者唯一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榨取殖民地的资源，所以他们不会有强烈的动机去构建保护财产权利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制度，那些地区也就出现了今天的落后局面。

笔者曾经应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黄春兴老师的邀请到台湾访问了一段时间，期间与经济思想史专家赖建诚教授、经济史专家刘瑞华教授交往颇深，结成了忘年之交。访台期间，我顺便走访了一些日本的工业旧址，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台湾糖业公司（以下简称“台糖”）遗址，现在的台糖已经是一个遗址博物馆。由于台湾矿产资源相对短缺，只能用来种植农作物，所以日本人占领台湾之后感到没有其他资源可以榨取，就勒令台湾地区种植甘蔗。台湾日据时期，蔗糖非常宝贵，所以台糖曾经是台湾地区最有名的企业之一。为了方便甘蔗的种植与运输，以及蔗糖的加工和运送，日本殖民者在台湾也修建了不少基础设施。一部台糖的历史，几乎是台湾的半部早期工业史。从这个例子来看，殖民者为了得到他们想要榨取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剩余产品，也经常会建造复杂的经济体系，这些会潜在地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以殖民地的农业发展为例，殖民者让当地种植庄稼，然后榨取他们的粮食，并把这些粮食运回母国，都要在当地培植起经济势力来，对当地的各种生产组织形式进行改造，修筑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技术转让和教育培训等。这样的例子不仅包括台湾地区，当年英国在印度也是如此。

2020年，在“墨西哥毒品战争之殇”一章中已经登场的经济学大侦探梅丽莎·戴尔教授与合作者本杰明·欧根（Benjamin Olken）在经济学顶级杂志《经济研究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榨取型殖民经济的发展效应：爪哇岛的荷兰种植园体系》[Dell, Melissa, Benjamin Olken. 2020.“The Development Effects of the Extractive Colonial Economy: The Dutch Cultivation System in Java.”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7, no. 1:164-203.]。这篇文章利用19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的殖民事件考察了殖民统治对地区发展的长期影响。

19世纪时，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是荷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殖民地之一，其中爪哇岛更是这一殖民地的核心地区，一直到今天，这里也是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和人口中心。在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荷兰殖民者为了榨取更多的资源，在爪哇岛建立了一项重要的殖民经济制度——荷兰种植园体系。这个种植园体系是工业与农业的结合体：荷兰殖民者设立蔗糖工厂进行甘蔗加工、蔗糖生产，与台湾地区的情形一样，荷兰殖民者把这些蔗糖运回母国，出口到欧洲。而距离蔗糖工厂半径7公里以内的农业区就成了工厂的“辐射区”，荷兰殖民者强迫爪哇岛的农民为他们种植甘蔗，为工厂提供原材料。这一体系为荷兰殖民者带来了巨额的收入。蔗糖生产的收入一度占到荷兰政府总收入的1/3，这也使得爪哇岛成了荷兰最富庶的殖民地，是名副其实的“甜蜜王国”[参阅量化历史研究公众号：《殖民统治，福兮祸兮？——来自“甜蜜王国”的证据》。]。不过，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印度尼西亚的蔗糖种植业彻底崩溃。伴随着该产业的崩溃，蔗糖种植园体系这一生产制度也被废除。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从曾经的“甜蜜王国”变成了一个食糖进口国。

在种植园体系形成之前，爪哇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主要生产大米，而且只供本地消费，鲜有出口。种植园体系的建立需要对这里的经济生活进行重新组织，才能让荷兰殖民者有效地榨取蔗糖产品。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岛修建了94座以水力为动力的蔗糖厂，负责生产蔗糖。在这个体系的运行过程中，数以百万计的爪哇农民投入其中，负责蔗糖的生产和运输。为什么蔗糖厂周围半径七公里以内被划为甘蔗生产的农业区呢？原因在于，甘蔗这种作物非常重，而且收割之后需要尽快加工炼糖，否则容易腐坏，甘蔗种植区不能离蔗糖厂太远。

荷兰种植园体系对爪哇岛经济组织的改变有两个：第一，在那些先前主要种植农作物的地带，通过设立蔗糖厂改造了产业结构，形成了制造业产业体系；第二，强迫蔗糖厂周围7公里以内的辐射区生产甘蔗，并为工厂供应劳动力。但是，要研究荷兰种植园体系对爪哇岛经济的长期影响，最大的困难就是找不到反事实的对照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重新找到一个完全没有受到荷兰殖民者入侵的爪哇岛，历史不容许我们做出这种假设。那怎么办呢？既然历史上没有另外一个爪哇岛可以供我们用作反事实的对照组，我们的大侦探就决定自己创出一个这样的反事实情形来。

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岛共设立了94座蔗糖厂，这些蔗糖厂的分布非常讲究，它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大小，周围的区域是否适合种植甘蔗，以及是否能够较好地利用水力动力，这都是考察的因素所在。同时，如果其中一座蔗糖厂位置发生变化，比如向一条河流的上游移动5公里，那么其他的蔗糖厂位置也需要做出相应的移动。也就是说，现实历史中的蔗糖厂分布位置状况是一种均衡状态，但这种均衡状态不是唯一的，我们只需要调整其中一些蔗糖厂的位置，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均衡状态。不过，新均衡中许多蔗糖厂的位置是我们假想出来的，虽然它们也同样适合于设立蔗糖厂，但实际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而这些原本也适合设立蔗糖厂而没有设立蔗糖厂的地区，就可以作为现在历史上设立了蔗糖厂地区的对照组。如此一来，我们就找到了荷兰种植园体系的对照组，这些地区原本也同样有条件设立这套体系，但只是因为偶然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有了对照组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确定19世纪的种植园体系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仍然得到了延续。作者们找到了2001—2011年间印度尼西亚的家庭调查数据，她们发现，生活在历史上的蔗糖厂辐射区的人们，相比于那些生活在更远的没有被蔗糖厂辐射到的地区的人们，更少从事农业部门的工作，更多被制造业或零售业所雇佣。而且她们发现，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基本上不是由印度尼西亚自1980年以来的工业化而使之然。

对照组以及数据选好之后，大侦探戴尔教授和她的合作者接下来就可以研究：爪哇岛在荷兰殖民时期一个地区是否设立了蔗糖厂，该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发展状况。研究发现，与对照组样本相比，设立蔗糖厂地区的居民拥有更多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蔗糖厂的经济辐射使这里的居民受益至今，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那么，这种因果关系所发生的渠道又是怎么样的呢？

戴尔教授与合作者认为，可能的渠道有三个，她们分别对这三个渠道或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

第一个渠道是投入—产出之间的连接。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有一群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同经济部门的连接为经济结构的变迁提供了关键性的作用机制。爪哇岛受蔗糖厂经济辐射地区的产业构成也的确表明，通过投入—产出之间的连接而实现的经济集聚确实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机制。荷兰殖民者想要的是高质量的蔗糖，但这些蔗糖厂也被允许生产低质量蔗糖，这类蔗糖的运输成本很高，只适合在当地销售。这样，蔗糖的制造业与销售业就在当地扎下根来。

第二个渠道就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修建和维持。在1830年，爪哇岛几乎没有什么道路基础设施，唯一的一条道路也是出于军事目的修建的。到了20世纪早期，爪哇岛的公路网和铁路网已经是全亚洲最密集的了。这些基础设施的修建，都与荷兰的种植园体系有关，他们需要把蔗糖运到各个港口，然后运向欧洲市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一直维持了下来。

第三条渠道就是人力资本积累上存在的差异。大侦探戴尔教授与合作者还特别使用断点回归方法，对蔗糖厂农业区边界内外的区域进行比较，她们发现，边界以内的地区政府会提供更多的公共品，这其中自然也包含学校等教育方面的投资。她们还发现，那些处于蔗糖厂经济辐射区以内的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更高一些。这种情况从20世纪2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有记载的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此外，荷兰殖民者并没有足够的官员对涵盖大约10 000个村庄的种植园体系进行直接管理，只能把管理工作委派给爪哇岛的地方首领，赋予他们对土地和劳动力比以前更大的控制权。这些村庄为了得到更多的收入，也有激励更好地进行生产和组织管理。荷兰种植园体系得到的全部收益并非都被榨取为私人利益，殖民者还帮助这些村庄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为公共品提供资金。这些也都是有历史记载可以提供佐证的。

总而言之，戴尔教授与合作者的研究表明，荷兰种植园体系通过多种方式转变了爪哇岛的地方经济形态，从而带来了持续至今的更高的发展水平。这就打破了榨取型经济制度是造成许多国家长期增长表现不足的原因这种传统观点，她们为此提供了一个突出的反例。有意思的是，戴尔教授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时的导师之一就是阿西莫格鲁教授，做徒弟的推翻了老师当年做出的研究成果，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让我们对经济发展背后的真相又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