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起“经济进步”时，我们往往用自己的生活水平与父母的进行比较。每当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父母亲说起他们那一代人的艰辛，幼年缺吃少穿的贫苦时，我都感到我们这一代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人是何其的幸运！这种代际的经济评价指标，就是所谓的绝对收入流动性（absolute income mobility），即子女比父母收入或消费更高的人口比例，这也被美国政府用来评判经济机会的开放程度。

要想测量绝对收入流动性，在数据上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之前的大侦探故事中使用的数据，相对而言，都是针对某一项政策或制度而收集的小型数据集，可要评判一个国家数十年间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这样的小型数据集就很难满足我们的要求了。要研究诸如代际收入流动性这样的大课题，就需要更大的数据集，这就是所谓的大数据。大数据其实就是海量数据，这些数据是来自各种来源的大量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数据。如今，大数据在现代研究中越来越突出。

哈佛大学有一门校级的选修课，名字叫使用大数据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主讲教授是印度裔经济学家拉贾·切蒂。切蒂教授是美国经济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巨星，他本科和博士都就读于哈佛大学，仅花了3年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切蒂教授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切蒂教授曾经荣获克拉克奖和麦克阿瑟天才奖。2019年，他重新回归哈佛大学，并开设了这门风靡全校的课程。2020年春天，恰逢我在哈佛访学，有幸在著名的桑德斯大剧院旁听这一课程整整一个学期。这门课程吸引了哈佛许多本科生和研究生来听，此外，还有许多像我这样的访问学者以及其他系的教授，我经常看到一些年龄很大的学者坐在前排认真听讲，并不时举手提问的场景，足见切蒂教授这门课受欢迎的程度。切蒂教授把大数据与日益突出的美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结合起来，改变了经济学在学生和大众心目中的印象，具有重要的经济学教育意义。在这其中，他主要关注的就是美国社会的代际流动问题。

2017年，切蒂教授与他的合作者大卫·格鲁斯基（David Grusky）、马克西米连·黑尔（Maximilian Hell）、罗伯特·曼度卡（Robert Manduca）、吉米·纳兰（Jimmy Narang）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消逝的美国梦：美国绝对收入流动性的趋势”的文章[Chetty, Raj, David Grusky, Maximilian Hell, Nathaniel Hendren, Robert Manduca and Jimmy Narang. 2017.“The Fading American Dream: Trends in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Science, 356（6336）: 398-406.]。在这篇文章里，他们利用美国的收入数据信息以及其他大数据来源，通过研究两个问题回答了美国在绝对收入流动性趋势上的表现：第一，在今天的美国，子女的收入超过其父母的比例是多少？第二，绝对流动性比率是如何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衡量相对收入流动性的常用指标是代际收入弹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简称IIE）。简单来说，这种测量方法告诉我们：代际流动弹性（IGE）代表父母辈的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影响，父辈收入每增加1%，子女收入增加X%，这个X就是代际收入弹性。如果X越高，就说明个人收入的多寡更多地取决于家庭出身。这个指标虽然是常用的衡量流动性的指标，但切蒂等人在使用它来衡量美国社会的流动性时却发现，得到的估计结果很不稳健。对于学过一点计量经济学知识的人来说，这一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使用数据估计弹性指标时需要对子女的收入和父母的收入都取对数，这样的话，估计值对子女收入数值为零或非常小的情况就非常敏感。如果只估计父母收入分布中处于10分位和90分位之间的样本，并把收入数值为零的子女样本剔除掉，那么，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值就是0.45，但换一种设定，这个估计值就在0.26到0.70之间变化，如此之大的跨度显然是很不利于我们对社会收入流动性进行评估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早在2014年，切蒂及其合作者在他们首创的研究中就开始使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收入百分位数等级”来衡量代际收入流动性。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先把父母收入与同辈人进行比较，然后把父母收入按照从0到100进行排列，划分等级，子女收入也按照同样方式进行比较和分级。由于所有收入都由百分位数来表示，所以，父母和子女收入百分位数等级关系线的斜率就可以表示代际收入的相对流动性了。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国家代际的收入水平是否提高、收入不平等是否加剧，这些都不会影响代际等级的斜率。这样一来，切蒂等人发表于2014年《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这一方法就可以使国家间收入流动性的差异进行比较[Chetty, Raj.,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and Emmanuel Saez. 2014.“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4）：1553-623.]，而不必受国家间贫富差距以及分配公平程度的影响。

代际收入弹性衡量的是相对收入流动性，其着眼点是不同收入阶层的家长，其子女的收入是否能够达到更高的收入阶层。一般来说，相对收入流动性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会逐步下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阶层固化”。但切蒂等人2017年的文章使用的指标是收入而非收入阶层，如果社会繁荣发展，即使收入阶层固化，所有人也仍然可以挣得更多。可是，如果经济增长了，子女们的收入在绝对水平上仍然比其父辈更低，那就说明，下一代人并没有从经济增长中享受到应有的利益，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就显得更加剧烈了。因此，2017年这篇文章描述的美国绝对收入流动性的下降，远比相对收入流动性下降更加悲观。

切蒂等人的这篇文章的结论，被美国的媒体简化为了图10.1：

图10.1图告诉我们：一个30岁美国人的收入（经通胀调整后的可比收入），如果他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他有92%的概率比父母挣得要多；如果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该概率下降到79%；如果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该概率进一步下降到62%；如果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则下降到61%；而如果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如今美国方在盛年的这一代人，他们只有50%的概率在30岁时比父母30岁时挣得更多。

切蒂和他的合作者认为，美国梦的消逝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所经历的经济增长率大约是2.5%，但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则只有1.5%左右。二是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扩大，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其收入不平等程度远远高于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

那么，这两种因素中哪一个占主要地位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们构造了几种反事实的情况。首先，他们只按照GDP增长率进行调整，也就是假定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与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享受了同样高的GDP增长率，那么，前者的绝对收入流动性将会从50%提高到61.9%。其次，他们只按照收入分布进行调整，也就是说，假定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像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那样更为公平地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成果，那么，绝对收入流动性一下子就从50%提高到了79.6%。

通过这样的对比分析，切蒂与他的合作者认为，在增速放缓和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这两个因素中，收入分布不平等的加剧才是导致“美国梦”消逝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