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安德罗波夫还是克格勃主席时，他确实认为里根政府正积极备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持同他一样的看法。他们说服政治局批准在苏联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军事谍报战计划，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赖恩作战计划”[即本书中的瑞安行动。——编者注]，它取自俄语“核导弹进攻”词组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缩写。1983年，所有克格勃驻外人员都接到了紧急和详尽的指示去收集美国进行第一次打击计划的证据……

苏联政治领导人和最高军事司令部感到他们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认真对付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因为他们肯定，如果苏美之间发生一场严重军事冲突的话，那么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使用核武器。[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M］．肖敏，王为，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595.]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

自卡特上台后，克里姆林宫就已对白宫的外交政策持悲观态度。1980年，卡特签署第59号总统行政令，认可了美国军方提交的新战略，即可以在第一次核打击中对苏联领导层实施“斩首袭击”。这个所谓新战略事后被有意地泄露给媒体。用当时白宫一位高官的话来说，就是“开始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优先事项之一就是瞄准苏联领导层——我们知道他们的掩体在哪儿，也有武器可以摧毁这些问题”。对于类似的言论，葛罗米柯就认为卡特“很难把握苏美关系哪怕是最基本的特征”[克罗卡特．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1）［M］．王振西，钱俊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77.]。至于里根，在克里姆林宫看来，他所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等于是在彻底否定“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平衡。里根确实拒绝接受“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理念，认为这就如同西部片里两个枪手拿枪顶着对方的脑袋且如此僵持下去，不仅愚蠢且毫无意义[加迪斯．冷战：交易·谍影·谎言·真相［M］．翟强，张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60.]。对此，安德罗波夫则非常敏感地指出：“华盛顿政府正在企图把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推到一条危险的道路上，从而加剧了战争的危险。”[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M］．李晓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72.]而更让苏联领导层忧心的是，美国是否真的取得了某种弹道和反弹道领域的科技突破。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就曾回忆：苏联的领导人“深信，美国的巨大技术潜力再次占了上风，并把里根的讲话看成一个真正的威胁”[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M］．肖敏，王为，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601.]。所以，当时克里姆林宫的这种认知并非一朝一夕的产物，而是有着长久的酝酿过程。此外，当时苏联核预警系统存在的技术缺陷，也加剧了克里姆林宫方面的忧虑。

早在1979年，苏联时任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在内部会议上就承认苏联军方无法侦测“潘兴2”导弹的发射。如果美国发射洲际导弹，那么苏联只有13分钟左右的预警时间。换言之，苏联的最高领导层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转移或下达后续的命令。如果美国根据计划于1983年在西欧部署“潘兴2”导弹，那么这个预警时间就会更短。1981年5月，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以及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给苏共中央的联名备忘录中，对里根政府做出了非常悲观的评估，指出美苏关系前景严峻，并对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乃至全面战争提出了警告。民主德国斯塔西侦察总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对此曾回忆道：

安德罗波夫认为，美国人正竭力想占有对苏联的核优势。他提到卡特总统、他的顾问布热津斯基以及五角大楼人士曾声称，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苏联发动第一次核打击。[沃尔夫．隐面人：前东德情报局局长回忆录［M］．胡利平，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259.]

为了应对这个局面，以克格勃为首的苏联情报部门组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长时间的秘密侦察与情报搜集行动，即瑞安行动。1981年5月底，克格勃召开了一次所有高级干部与会的重要会议，勃列日涅夫也抱病参加，可见其规格之高。在这次会议上，安德罗波夫代表克格勃正式提出了瑞安行动的构想：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情报预警网络，监测主要西方国家的决策和军事准备，随时提防任何针对苏联的突然袭击（尤其是核打击）。

沃尔夫曾任民主德国斯塔西侦察总局局长，父亲是德国共产党员。二战结束后，他返回民主德国参与创建斯塔西。他在对联邦德国乃至整个西方阵营的情报斗争中，战功彪炳，被认为是冷战期间东西方阵营中最有影响力的情报首脑之一。沃尔夫所控制的间谍网络遍布联邦德国的社会各界，直接策划、指挥的间谍君特·纪尧姆（Günter Guillaume）曾是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的私人政治助理。此事件东窗事发，直接导致勃兰特下台。两德统一后，沃尔夫被判处6年监禁，后被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撤销。冷战时代，他在西方被称为“无脸人”。

我们如今必须思考，如何在新的、更加复杂的任务中，提升我们情报部门的效率。我们的目标是不要错失敌人的军事准备和我们最险恶的敌人发动核打击的准备，不要轻视战争爆发的现实危险。

在安德罗波夫看来，瑞安行动的最大目标是在美国有可能取得技术优势的情况下，提前侦测到对方的进攻意图，消除未来冲突中的突然性。而他为瑞安行动定下的工作方式则可以用事无巨细和见微知著来形容，要求遍布世界各地的情报网搜集各个领域的信息，且不局限于政治、军事领域，例如民生物资的价格波动、参与捐血人数的多寡等看似与军事行动没有直接关联的信息。因为在克格勃分析人员的眼中，这类变化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对方正在加紧备战的蛛丝马迹，有必要纳入考察范围。时任克格勃对外情报局局长、之后担任过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奇科夫曾这样描述瑞安行动的必要性：“目前的战略核武器可以在不到24小时内投入使用。有鉴于此，这事关决策阶段的效率，也事关建立一个情报侦测系统，阻止对手突袭。”

为了实现这个空前宏伟的情报作战计划，不仅要动员苏联所有的情报力量，还要求华约各国的情报力量也都参与其中。在民主德国，斯塔西内部为此“专门抽调一批人，成立了一个特别形势分析中心和紧急指挥中心。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员必须受过军事训练并参加受到假想袭击的演习”[沃尔夫．隐面人：前东德情报局局长回忆录［M］．胡利平，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260.]。而斯塔西安插在北约内部的卧底之后曾在东西方阵营几乎擦枪走火之时悄悄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随着里根政府咄咄逼人的战略压迫，瑞安行动在1983年迎来了高潮。2月17日，克格勃总部给驻西欧的各个秘密情报站发去了一份《关于获取北约对苏联发动核打击准备情况的长期行动指示》，要求他们重点搜集有关北约发动核战争的行动计划，并观察记录一切可疑迹象，诸如相关政府部门早晚停车情况的变化，是否突然出现大量加班情况，等等。其中，伦敦情报站尤其重要，是卢比扬卡（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所在地）所关注的重点。自1982年被调到伦敦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就不断地收到与瑞安行动相关的各种指令。他对莫斯科方面如此固执地认为一场核战争已迫在眉睫而感到不可思议，视之为“另一项毫无意义、因消息闭塞而起的形象工程”[麦金泰尔．间谍与叛徒：改变历史的英苏谍战［M］．袁鑫，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71.]。

其实，在苏联和华约情报系统内部，持类似观点者并不在少数，例如斯塔西侦察总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便认为莫斯科的指令不可理喻：“我和大多数有头脑的人一样，觉得这种战争游戏实在是浪费时间。可上面的命令一向不容置疑，这一次也不例外。我不再相信欧洲会爆发核战争。”[沃尔夫．隐面人：前东德情报局局长回忆录［M］．胡利平，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260.]而如多勃雷宁这样的外交官同样觉得美国主动发起对苏联核攻击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了解美国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是防止对我们实施无缘无故的第一次打击的最佳保证……我个人从不认为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会制订对苏联发动核进攻的计划。这一信念随着我多年来在华盛顿的居住而植入我心中”[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M］ .肖敏，王为，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594.]。

不难发现，凡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人，无论是情报官员还是外交官，往往都会对瑞安行动的预设前提——“西方正计划对苏联发动核袭击”，持怀疑态度。但讽刺的是，随着瑞安行动的开展，各种“先射箭再画靶”式的情报信息被源源不断地送往莫斯科，进一步加剧了安德罗波夫本人以及克里姆林宫关于核袭击的战争恐慌。而对莫斯科紧张氛围一无所知的里根政府，却还在得意扬扬地推行其极限施压的政策。

奥列格·安东耶维奇·戈尔季耶夫斯基毕业于著名的莫斯科国家关系学院，起初在外交部任职，并被派往东柏林工作。1963年，正式加入克格勃。之后，他以外交官身份常驻丹麦。1968年目睹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后，他的个人思想发生转变，开始主动联系丹麦和英国情报机构。1974年起正式为军情六处工作，成为潜伏在克格勃内部的“鼹鼠”。1978年，他被调回国后，一度与军情六处失去联系。1982年6月，他被派往伦敦，不久就成为克格勃在当地情报站的主要负责人。1985 年 4 月，他晋升为伦敦情报站站长。自1974年起，军情六处便视戈尔季耶夫斯基为最重要的间谍，从他那儿获得了大量涉及苏联最高层的宝贵情报。但就在被提拔为伦敦情报站站长后不久，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召回莫斯科接受调查和审讯，克格勃方面通过其安插在美国中情局的卧底查知他可能是“鼹鼠”的线索。1985年7月，军情六处助其从苏联脱逃至英国。之后，苏联对其进行缺席审判，以叛国罪判处其死刑，而他在英国、美国则备受礼遇，先后受到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的公开接见，并于2007年被伊丽莎白二世授予圣米迦勒及圣乔治三等勋章。2007年，戈尔季耶夫斯基曾突发急病（疑似铊中毒）被迫住院两周。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自己是被俄罗斯方面派出的特工下毒所害。

在从戈尔季耶夫斯基那儿得知瑞安行动的种种细节后，军情六处起初同样非常困惑，甚至将此视为克格勃无能的又一佐证。然而，随着1983年美苏之间紧张气氛的不断加剧，以及一系列突发事件，英国人不得不开始重视戈尔季耶夫斯基所透露的瑞安行动情报，尤其是苏联方面真切的政策焦虑。与之相对，美国愈加强硬的姿态恰好为苏联的核战争恐慌提供了佐证。面对苏联方面的警告，里根政府的决策层却完全没有将其当回事，认为这不过是冷战时代讹诈与反讹诈的宣传攻势而已。而英国政府因为有了戈尔季耶夫斯基这名卧底，才了解到克里姆林宫的核战争恐慌是真实存在的。

在1983年这个时间点上，美苏之间的冷战面临着失控的可能性。

1983年10月20日，乌斯季诺夫在华约国防部长特别会议上公开警告：在东西对峙局势极度紧张的背景下，不可预测的危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如果美国及其阵营持续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那么世界就会越来越快地被推向危险，其最终可能会导致一场核浩劫。

实际上，乌斯季诺夫的警告是有所指的，那便是北约当时正在大张旗鼓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自8月开始，北约便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秋季熔炉 83”（Autumn Forge 83）。这场演习几乎跨越了所有北约国家，设想了华约部队突然开始进攻的情景，旨在测试与演练北约各国部队的指挥、通信和情报系统的运作效率。演习长达四个月之久，除了动员北约各国超过4万名官兵，美军还从本土调来超过1.5万人参与。整个“秋季熔炉 83”由一系列分演习组成，例如“回师”（Reforger）、“冷火”（Cold Fire）、“加饰帽”（Crested Cap）、“决心展示”（Display Determination）等。这些分演习各有侧重，有的模拟如何抵御一场苏军入侵中欧、西欧的常规战争，有的则是为了检验“空地一体战理论”。伴随着一系列演习的开展，克格勃在8月又向驻西欧及驻美国的情报站发布了新一轮指令，要求确认北约各国情报机构是否已参与所谓核袭击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关注针对华约成员国的情报侦察、渗透工作。同时，军事情报部门格鲁乌也发布了类似的命令。

而在北约的一系列分演习中，最让苏联人紧张，事后看来也最危险的一场军事演习是“优秀射手83”（Able Archer 83），因为这是一场模拟生化武器作战及核战争的军事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