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25日，正在北约演习如火如荼之时，美军在地球另一端发动了一场真刀真枪的军事入侵：超过7000名美军对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进行武装干预，理由是该国的军人集团在不久前通过政变方式推翻了莫里斯·毕晓普（Maurice Bishop）领导的政府[1983年10月25日，美国与6个加勒比国家的联军入侵了位于委内瑞拉以北160千米的格林纳达。美军将此次行动命名为“暴怒行动”。这次入侵的背景是格林纳达内部爆发政治冲突，入侵的联军推翻了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次年，格林纳达进行了新一届政府选举。]。在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眼中，这一突发事件似乎再一次验证了里根政府咄咄逼人、富有侵略性的对外政策。而就在入侵行动的两天前，美军在黎巴嫩的维和部队军营遭到恐怖分子的汽车炸弹袭击，造成多达2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死亡[1983年10月23日早晨，两辆载有烈性炸药的卡车袭击了黎巴嫩贝鲁特的美国和法国驻黎巴嫩多国维和部队的驻地。这次袭击造成307人死亡，其中包括241名美国军事人员和58名法国军事人员，以及6名平民和2名袭击者。袭击的真凶目前仍未有定论。]。1983年10月23日也成为二战后美军单日伤亡最大的一天。该事件发生后，美军提高了包括欧洲在内的各大海外基地的警戒等级，这在苏联人眼里则又成了局势紧张、山雨欲来的“有力证据”。而这两起突发事件为即将到来的“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添加了更多的紧张气氛。

根据安排，“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将是整个“秋季熔炉 83”系列演习的“收官作”，被定位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2003年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的总部，2003年后欧洲盟军司令部和大西洋盟军司令部合并成为盟军作战司令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仍以总部的身份，负责统一指挥北约的军事行动。]的年度演习，目的是演练司令部的指挥、通信、控制和情报系统的运作。与之前的演习预设不同，“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的假想背景是：1983年春，部分东欧国家因经济问题而爆发内乱，苏军在进行武装干涉的过程中与北约发生摩擦。10月底，苏军开始入侵南斯拉夫与芬兰。11月4日，苏军的攻势开始扩大，相继对挪威、联邦德国及希腊发动进攻。为了抵御苏军的猛烈攻势，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于11月5日批准使用化学武器，借此来迟滞苏军的攻势。11月6日，苏军也开始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报复。

而11月7日正是“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设定的开始时间。

根据演习剧本，鉴于苏军也使用了化学武器且其攻势并未停止，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在演习开始后请求北约当局授权其使用核武器。根据演习安排，当晚战场局势进一步恶化，苏军投入战场的化学武器越来越多。针对这种情况，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在8日再次要求对华约成员国的卫星城市中的几个固定目标实施核打击。当晚，他的请求被北约当局批准。11月9日上午，北约对苏联及其他华约成员国发动了首轮核袭击。但是苏军的攻势仍未停止，因此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继续要求批准使用核武器。11月10日下午，新的请求也被批准，北约于11日上午再度实施新一轮核打击，而“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则预定在这天中午宣告结束。

其实，“优秀射手”系统军事演习不是第一次举行，这是一个定期举行的固定军演项目，但1983年的这一次确实有很多不同寻常之处。首先，“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相较过往更接近实战，例如在此次演习中会演练化学武器、核武器的发射程序，借此检验总司令部与战区、部门之间的通信联系是否通畅。其次，在整个“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期间，北约各国的部队都会处于全面战备的临战状态，而过往演习时仅保持正常战备状态。再次，也是最容易被苏联情报部门所捕捉的“异状”是，“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虽以司令部演习（不是实兵演习）为主，但出于增强真实感的考虑，还是进行了一部分实兵操演（例如各司令部参演人员仍会穿戴头盔、防毒面具乃至全套生化防护服）。看着一群全副武装的美军出入各个司令部，受命为瑞安行动搜集一切蛛丝马迹、潜伏在各地的苏联情报人员自然会将之视为一个重要的信号报告给莫斯科。

克留奇科夫曾回忆称，他当时收到了一份来自民主德国斯塔西的报告。报告中称即将开始的“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可能会被用于掩盖即将挑起的军事冲突。克留奇科夫将这一情况通报给苏共中央，并给驻西欧的克格勃情报站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其留意相关的一切线索。此外，格鲁乌同样注意到“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非同寻常的危险味道，特别指出美国战略核力量也将参加，并持续向苏联战略火箭军通报该情况。从10月下旬起，苏军确实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性措施。11月2日，苏军总参谋部命令苏联的战略导弹部队秘密提高战备等级，50%的SS-20导弹被部署到野外，用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保存核反击能力。根据苏联战略火箭军中将维克多·叶辛（Viktor Yesin）的回忆，在“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期间，战略火箭军的核打击力量一直处于战备警戒状态。尽管他本人并不认为北约真的会动手，但作为高级军官可以感受那种非比寻常的紧张气氛，且每隔6—8小时就会收到关于演习情况的最新情报通报。

苏联北方舰队的战略核潜艇被疏散到北冰洋的冰层之下，以躲避北约的侦察机和卫星，为可能发生的核袭击做好准备。驻扎在中欧、东欧的战略轰炸机部队也被要求做好装载核武器出击的准备。苏联空军在11月4—10日，几乎中止了除侦察外的所有飞行任务，以保证战争爆发时能有更多战机在第一时间投入作战。许多轰炸机部队确实进入了战备状态，各机装满燃料和弹药，机组成员进入15分钟的待机状态。“苏联驻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数支战斗机中队甚至进入了高度战备的‘待发状态’（Strip Alert），一些米格-23和苏-24战斗机开启引擎并停靠在了飞行跑道的末端，飞行员一接到命令即可起飞。”[欧阳洛奇．核战预警：苏联“瑞安行动”历史研究（1981—1991）［D］．南京大学.]

演习开始前，克留奇科夫给克格勃驻外情报站下达新的指令，称“爆发核战争的威胁已经到了极度危险的时刻”，因此及时预警对苏联发动的突然性核打击“变得更加紧急和迫切”。11月5日，克格勃的伦敦情报站收到一份莫斯科的电报，警告称西方从决定到实施核打击大概只需要7—10天，要求当地情报站进行紧急侦察，查证所谓的备战迹象，例如唐宁街10号出入状况是否突然发生变化，各地英军战备是否突然升级，是否会限制苏联及东欧国家使馆人员外出，英国政府、企业界是否有进行疏散的迹象，等等。在“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正式开始后，伦敦情报站又收到一份总部的电报称：北约各大基地正处于战备状态，“这是在‘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的掩护下，对首次核打击进行最后准备”[麦金泰尔．间谍与叛徒：改变历史的英苏谍战［M］．袁鑫，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209—210.]。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将这份报告的内容泄露给军情六处。这也是西方阵营第一次意识到“苏联人正以一种极不寻常和非常恐慌的方式对待这次演习”[麦金泰尔．间谍与叛徒：改变历史的英苏谍战［M］．袁鑫，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209—210.]。当然，此时叫停演习已经来不及了，况且军情六处并不晓得美国人是否也会相信戈尔季耶夫斯基情报的可靠性。

“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期间，苏联所有在欧洲的监听站都开足马力，全力监听演习的一举一动。11月9日，演习项目开始由常规战争向核战争转换。显而易见，这自然是苏联方面最紧张的时刻。而更让他们不安的是，苏联监听站发现北约方面突然更换了过去“优秀射手”系列军事演习中常使用的通信编码，采用了一套新的编码来传送发动核打击的演习指令。苏联监听人员担心，这可能意味着“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已开始向实战转换。用时任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的话来说就是：“近些年来，美国和北约举行的军演的危险性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它们的规模非常巨大，且越来越难判断它们究竟是真的军演，还是为发动一场侵略战争做战前部署。”[欧阳洛奇．核战预警：苏联“瑞安行动”历史研究（1981—1991）［D］．南京大学.]

然而，这个前所未有的紧张时刻终究没有演变为真枪实弹的冲突，高度戒备的苏联也没做出进一步的反应。随着11月11日，“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按照预定计划结束，苏联方面也很快解除了战备状态。这场军事演习以有惊无险的方式落下帷幕，但英国情报部门对此心有余悸，甚至认为“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让世界面临“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危险的时刻”。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983年前后美苏之间的危机甚至比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更危险。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之后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在回忆录中将这段时间称为“冷战中潜在的最危险时刻之一”，因为当时美国“可能已经处在核战争的边缘，却对此浑然不觉”。

尽管水面下暗流汹涌，但“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前后的紧张对峙由于演习的落幕并没有引发公众的关注。然而，但凡接触过戈尔季耶夫斯基所传情报的英国官员都有一种后怕的感觉，认为自己惊险地躲过了一场可能的浩劫。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我们不能低估这一可能性，即至少一些苏联官员可能误读了‘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认为它构成了一种真实的威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同样对此深感忧虑，担心苏联的恐惧和里根政府的强硬姿态会引发不必要的核冲突。她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危险状况，美国同样负有责任，但没有充分意识到其危险性。有鉴于此，撒切尔夫人决定“采取措施消除苏联方面因误判西方意图而过度反应的风险”，应该“立刻让美国人知道，苏联对北约存在误判，担心北约可能发动突然袭击”。于是，英国外交部与军情六处开始将大量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情报与美方分享。在收到军情六处传递来的情报后，中情局每周都会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制作成供里根参考的简报。在获悉这方面的情报后，里根曾表示：“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但我们对此必须予以重视。”[麦金泰尔．间谍与叛徒：改变历史的英苏谍战［M］．袁鑫，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211.]此外，里根同样也对美国内部的好战分子有所警惕，当他读到美国军方提交的核战争计划后，曾埋怨道：“五角大楼仍有某些人宣称核战争‘可以打赢’，我想他们疯了。更糟的是，看来也有苏联将军们按照打赢一场核战去想事情。”[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增订本）［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356.]

对里根而言，“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似乎成了他思想改变的一个转折点，正如他在回忆录中说的那样，他惊讶地得知“许多苏联官员不仅害怕作为对手的我们，而且害怕我们会是潜在的侵略者，可能会在第一次打击中向他们投掷核导弹”。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证实了1983年的危机距离战争有多近之后，里根决心采取新的对苏方针[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增订本）［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356.]。1983年年底，他授意成立了一个苏联问题小组，旨在寻找缓解苏联方面核战争焦虑的方法。由此，1983年也成为里根政府对苏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即从咄咄逼人的极限施压转向合作与遏制并重的灵活策略。

在1983年危机的个案中，戈尔季耶夫斯基向西方阵营传递的情报切实地影响了英国、美国的相关政策。对情报人员来说，这或许是一种最高程度的价值体现。乔治·布莱克曾将情报人员比喻为“轮船上的锅炉工”：“当船长肯定比在船舱里铲煤的锅炉工要好得多，但船要能航行，两者缺一不可。而情报人员就是锅炉工。”他们铲入锅炉的煤炭正是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情报。这些情报可能是来自监听截获的通信内容，也可能是从某间办公室保险箱里盗出的文件，抑或是在某场社交派对上听到的只言片语。如何评判这些情报的可靠性，如何对其进行解读，如何利用其来指导政策，往往是超出情报人员控制的。

从苏联的角度看，瑞安行动或许确实是一场自我预言式的官僚闹剧，但也可能在客观上为避免美苏双方失控做了一些贡献。实际上，除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另一位为瑞安行动服务的民主德国间谍可能也为避免擦枪走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当时，斯塔西有一名代号“黄宝石”（TOPAZ）的间谍雷纳·鲁普（Rainer Rupp）正潜伏在北约总部，曾在演习期间传递情报称：北约没有准备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只是在进行演习。斯塔西在第一时间将这个情报报告给了克格勃。这有可能是苏联方面最终没有做出过激反应的因素之一。

雷纳·鲁普代号“黄宝石”，出生在联邦德国，却因为强烈的左翼倾向而选择为民主德国效力并接受斯塔西的培训。1977年，他进入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工作，成为斯塔西在北约机构内部最重要的间谍之一。在北约总部工作期间，他至少向斯塔西提供了超过1万页的机密档案。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后，其身份被曝光，于1994年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2000年他提前获释，后一度加入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

至于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83年危机后仍继续为军情六处传递信息，甚至还提供政策建议。1984年2月，重病已久的安德罗波夫逝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赴莫斯科参加其葬礼。临行前，军情六处的联络人曾向戈尔季耶夫斯基征求意见：为了缓和东西方的紧张关系，面对苏联领导人时应采取何种态度为宜。不久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得到晋升，1985年，他终于成为克格勃伦敦情报站的负责人。然而，就在他成为站长后不久，他的真实身份却被一名深藏在美国中情局内部的克格勃间谍查知，进而引起苏联的怀疑，将他调回国内接受调查。1985年7月，军情六处费尽心机组织了一场跨国营救行动，将戈尔季耶夫斯基从苏联带回英国。脱离险境的戈尔季耶夫斯基与军情六处自然又开始对内部进行新一轮的排查，希望彻底抓出那些仍在潜伏的“鼹鼠”。

对于历史上的谜团，英国政府内部同样希望能从戈尔季耶夫斯基处得到答案，例如：代号“埃利”的“鼹鼠”究竟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