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八平米房间之前的一段时间，我在茨城县离父母家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四十多平米的房间，到东京单程需一个多小时。房租不贵，两室一厅约合人民币三千，厨房足够大，周围没有高楼遮挡视线和光线，在大阳台上眺望远处、喝着饮料，很是惬意。骑车十五分钟有一家公共游泳池，每周去个几次，游完一千米，回家路上在一家老铺买和果子，过着健康快乐的生活。住了不到一年，我放弃了这个房间搬回东京，主要原因是“终电”带来的烦恼。

“终电（shiiden）”指的是电车或地铁的末班车。住在茨城县的那段时间，我经常去东京办事或见朋友，所有的活动必须在深夜零点之前结束，不小心错过末班车只能在东京找地方过夜。

东京的“终电”那么拥挤也是有原因的。之前在海外生活，如上海或北京，末班车上的乘客并不多，有时候一个车厢内乘客寥寥无几，估计首先是因为大家的生活习惯不同（我总觉得北京人比东京人睡得早），另一个原因是出租车的费用并不高，错过末班车还能打车回家。但换到东京，坐出租车回家对我这种自由撰稿人来说可谓奢侈到极点。东京23区（市中心）的起步费约合人民币二十八元/公里，之后每公里约二十元，深夜时段（22点至次日5点）还要加20％，距离稍远一点辛苦赚的稿费都没了。

但万一错过了“终电”，在东京该如何过夜？大部分人的首选是胶囊旅馆，至今我也试过至少七八家。住宿体验虽然没有普通酒店舒服，但休息和洗澡方面的基本需求都能满足，一个狭长的小空间只需人民币两百元左右，有时还会送你一份早餐，唯一的问题是大家想的都一样，等发现没有末班车的时候，东京热门的胶囊旅馆都被订满了。女性的情况更困难一些，为女性提供床位的胶囊旅馆本来就不多（应该是出于安全考虑），不少胶囊旅馆是男性专用。有几次我在网上好不容易找到还有床位的胶囊旅馆，点进去却发现“男性限定”标志，那只能改选B计划了。

我的B计划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漫画喫茶”（漫咖店），通宵8~12小时套餐一般在人民币一百五十元上下，比胶囊旅馆便宜少许，不过你只能躺在大厅的大班椅上。在漫咖过夜我试过两次，有的地方还有女性专用楼层，但不能指望很完美的睡眠环境，只能说比在麦当劳店里趴着睡好一点。因为我在漫咖没法睡着，索性看了好几本《黄金神威》，数年后写了一篇关于阿伊努文化的文章，写稿的时候脑子里闪现漫画人物为我加油，感觉错过末班车也不完全是坏事。

人生多一分选择，你就多一分自由。后来我找到另外一种过夜的方式，就是看电影。据我所知，东京至少有六七家电影院到深夜都不关门，大型影城和小众独立电影院都有，有的凌晨两点多才开始放映。只要你体力充沛，一两百人民币（在东京吃一顿好一点的午餐的价格）能观赏经典电影又能打瞌睡，其实挺不错。看完电影出来，外面天已大亮，乘坐首班车回到茨城县，在车站附近的快餐店“松屋”吃日式早餐，白米饭、味噌汤、纳豆和海苔，吃完回家好好补个眠。

如今居于东京中心地带，哪怕贪杯到深夜，总能想办法回家，基本不愁过夜问题。但偶尔会有几个晚上不太想自己过，也不希望打扰到朋友们，这时候我会去独立电影院“新文艺坐（Shin-Bungeiza）”打发时间。

从JR池袋站（东京都丰岛区）东口往北走几步拐弯，脱衣舞剧场“池袋Mikado”的斜对面就能看到大手弹珠[弹珠：别称为“柏青哥"（源自日语，〈千3/pachinko的读音），日本常见的赌博游戏。]店MARUHAN[MARUHAN：全称为MaruhanCorporation（株式会社"V/U•八），该公司由韩昌祐在1972年设立，是全日本最大弹珠游戏连锁店。]的大牌子，新文艺坐就在这栋楼的三层。这家电影院名称中之所以有“新”一词，和它的历史有关，其原型为一九五五年创立的“文艺坐”，作家三角宽（MisumiKan，1903—1971年）是文艺坐的经纪人，吉川英治、德川梦声、井伏蹲二等著名作家投资人股，是名副其实的文艺风格电影院，附设电影相关的书店和地下剧场。

当时的文艺坐属于日本五大电影公司之一“松竹”旗下的电影院，到了七十年代转型成为“名画座（Meigaza）”。在日本，放映新作品的影院别称“封切馆（Fiikirikan）”，大部分影城属于这一类。还有另外一种电影院叫“名画座”，放映内容以小众而高品质的作品为主，新作二轮或老片特集，几年前或几十年前的名作都有，票价比大型影城便宜些，或采用一张票两片连映的“二本立”（罗马音：Nihondate，英文：Double feature）。

影像租赁服务普及后，很多电影院的生意开始萧条，文艺坐也在一九九七年一度关门闭馆，但三年后的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二日（也就是导演小津安二郎的生日暨忌日）宣布重整旗鼓，改名为“新文艺坐”，开幕当天上映黑泽明的《七武士》，这也表示新文艺坐有意继承原来的文艺路线，至今它的放映内容以小众而高品质的作品为主。我一直觉得一家名画座和弹珠店在同一栋楼里有点怪，后来得知其背后有原因，这家弹珠店MARUHAN的会长韩昌祐先生是从赤手空拳到成为大企业家的在日韩国人，年轻时喜欢看书看电影，得知文艺坐的经济危机就决定伸手帮忙，知道了这段历史，我开始对MARUHAN的大牌子和巨大屏幕有了一点好感。

新文艺坐有266个座位，采用杜比立体音响系统Dolby Digital EX，这里一律禁止观众自带食品，不用担心看电影时被别人拆开薯片包装的声音打扰，可以完全投入到电影的世界里。一张票(一千七百日元，约合人民币八十五元)两片连映，和大影城的成人票价一千九百日元相比，这二本立的形式还是非常划算的。这一点我和这里的资深员工花俟良王(HanamatsuRyo)先生[花俟良王先生现为该电影院的经纪人。]聊过，他说二本立在西方比较普遍，但在日本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不说年轻人，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都习惯去复合式电影院(Cinema complex)，他们想都没想到看电影除了去影城或上网还有独立电影院可以去。”他苦笑道。

二本立的一个特点是两部电影的组合，你对其中一部作品感兴趣，而另外一部电影可能没听说过。但这也是强迫你去认识新导演或电影类型的机会，而且新文艺坐专业人员挑选的作品都很有水平，基本不会试错。有时候看似互不相关的两部电影，仔细想想还是有一丝内容或视角上的联系，比如讲述故事的方式、同一个导演的新旧作品等等，解读这些背景也是一种乐趣。现在我喜欢的导演们，如法国的阿涅斯・瓦尔达和克里斯·马克，韩国的奉俊昊、李沧东和洪尚秀，以及日本的小栗康平和内田吐梦，若没有这家独立电影院的“指导”，应该一辈子也不会特意去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独立电影院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娱乐场所，而是成人学校般的存在，不停地为我灌输新的经验和价值观，这也是它和所谓影城（其片源通常比较单一）的不同之处。靠着对这家电影院的信赖，把听都没听过的电影作品花两个小时看完，这也是隐形的社交和学习渠道。

花俟良王先生是言谈举止文雅得体的中年男士，他从学生时代经常来这里看电影，自二〇〇〇年新文艺坐重新开办以来一直在这里工作，可谓“硬核”电影爱好者。平时比较少见到他，但偶尔在大厅浏览电影介绍打发时间时，会遇见出来买咖啡的他。花俟良王先生说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来到电影院看电影作品，因为来一趟电影院本身会是很重要的生活经验和教育机会。

“在黑暗中和别人一起看电影，你会听到别人的笑声或哭声，慢慢体会到什么东西叫做幽默，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人感动。若你在自己的床上单独躺着看电脑（屏幕上的电影作品），这也是一种经验，却是单向的，你不知道让自己发笑的场景，别人看了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再比如，在电影院里偶尔遇到吃东西声音很响的人，又听见一个大叔骂了那个人，你就会知道自己发出的声音大到什么程度会引起别人的不愉快。我们就是这样学会和别人共处的技巧。”

新文艺坐放映的电影作品每年有七百部以上，故此电影的放映周期比较短，每一部作品在一周左右。花俟良王先生从放映助手的工作起步，现在参与上映作品的挑选，还负责计划每周六的All Night（通宵放映）项目。通宵放映从晚上十一点左右开始，连续放映三四部作品直到凌晨五点多才结束，票价约合人民币一百五十元。得知有了这个项目，周六成为我最不用担心错过“终电”的一天了，直接到这里欣赏韩国导演洪尚秀的作品，或初次认识法国的埃里克·侯麦，虽然看到电影后半段脑子已不太清醒，但天亮的那一刻有独特的满足感。

几次All Night放映前我都见过花俟良王先生，他在台上向观众们介绍当天上映的作品，包括导演的经历、编剧的性格以及曾参与过的其他电影。我跟他说起这事，他挥挥手说其实自己紧张得不行。然后他又说了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办通宵放映会的根本原因，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想通过通宵放映跟年轻人说，每个人的人生都很有意思。你想想，有人喜欢在周末的晚上出来看通宵电影，这种生活方式已经有一点与众不同，他们很可能属于不那么容易融入主流社会的一群人。我是希望新文艺坐能为那些人提供一个安心坐下来的地方，这里放映的电影也许很小众、不主流，但我们就觉得这样很好，这才是人生嘛，每部电影、每种人生都那么不一样，每个作品都那么好看。那你也一样，和别人不一样没关系，这是好事。我也是过来人，吃过苦，遇到过很悲伤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电影救了我。所以我相信电影是有力量的。”

他的话仿佛有人在深沉冰冷的黑夜里倒了一杯热茶给你，原来在这座大城市里，还有这么温柔的眼光。这感觉又像马来西亚导演雅丝敏·阿莫的作品，用她温柔的眼神来看这个社会，听完之后，我心中对东京风景又多了一丝亲切感。电影是一个捷径，让你透过荧幕丰富自己的人生观，也能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眼前所发生的事和各种各样的人。

喝完纸杯里的最后一口咖啡，花俟良王先生说道，各种社会环境正在变化，他们的压力也不小，现在的社会里“干干净净的、被精心设计过的文化”有点多。“所以我希望通过电影，尤其是面向年轻人，介绍更多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因为就像有不同的人一样，文化也不能那么单一。”花俟良王先生的话刚好说明了独立电影院在城市里的位置，它通过对主流的挑战确认自身身份，弥补了消费主义社会中的间隙。

错过“终电”的夜晚，独立电影院是打发时间的好去处。对独立电影院来说观众是共谋者，一座城市文化的多样化不会从天而降，东京的独立文化如此繁荣是人们协力争取和奋斗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中东京发表过几次“紧急事态宣言”，电影院也不得不宣布歇业，之后据我所知至少有两家独立电影院不再开门。我深切感受到了一种文化危机，疫情之后尽绵薄之力，开始了“独立电影院巡礼”，至少每周看一场，虽然杯水车薪，但总好过袖手旁观，这也是一种成为当地人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