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定期的咖啡小聚上，唐纳德不是在谈论电影或日本人，就是在谈论性。他工作地点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很受年轻女性的欢迎，她们都穿着整洁而拘谨的工装——灰色的及膝短裙和锃亮的黑色鞋子。她们会拿起精致的银勺，从高高的巧克力巴菲上舀奶油。唐纳德爱点芝士蛋糕，吃得狼吞虎咽。“性在日本，”他断言，嘴里还塞满了蛋糕，“总感觉唾手可得。总有主动的邀约。人总是不断被诱惑。”他舔掉嘴唇上的蛋糕屑，又继续说：“却又经常在你刚好够不着的地方。”

他众多的调情故事可没给我这样的印象。他曾经声称，自己经常使用的一个技巧，是问地铁上的年轻男子，下一班开往品川的船何时出发。品川是个毫无生气的工业郊区，在很久以前是进入东京这座城市的门户，所以这个问题明显是非常奇怪的。但这么一问，可以说就破了冰，有时候可能会让两人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不过我能明白唐纳德的意思。日本的广告、大众媒体和娱乐，种种文化都深深浸没在色情幻想之中，我以前待过的国家没有一个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在日本，关于色情的想象并不像在其他很多国家那样隐秘和边缘化，而是完全坦率开放。这就会让人觉得，在这里，性有着无限可能。但民众中普遍存在的礼仪感又确保了情况并不一定如此。

然而，日本是西方男人的性爱天堂，这个观念由来已久，至少在大家的想象中是这样。16世纪末的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在劝说日本上流社会人士信教时，目睹那时候的女人们自由地与丈夫离婚、堕掉不想要的胎儿或大搞婚外情，十分惊讶，特别受震撼。那些早期传教士对日本生活的记述，读起来就像如今极端正统的穆斯林对西方的描绘一样。但在那以后，日本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让那些伊比利亚传教士震惊的女性社会自由，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收缩了很多。但日本是个放纵之地，那里有低眉顺眼的艺伎和“蝴蝶夫人”，这样的形象依然不断流传着。

1885年，法国作家、海军军官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来到日本，他决定娶“一个小个子、黄皮肤、黑头发、猫眼睛的女人”，和她一起住在“小纸屋”里。他通过一个专门做这类事情的中介，以每月100日元的固定花费，安排了一段临时姻缘。那个年轻的女孩在洛蒂的文字中成了永生的“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emum）。两人无法用共同的语言交流，洛蒂也没法把她视作一个完全的成人（她当时年纪应该在18岁上下），而是把她当成一个玩偶，“仅仅是一个供人取笑的玩物，一只形式精巧的小动物”。这个娇小的玩偶少女就是《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的蓝本。[Jan van Rij, Madame Butterfly: Japonisme, Puccini & the Search for the Real Cho Cho-San（Berkeley: Stone Bridge Press, 2001）——原注]

在莱顿上学时，弗朗索瓦·特吕弗的电影《婚姻生活》让我久久难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电影和《蝴蝶夫人》一样，隐含了共同的主题。那个年轻法国男人一旦玩腻了，就将恭子弃之如敝屣，正如洛蒂对待菊子夫人，以及海军上尉平克顿（Pinkerton）对待他的“蝴蝶”——仿佛这是一件完全自然的事。

我已经坦白过恭子对我的吸引力。和唐纳德不同，我来日本，并非为了逃避某个压抑我性取向的社会。我的女朋友也绝不像个玩偶。但我无法想象的是，沉浸在一种文化中，却没受到感官欲望上的吸引。有些人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却不喜欢吃中餐，这让我特别困惑。日本当然能让我产生情欲上的悸动。正如马克斯·泰西耶对日本电影的爱，这不太容易解释清楚，不仅仅关乎人们的外形（虽然这也算是部分原因），还关乎欲望与得体、放纵与庄重这种奇妙的混杂，可以用作家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在一本书里写到日本时所用的词来形容：隐忍享乐主义。

还有别的因素，但要表达出来，很难不被指责为种族主义。其实，对另一个民族色欲上的痴迷，与种族刻板印象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我曾认识一位声名赫赫的汉学家，他在中华文明方面的渊博知识，是和他对这种文明的热爱相匹配的。他在北京居住过多年。这位大学问家曾对我说，他和中国女人做爱时，根本无法抑制自己正在“干中国”的想法。

我想，他要表达的意思和我对日本戏剧（说句实在的，就是“人肉泵”）的入迷比较接近，就是对他者的迷恋，一种渴望求索其奥秘的欲望，不仅是精神上的，还有身体上的。当然，这种求索是无望的。你可能会从着迷之中醒来，但这些奥秘的本质就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也许唐纳德在咖啡馆想告诉我的就是这个。这并未让我停下尝试的脚步，我试过好几个女人，还有一两个男人。当然，还有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但我从来没有觉得干过日本。

1960年，阿瑟·凯斯特勒到访日本，之前他在印度待了几个月，任务是去发现亚洲精神对西方人是否会有什么启示。他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发现，尤其是在印度。到了日本，嫌恶与狂喜交替而来。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他对这里的初印象很有道理：“感官的愉悦是游客对这种文化的必然反应，它的表面已经被打磨得光鲜亮丽，有着绝对的雅致精美：微笑的仪态礼节、提供跪式服务的女招待、带幛子门的房屋、玩偶、和服，以及最重要的，一种闪动着情色微光的氛围，仿佛梳子梳过女人头发时的闪光。这种完全不用心怀愧疚的色情，在欧洲是从古时候开始就闻所未闻的。”[The Lotus and the Robot（London: Hutchinson 1960）.——原注]

最终，凯斯特勒认为，“这是一个由隐忍享乐主义者和禁欲的骄奢淫逸之徒组成的国家”，那种微笑的礼仪让人厌烦，甚至像机器人。他再次使用了玩偶这样的形容。但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人为的社会礼仪，对高度标准完善的礼节形式的遵从，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让充满人性与个性的事物显得特别突出。歌舞伎起始于17世纪初，最初是社会边缘人表演的狂野色情娱乐，后来被人为地文雅精细化，成为最打动人的戏剧艺术。演员们实际上是在模仿文乐木偶的动作，而很多歌舞伎剧目最初就是根据这些木偶构思的；但他们一点也不像机器人。仿佛越把人类的激情压抑在程式化的常规惯例之中，这激情爆发出来的时候，就越剧烈夸张。

70年代末，我为荷兰电视台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讲的是一个百货公司如何培训年轻女性操作电梯。这些所谓的“电梯女郎”，行为一点也不自然，脸上化着浓妆，穿戴整齐划一（高跟鞋、白手套和一本正经的白色平顶小圆帽），还有她们歌舞伎一样的假声，以及在每一层停留时恰到好处的鞠躬。她们经过长时间的培训，扭曲了自己本来的声音，还有机器教她们如何准确地鞠躬45度。最终呈现的效果真是不可思议，那些如盆景一样被修剪的人类，仿佛路易十四宫廷上的侍臣们一样谨守礼仪。人们会倾向于认为，这种经过巧妙人为规训和束缚的女性特质，其背后的动机是并无恶意的。但里面也有一些叫人十分不安的情色意味，仿佛在飘着童真广告歌曲、铺着大理石地板、放着电梯轻音乐的现代百货公司里，注入了热辣辣的性虐恋元素。

1976年冬天，我和澄江决定分手。在这个安全避风港中，我总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分手肯定和这个有关系。情色的极乐之地在召唤我，我想探门而入。于是，我搬进了一栋老旧建筑二楼的破烂公寓。公寓位于目白，那是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其间有被围墙围起来的精致宅邸，也有朴素的小房屋，离东京的铁路枢纽池袋不远。公寓是传统的日式风格，有两个房间、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大房间也做卧室用，地上铺着略微破旧的榻榻米，装有推拉幛子门和木头做的护墙板。窗外是一个小小的池塘，池边绿竹与鸢尾环绕。卫生间里有个老式木质浴缸，如果不定期洗刷，就会变得黏糊糊的。厕所也是传统的样式，就是在地上挖个洞的那种蹲坑。

这样的公寓在东京越来越难找，因为越来越多的人都有了现代化程度更高的住处——带塑料浴缸、抽水马桶，没有榻榻米。我住的地方虽然有点破旧寒酸，却是我的心头爱。下面那层住着一对焦虑的年轻夫妇，他们有一个小孩。我经常在家举行闹哄哄的聚会，客似云来，爬上楼梯的时候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而年轻夫妇从来没抱怨过。

我的一个女朋友是爵士歌手，她会在深夜引吭高歌，唱起佩姬·李（Peggy Lee）的歌曲，想让我高兴——为什么要选佩姬·李，我也不太清楚。另一个女朋友疯狂地喜欢洛克西音乐团（Roxy Music），爱穿黑色皮裤。还有个学法国文学的学生，在一个歌舞剧团里跳裸体舞赚外快，还会滔滔不绝地谈论19世纪末巴黎的颓废派诗人。还有一个人也是舞者，在隆冬时节，陪着我去了布满岩石的日本海海岸旅行；我们在破旧的木质小旅店里做爱时，雪花就像白色的飞蛾一样打在窗上。在那些相识超过一夜的男孩子中，让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个在迪斯科舞厅偶遇的艺术生，他总会拖来一本本昂贵的意大利版《Vogue服饰与美容》（Vogue），希望我能翻译。我问他为什么不买美国版的，那样会方便很多，他说他一直梦想着去看看罗马。我还记得他们的面孔，但很遗憾，大部分人的名字都已经从记忆中消退了。我一直和澄江保持着联系，她还住在我们以前那个公寓里，对我的生活细节一无所知，但以一种平静安详的自信耐心地等待着。用她的话来说，这就像是佛陀注视着猴子在自己的手掌心跳舞；她是佛陀，而猴子，当然就是我。

有那么几个月，我和一个叫罗布（Rob）的朋友合住在公寓里，他是我在莱顿学中文时的同窗。在中国文学学者这个身份之外，罗布还是一名鼓手。他在台湾研究了20世纪早期关于上海夜生活的文学作品，后来乘船来到日本，不久便应邀加入了一群雄心勃勃的日本摇滚乐手。他们在东京城外一个脏乱的娱乐区为脱衣舞表演伴奏，以此维持生计。船桥的歌舞厅尤以淫秽出名。

罗布面色苍白，金发齐肩，有种维京人的气质，非常吸引特定的日本女孩；她们喜欢外国人，恰好我们也对她们感兴趣。罗布不必用下一班去品川的船什么时候出发这种问题来吸引她们的注意。他其实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嘴上叼着香烟羞涩一笑，女孩子自然就来到他身边了，问能不能跟他练习一下英语。只要气氛对了，什么得体，什么礼节，全都会以惊人的速度被抛在脑后。或许更常见的情况是，面对外国人，日本人更能抛却那些刻板正式的规矩。这是作为“外人”的好处之一。

种族或文化上的痴恋并不只有单一的对象。罗布的“战利品”之一，一个名叫庆子的漂亮学生，就对埃里克·克拉普顿（Eric Clapton）迷得如痴如醉。她小小的房间墙上贴满了克拉普顿的照片，仿佛一个秘密的神龛。她对罗布说，第一次在咖啡馆见到他，就觉得他很像自己的偶像——其实这和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每当做爱时，她都会用卡带录音机放埃里克·克拉普顿的歌，罗布倒不怎么在意这个习惯。但有一天两人正经历激情时刻，她忍不住对着他的耳朵大喊：“埃里库[此处为“埃里克”的日式发音。]！”就连罗布都觉得，这样有点过分了。

罗布向我讲述那次遭遇时，我想起了那些专门迎合各类音乐发烧友的咖啡馆：有的只放歌剧，有的只放自由爵士或曾经风靡一时的摇滚金曲。日本人会用“狂热”来形容这种对于特定门类的无限热情。马克斯·泰西耶对日本电影狂热，我的朋友瓦西利斯对沟口的电影狂热，有的日本女孩对白人男子狂热，有的则对黑人狂热。有家叫“梦幻”的迪斯科舞厅，女人们在那里搜罗从全东京好几个美军基地来的黑人。附近是一家名叫“红雀”的酒吧，年轻女性很喜欢去那里找外国人。女性小说家山田咏美在美军基地周围或“梦幻”那样的迪斯科舞厅里偶遇黑人男子，与他们发生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创作小说，在日本声名鹊起。她对那些黑皮肤性伴侣的描述，竟与洛蒂对自己在长崎那个玩偶妻子的描述怪异地相似，都是玩弄之后就弃之而去的东西。

山田的癖好可能是小众口味。大部分日本人都对与外国人发生亲密关系毫无兴趣，这种想法甚至可能让他们厌恶作呕。但在70年代的日本，作为白人男子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外国人得到的关注程度是他们在国内永远达不到的，而且这种关注不只来自迷恋高加索血统的女孩子。外来人拥有实打实的特权，人们很容易就把“罕见”错当成“特别”，甚至与“优越”混为一谈。那时候就已经有很多西方人（大部分是美国人）作为所谓的“达人”上电视，以此来获得不菲的收入，尽管他们唯一的技能就是讲得出一点日语。他们会出现在脱口秀或综艺节目中，仿佛训练有素的海豹。只要他们一开口，演播室的观众就会开心地尖叫欢呼。70年代，最著名的“外国达人”（简称“外达”）是个美国女人，她不仅能讲日语，还带有浓重的大阪口音。

得到这么多关注，很容易就会导致德不配位的高傲。此外还同样容易对自己的外国人身份产生怨恨，不满于日本人对努力想要融入的外国人的抗拒。一天，我在银座的一家中餐馆和一位澳大利亚朋友一起吃午饭，他后来成了杰出的剧作家。和我一样，他也很早就是寺山修司的崇拜者。他的日语十分流利，足以掌握江户时代的“讲谈”[类似于“评书”的表演形式。]这种高难度艺术，这种技能在日本人中间都难能可贵。有一次他受邀去参加一个著名的电视节目，展现他在这方面的熟练精通。他回顾着当时的情况，我能感觉到他怒意渐起。当时，他在演播室里，穿着古时讲谈师穿的传统和服。作为流行文化专家的节目主持人向他保证，他将得到极度的尊重，配得上他钻研这门艺术的大师身份。绿灯亮起，他上得台来，结果惊恐地听到主持人用英语大吼一句：“哈罗！”这一下子就宣布了他是个神奇的会说日语的老外，观众哄堂大笑。

想到在电视台演播室遭遇的羞辱，我这位朋友仍然满脸通红。他向站在桌边的年轻服务生点了我们午餐要吃的菜，服务生用非常优秀的英语回应了他，我朋友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该死的，”他用流利的日语说，“你们怎么就不能跟我们说日语啊！”服务生被这位客人突然的爆发弄得有点惊慌，坦白说他的日语并不是很好，因为他刚从台湾来。

我自己的态度起伏比较大，有时候一天之内都会有变化。我有时候会接受甚至享受自己的外国人身份，但有时候又会突然因为别人认为我应该符合自己的种族特征而恼怒。在大部分日本人眼里，一个典型的“外人”应该是白人，而且不仅要是白人，还得是美国人。亚洲人绝不是“外人”，黑色人种则用“黑人”来专指。好奇的日本人会询问你是否真的吃得下生鱼片；如果你能用筷子吃饭，惊讶的夸奖就会铺天盖地而来。起初，这些都没什么关系，甚至还有点可爱。毕竟，那个年代，日本人，尤其是大城市之外的日本人，很少有真正见过活生生的外国人的。我甚至会不断地被错认为是美国人，还会有人出题一样考我在加州或纽约的生活细节。这些从比较宏观的方面来说，都不算是什么极端的困难，但随着时日渐长，人就有点烦躁了。我只认识少数几个人，对于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一点儿也不烦恼，其中之一就是唐纳德。他很喜欢“栖于木上，稳如泰山，从远处观察世界”。

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人普遍更喜欢外国人有自己特定的行为举止，而不是像日本人那样行事。我搬进目白的公寓后不久，一个叫格雷格（Greg）的美国摄影师请我和他一起去京都，他要在那里一个珍贵的老艺伎馆里拍照。格雷格块头很大，不太整洁，是个越战老兵。他一句日语都不会说，所以需要我去做翻译。

京都的艺伎馆是非常传统的场所，有专属的严格礼仪，复杂详尽，如同皇室宫廷。我决心拿出自己最得体的日式行为规范，鞠躬要恰到好处，并用敬语来表现彼此之间的地位关系。我脱了鞋进屋去，低低地鞠躬，并向滑开美丽纸门的女主人说出日本人常常挂在嘴边的道歉（“非常抱歉在如此繁忙时叨扰”之类的话）。她也鞠躬回礼，却掩饰不了迷惑的眼神，好像觉得我疯了。接着，我听到格雷格“咯噔咯噔”地来到木地板上，咧嘴大笑着，喊道：“嘿，妈妈桑！”这位穿着昂贵和服的优雅女士顿时面色生辉，露出无比轻松的表情。“嗨，格雷格，你好吗？”她用京都口音的英语回应道。

不过，电视演播室和艺伎馆当然不能代表日本社会。有私交的朋友们并不会把外国人当作训练好的海豹来对待。与黑泽明合作时间最长的助手、三得利威士忌广告的制作人野上就是这样一个朋友。她是一位优雅的大都市女性，不管对方来自哪里，她都能应对自如。我和马克斯·泰西耶一起到黑泽的乡间别墅参加了广告拍摄后，野上又请我去参加了一次三得利广告的拍摄，这次那位大导演不在。我被安排在一个酒吧场景中做临时演员，和另外一些外国人一起喝威士忌。我的室友罗布也在受邀之列。

在现场，有人给我和罗布指明了站位。那是东宝株式会社的摄影棚，黑泽的很多杰作都是在那里完成的。棚里有个长长的美式木吧台，酒保像玩沙槌一样挥舞着鸡尾酒摇酒壶。和我们一同参加拍摄的临时演员们大部分都是从附近的美军基地招募来的，其中有一些黑人海军陆战队员。没有黑泽在场，导演也不再为其威严而畏畏缩缩，而是像个大师一样，大摇大摆地高声指示手下的摄像师和调音组。灯光已经调整就绪。导演是个戴着墨镜和白色棉帽的瘦弱男人，这身装扮是日本电影人必不可少的。他喊了开机。

我们和陆战队员们聊起了天，自认还算活泼热烈，并喝着玻璃杯里威士忌色的大麦茶。“卡，卡！”导演非常激动烦乱地喊道。我们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但也很愿意重新开始。“开机！”我们再次开始聊天，这次说话声音更大了，也喝了茶。“卡！”导演喊道。“不对，不对，不对，”他说，“我来给你们演示一下。”他走到那几个黑人陆战队员站的地方，开始疯狂挥舞手臂，仿佛一只生气的大猩猩。“要像这样，”他解释说，用拳头往空中戳着，“要更像黑人！”

陆战队员们大笑起来。“哦，好的，”他们说，“我们明白了。”导演再次喊“开机”，黑人们开始跳来跳去，大吼大叫，互相击掌，就像完成一次灌篮后的篮球运动员。这次，导演竖起了大拇指，他很满意。那些黑人一点生气的样子都没有，这方面他们都是老手了。

一个难忘的下午，在京桥的电影中心，我清楚地意识到，种族的幻想不只是东方对西方，也不只是反过来。我看过很多优秀的电影，但有一部电影给我留下了比它们都更为深刻的印象，尽管它绝非一部杰作。那是日本战时电影系列展映，这部是其中之一。导演是为电影公司卖命的伏水修，电影名叫《支那之夜》，是1940年在上海拍摄的，当时那里处于日本占领之下。另一个拍摄地点则正是我做临时演员拍威士忌广告的东宝摄影棚。电影的两位主演之一是长谷川一夫，日本影坛万人迷；他决定离开原公司转投入对手公司门下时，原公司雇了个黑道分子，用剃刀划破了他那张著名的侧颜。另一位主演是身量小巧的年轻女演员李香兰，来自伪满洲国——当时是日本的傀儡政权，旧称满洲，即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

长谷川扮演的是日本商船队的一名船员。一天，他在上海滩散步，看到几个日本暴徒在调戏一名年轻的中国女人（李香兰饰）。他救出了那个女人，并把她安置在自己的旅社“大和屋”（“大和”是日本的旧称，充满爱国意味）。李香兰饰演的角色在战争中失去了双亲，态度决绝地拒绝了来自恩人和他善良的日本朋友们的好意。她的顽固让这位船员大怒，扇了她一耳光。当时的日本观众将这臭名昭著的耳光解读为船员对这个女人真诚而强烈的示好。中国人则认为这是一种公开的侮辱，并认为李香兰竟然委身出演这卑劣的一幕，让整个中华民族蒙羞。在电影的最终，商船队船员成功俘获美人芳心，她爱上了他，并终于认可了日本人的善意。

他们决定结为连理。但就在这幸福的中日联姻实现之前，日本船员的船遭到中国“土匪”（这是日本人对所有游击队员的称呼）的伏击，之后双方进行了一场枪战。中国女人确信爱人已死，悲痛欲绝，来到伏击发生的地点。那里风景很美，有座漂亮的宝塔，俯瞰着一条古老的运河。她唱了一首日本童谣（《支那之夜》的奇特之处之一，就是在影片进行到大约一半的时候，这位中国姑娘就开始用完美无瑕的日语说话了），然后走入风景如画的运河，一心求死。接着，奇迹发生了，那位日本船员原来还活着。他听到她唱的歌，将她从水中救起，这对恋人紧紧相拥，在银幕上留下侧影——这是中日在战时团结一致、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动人象征。

反正，这就是在中国的影院放映的大结局，在那里，影片里令人作呕的愁绪无人买账；而日本观众则享受了专门拍摄的特供场面——女主角最终在运河中自溺身亡，从而迎合了日本人心中关于浪漫的刻板印象，即女人因为对男人的爱而牺牲自己。

作为政治宣传片，这部电影称得上是令人瞩目。比电影还要著名的，是那首旋律悠扬的主题歌，由李香兰亲自柔声唱来：“支那之夜，啊，支那之夜 / 那窗前的柳儿，摇啊摇曳 / 那红色的灯笼，支那的姑娘 / 那等待郎君的夜晚，那栏杆外的细雨……”曲子的旋律是对中式音乐的拼凑模仿，是迎合日本消费心理的中国风。李香兰，日本人对这个名字的发音是“Ri Koran”，她因为出演这种电影的背叛行为而被中国人谴责，却在日本大红大紫，掀起了一股追捧中式音乐和时尚的热潮。日本姑娘们都学李香兰的穿衣打扮。在东京最大的音乐厅外，人们排起长队，就为了听她一展歌喉。那是在1940年，中日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就在《支那之夜》上映的三年前，日军在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杀害了数十万平民百姓。

李香兰走红的主要原因，不是她平平无奇的演技，也不是她只比演技略胜一筹的唱功，而是她在日本人眼里富有异域风情的外形。李香兰是个娇小的女人，灵动的大眼睛，秀发之中插一朵莲花，总是穿着中式丝质旗袍，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但在40年代日本人的眼里，她代表了亚洲的魅惑之光。她就是“泛亚主义”理想的代言人，是所有乐于臣服大日本帝国的黄皮肤种族的代言人。简而言之，李香兰是个色情的幻梦。

如果说这部电影本身值得铭记，其背后的故事则更是跌宕精彩，因为李香兰其实根本不是中国人。她真名叫山口淑子，是1920年出生于满洲的日本人。她的父亲生性大胆，当时正在那片大陆上冒险，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给日本雇员教授中文。他也是个赌徒，财务上的困难迫使他请求一位同情他的中国将军收养自己的女儿。山口淑子精通中日双语，还从声乐老师那里学到了一点俄语，那位老师是十月革命后逃到满洲的白俄歌剧演员。

20世纪30年代末，完全由日军出资、日本人经营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要寻找一位中国女演员，在政治宣传片中出演爱上勇敢的日本士兵或工程师的当地女孩，以达到宣传日本共荣事业的目的。结果他们发现，要找到愿意出演或符合要求的中国女演员，是不可能的。多轮选角未果之后，协会会长在伪满洲国电台听到了一个年轻歌手用三种语言唱歌。成为明星的诱惑足以说服这个姑娘来履行自己的爱国责任。于是，年轻的淑子迅速变身成了名叫李香兰的中国女孩，她的真实身份一直是个被严加守护的国家级机密。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上海的爱国人士以汉奸罪名将李香兰逮捕。她将会被处死，而拯救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拿出必要的日本文件来证明真实身份。幸运的是，她有个强大的保护神，此人对她来说不只如父如兄那么简单；他就是日本电影制片人川喜多长政，我有时候会看见他在东京的电影中心走廊上徘徊。再次变回山口淑子的她，有段时间曾是他的情妇。唐纳德·里奇记得在川喜多夫人嘉志子的葬礼上，她当场崩溃，大声啜泣。“母亲！母亲！”她这样哭喊着。这行为未免有点太装腔作势了，因为正在长眠的这位女人，是被她戴了绿帽的。

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山口淑子的事业再度起飞。美国情报人员对她了如指掌，因为《支那之夜》是他们的日语教学中最常使用的影片之一。那首仿中国风格的电影主题曲在美国战略服务局训练中心已经很有名了。那位改名为“山口雪莉”的女演员很快出现在好莱坞的电影中，比如1955年的《竹屋》（House of Bamboo），主演是美国影星罗伯特·瑞安（Robert Ryan），他饰演身在美军占领下东京的美国黑帮分子。电影海报上的山口雪莉半裸出镜，是美国男人想象中完美的“艺伎女子”。电影中的著名一幕，是她轻轻按摩着罗伯特·斯塔克（Robert Stack）的背部，同时喃喃自语道：“日本女人生来就是为了取悦男人的。”

这种双重或者说三重表演的行为让我深深震撼。她是在日本电影中假装中国人的日本女人；是具有异域风情、风骚妖艳的“泛亚”艺伎；还是既让日本男人想入非非地“干中国”，又让美国男人想象“干日本”的影星。

山口的离奇故事以非常奇怪的方式让我想起自己的童年。从小，我就习惯将文化行为视作某种表演。我的外祖父母是德国犹太移民的后代，已经是十足的英国人，和他们在一起时，我也扮演了一个完美英国男孩的角色。在海牙的家中，我才恢复成荷兰人。幼年时期，我和荷兰的亲英派人士打板球，那些人总摆出一副英国派头，很势利地要把自己和荷兰普通大众区分开来，就像几代人以前，由于矫揉造作的贵族做派的遗留，最时髦的人都要说法语。早在我脑子里有“日本”这个概念之前，我就已经在疯狂迷恋“英国风度”了。“李香兰”对我而言是一个象征，并非象征着泛亚主义，那显然对我毫无意义；她在我心中象征着让自己的幻想跨越国家与种族的边界，将生命视为一场持续的表演。

看过《支那之夜》大约十年之后，我见到了山口淑子。当时她是保守党派自民党的国会议员。自民党想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让她加入也是希望她能在文化方面起到外交作用。在这之前，她还重塑过一次自我形象：60年代她做过电视主持人，专门采访第三世界领导人，比如伊迪·阿明（Idi Amin）和金日成。巴勒斯坦的战事也是她关注的议题，这让她跻身激进的极左派边缘团体，这个圈子里有一些日本赤军的同路人，后来成为色情电影的导演。

她以中日夹杂的方式和我聊天，有时候一个句子说到中间就会切换语言。我无法想象她和日本人说话时也会这样，不过我代表的是外面的世界。我们一起坐在她位于国会议事堂附近的办公室里。她身上的电影明星派头仍然很足：那柔和的粉白面庞上没有一丝皱纹，戴着大大的紫框眼镜，一头漆黑的秀发，泛着漆器一样的光泽。一个穿着毛绒拖鞋的助理给我们倒了绿茶。

“我仍然觉得中国是我的家，”她说，“现在去回望那些电影，我很惭愧。但我当时很年轻，别人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当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你看，我自视是日本和我出生之国的友谊桥梁。”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那无助脆弱的样子，和我记忆中《支那之夜》里她向日本船员表白时一模一样，也像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博取男记者同情的方式。我感觉自己好像又见证了一场精心排练过的戏剧表演。

我询问她见伊迪·阿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毛泽东、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和金日成的情况。“啊，金日成，”她柔声道，“一个被严重误解的男人。他握手时特别温暖热情，还有一双洞穿一切的眼睛，感觉能把你完全看透。”还有毛主席……有那么一瞬间，她仿佛有点动情，全身轻轻颤抖了一下。“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伟大的亚洲人。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吗？他说他战时看过《支那之夜》，并且感谢我出演。我觉得肩上的重担被卸下来了。”

我不太知道该如何回应。换了更好的采访者，可能会再逼问她一些问题。片刻沉默之后，她说：“我知道我曾经站在错误的一边，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成为朋友。我将成为各民族之间的桥梁。这就是我的目标，我一生的事业。”

多年以来，《支那之夜》始终在我心头萦绕不去。之后我又见过山口几次，但她仍然是个谜。我得到的只是她重复的表演。她的故事也成为日本的现代神话，在几部电影、不止一本他人代写的自传、一部话剧、一部音乐剧甚至多部漫画中被不断传说。她永远不可能和这个神话分开。最终，在多年以后，我写了一部关于她的小说，与其说是关于她真实人生的故事（她人生的真相依然神秘无解），不如说是对她编造的人生进行的虚构讲述。

最终，我不得不搬离目白那套心爱的公寓。那处公寓的房东是一对夫妇——一个镶着参差不齐的闪亮大金牙的商人，和他那目露贪光的可怕妻子。他们想把这栋楼拆了，建一座现代公寓楼，或者可能修个停车场。我不想搬家，楼下那对焦虑的夫妻也不想。在日本，只要正在承租的房客到当地政府缴房租，让当地政府作为第三方代收，就很难被赶出去。一开始，商人的老婆会上门来劝说我们搬家。我告诉她现在搬不起。她眯缝起眼睛，涂脂抹粉的脸上绽开了精明而微妙的笑容：“我们都明白‘外人’是啥样的。我们知道你们外国人很会赚钱的。”

我对反犹主义的毁谤言论总是很警惕，一下就想起在东京很多商店看到的书籍，上面写着犹太人如何成为世界的主宰。但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她的意思。“外人”可能就是指真正的“外人”：贪婪、势利、粗鲁。

劝说很快变成了施压。一天，楼下那位焦虑的年轻妈妈哭成了泪人，因为女房东威胁了她，还警告说房子会在地震中倒塌，她的孩子必死无疑。接着女房东又威胁我说，要是我继续拒绝从命，她就会告知我的大学。果然，我很快就被日大的院长召到办公室，这个笑容可掬的官僚对我说，他听到了某个有关住房的问题；我当然应该明白，不能再以这种方式给学院带去不便。

于是我搬到了一个古老的艺伎聚集区的单间公寓里，隔壁住了两个创价学会[成立于1930年的学会，最初由教育改革家组成。创立者信奉佛法，一生致力于日本的教育改革。]的佛教狂热信徒。他们每天都会在我门口放一份宗教资料，直到那摞从未被读过的资料堆得过高，不得不被移除。我把自己狭窄的盥洗室当成临时的暗房来冲洗胶片。隔壁是个老式的公共浴池，我每晚都会去那里洗个澡。与我一起泡澡的人们都很礼貌，他们会假装我不在场。

要说后来发生的事情和目白的那个面目可憎的女房东有关，或者与日大胆小怕事的院长有关，那就太虚伪了。这事根本就没有借口。新年前夜我在京都的行为就是非常不体面。

当时我们五个人一起去京都旅行——我的朋友津田，室友罗布，研究日本历史的美国留学生吉姆，日大校友“阿金”，还有我自己。顺子，一个年轻的前卫舞者，与罗布形影不离，后来也加入了我们。我们在鸭川岸边找了个相当破旧的旅社，所有人挤在一个房间里。这家旅社和那附近类似的地方一样，曾经是个妓馆。50年代后期，官方下令禁止卖淫，这些老房子很多都被改成廉价的旅社，主要接待年轻的外国人。日本人大多对这些曾经声名狼藉的地方有所顾虑，所以敬而远之。经营我们那个旅社的和善老太太叫“阿绢”，自己就曾在那里做过妓女。她对战后占领期间的美国士兵们怀着美好多情的回忆。

新年第一天是日本最重要的节日。全家人会一整天聚在一起，品尝丰盛的冷盘佳肴，都是早在新年之前就精心准备好的。朋友们会一起去喝清酒，吃味噌汤里的糯米团子，这活动从一大早就开始了；通常头天晚上他们会去寺庙和神社参拜。阿绢也许曾经做过妓女，但也自豪地坚持着京都的传统，她承诺说，我们一早醒来，就会看到一桌子丰盛的京都新年菜肴。

津田也为新年安排了一些特别节目。他一直很擅长取悦老太太，她们都把他看成一个前途光明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可以帮他一把，助他成就辉煌的文学事业。其中一位老太太是个非常高雅的人，来自京都的老派家族。她住在一栋美丽的传统宅子里，有经过精心打理的日式庭院，还有个专门进行茶道仪式的房间。她盛情邀请津田带他的朋友们去享用传统的新年午餐。

新年前夜，霜雾茫茫，京都白雪覆盖的寺庙屋顶之上星光璀璨。我们出发的时候，并没有过多考虑第二天要享用的盛宴。街上挤满了成群结队的日本年轻人，很多人为了节日穿上了和服，拖着慢吞吞的脚步，走向那些在战争中奇迹般幸存下来的古代宗教场所——在战时，千钧一发之际，京都在原子弹要轰炸的城市名单中被划掉了。据说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曾经在战前到过京都，想到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会被炸毁，他觉得无法忍受。

我们喝了很多啤酒，接着又传着喝一大瓶清酒，每个人都直接对瓶吹。我们喝得晕乎乎的，再加上天寒地冻，就闹腾了起来。这次绝不能叫他们再礼貌地忽视我们这些外国人了。我不记得是吉姆还是我自己的主意，我们打算让陌生的日本人也遭遇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听的陈词滥调——把角色对调一下，一定会是绝妙的笑话。你吃得下生鱼片吗？我们这样问大惊失色的旁人。你会用筷子吗？你用得这么熟练，太厉害啦！你能给我们讲讲美国的事情吗？就这样，我们醉得越来越厉害，也变得越来越讨厌。换成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我们都绝对会遭受一顿非常合理的痛打。但当时我们没有，这只能感谢日本人的礼貌。

津田和阿金也假装觉得这一切很好玩。我们喝了一瓶又一瓶的清酒。午夜过后，我是真的站都站不稳了，只能被人拖回旅社；阿金直接摔出了我们房间的玻璃窗，引起一股冷风，但我们都没注意到，因为好几个人都迅速坠入了深沉的梦乡。只有吉姆或者罗布，还有那个年轻的女舞者没睡；他们当中的一个，或者可能是两个（没人记得清楚了），就在那榻榻米上的玻璃碎片之中，和舞者发生了关系。

第二天早上，我们很晚才醒来，发现阿绢摆了一桌子精美的菜肴，还给每个人准备了小瓶的清酒。光是看着吃的喝的，就够让我们觉得恶心了。罗布和阿金哀叹一声，陷入了近似昏迷的状态。等到阿绢进来祝我们新年快乐并问我们吃得开不开心时，我只能找各种借口，并解释说昨晚过得不太好。她把房间里乌烟瘴气的混乱场面看在眼里，一言不发地退了出去。

下午2点左右，我们终于在剧烈的头痛和翻江倒海的反胃中勉强醒来，去拜访津田那位善良优雅的女资助人。我们本来应该中午就到的。黑色的方桌上摆满了最精美的菜肴，黑色的漆器盒子里装着经过精心摆盘的鲱鱼子和做成菊花形状的莲藕，还有饱满的红鲑鱼子和巨大的糖渍烤虾。我们的女主人身穿低调粉灰花朵图案的优雅和服，毫无嫌恶之色地解释道，要是我们早点到，情况会好很多，因为碗盘的颜色是专门挑选过的，要配合那透过和纸窗户的光线。现在已经晚了，她不得不换一套食器，来配合当下的天光。

在她解释的同时，我们出于礼貌试着去夹一些菜，津田告退去了厕所，发出可怕的咕噜声，我们都很努力地装作没听见。尽管身体状况的确不佳，我们还是撑过了那顿午餐，进行了一场礼貌的交谈。吉姆拿起一个漂亮的茶碗，翻转摩挲着，问是不是江户时代的古董。是的，善良的女士回答。“你说得很对。你们外国人真是见多识广，相比之下我们日本人就太孤陋寡闻了。不过也不完全是江户时代的，历史要更悠久一点，其实是安土桃山时代的，16世纪末。”

等津田终于“浴吐重生”走出来，我们也差不多该走了。桌上的精美菜肴我们大部分都没动过，夕阳已经在下沉，投射下美丽的光辉。我们对女主人千恩万谢，并为迟到致歉。“没关系，”那位女士说，“非常欢迎你们所有人随时再来。”

我第一个从木质走廊下到石质的玄关，我们的鞋子在那里被摆成完美的直线，静静等待着。我弯下腰来穿鞋，头朝门口，屁股朝着我的朋友们和正在鞠躬送客的女士。然后，我完全忍不住，下面发出了一个声音，仿佛短促的喇叭声。大家在惊愕之中沉默了片刻。我站了起来。我们都装作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