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也许并不是唐十郎剧作的重点。我到现在也并不真正清楚《独角兽物语》到底讲的是什么。唐十郎没有直接讲述故事，而是围绕着与这部剧相关的意向来谈，最后总是归结到他的童年。

有一次，我问他有没有看过歌舞伎表演。回答是没有。但他说，毫无疑问，“歌舞伎被埋藏在我潜意识里的某个地方”。他对戏剧最鲜明的记忆，是与歌舞伎大不相同的。唐十郎常常回忆起浅草的脱衣舞馆，离自己位于下谷的家不远。表演的间隙，为了给姑娘们留出时间换上另一套暴露的演出服，喜剧演员们会登台，表演即兴短剧或滑稽的剑术，持续时间不超过五分钟或十分钟。一些专门来看脱衣舞娘的赌马的人，会趁这段时间看看赛马结果。而唐十郎则对这些肉体展示间隙的短暂闹剧着了迷。

“美智金（Mitikin），”唐十郎压低声音，激动地说，“在赌场剧院。他是个玩杂耍的酒鬼，太厉害啦。在舞台上和另外一个演员比剑之后，他会冲出剧场，跑到浅草寺，再冲回来继续比剑。有一次我去化妆间看他，他正大嚼着塑料袋里的米饼。他破旧的西装上面沾满了米饼屑，地上也全是米饼，女郎们的高跟鞋一踩上去就碎了。美智金突然说：‘听！你听到森林里暴风雪的声音了吗？’”

这件逸事叫人听得颇为费解，但也暗示了唐十郎看待世界的方式中很重要的因素：浅草脱衣舞馆简陋的环境，忧伤古怪的老年喜剧演员，还有最重要的，突然从直白的语言跳转到比喻，这往往涉及从低级文化到高级文化的切换。唐十郎童年世界中污秽的荒诞——争吵的变装皇后、低贱的罪犯、卑鄙的杀人事件、妓女——都被他编织进了他自己版本的古代神话：阿里阿德涅帮助忒修斯逃出东京下町的迷宫，寻找刘易斯笔下的纳尼亚。剧中的人物也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变形”：上了年纪的变装皇后阿春，在妇产医院调换了婴儿；后来他又突然变成陆军中士横井冒了出来，就是那个避世28年的男人。唐十郎的剧情展开，是基于梦的逻辑，或者说是缺乏逻辑。

简而言之，我要扮演的老外伊万，可能是个俄国人，自称是“午夜牛郎”——这个角色其实也不算特别奇怪。

剧中的我戴一顶特别可笑的皮质牛仔帽，出场时间很短。在第三幕，我被“纳尼亚义勇队”的军乐团追赶到舞台上。小林薰饰演的婴儿交易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犬神八房）说我是个俄国佬。我说我不是俄国佬。谁管啊，他吼道，所有的白人都长得一样。于是，我开始迂腐地解释说，白人可以分为日耳曼民族、斯拉夫民族……够了！犬神喊道，在北京人看来，你们都是该死的外国人，你是个间谍！我随之大喊：“我是午夜牛郎！”我们如此这般演了一段时间，又讲了一些关于俄国人的笑话，他们在战后夺取了日本在太平洋的领土；还有关于美国大兵分发口香糖的笑话，和唐十郎同龄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战后占领时期的回忆。

其中的重点当然并非奚落外国人，而是嘲笑日本人对老外的普遍态度。能参演唐十郎的戏剧，我实在受宠若惊。这让我觉得自己被这群人接受了。也许，这甚至意味着我在这位剧作家眼里还算有点天赋。我终于真正沉浸到了日本社会的一个湿润的小角落。

一天晚上，排练结束后，我们没有散，而是继续去新宿夜游。那是一个和煦的早春夜晚，街道上车水马龙，人头攒动，显得稠密而温暖，霓虹灯如同星星一般高高地闪烁着。最终，我们去了唐十郎常常光顾的一个地方，是作家们喜欢去的一家小酒吧。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叫“娜嘉”（Nadja），以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的超现实主义小说命名，那部小说讲的是他与一个疯女人的情事。酒吧里灯光昏暗，桌子是黑色的，烟雾缭绕，放着迈尔斯·戴维斯[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1926—1991），美国著名爵士音乐家，素有“黑暗王子”之称。]演奏的轻柔乐曲。那是个愉快的夜晚，大家迅速地把一瓶瓶威士忌喝了个底朝天。我与唐十郎同桌，就坐在他身边——那个位置通常要留给团体里资历比较高的成员。唐十郎老大派头十足，穿着一件浅灰外套，打着红绸领带，为大家点了更多的酒水，眼睛眯成两条细缝，像一只心满意足的大猫。大部分人都直接叫我的名字，发音为“伊万”，和剧里一样。有人说“可怕的伊万”，有人说“老外伊万”，还有人说，不，应该是“怪老外伊万”。怪老外，就是那个能说日语的老外，没有典型外国人做派的伊万。我哈哈大笑，但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这个称号——虽然出发点没有恶意，但还是散发着在欣赏经过训练的贵妇犬耍可爱把戏的意味。

长夜将尽之时，我进了男厕所，发现旁边就站着根津，他在《独角兽物语》中饰演忒希奥。他转过身，用他那张日本詹姆斯·迪安的英俊面孔对着我，而我则一心一意地看着眼前的白瓷砖墙。他说：“你知道吗，只有当你是日本人的时候，才能真正在我们的戏里表演。”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嗯，”他说，“如果你是老外，就不能‘演’外国人。”

我嘀咕了几句不同意见，但他的话一直让我难忘。我想起歌舞伎剧中的“女形”，即专门扮演女性角色的男性演员，真正的女性无法以相同的程式化方式出演那些角色。如果想别有一番味道，就只能让女性来扮演那些专门扮演女性的男性。我是个怪老外，我应该扮演的是个在扮演老外的日本人。也许这才是根津想表达的本意。也许他是对的，至少我有时候确实这么觉得。

当然，《独角兽物语》也要在红帐篷里上演。我们巡演的第一站是大阪，帐篷将会搭在公园里脏兮兮的水泥山上，在那里能俯瞰动物园。接着我们将辗转到熊本的河岸边，那是九州的一个古老城市。然后我们再前往京都，最后回到东京，在池袋站附近的铁路线之间被煤烟熏得乌漆漆的地方表演。整个巡演过程要持续将近一个月。

动身之前，团里的演员不破万作带我去见了《朝日画报》的编辑。《朝日画报》是《朝日新闻》的周末增刊杂志，现在已不复存在。他们的想法是让我为巡演拍照，并写一篇文章。那位编辑身材瘦长，留着长发，一副嬉皮士的派头，穿着深灰色的西装，说自己非常希望知道“外人的看法”。他甚至还可能用了当时媒体圈形容我这样的人受命写东西时常用的一句话：“蓝眼睛里看日本。”

我大喜过望。我不仅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还得到了展现天赋的机会；不仅是作为“午夜牛郎”友情客串，还是一个撰稿人，一个摄影师。我不再仅仅是电影专业的学生、间谍或怪老外偷窥狂，而是一个有真本事的人，哪怕我的双眼并不是最纯净的蓝色。

一大清早，我们坐着舒适的小巴出发了，后面跟了一辆卡车，载着折叠起来的红帐篷。唐十郎和李丽仙坐在靠近车头的位置，和根津、薰等资深演员聊着天。我们经过了横滨平淡乏味的郊区和富士山附近天光朦胧的绿色茶田。蓬松的白云笼罩着锥形的富士山。几个小时之后，在丰桥和名古屋之间的某个地点，我独自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开始看书。那应该是一本狄更斯的小说，可能是《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吧。我喜欢在周游日本或亚洲其他地区时读这一类书：在去往泰国东北部的时候读简·奥斯汀（Jane Austen），或者在去往台湾南部的大巴上读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我想，这也算是一种逃避方式，短暂地逃避到一个熟悉得令人安心的虚构世界。

我沉浸在大卫·科波菲尔的世界中，斯提福兹（Steerforth）和米考伯先生（Mr. Micawber）尽数登场；突然，一个声音钻入耳朵，将我唤醒。原来是龅牙的不破万作。“你怎么在看书啊？”他问道，“你真的不习惯团体出行，是吧？”他并没有语气不善，但也算是在责备。共同事业中的一分子就应该加入、参与和分享。在小巴上睡觉是被允许的，但看书就是把你自己与别人隔绝开来，这显然是不可以的。我着急忙慌地把尤赖亚·希普（Uriah Heep）和贝齐·特罗特伍德（Betsey Trotwood）这些小说人物抛诸脑后，回到现实世界中，与唐十郎和他的演员们一起用塑料杯子喝绿茶，听那些我插不上话的旧时往事，哈哈大笑，在通往大阪的公路上嚼着一块块纤维感十足的淡色章鱼干。

到了天王寺公园，我们在坚硬的岩石地面上钻了孔，把帐篷搭起来。这个地方实在不一般。我们的故事讲述的是日本的忒修斯与阿里阿德涅在唐十郎出生成长的下谷穿行，寻找一个失却的胎盘，那个胎盘装在血淋淋的塑料袋里。那个公园的一侧是动物园，我们在排练时，能听到猴子吵吵闹闹，还有疥癣颇为严重的狮子在狭小的禁闭空间中来回踱步，发出困兽的吼声。

公园另一侧的区域叫“新世界”，是个破旧而美妙的寻欢作乐之地，一半是夜生活的领地，一半则是个游乐园。“新世界”建于1912年，隐约受到幻想中的纽约和巴黎的启发。里面有个破旧的月神公园，还有一座草率模仿埃菲尔铁塔的高塔，以及一排排便宜的餐馆，专门做烤鸡胗和烤猪心等平民美食。二战以后，曾经摩登光鲜的“新世界”变成了贫民窟，由黑道管事。穿着闪亮西装和白色漆皮鞋的流氓在狭窄小巷里趾高气扬地晃来晃去，凡是有点体面的人都被吓跑了。穷困潦倒的人们纷纷从日本各地涌入附近的穷街陋巷。这里很像东京的山谷地区，比较强壮的男人会被黑帮的包工头找去做日工，这是运气好的状况；如果运气不好，他们就会用土豆酿的廉价烧酒把自己灌醉。除了卖烤内脏的食肆，还有一些老旧的音乐厅，疲惫的喜剧演员在里面对着鼾声如雷的流浪汉徒劳地讲着老掉牙的笑话。“新世界”也吸引着变装皇后和妓女，他们在这里钓那些因为大醉而顾不上区分性别的嫖客。

我们团里有位引人注目的客串演员，他叫常田富士男，演的是变装皇后阿春这个角色。他满脸抹得粉白，嘴上胡乱涂抹了口红，毛躁的黑色假发中插了一朵红玫瑰；而我们帐篷外那些闲荡的“同类”看上去比他要特别很多：有穿着破烂长裙的中年男子，还有的穿着树脂做的超短裙，伤痕累累的小细腿踩着细高跟颤巍巍地走着，妓女们也大多上了年纪，穿着和变装的男人们差不多的服饰。

我看到有一个男人拿着自己钝钝的武士刀，砍向被风刮起的纸片。有人告诉我他幻想自己是国定忠治，那位19世纪的传奇侠客和赌徒。没人跟他说话，他也不理周围的人，只是沉浸在属于自己的亡命之徒的冒险世界中。他每天早上都在那里，有时候晚上也在，摆出武术招式，砍杀着想象中的敌人。

带妆彩排不太顺利：薰犯了喉痛，台词常被念错，节奏不对，灯光提示也被错过。唐十郎有些紧张，让我们当中的一些人重新排练了一遍有我们出场的戏。但首演之夜一切顺利。我说自己是午夜牛郎的那句台词赢得了满堂彩。“感觉不错吧？”不破万作在舞台侧面悄声对我说。最热烈的掌声出现在整部戏的最后，帐篷的后门打开，露出一辆红色的铲车，大铲斗将忒希奥和阿春铲起来，背景音乐轰鸣，忒希奥大喊：“冲啊，独角兽！”

这也许是那次巡演中最精彩的一次表演。我们住在一个佛寺里，所有人都睡在大殿宽阔的榻榻米地板上，就在镀金的木质菩萨像的脚边。回住处之前，我们一群人去了老式的公共浴池，那里的常客大多是带着一身疲惫从建筑工地下工的男人。墙上贴着壮观的马赛克画，是金太郎骑着一条橘黄色的鲤鱼——这个形象我很熟悉，在雕文的文身作品中见过。当然，我们都用了公共浴池，像英式橄榄球运动员那样一起泡在滚烫的水中，红彤彤的脸被笼罩在水蒸气当中。在佛寺的大殿里，铺好被褥之前，我们豪饮了大量的啤酒、威士忌和烧酒。唐十郎又唱了他改编的《阿里巴巴》，李丽仙则唱了另一部戏里的歌，戏名叫《约翰·西尔弗：新宿之恋》（John Silver: Love in Shinjuku）。所有人都拍手合唱起来，根津弹了吉他。我们就巴勒斯坦人的命运进行了友好的争论。大家为我这个“老外伊万”干了杯酒。万事大吉。这个群体其乐融融又井然有序。

然而，还是有一点点美中不足，一个小小的紧张源，而我迟迟没有领悟到。只要根津一上台，观众席中就会有一大群十几岁的少女开始兴奋异常地尖叫。这并不是红帐篷中常听到的喝彩声，更像是集体情绪高潮时的尖叫。唐十郎扮演下谷医院的院长，他一度叫那些女孩子不要这么吵，还朝她们摇晃自己的竹棍子。状况剧场是新派歌舞伎的风格，注定会吸引吵闹的观众，明星们都习惯了观众的喝彩欢呼。但那些对着根津尖叫的女孩子并不是状况剧场通常遇到的爱好者，她们要年轻得多。其实，她们很可能根本不喜欢状况剧场，而只是喜欢根津的追星族。

如果根津是作为唐十郎旗下的明星演员而收获这些追星族的话，那出现以上状况可能没什么关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独角兽物语》巡演开始前不久，根津出演了一部热门电视剧，演的是个16世纪的亡命徒石川五右卫门，算是日本版的侠盗罗宾汉（Robin Hood）。五右卫门曾意图刺杀权倾日本的大名，失败之后被处以汤镬之刑，活活被煮死在锅子里。有种现在还在使用的传统铁质浴缸，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五右卫门风吕”。不管怎么说，五右卫门都是个魅力十足的人物，而饰演他的日本詹姆斯·迪安也成了国民万人迷。李丽仙也参演了同一部剧，她显然很想多拍些电视剧；唐十郎自己也有出演那部剧，但是个小角色，一个海盗头目。他也许感到某种警惕，可能还察觉到了不忠的迹象。当时在大阪那座佛寺里拍手唱歌的我，没怎么注意到这些事；但我其实应该察觉出有什么东西不对劲的，因为唐十郎不知出于什么我不记得的原因，怒气上涌地说：“根津，你越来越华而不实了，这对你不好。”

根津对此的反应是一直低着头，但李丽仙可不是那种忍气吞声的人，在日本先锋派的小圈子里，她和唐十郎的公然争吵是个传奇。我在他们家里就见证过一两次这样的爆发，实在是很精彩：唐十郎气鼓鼓的，像一只暴怒的牛蛙；李丽仙拼命尖叫着，桌上的食物都被打翻了。不过我认定，这些小插曲应该被视作他们对彼此充满激情的表现。他们就像《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里的斯坦利·科瓦尔斯基（Stanley Kowalski）和斯特拉（Stella）。冲突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源泉，如果没有李丽仙的存在，唐十郎的剧场会不堪设想。而且，人们私下对我说，反正李丽仙是朝鲜人，这种爆发恰恰说明她有朝鲜人的脾气。

我们巡演的下一站是熊本。帐篷搭在白川河畔，熊本城举目可见。熊本城是一座美丽的“古老”建筑，大部分建于16世纪到17世纪，在19世纪末的内战中被毁，20世纪60年代用混凝土重建。我们的小巴停在那附近时，能听到当时已经很熟悉的尖叫和狂喊，来自穿着米老鼠T恤和粉色短袜的少女。我们下车的时候，唐十郎冲她们大吼，叫她们别挡路。我可能是想讨好唐十郎，也想表现自己的融入，于是朝这群少女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戴着飞行员墨镜和棒球帽、伪装得并不完美的根津，用英语对我说，“I'm sorry”，对不起。

日本的河川岸边传统上是社会盲流、游乐场艺人、赌徒、小偷、流浪艺人、妓女等卑贱人群的流连之地。在城市里空气不太清新的河岸边，现在还常能看到“部落民”聚居的贫民地带。17世纪初，“河原乞食”形成了最早的歌舞伎剧团；人们会把唐十郎和他的剧团与之归为同类。

我们忙着把帐篷支杆插进泥土中，白川的岸边人潮涌动。这次，没有变装皇后和廉价的妓女，有的是一群群学生，他们打着鼓，吹着小号，跳着舞，亲热着——简而言之，做着一切在日本逼仄的城市生活中没有空间和机会做的事。两个中性打扮、小腿粗壮的短发年轻女子走到我们的帐篷前，自我介绍是根津的狂热影迷。这两人看着像职业摔跤手，自称在当地一个女子监狱做狱警。唐十郎看到她们并不是很高兴，但两人的友好和怪异打破了僵局。她们递给我们一盒盒美味的自制饭团，里面是鳕鱼子，外面包了墨绿色的海苔。

唐十郎的情绪依旧暴躁，他正在尽力配合当地电视台的记者。对方是个胖子，穿着巧克力色条纹的白色西装，看着特别像橄榄色皮肤的美国音乐人“胖子”多米诺（Fats Domino）。当记者把麦克风举到他鼻子下面，请他在5分钟之内概括剧情时，唐十郎拒绝了。我不知道之后的采访是如何进行的，但大概15分钟后，我瞧见那个胖子手脚着地，朝一只舞台道具狗汪汪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深夜时分，我们在熊本首场演出前进行最后一次彩排。唐十郎穿着一件软皮夹克，摆出拳击手备战的姿势，站在帐篷里泛红的朦胧灯光下。他双眼紧盯着舞台，默念着台词。薰的喉痛还没好。外面下着倾盆大雨，帐篷周围形成了一个泥泞的三角洲。雨声很大，很难听清台上在说些什么。等排练完已经是凌晨1点，我们嗓子嘶哑，饥肠辘辘，筋疲力尽。

第二天，与唐十郎渊源颇深的一位老朋友赶到现场，他是动画家和漫画家赤冢不二夫，漫画作品盛名在外，被称为“搞笑之王”，曾出资帮助红帐篷演出。赤冢面色苍白，颇为腼腆，一头黑发，刘海很孩子气。他出生于伪满洲国，父亲在令人闻之色变的日本宪兵队做军官。赤冢需要大量喝酒才能放松，只要一放松，他就什么事都能做了。摄影师荒木曾为赤冢拍过一套照片，照片里他穿着条纹T恤，在新宿的钟点旅社和一个年轻女人做爱。为了庆祝赤冢来熊本，唐十郎让他出演下谷医院的一个护士。赤冢的出场十分精彩，因为他提前从白川游到了红帐篷边，再穿着湿透的护士服出现在舞台上。也许是因为河水过于寒冷，但即便他只需要站在舞台上一言不发，我也很少见过在众人目光下显得如此不自在的人。他一脸的心神不宁、烦躁不安，恨不得立刻回到舞台侧翼去喝杯渴望已久的啤酒。

演出之后又有其他名人到访，演员和歌手美轮明宏就是其中之一。不管台上台下，美轮总是男扮女装。传言说他曾做过三岛的情人；我来日本后在新宿一家小小的地下影院看的第一场电影，就有他们两人一同出镜。那部电影是三岛亲自写的剧本，名为《黑蜥蜴》（1969），将同性恋、性虐待、日本特色的奥斯卡·王尔德式刻奇完美糅合在一起。美轮饰演的“黑蜥蜴”是夜总会老板和犯罪天才，一个浑身散发着邪恶之气的蛇蝎美人，她爱上了办自己案子的年轻侦探。三岛在剧中饰演一名健硕的恶棍（充分展现了他为身材健美所做的努力），他被“黑蜥蜴”所杀，后来变成一尊裸体雕塑，供她在夜总会玩弄。令人惊讶的是，这部充满病态幻想的作品早在1962年就被制作成了音乐剧。而三岛显然更喜欢后来由美轮主演的版本。

美轮以腹腔共鸣的阳刚之声说着非常女性化的日语。他声称自己是一个美少年的化身，这位少年领导了17世纪九州南部农村基督徒反抗武士统治阶级的叛乱，叛乱以基督徒尽数遭到屠杀而告终，少年的头颅被挑在长矛上，在美轮的故乡长崎示众。之前有人曾介绍我和美轮认识，是在银座的一家夜总会，他唱了一首伊迪丝·琵雅芙[伊迪丝·琵雅芙（Edith Piaf，1915—1963），法国女歌唱家、演员。]的法国香颂歌曲。我觉得他挺吓人的。

对于我的存在，这类访客的反应通常都是：“天啊，天啊，看看如今的状况剧场变得多么国际化了啊。”有时候，我会被问到很多关于美国生活的问题，就好像我知道似的。如果被问急了，我就会用尽浑身解数来模仿日本人，甚至快要模仿唐十郎的下町口音了。我那副样子一定叫人无法忍受，更别说理解了。然而，其实那些贵客们的话没有一句是意在挑衅的。我想，自己恼火的原因是他们那些问题提醒了我在这个团体中不确定的身份：我是群体中的一分子、享有特权的老外、国际吉祥物，还是间谍？

也许是美轮的存在让我分了心，在熊本第二晚的演出是一场小小的灾难。我倒是把午夜牛郎的那段词说得没什么问题，但突然间，我的大脑就一片空白了。我看到薰在等着我说下一句词，他的嘴角因为紧张微微抽搐了一下。我非常恐慌，喉咙变得干涩，汗水刺痛了眼睛，也能感觉到观众们都在想出了什么岔子。那感觉就像被吸入了一片虚空之中，心脏在胸腔里跳得越厉害，台词就越说不出来。我没有演员的专业技能，无法在平静下来之前进行掩饰或即兴表演。在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又令我无比羞惭的几秒钟之后，薰以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提示了我的下一句台词。这种情况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但当时实在太恐怖了。更糟糕的是，唐十郎大为光火。

拂晓时分，我们乘坐小巴离开了熊本。雾气还在道路上流连不散，仿佛丝丝缕缕的薄纱。几分钟之后，车子驶离小路，上了往北的公路。就在那里的拐角处，站着之前我们遇到的那两个女狱警，她们疯狂地挥舞着手帕。天知道她们等了多久，只为了能在一大清早看我们（或根津）一眼。大部分成员都挥手回了礼。

从某种程度上说，京都鸭川的河床是个神圣之地，因为歌舞伎就是从那里起源的。大约在1603年，曾做过神道教祭祀舞女的出云阿国召集了一群游民和妓女，建立了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剧团。她们在干涸的河床上起舞，还在京都的妓馆表演浪漫约会的短剧。这种风格渐渐流行开来，尤其是在寻欢作乐的场所。大约过了十年，幕府开始定期打击公开淫乱和不经管控的卖淫行为，禁止了女演员的表演。于是，年轻男子走上舞台，演起了女性角色。显然，这种禁令完全遏制不了观众付钱给演员以求春宵的淫欲。所以，没过多久，男演员也被禁止上台了，除非他们把头剃成成年男子的“野郎头”[江户时代一般成年男子的发型，将额发剃掉后，把中间一撮头发向前结成半月的形状。]。于是，一种伟大的戏剧传统就此诞生，并以某种化石般的状态延续至今。我在很多剧院看过演出，其中最动人的一场是在大阪，那是个名场面，年轻的武士被迫要将妻子卖给京都的妓馆，才能筹到钱去找一个邪恶的朝臣复仇，因为这个朝臣曾逼迫这位年轻武士的主公切腹自杀。一位崭露头角的演员饰演了年轻的武士；他的亲生父亲，可敬可佩的中村雁治郎，当时已经80多岁了，出演了他年轻的妻子。几年以后，还是在大阪，我看了西班牙女高音歌唱家蒙特塞拉特·卡瓦列（Montserrat Caballé）表演歌剧《托斯卡》（Tosca）。她太笨重了，连从鞋盒一般高的矮墙上跳下来都费劲。我想，之前那次歌舞伎表演都不会比这一幕更奇怪。

就是在出云阿国曾经起舞的大致位置上，我们搭起了红帐篷，进行了回东京之前最后的几场演出。剧团住的地方，就是我跟随麿赤儿的大骆驼舰剧团巡演时住的学生宿舍。京都首演的前夜，唐十郎和一些主演，以及我这个一向享有特权的老外，被带去先斗町吃饭。先斗町是个历史悠久的区域，有铺着鹅卵石的街道和狭窄的小巷，京都艺伎们在优雅的竹木“茶馆”里轻盈地进进出出。河岸上有一尊阿国的雕像，她的面相本来十分可敬，甚至带点庄严，但那座雕像看上去相当狰狞，正在进行某种剑舞。招待我们的是一位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名字我如今也记不清了。

我们在柏木吧台前坐成一排。那是一家高档日料店，生鱼片非常新鲜，漂亮的瓷盘上有些小块的海鲜还在抽搐。旁边一个不属于我们队伍的男人正用筷子戳着一只打战的大虾，大虾已经死了，不会感到疼痛，但那一幕有种施虐狂的残忍之气，至今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大家讨论了日本的超现实主义，非常精彩，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唐十郎谈了安德烈·布勒东，还谈了永井荷风，那位文学浪荡子喜欢光顾浅草的脱衣舞馆，最后尸体在书房被发现，衣服上沾满了面包屑。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候，我想，要是给那位杰出的诗人讲讲遇到根津那些尖叫影迷的事情，应该不失为有趣的谈资。我讲了，然后大家都沉默了。后来我问薰，自己是不是失礼了。“嗯，”他说，“我们都知道你说的是真的，但并不一定要说出来，对吧？”

我们在京都的最后一场演出非常圆满。那是个温暖的夜晚，鸭川倒映着星星点点的霓虹灯光，美得前无古人。观众大声喝彩，对演出表示激赏，我们也没见到多少根津的狂热影迷。大家卸妆之后，李丽仙离开了队伍，去城里某个地方与一个朋友吃饭。剩下的人跟着唐十郎上了小巴，到京都一家老餐馆庆祝这最后一夜。餐馆的大厅里有黑乎乎的木头，上面还能看到19世纪的勇猛武士留下的刀痕。在二楼的大包间里，一顿丰盛的京都传统美食正等待着我们。橄榄色的榻榻米上摆着丝绸坐垫，大家纷纷就座。包间的角落里挂着一幅画轴，画上有个禅僧，下面摆着美丽的鸢尾插花。

这次，又有一位客人加入了我们。我立刻就认出来了，他是经常出现在黑帮片里的一个小明星，名叫川谷拓三。他在黑帮片里的主要作用是露出一脸凶相，以及死去，通常都死得比较惨烈，也比较早。川谷其实是个不入流的演员，能出演电影并非因为演技，更多是得益于奇特的长相。他那双小眼睛滴溜溜地转着，眉毛连成一条浓密的黑线，让这个在银幕之外看起来十分友善的男人有了一种蠢笨的残暴之气。他来看我们的演出，是出于对李丽仙的尊重，他们两人曾合作演出了一部成功的电视剧。

我本来没怎么注意坐在唐十郎身边的川谷。桌子很长，我坐在另一端。川谷有可能在到餐馆之前就已经喝了几杯，但他的状态看上去也不算特别糟糕。不过，我很快就感觉到他和唐十郎起了争执。我坐得太远，没看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后来，别人告诉我，川谷言语之间一直在戳唐十郎特别敏感的痛点。据说川谷宣称，剧场已经过时了，唐十郎是在浪费时间，他应该像李丽仙一样，多拍一些电视剧或电影。他就这样絮叨了一阵子，直到唐十郎突然发起反击。唐十郎朝自己的客人扑过去，把他的脸按在啤酒里，狂怒的拳头接连打在他身上。这是让其他人加入混战的信号。有那么一小会儿，川谷被压在一群演员之下，他们狂暴地揍着榻榻米上那个痛苦蠕动的小个子，以此来展现大家的团结。榻榻米已经溅上了些血迹。等川谷好不容易从混乱中挣扎出来，他的脸已经被打得难以辨认。很快，有人打了电话，来了副担架把他抬离了现场。

和平时面对现实中的暴力场景一样，我无言以对。最让我震惊的，是我的演员同伴们乌合之众般的暴徒行为。我再次感觉自己与这个群体格格不入，就像在去大阪的路上我宁愿独自沉浸于《大卫·科波菲尔》的世界。那场打斗过后大家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那段记忆一片空白，直到大约一个小时后，李丽仙出现了。她已经听说了来龙去脉，暴怒不已。她站在包间中央，用手指着还坐在地上的唐十郎，不停晃动着，并朝他尖叫。他以为自己在做什么？他怎么敢这样攻击她的朋友和同事？他以为他是谁？

唐十郎的脸涨成了深红色。他咒骂着自己的妻子，拿起一个如砖头般沉重的玻璃烟灰缸，朝她扔过去。烟灰缸从离她头部仅仅几厘米的地方擦过，砸破了糊着纸的优雅的幛子门。

我惊呆了，也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我记得，当时我站起身来，对唐十郎说了有些可笑的话，大概意思是：“你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女人！”包间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大家都很茫然。唐十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转过来看着我，双眼怒火熊熊，发出气势汹汹的低吼，如同一头受到威胁的凶兽：“你竟敢这样对我说话！”

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那样做。我究竟是着了什么魔，要在唐十郎的演员们面前羞辱他？我早该知道，夫妻打架，我根本不该介入。这种浮夸的骑士行为，背后究竟是什么？跟我在一个日本剧团中摇摆不定的自我意识有关系吗？我是不是在不合时宜地呐喊，希望他们能看到真实的我？我真的了解自己吗？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唐十郎在那之后说的话。在回住处的小巴上，他狂怒未消，不断地重复着：“说到底你就是个普通的‘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