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东京以后，我就没怎么见到唐十郎了。我在状况剧场的荣誉职位已经告终了。

当然，唐十郎说得对，说到底我就是个普通的“外人”。我感觉像是搞砸了一个重要的测试；我在一个日本人群体中的沉浸撞上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在京都的那最后一夜，一切都很明了，那是所有在日本的外国人迟早都得面对的一刻。不管你的行为举止多么像日本人，你都永远不可能真的成为日本人。有些外国人会因此觉得很痛苦，但你不能怪日本人无法顺应外国人的幻想。就像唐十郎在切尔西酒店直面自己的日本气质一样，每个在日本的老外都必须明白，无论日语说得多么好，把日本的社交礼仪掌握得多么到位，自己都永远是个老外。

关于西方人在亚洲的幻灭，有一段很好的描述，来自英国作家E. M. 福斯特（E. M. Forster）的小说《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的结尾。生性自由的菲尔丁（Fielding）希望重拾自己与印度穆斯林阿齐兹医生（Dr. Aziz）的友谊，后者被诬陷调戏一个英国女人，深感冤枉。在这场严酷考验之中，菲尔丁始终支持着自己的朋友。他尊敬印度人，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并努力地去理解他们的文化。他已经很接近“本土化”了，这可是在殖民地的一大禁忌。然而，在英属印度，菲尔丁要恢复和阿齐兹医生的友谊是不可能的，时机不对，地点也不对。菲尔丁发出诘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做朋友……这是我的愿望，也是你的愿望。”福斯特在全书最后一段写道：“可这并非马儿们的愿望——它们转身分道扬镳；这也并非大地的愿望，它长出了狭窄的岩石，让两位骑手只能单枪匹马前行。”

福斯特并不认为东西方永远无法相融。“唯有联结”是他对克服文化和宗教差异一以贯之的希望。小说最后的隐喻中长出的岩石，其来源并非文化差异，而是殖民制度。有这种制度作祟，哪怕菲尔丁和阿齐兹这样怀着最大善意的人也无法平等相处。不过这也为未来的变局留下了很大的可能性，阿齐兹仍然可以向那位英国人承诺，等到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你和我将成为朋友”。

这在外国人与日本的关系中也有体现，虽然日本从未被殖民过——当然，日本是被占领过，被美国人领导的盟军短暂地占领过，但没有被殖民过。即便如此，我在东京生活时，白人群体还是离日本社会的规范太远了，根本无法得到平等对待。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一直以来，白人都是有优越感的。日本人的神经有时候仍然非常脆弱，在极少数情况下，老外可能会成为仇恨或鄙视的对象；但更多时候，他就是拥有特权。换成一个与我同龄、同样迷恋戏剧舞台的日本人，唐十郎不可能给予他和我同样的待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国人被给予了在虚幻的“愚人天堂”中逗留的机会，而对于一些幸运的愚人，这一逗留可能就是一辈子。

唐十郎偶尔会提起约翰·内桑（John Nathan），一个比我更早地探寻日本电影、戏剧和文学的美国人。内桑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辉煌时期的东京，取得了比我卓越得多的成就。他出演了各种大戏，为李丽仙主演的一部电影写了脚本，还翻译了三岛的作品。内桑是第一个被东京大学日本文学专业正式录取的美国学生，他在那里“感受到了归属于这个群体的欣喜，觉得自己就是日本人”。[Living Carelessly in Tokyo and Elsewhere（New York: Free Press, 2008）.——原注]

但好景不长。因饰演盲剑客座头市而名声大噪的日本影星胜新太郎告诉约翰，他对日本人的了解之深，远超其他外国人，他的日语也说得如同母语，但是，约翰啊，他说，“在日本，你是赢不了的！”他的意思是，外国人永远不会被放在同样的规则下去评判。内桑在回忆录中写道：“多年来，我一直为一种可能而烦恼——我自己拥有的条件，只能允许我在这个孤立的岛国做一个杰出的异域外国人。我本是决心要把这里当成主场来证明自己的。”

我得到的教训与之类似，这一课是唐十郎给我上的，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意。但老外在日本的经历，和菲尔丁先生在印度殖民地的经历或者唐十郎在纽约的经历，有着很重要的区别；福斯特并未谈及这一点，至少没有公开谈及。唐十郎的“日本气质”是由他祖国的文化所定性的，菲尔丁和阿齐兹的疏远是殖民地的不平等性造成的。但在日本，异域白种外国人被永恒地固定在一个民族或种族类型上。对很多日本人，也许是大部分日本人来说，日本人就是一个民族类别，就像永远也无法抹去的胎记。我曾经和唐十郎谈起过日本那些部落民（即游民）的困境。他们生于部落民家庭，注定饱受煎熬，因为他们的祖先与不洁行当之间的联系，而被打上了永久的烙印，哪怕他们当上了牙医或教师，不再是屠夫或皮匠。唐十郎随之说了一句很精彩的话：“你知道吗，我把整个日本都看成一个‘部落’。”日本人是世界的游民，这个观念听起来显然很荒谬，散发着令人不快的自怜之感。然而，唐十郎恰恰准确指出了某种真实的东西：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在宗教般的政治宣传下，大和民族被称为天照大神的后裔，注定统治亚洲；而这样的天选之民，其实也不过是游民而已。但恰恰是这样一块理念上的“巨石”，将日本人（并非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隔绝开来。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和约翰·内桑一样，决定离开。

当然，外国人完全有可能在日本过上自得其乐、成就斐然的生活。要与“外人”这个身份和解，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其中一些可能会让人更无力抗拒。我们可以简单地享受特权，只做一个“外人”，而不抱有拥有其他任何身份的幻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让人获得某种宁静的最简单的选择。日语说得不好，或者根本不会说，可能会让本土日本人觉得安心可靠，因为这样就不存在伪装、表演或蒙混过关的企图，这样的外国人是表里如一的。东方神秘难解，这是古老的殖民偏见，但也是很多日本人所坚持的东西。不被外人理解，恰恰坐实了日本本土文化的独特。

这种偏狭可能会不断激怒一些竭尽全力去理解本土文化的外国人——也就是非常愿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自己本土化的菲尔丁先生们。就算这种激怒不会持久，其出现的频率也足以使其变得像一种神经强迫症。伟大的美国学者、日语翻译家爱德华·赛登施蒂克曾于60年代在东京住过数年，那期间他为一家日本大报的英文版写专栏，内容有时尖酸刻薄，但总是非常逗趣。他写了一篇十分优秀的专栏告别文章，于1962年5月见报。他在文中解释了自己离开日本回美国的原因。

赛登施蒂克写道，曾经有一只田鼠，在他的鼠洞外，一条肥硕的大蛇在滑行徘徊。别人认为田鼠对这条蛇的看法不太合理（这条蛇与某些日本政客和官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位友善的田鼠同胞告诉他，放轻松，喝一杯，和那条蛇交朋友就好啦。毕竟，蛇和其他朋友们也没什么不一样，他们勤奋努力地养育孩子，也很喜欢棒球，诸如此类。越喝越醉的田鼠最终被朋友说服，放下了戒备，而蛇终于如愿以偿，迅速将他一口吞下。

但赛登施蒂克不会放下戒备：“我最近感觉，自己可能变得过于柔和，成了一只看法合理的田鼠。日本人和其他人也没什么不同，他们勤奋努力地……但是，不，他们和其他人就是不同。他们的排他、孤绝和偏狭要远远超过其他人。人们应当对这种偏狭保持愤慨，这事关自尊。让愤慨的感受慢慢钝化，就等于丧失了交流的意愿；而我想，这就意味着死亡。因此，我要回家了。”[本文重新刊登于This Country, Japan，（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79）.——原注]

记住，这篇文章写于1962年。大蛇这个隐喻相当不清不楚，而且从那以后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尽管这变化也许并不如饱受“外人病”折磨的人们所愿。日本英文媒体的读者来信栏至今还在进行着田鼠与其朋友的激烈争论。有些人义愤填膺地抱怨日本人太过偏狭，而反方则断言，日本被误解了，日本人和其他人一样，或者说在很多方面其实要比其他人更为优越。如果某个身在日本的外国人是个作家，这些争论就可以成为其作品的焦点，是一个执念般的主题，永远不会消失。这是一场无休止的辩论，双方都没有取胜的可能，因为偏狭的民族也确实有可能被误解，排他的民族也可以和其他人有共同点。有些外国人可能会发现，比起其他地方，生活在日本社会要更为顺心惬意。

那些生活得最顺心惬意的人，通常会把“外人”的身份转化为有利条件，欣然接纳“老外”这个定义，仿佛那是一层防护壳。虽然听起来相当荒谬，但这其实和“本土化”很像。如果一个“外人”生活在他不会被期待去遵守习俗与规范的社会，他就会拥有彻底的自主权。这自主权并非指反叛你所选择居住的国家的规范，而是指反叛你所离开的国家的规范。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在他和唐纳德·里奇的共同朋友、那个英国同性恋小说家的公寓里介绍我和里奇认识时，里奇就是想告诉我这一点。

在如今的日本，“里奇方案”已经不如过去那么普遍了。西方男同已经不再需要对自己本土社会的风俗与规范那么恐惧，日本的老外也无法享有曾经的彻底自主权。“陌生人”在日本也不再那么少见了，老外的特权就和对老外的偏见一样，都有所缩减。居留日本的人们越来越被期待入乡随俗。这本来就是应该的。

然而，那只田鼠仍然无法完全噤声。尽管日本文化的某些方面——寿司、漫画、精灵宝可梦——传播甚广，但日本毕竟是个孤立的岛国，世界上其他国家对其所知甚少。这就为一个作家提供了写作良机，就算他对日本只有一丁点儿的了解，因为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解释。我自己也从中受益匪浅，那是我记者生涯的开端。在我陪同唐十郎与李丽仙去纽约后不久，一家英国报纸请我写一些关于日本的文章，在他们的周日特刊上整版刊登，并配上了我自己拍摄的照片。我第一本书的出版合同也由此签订。是日本成就了我。

然而，我不希望自己所有的文字都是在为日本做注解。不断地解释，可能存在风险，让人不再学习，并变得讨人嫌。我那位伟大的美国“先生”里奇，他的人生是被一种逃离的需求所塑造的，而我并没有感觉到同样的需求。我完全不需要害怕自己国家的文化习俗与规范，我真正害怕的，是感染上“外人病”，执念于那些常常只是假想出来的轻慢，而这种轻慢又与一个人的种族紧密相关。

所以，我决定与日本依依惜别。但我不是为了回家，我已经不太确定家在何方。荷兰，我长大的地方，其实并没有家的感觉。伦敦，我母亲长大的城市，倒是个好地方。这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完全成为一个英国人，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表演。我选择了伦敦，是因为我希望周围的人们能够用他们的母语读懂我写的东西；那种语言虽然不是我通过教育习得的，却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受母亲的影响，英语漫画书、童谣和儿童读物伴随着我长大，我是伊妮德·布莱顿[伊妮德·布莱顿（Enid Blyton，1897—1968），英国著名童书作家。]带大的孩子。但除了给祖父母写的信，我之前从未用过英语写作；而正经用英语写作也源于我在日本的日子。但我觉得，自己选择伦敦，主要是因为那里和东京不同，有着很多种文化。

尽管我决定离开日本，却清楚日本永远不会离开我。来到东京的时候，我还没有成型，羽翼未丰，渴望获取阅历。我只希望这种热忱永远不会消散。完全成型就等于死亡。但日本在石膏尚且湿润的时候，塑造了我。

日本没有离开我，还有另一个原因。我和澄江认定，只要我们在一起，家就可以是一场流动的盛宴。我和唐十郎分道扬镳后不久，就搬回去和她再度同居，仍然在我们初到日本时租的那间公寓里。就在启程去伦敦之前，她成了我的妻子。澄江随我一起来到自己出生的国家，在这里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此时又将和我一起去欧洲，在那里她会感觉更自在。和里奇一样，她渴望彻底的自主，我也有同感。正如睿智的印度作家尼拉德·C.乔杜里（Nirad C. Chaudhuri）所说，背井离乡就是永远在路上。我俩都是终身的“外人”，待在一起会感觉更安全。

和约翰·罗德里克在东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吃午饭时，我告诉他自己要结婚了。他做出一副略显厌恶的表情。“真是非常非常无聊。”他说，仿佛我最终出卖了自己。他错了。结婚从来不无聊，这种安排也不一定就会长久。但那时的日本教会了我一个道理，那就是没有什么会长久。这是人生的忧伤与美丽。

一个深秋的下午，我们从成田国际机场起飞。飞机转向大海时，我希望能看富士山最后一眼，但我只看到了厚毯一般的白色云层。我的思绪飘游到曾经的一次乘船旅行，就在我初到日本后不久，目的地是北太平洋海岸附近的一处群岛，日本的古典诗人们总在赞颂其无与伦比的美丽。在我去这著名风景胜地的那天，所有的岩石小岛都被包裹在浓雾之中，根本什么都看不到。但导游不为现实所惧，仍然欢快闹腾地让我们观察这个小岛、那个小岛，每个都有各自的精妙奇异之处。我们乖乖地按照指示，从左边看到右边，纷纷感叹。表演必须继续。我们看到了想看的东西。

正当此时，我们乘坐的那趟日本航空的航班机长广播说，现在要是往右边看，就能看到富士山。我们坐在左边，所以，我伸长了脖子，目光穿过一整排座位望出去。看到了，富士山那傲然耸立的锥形山体，破云而出，光彩夺目。过去的六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这个国家，而这是我对它的最后一瞥。我一直是从错误的窗口向外张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