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如此。首先，工作是社会收入分配的主要机制。人们需要通过工作这个中枢来获取衣食住行等物质必需品，以及现代消费主义提供的娱乐消遣商品。当我们思考工作所花费的绝对时间时——我们总是为之提早准备、接受培训、四处求职，还有焦虑和通勤——也能体会到工作的中心地位。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代表着家庭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主要中心。在物质富裕的社会中，工作是使得我们能够进入既定生活模式的最传统、最容易实现的方法之一。从事有偿工作也是长大成人的标志，表明孩子已经成熟、实现独立，并懂得了生活在“现实世界”里意味着什么（在这个世界中，应当抛弃年轻时不切实际的理想，埋头工作）。我们的身份认同从年少时就开始与职业挂钩，孩子们在父母和老师的敦促下细化自己的职业抱负并开始培养自身的就业能力。而教育最为大家所接受的目的就是使得年轻人能够“社会化”，从而成功地进入种种预定的工作角色。

每种社会都有自己衡量成就的方式，富裕社会则通常是通过工作来衡量。人们与陌生人聊天时，往往会从“你是做什么的？”开始对话（一个让没有工作或不喜欢自己的工作的人感到恐惧的问题），众所周知，这个说法也就是“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的简化版。人们倾向于将职业作为社会地位的度量衡还可以从各种笨拙的现代委婉说法看出，这些说法通常被发明出来夸张地描述那些被认为不那么体面的工作，比如，垃圾工人的工作是“废弃物和卫生管理”，油炸厨师是“烹饪团队的一员”，而失业者则是“处于空窗期”。特克尔在反思这些现代用语时指出，接受这些称呼的人本身并不一定对他们的工作感到羞耻，相反，他们只是在为自己做必要的辩护——在这个痴迷于通过工作来把人分出高下的社会面前（Terkel，2004 ：xvii）。很显然，在富裕社会中，工作不仅仅是一种经济需要和社会责任，还被当作构成个人身份的关键所在。我们将工作视为个人成长和自我实现的方式，并将其构建为每个人要获得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手段——尽管我们都认识到，工作的终极功能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产生私人利润而已。

工作不仅在文化中占据核心位置，在政治层面上也位居核心。在英国（我写作本书的背景），除了新工党在2000年代中期稍稍关注过“工作生活平衡”的话题，工作时长以及人们在工作之余过上多样生活的权利等问题长期在主流政治议程之外。主流的关注点在创造就业机会和就业能力，各类政治言论也继续宣扬着工作神圣、事关尊严的传统观念——这一点在有关失业问题讨论的道德论调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克劳斯·奥菲在1985年写道，如果大规模失业持续存在，尤其是集中在特定地区时，对失业者污名化的现象就可能消失，因为失业率“不再能合理地解释为个人的失败或过错”（Offe, 1985: 143）。然而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奥菲的信心是错的。因为他没有预见到新自由主义如何变本加厉地将工作道德化，大力赞扬那些与“乞讨者”和“偷懒者”相对立的“勤劳者”的美德（Baumberg et al., 2012 ; Coote and Lyall, 2013 ; Tyler, 2013：第六章）。一条道德界限已经划定：你是工作的人还是偷懒的人？这种对工作的道德化已被纳入最新的社会政策中，强制性的解决就业——无论其社会效用多么可疑——成了政府的一项关键职能。近年来，随着福利制度的削弱，对无业者的审核和惩罚也相应地越加严格，这被视为应对不愿工作的人的新举措，目的是推动人们摆脱福利、走向就业。这甚至也包括传统上被免除工作义务的群体，如单亲家庭和残疾人。所有这些措施都大大减少了在有偿工作之外能够选择的生活方式。社会学家凯瑟琳·凯西正确地总结道：

在这个章节，我会着手对这种情况做出回应，揭露我们生活中最为核心、最理所当然的部分——工作——的非自然性，并将其作为批判性辩论的对象。如果说目前，工作确实是人们社会性、权利、地位和归属感的核心来源，那么重要的就是认识到，这种现况仅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而不是某种自然秩序的固定特征。首先我需要阐明我用工作一词的含义，并在此过程中对工作批判的内涵做一些初步说明。接着，我将简要介绍一些描述工作的发展历史的研究，以期对工作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核心位置保持一些批判的距离。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我将介绍一些提倡大幅减少工作时间，以此动摇工作的中心地位的批评家。他们描绘了一个非正统的，但充满吸引力的愿景：工作不再是社会的中心，而是从属于人们对独立自主的需要和对更丰富多彩生活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