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未来是否可能让每个人都减少工作量，从而把更多时间用于自主的自我发展？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而是深深地交织在一个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知识传统当中。这一传统中的思想家有不同的背景，但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是对解放性的社会转型的共同关注。无论其研究的具体视角是什么，他们最终的焦点都在于当前现实与未来可能性之间令人痛苦的鸿沟。正如埃里克·奥林·赖特所说：

本书提到的评论都对工作的未来提出质疑，它们是批判社会理论这一范畴更广的项目的组成部分（或至少与之一致），而后者总是以赖特毫无争议的观察作为起点。批判社会理论的总体目标是对社会发展的过程进行审视，反思其中可能阻碍人类自身能力发展的问题，无论这种能力是生理的、艺术的、智力的、社会的、道德的或精神的。

对工作的批判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事实上，在马克思之前，工作批判的许多关键主题就出现在了傅立叶、威廉·莫里斯和托马斯·莫尔等早期乌托邦作家的作品中。例如，傅立叶认为工作有潜力成为满足感的主要来源以及人类力量得到最充分表达的舞台，但另一方面，他为这一理想和工业资本主义所实际提供的工作体验之间的差距而深感困扰。他将19世纪初的磨坊和工厂称为“名副其实的墓地”，工人出于对生计的忧虑而工作。工作中沉闷的必然性所产生的倦怠感，又进一步毒害他们的自由时间（Beecher, 1986：276）。“和谐”是傅立叶笔下超越“文明”的历史阶段的乌托邦社会，在对这个社会愿景的详细描绘中，傅立叶将悲惨的工作现状和他的吸引人的劳动理论进行了对比。在 “和谐”的蓝图中，工作将会以一种让人充满激情和渴望而非令人生畏的方式组织起来。工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并在愉快的环境中开展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其间既有合作精神，又有健康的竞争意识。令人愉快的工作是傅立叶的乌托邦设想的核心所在，工作在这里成了一种近乎游戏的活动，几乎可以消除人们从中逃离的欲望和在工作之外休息的需要（Beecher, 1986 ：274-296 ）。

傅立叶消解工作和游戏界限的愿望，后来得到威廉·莫里斯的响应，他也认为现实中劳动的无趣应归咎于其“强加于人”的性质，劳动是“当前生产系统为了特权阶级的利益强加给我们”的活动（Morris, 1983 ：44）。与傅立叶一样，莫里斯也对将工作改造为愉悦和审美乐趣的源泉这一设想感兴趣：工作应当成为“生活的装饰部分”的区别性特征（Morris, 1983 ：46）。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问题上，莫里斯比傅立叶更具探索性，尽管他很大程度地偏离了傅立叶。总之，对于我们的探讨来说重要的是，莫里斯是最早一批严肃提出要工作得更少的评论家之一。傅立叶认为即使是最琐碎的工作也可以变得令人愉悦，从而让人乐意延长工作日，而莫里斯的主张是通过大规模地减少工作来消除不愉快的劳作。减少工作的命题实际上可以追溯到远早于工业社会的1516年，托马斯·莫尔出版的《乌托邦》一书中。在莫尔的乌托邦愿景中，通过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限制多余商品的生产以及在人群中更平等地分配必要工作，劳作的苦役就能减少（More, 1962）。莫里斯等作家把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减少劳动的前景联系起来，开始讨论应用技术的可能性。生产技术的效率越来越高，会让公民最终从辛苦的劳作中获得更大程度的自由吗？莫里斯认为会的，技术的发展将使得讨厌的劳动“在每个人身上都成为极轻的负担”（Morris, 1983 ：51）。

虽然我们还可以在这些早期乌托邦作家的作品中找到更早的谈论工作的例子，但工作批判的具体讨论总是跟马克思联系起来进行的。正是马克思的思想激发了有关工作带来的精神和心理代价的丰富研究，尽管他到底有没有论证应该减少工作并对工作去中心化仍有争议[一个通常归因于马克思的政治方案被我们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论证严谨的理论将工人陷于贫困的主要原因视为所有权问题：工人（或无产阶级）由于在生产关系中的劣势地位而遭受异化。他们没有资本，被迫为工资而工作，几乎或根本无法选择自己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条件。他们受到剥削：作为报酬的工资低于其劳动的真实价值，精英阶级的所有者（资产阶级）从他们工作的成果中获利。学生们通常初次遇到的马克思就是呼吁“集体所有”的马克思：通过工人争取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来废除阶级制度并结束剥削，这之后异化的工作就可以变成非异化的工作——也是工人生产能力的真实体现。然而，马克思对于集体所有的呼吁——或者说“朴素马克思主义观点”（Booth, 1989：207）——可以和他晚期的写作相对照，一些人认为在后期写作中马克思对工作的热情变得缓和。有人提出，马克思本人“无法清楚地确定共产主义是意味着从劳动中解放还是劳动的解放”（Berki, 1979：5）。有关“朴素”马克思和“后工作”马克思，请参阅格兰特（Granter, 2009 :第四章）。]。在《资本论》第三卷最著名的段落之一中，马克思似乎确实预示了缩短工作时间的观点。他将工作归入世俗的“必然王国”中：这是人类要踏入真正成为世界和文化的主人的“自由王国”前所必须克服的强制劳动。马克思明确提出，自由王国的扩大可以通过工作日的缩短来实现（Marx, 1981 : 959）。在马克思对于技术的复杂看法中，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论点。在他看来，尽管机器技术是控制工作过程和贬低工作价值的工具，但它们巨大的生产能力理论上也可以用于减少必要劳动，令工作让渡出更大的自由空间：“［资本］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中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103页。——译注]（Marx, 1972 : 144）

马克思对技术的看法为一些作者后来称之为“工作的终结”的论点奠定了核心的前提，也即生产技术的进步会逐步消除对人类劳动的需求（Rifkin, 2000）。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当前结构中，机械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工人失业无疑是人们的重大关切，这种被迫失业（通常被称为“技术性失业”）使得成千上万的人陷入贫困并被社会排斥。但另一方面，持工作终结论的作者也同样为生产技术的发展消除人类劳动欢呼，因为它开启了自由时间大幅增加的理论可能性。

“工作的终结”这一核心思想有许多版本。在凯恩斯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他来说，更大的工作自由似乎是一种现实的甚至即将实现的可能性。在1930年代首次发表的《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一文中，凯恩斯预测，生产技术的进步可能会缩短工作时间，到2030年，全人类的平均工作时间将减至每周15个小时（Keynes, 1932）。

凯恩斯在说到未来的社会最终“解决”了“经济问题”（指物资稀缺，没有足够的商品流通）时探讨了这一点，而那时人类将有幸面临一个更深层次的议题：“在摆脱紧迫的经济忧虑后，人该如何使用他的自由，在科学和复利为人类赢得闲暇之后，应该如何度过闲暇时间，去更明智、更惬意、更好地生活。”（Keynes, 1932：366）。当然，能否让生产的发展最终有助于人类自主性的提高，不仅取决于技术是否能够减轻对劳作的需求，还取决于社会在道德和政治上的致力方向。新技术将用于什么目的以及谁的目的？节省出来的工作时间将如何在社会上进行分配？社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容忍经济的无节制增长？继续将工作伦理视作一种文化理想来维护是否合理？如果社会想要让技术发展实现其真正的益处，我们就需要进行严肃的政治讨论。如马尔库塞所说，我们需要讨论如何最好地利用社会的技术和智力资源从而“以最少的辛劳和痛苦，最大程度地满足个人需求、发展个人才能”（Marcuse, 2002 : xli）。

正是这些突出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定义了马克思之后的批判社会理论——作者们试图弄清为什么在科技空前发达的时代，人们的生活仍然劳累和压抑。和凯恩斯一样，许多社会批判作者认为，社会在物质充裕的年代继续强制要求人们工作是极其不理性的。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Marcuse,1998）中指出了这种情况的荒谬性：现代人所感受到的压抑是一种人为的或者说“剩余”的压抑。在此使用“人为”一词是为了表明，迫使我们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劳动的不再是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这一不可避免的严酷事实，而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使可用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分配不均衡，而且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需求以延长工作的寿命[好奇的读者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关于马尔库塞和缩短工作时间论点的关联的详细综述（例如Granter, 2009 ：第五章；Bowring, 2012; Frayne,即将出版）。]。马尔库塞（以及他隶属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强大韧性。凯恩斯和其他持工作终结论的乐观主义者们有时并没有充分说明，那些结构性的力量和文化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调动起来以反对削减工作的可能性。我会在后文讨论这些反对性的力量和意识形态时，再回到这一点。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安德烈·高兹的理论来更进一步了解批判工作的路径，他是这一领域相对晚近且始终吸引人的工作批判的倡导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