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高兹从不宣誓忠于任何既定标准，他曾以记者、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身份进行写作，但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无法定义他的工作，真正能够说明高兹的思想的只有他对人类自由坚定不移的追求[有关安德烈·高兹的思想的更详细概述，请参阅洛兹亚克和塔特曼的简单介绍（Lodziak and Tatman, 1997）或鲍林的更深入文章（Bowring, 2000a）。后者详细介绍了高兹与社会理论的联系，以及他早期在存在主义哲学方面的著作。]。就我们的讨论目的而言，高兹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在于，他拒绝将工作的问题简单化约为工资和工作条件的问题。他认为，要全面地理解工作的负面影响，就必须意识到工作正以更广泛的方式支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以高兹为代表的左派旨在争取的正是工人在工作之外过上丰富而有趣的生活的权利，但这一斗争已经被人遗忘。作为一个作家和社会批评家，他也始终捍卫每个人自主地进行个人发展的权利。

高兹几十年来在一系列写作风格、社会影响、理论侧重各不相同的作品中探讨上述主题，但最终串联起他的工作 （至少是后期作品）的思想核心可以说是对时间政治的倡导，也即，一种围绕生产目的和工作时间的社会分配进行的批判性的、开放的、民主的讨论。与其他持工作终结论的思想家一样，高兹也褒扬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但他强调的是，如今在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顶峰，社会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在于：该如何使用因生产力提高而节省下来的时间？从社会的角度，我们要赋予这部分新的自由时间怎样的意义和内容？是将其倾注于工作外的生活、滋养人与人的联结、追求自我发展，还是按照经济理性的要求，一如既往地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工作？

高兹对于时间政治的呼吁反映了这样一个信念：回答这些问题的权利应当交给人民。除非人类能够获得引导他们实现人道主义的社会目标的视野，否则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所节省的空余时间就毫无意义。时间政治是必要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可以减少必要劳动的量，［但］它本身无法创造条件，使时间上的解放成为所有人的解放”（Gorz, 1989 ：185）。高兹本人最为人所知的事业或许就是他倡导一项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政治协商削减工作时间的提案。在他看来，缩短工作时间的目的应该是让生产力进步所省下的时间用于人道主义的目的，为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生活、欣赏乃至创造文化作品等一系列工作之外的自愿自发且能够帮助定义自我的活动。

高兹呼吁的缩短工时的益处是多重的。据高兹推断，缩短工时不仅允许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之外进行自我发展和开展集体合作，还可能帮助改善工作制度之内的条件和环境。因为在工作外体验到的对自主性的新兴趣，可能会反过来鼓励人们“更严格地对待工作的性质、内容、目标、组织管理方式等”（Gorz, 1989 ：93），从而激活传统的劳工斗争。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更少的工作还可能使其提高工作效率、保持思维敏锐。孜孜不倦地投入工作并不一定是确保成功和保持创造力的最佳方式，而缩短工时的政策可能会让工人们有时间更新知识、尝试新想法和扩展多元兴趣（Gorz,1989 ：193-194）[伯特兰·罗素对教师工作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罗素认为，教师的工作量应该比现在少得多，他们应该享受各类活动并与教育之外的世界进行社会接触。他认为过度劳累的教师不可能长期保持对孩子们本能的喜爱，而“与孩子们在一起时自发的快乐”对于健康的教学关系至关重要。“教师对孩子们的感观一定会像众所周知的糖果店学徒对蛋白杏仁饼干的感观一样……疲劳最终会产生愤怒，无论焦躁的老师们持有哪种教育理论，他们的情绪都很可能通过某些方式发泄出来”（Russell, 2004b ：146）。高兹认为，职业公休假的目的就是避免这种低迷的情况：让工作者（包括教师）“接受新鲜的想法，对自己的情况有更新的认知，开阔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想象力”（Gorz, 1989 ：194）。]。高兹的设想无疑是激进的，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他对缩短工作时间的呼吁与发达工业社会的现实之间存在鸿沟。在现实中，如何处理节省下来的工作时间，并不像高兹所希望的那样取决于严肃的政治辩论，而是预先被利润和增长的经济律令支配了。

对于那些未能发展时间政治的社会中，生产力发展所节省的时间将会用在何处？高兹对这个问题提供了几个答案，并对资本主义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在这个系统当中，对私人利润的追求而非时间政治，决定了谁来工作、工作多长时间以及为达到什么目的。工作时间节省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显著的结果就是造成失业。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生产效率的飞跃意味着生产社会必需品所需要的人力会年复一年地减少。而当经济因为任何原因放缓或其增长速度不足以抵消生产率的提高时，人们就变得难以从有偿工作中获得足够的稳定收入，许多人最终失业。一系列研究（包括我稍后会提到的一部分）都详细论述了这种情况对个人造成的负面影响，这里只需指出，虽然失业者名义上处于工作之外，但他们并没有摆脱工作。在一个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背景下，失业是一片无人区，这通常代表一段背负经济压力、被社会孤立和歧视的停滞时间。即使在大规模的失业面前，工作也仍然被认为是经济收入、权利和归属感的来源时，社会就使得“不可避免的闲暇造就了大范围的苦难，而不是普遍的幸福。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Russell, 2004c ：7）

我们在当代资本主义中要面对的是这样一种扭曲的情形：最高级别的工人经受着长时间工作的折磨，但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他们的劳动力不再被需要而饱受痛苦。后者要么完全没有工作，要么充当低薪且缺乏保障的劳动力后备军，为那些希望能够根据需求的波动灵活调整劳动力的产业服务。而缩短工时的政策目标之一，正是修正这种工作的错配，在人群中更公平地分配现有的工作——所有人都应该减少工作，以便所有人都能工作，以便每个人都能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并从中受益：

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我们就会陷入一个人们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依赖于一项稀缺活动的社会。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状况是非理性且极度不人道的。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述：我们被困在一个“工人没有工作”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对大多数人来说，最紧迫的问题不再是受剥削，而是缺乏足够多且足够稳定的被剥削的机会。

还有什么比“工人没有工作”的社会更糟糕的呢？高兹认为，更糟糕的可能是一个打着进步旗号、不懈地以经济增长计划来应对失业问题的社会。纵观资本主义历史，社会往往通过增加特定行业的产出，或开拓新的行业和部门，以此弥补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安德斯·海登将此称为扭曲的跑步机逻辑：“仅仅为了维持就业水平，就需要永不停歇的经济扩张了”（Hayden, 1999 ：33）海登提到的跑步机逻辑揭示了节省下来的时间的第二种去向，即通过创造更多的工作，把时间重新用到经济扩张中去。对资本主义来说， 既不生产也不消费的自由时间是无用的。为了榨干自由时间以获得更多利润，资本主义历来的做法同样是创造新的工作形式——往往是非生产性的、有害环境的工作——并推动商业活动更深地入侵私人生活（见Bowring, 1999）。在高兹看来，令人忧虑的是，现代的许多岗位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大量的劳动力用于生产、推广和销售那些表面上多种多样但实际上功能有限、使用寿命短暂的消费品。大卫·格雷伯在反对“狗屁工作”的檄文中也提到，公司法、学术行政和卫生管理、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等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张。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为这些行业提供行政、技术、安保支持的巨量人员，以及服务业的几千种工作——从洗狗工、家政保洁员，到24小时运转的比萨外卖员——这些工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选择为其付费的人正忙于工作而分身乏术（Graeber, 2013）。近年来，人数不断膨胀的服务业阶层的日常经验已经促成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案例研究（Ehrenreich, 2002 ; Toynbee, 2003），而高兹对其中内在的社会不公正有深刻的批判：一部分人通过将自己的家务琐事转嫁于另一部分人来购买闲暇。在高兹看来，正是对工作意识形态的盲目依从让人难以意识到，如果每个人都减少工作，那么每个人都能在谋生以外的时间内，将自己的生活打理妥帖（Gorz, 1989 : 157）。

总的来说，高兹作为一位社会评论家的根本力量可能就在于，他始终坚信存在另一种工作的组织形式的可能。如果资本主义已促成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这么努力工作？高兹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通过对时间政治的批判性讨论来回应这一问题。他希望促成大众对该问题的政治干预，最终使经济服务于人民的实际需求，允许每个人都能花更少的时间苦干，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选择的活动。如果没有这样的干预，高兹认为，我们将面临更为消极的局面。自由时间将依旧是一种稀少的特权资源。即使没有足够的带薪工作可供选择，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进步愿景仍继续被广泛推崇。资本主义为了利益继续掠夺环境资源并将经济扩张至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而这被誉为创造就业机会的工具。总之，高兹和其他工作批判者促使我们扪心自问的是：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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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部分，我简要介绍了一些对工作的批判方法，它们超越了聚焦于工资和工作条件的传统左派关怀，对工作的未来提出质疑。这些质疑工作未来的写作者，连同那些研究工作态度的变化史的写作者，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让我们与当前以工作为中心的事态保持一定的批判距离。首先，他们提供的是一个挑衅，一个质疑工作是否可以继续作为收入、权利和社会归属感之关键来源的契机。这是一个特别适合在今天、在这个时代、在如今“工人没有工作”这一社会问题持续存在之时提出的问题。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英国有6.1%的人口处于失业状态，美国的这一比例则为6.2%。然而，英国工会联盟的一项分析认为，该数据仅是国际劳工组织的保守估计。英国工会联盟给出的数据则是，2013年英国约有478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几乎是国际劳工组织估计的251万人的两倍。不同来源之间（及每年之间）的数据差异是由衡量失业的方式不同造成的[官方失业率由国际劳工组织负责公布，其数据来源于劳动力调查。有关官方失业的衡量标准和英国职工大会所使用的更全面的衡量标准之间的差异解释，请参阅 Trade Union Congress, 2013。]。但是，不管数据惨淡的程度有多么不同，我们都会同意失业对于个人来说，代表的是意义重大、漫长且绝对灾难性的事实。

除此之外，由于劳动力市场无法为求职者提供足够多的体面工作，新的悲剧也由此产生。对工作的高需求使工人愿意屈就，这严重削弱了人们为工资、权益和工作质量等问题挺身而出的意愿和力度。近些年来有工作的穷人[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英国2013年大约有1300万人生活在贫困中（该报告采用的分类方式为，如果一个家庭的税后收入低于当年全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60%，即为“低收入”或“贫困”家庭。）令人惊讶的是，其中约有670万人实际上生活在至少有一名工作者的家庭中。同一份报告发现，2012年，约27%的女性员工和约15%的男性员工的实际工资低于每小时7.45英镑的英国生活工资。相当多的人因为就业不足而面临贫困，他们想要全职工作但只能找到短期兼职。据基金会2013年的报告估计，在报告发布前不久，有140万英国公民属于这类半失业状态（Maclnnes et al, 2013）。在有工作的人口中，穷人所占比例明显，但这在所谓的富裕社会中，被很大程度地忽视了。他们的经验表明，工作并不总是摆脱贫困的门票。许多在职的穷人通过中介机构就业或临时性地就业，因而可能得不到法律或工会的充分保护，无法享受与长期雇佣合同相当的福利，例如带薪假期或病假。在美国，由于医疗保健等社会保险由雇主提供，而非国家强制执行，这种临时工人被排除于福利之外的现象尤其令人担忧（Markova and McKay, 2008）。]和零时工合同[许多低薪的工作者，尤其是零售业和快餐行业的员工，签订了争议性的零时工合同，合同要求随时待命而没有稳定的工作时间段，同时只按工作时间支付工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英国有116 000人签订零时工合同，2012年这一数字上升至200 000人。另一方面，英国特许人事与发展协会提供的数据表明，这仅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该机构的调查表明，到2013年8月为止，英国有上百万人签订了零时工合同。]的数量迅猛增长。对于那些试图通过教育投资保护自己不受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影响的人来说，教育证书能确保未来有稳定、高薪而有趣的工作的昔日承诺也正在逐渐失效。菲利普·布朗及其同事的一项大范围分析表明，在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就业竞争的全球化以及工作的去技能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大量毕业生落入“机会陷阱”——他们无法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Brown et al., 2011）。[在英国，一些引人注目的头条新闻已经说明了技术岗位短缺的后果。《电讯报》称，一家Costa咖啡专营店的分店收到了1701份迫切的求职信，而其开放的岗位仅仅是8个。根据该报告，这些申请人中的许多人“资历严重过高”（Silverman, 2013）。有另一个故事表明，苏格兰失业的毕业生常被告知要减少他们简历中的专业内容，以便找到工作（BBC News, 2012）。]

即使经济增长能够与就业需求保持同步，人们需要为持续扩张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将会是什么？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无休止的经济增长对于生态的影响。生态学家蒂姆·杰克逊收集了日益增多的科学证据后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奢望在不造成恶劣生态后果的情况下维持目前的生产率。杰克逊还指出，专业机构在重要自然资源的枯竭、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土壤污染、森林砍伐以及影响最大的气候变化等生态方面的全面研究，均为其观点提供了证明，即为了提供工作岗位而进行无休止的经济扩张已经是越来越无法接受的策略（Jackson, 2009）。

我们的社会坚定不移地将工作建构为收入、权利和归属感的关键来源，然而我们同样明白，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工作已经不再具有这样的功能。这场影响深远的危机，将促使我们对工作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进行慎重的重估。这项高兹称为时间政治的任务，旨在为当今分崩离析的劳动力市场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它还邀请我们讨论什么才构成自由的先决条件，并就我们想要生活其中的社会开启对话。就像我们这里介绍的理论家一样，我希望能看到一场围绕工作的意义和未来展开的生机勃勃的进步辩论。我希望我们记住朝九晚五、周一到周五的工作周是一种相对晚近的发明，并探讨其他可能的分配工作的方式。我希望我们思考传统上在工作中寻找的快乐和团结还有别的体验途径。我希望我们能捍卫在工作之外追求多样化和有意义的生活的权利，并去寻找更少与资本主义的逐利游戏合谋的自我实现的方式。这要求我们彻底摒弃用经济增长来衡量国家繁荣的过时思维，接受人类进步和幸福的另一种愿景——它的基础在于健康、自由时间和实现自身潜能的权利等非物质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