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概念通常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的工作批判理论的核心在于将劳动看作“类生活”（Marx, 1959 : 75）。他认为，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动物，正是因为有能力突破自然的限制，并在有意识地自我表达的过程中重塑世界。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界，以满足自身的需求和拓宽人类生活的可能性：“人永远在重塑自然，且每一次改变都使他的能力能够得到更多样和更大程度的实现。”（Oilman, 1971 : 101）

正是基于这种通过劳动自我实现的道德理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劳动展开了批判。他在《资本论》中写到，通过运用生产能力而自我实现的可能性正在被工业形式的劳动所扼杀，这种形式“将劳动者毁坏为碎片化的人，把他降格为机器的附属品，摧毁他的工作中仅剩的吸引力并把工作变为令人憎恶的苦役”（Marx, 1906 : 708）。工作因而不再是一种表达人类塑造周围环境的需求的活动，而是出于谋生的必要性进行的无趣行为，换句话说，它已经成为一种被异化的活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经常被引用的一段话中，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的体验具有一种外化和分离的性质：

然而，要使用，异化一词并不需要完全认可马克思关于人类本性的哲学。只要认识到工作行为本可以让人发挥创造力、与人合作以及体验到扎根在世界中的满足感，但工作的组织形式通常剥夺了这一切就足够了。在马克思之后，异化的概念被灵活地用来描述工人对所做工作的冷漠感，例如，罗伯特·布劳纳（Robert Blauner, 1964）和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 1974）等作者将异化用于形容工厂日复一日的劳作生活。在这些文本以及马克思自己的批评中，反复提到的是劳动分工造成的异化效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和再分工被推向极致，以至于每个工人都被禁锢在一个狭窄的角色当中，他的责任范围缩小，工作的创造力被耗尽，并丧失了与其产品之间任何有意义的联系。此外，对机械化技术变本加厉的运用也受到批评，因为它让工作变得不需要技能，使工人进一步沦为机器的监管者或者附属物。

正如许多批评家指出的，以上技术在泰勒制——一套由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勒在19世纪末发展出来的著名组织管理方法——中获得了最彻底的运用。资本主义对于效率和利润不择手段的追求意味着，任何关于劳动过程中技术或节奏的决定都不会交给工人来裁量。与泰勒制有关的发展在亨利·福特的流水线上达到顶峰，该流水线能够以可控的效率大批量生产一模一样的T型车，但这也让工人付出了严重的精神代价。当劳动过程中那些专属于人类的品质，例如主动性、创造力和合作精神，遭到驱逐，批评家认为，工作宣判了我们不再作为人而存在，而仅仅是非人的、可被替换的劳动力单位。查理·卓别林在1936年的电影《摩登时代》中对这一点进行了精彩的讽刺。在这部影片中，卓别林饰演的流水线工人被他的工作活生生地变成一个疯狂和抽搐的机器人——为了跟上机器的运转速度和机械精度，他自己也被迫成为机器。

卓别林的例子对于工业时代以后的工作转变来说已经过于古老。谈到异化问题时，我们不能不关注西方发生的从工业经济到后工业经济的大规模转型，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要求工人提供服务或运用信息，而不是制造物质产品。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认为工业工作压抑了工人的能力，那么20世纪下半叶情况无疑发生了变化，许多当时的评论家敲锣打鼓地迎接后工业工作时代的发展。未来学家预言了一个新的“知识经济”的诞生，过去标准化的人力工作，将越来越多地向集中在服务业和计算机行业的智能工种转变（Bell, 1973）。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统的“知识经济”的理念最初在1960年代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当中受到推崇，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国家未来的繁荣取决于它为新的经济时代培养聪明、知识丰富的工作者的能力。后工业化的就业形式将有助于把“人的因素”重新引入工作，工作将不再仅仅关乎效率和服从命令，而是依赖于更独特的人类品质，如社交能力、认知能力、实践经验或责任意识，这将重新给人们提供确确实实醉心工作的机会（Offe, 1985 ：137-138）。

事后来看，一些评论家对这些向知识经济转型的观点的质疑是恰当的（Thompson et al., 2001）。虽然根据统计，服务业和信息行业的从业者比例确实有所增加，但这是否能被看作一个更为人性化、更高技能水平的工作世界的证据，我们应当有所保留（见 Fleming et al., 2004）。职业类别并不能告诉我们特定工作方式的全部体验，统计学数据也无法传达许多现代工作中更为单调和可悲的方面。现今坐在电脑前日复一日地执行同样任务的工作者，与他们的劳动的关系可能和被异化的流水线工人别无二致。应该说，那些为后工业劳动时代的到来唱赞歌的人从根本上低估了数字化时代计算机技术被用来使工作标准化的程度。在许多现代工作场所，计算机技术并非用来增强工作者的能力，而是为工作强度和工作中的控制达到新的极端铺平了道路。当今那些令人不快的工作中，呼叫中心堪称典型，相关研究记录下了许多如今已司空见惯的管理方式：自动拨号器将拨入和拨出的通话直接连接到员工的耳机，在呼叫之间不允许任何休息；监控软件收集每个员工工作效率的数据，并自动上报迟到或表现不佳的信息，以便管理者对其进行指导、处分或羞辱。一项研究将现代的呼叫中心称为“电子全景监狱”（Fernie and Metcalf, 2000），还有的将其描述为工作人员“头脑中的流水线”，因为他们清楚在完成一项任务后会立刻收到下一份任务（Taylor and Bain, 1999）。2013年，超大型线上购物平台亚马逊因其仓库员工（也被称为“分拣员”）的工作条件引发了公众争议，在这里，掌上电脑的控制使得低薪工人需要在严格的时间限制内搜寻庞大的仓库，扫描并收集订单中的商品。一名卧底记者如是写道：“我们是机器，是自动机器人，我们拿着扫描仪并给它插上电源，感觉就像在把它接入自己的身体。”（BBC News, 2013）

理查德·桑内特在他对一家现代烘焙店的案例研究中，也提供了电脑化的影响的生动案例（Sennett, 1998）。在桑内特研究的烘焙店中，面包的制作不需要人们亲自动手搅和揉面，而仅仅通过操纵电脑屏幕上的图标即可完成。工人不需要掌握任何烘焙过程的真正知识，也没有机会实际接触生面团。他写道，对工人来说，工作流程被编成代码写进自动运作的机器，已经变得不透明且“难以阅读”，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围绕这份工作发展出一种文化或自豪感。工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正在执行无需动脑的简单任务，这种任务和他们的知识并不对等”（Sennett, 1998 ： 70）。桑内特在对面包师的描述中，拒绝使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异化一词，因为这一术语代表了能点燃工人斗争的火花，而面包店的工作者只是对他们的工作漠不关心。这里重要的是，即使是在现代社会最令人垂涎的工种中，也能观察到桑内特所描述的电脑化和去技能化的过程。即便在高等级的工作中，知识可能被压缩在电子操作手册中，后者将工作程序绘制到最小的细节，或者由半自动的计算机程序来完成工作任务，以实现最少的人工干预（Brown et al., 2011）。如果劳动过程的电脑化使得许多工作不再依赖工作者的技能和主动性，这会对职场文化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人们将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毫无兴趣并感到疏离。因此，和工业劳动相比，现代形式的工作也许具备更加干净和安静的环境，但显然许多传统的不满来源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