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虽然追随马克思的作者们讨论了工业劳动的异化属性，但另一部分人则预测了新的知识经济的转型，相信会有一个更为光明的未来。他们认为新兴的就业形式代表着工作可能变得更加人性化的机会。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就劳动过程本身的组织方式和体验感而言，机械劳动中的异化形式仍然持续存在。泰勒制在计算机时代继续存在，工作者仍然在一个利润驱动的生产系统中被计时、被微观管理以及被迫完成重复性的小任务。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一种新的异化形式的出现，如公司试图征用和剥削工人的自我。服务性工作的兴起也使得管理者对员工情绪行为进行微观管理的努力变得更加普遍。职场文化的管理策略试图引发员工对其工作角色的认同。当这些举措被证明效用有限时，一种“在工作中玩”的新风气被发明出来，试图以有趣和自由的口号掩盖劳动的异化本质。在每种情况下，工作似乎都承诺变得更自由和人性化——人们可以发挥沟通能力，在团队中体验到归属感，做自己并在工作中感受乐趣——但这些也似乎使得工作更具侵略性，它更多地对我们的自我提出要求，其控制术在心理层面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无所不包。

应当要做一点限定性的说明，即我在这里指出的趋势只是一般趋势，并不能代表每个人的工作经历。在1960年代时，罗伯特·布劳纳就提出，对于工作是否使人异化这一问题，以往的研究结论通常太笼统。他通过对工业工作场所的比较研究，表明工人的体验事实上在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并由此提出，讨论工作中的“异化趋势”比声称所有工作都使人异化更恰当（Blauner, 1964）。即使是更激进的工作批评家也不认为现代雇佣形式排除了所有表达、自主和合作的可能性。高兹提出，即使工人不能控制生产的目标和方法，工作仍然可以是和谐和愉快的：“他律并不意味着工作场所必然是地狱或炼狱。”（Gorz, 1985 ：51）

我们当然可以承认工作可能是愉快和有趣的，但我仍要指出，异化依然是现代苦难的主要来源，是一个社会问题，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如果工作常常是令人满足的，那么要获得这样一份有回报和有意义的工作的机会显然是严重不平等的。并且，工作据称的道德神圣性和大部分人的实际工作体验之间有着令人痛苦的差距。这里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企业所供应的雇佣工作并非由人类对从事有趣工作的需求而决定，而只是单纯的出于这些工作是否能为企业带来收益。除了让工作变得可以忍受以便持续有人来工作之外，资本主义逻辑中不存在任何动机去为人们提供有意义、有成就感的工作（Wright, 2010 : 48）。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看看一旦公司不得不削减成本和解雇员工，员工和老板之间所有平等和合作的表象会以多快的速度瓦解。这类事件粗暴地提醒我们，归根结底，员工并不是公司大家庭的一部分，而是用后即弃的创造私人利润的工具（Gorz, 1989 : 64）。

我们可以将真正的有意义的工作定义为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技术标准、审美标准和社会福利标准来完成的工作，也就是说，按照自己对效率、美感和实用性的想法来工作。在资本主义经济提供的工作岗位中，体验到这种真正的、有意义的工作的程度显然是有限的。虽然今天的许多雇主确实号召员工协商和思考、进行计划和讨论，并“表达他们真正的自我”，但所允许的自主性总是受限于这项事业的更大目标，后者往往由公司以及使公司运转的经济力量所决定。弗莱明和斯特迪认为，将人的要素重新注入工作的尝试，最终意味着“围绕控制的自由”（Fleming and Sturdy, 2011）。这也许是对高兹更早提到的“他律中的自治”的有意回应（Gorz, 1999）。在现代工作形式中，我们只是在公司为我们设定的目标范围内被鼓励拥有积极性、表现力和协作精神。

批判性社会理论和削减工作主张的关键前提之一，是这样的信念：如果某些更广泛的自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工作就将永远在某种程度上是使人异化的。高兹指出，即使工人被允许在一定程度上掌控劳动过程，但也通常没有渠道去质疑产品或所提供服务的使用价值，或者说参与关于这些产品和服务对整体社会影响的辩论（Gorz, 1985 : 51）。在我们的生产活动中，真正的自主——高兹所主张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自主——有赖于确立参与宏大问题的自由。真正的自主在于对生产什么、为谁的利益而生产等问题有发言权。包括质疑工作旨在满足的需求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的自由（Gorz, 1999 : 41）。

最后，我们可以注意到，即使是人们在工作角色中有更高自主性的情况下，一份全职工作也仍然意味着，我们的技能和能力将局限于一项活动，而排除了其他活动。即使工作是愉快的，它也通常将我们禁锢在经济体系中一个预设好的有限角色中，并压制我们内心那些不适合这一角色的部分。 角色一词“借自戏剧领域，用于表明社会强加于人的某种存在，它既不等同于人的本来面目，也不能代表人的一切可能”（Adorno, 2001 ：187）。一个人称自己为老师、酒吧经理或警察可能会感到暂时性的欣慰，但这些身份都不能说明完整的他实际上是谁。无论一个人多么努力地通过扮演工作角色来实现自我，他总是会失败，因为——用蕾娜塔·莎莉塞的话来说——“他内心总有一些东西不能被外部身份定义” （Salecl, 2011 : 49）。我们的文化现在或多或少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许多人的工作生活往往与他们个人生活中的价值观和行为举止毫无关系，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工作的我”和一个“在家的我”。在这种情况下，有偿工作的内容本身很少被认为是有意义的，而只有在和收入、安全保障和声望等外在因素挂钩时，人们才会承认工作与自己的主观相关性——而所有这些外在因素，最终也只是对工作日不可避免的个人牺牲的补偿（Gorz, 1989 : 35-36）。

总而言之，对工作保持批判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工作中，自主性受到严格的限制。显而易见的是，工作的中心性和神圣性——它作为身份、地位和社会贡献的来源确认人的价值——仍然可悲地与大部分人在日常工作中的实际体验不一致。对许多人来说，有偿工作与其说能够发挥他们能力和创造力，不如说阻碍了这些能力的提升。从人本主义或解放的出发点来看，如果创造性的、有意义的工作不再和有偿工作画上等号，那么开始探索减少工作和扩大闲暇的可能性就是合理的。减少工作将会让人们的才智和能力，在资本主义经济提供的狭隘工作角色之外的非正式生产领域中，有更多蓬勃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