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在他的文章《闲散颂》中，毫不拐弯抹角地阐述了他的观点：“我认为世界上已经完成的工作太多了， 将工作视作美德的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现代工业国家需要宣扬的东西与从前一直宣扬的东西大不相同。”（Russell, 2004c ：1）就像第一章介绍的那些工作批评家一样，罗素主张在全社会范围内减少工作时间，同时更公平地分配必要劳动。他认为，闲散的乐趣被不公正地局限在精英阶层中，而他们悠闲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剥削他人劳动的基础之上。与这种倾向相反，罗素认为闲暇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在一个我们现在已经熟悉的论证里，他提出，现代生产技术已经使得闲暇时间的大量增加成为可能，因为其减少了生产必需品所需要的人类劳动总量。

罗素认为，增加闲暇的最大障碍是社会对有偿工作是一种高尚职责的固执信仰。他自己也承认，他对增加闲暇的呼吁“震惊了富裕阶层”，后者一直怀疑穷人是否能够明智地利用闲暇时间（Russell, 2004c ：8）。人们普遍认为穷人不值得拥有闲暇，更多的自由时间会导致无聊和堕落。（在罗素写作的时候，人们对越来越高的电影上座率产生了重大的道德恐慌，资产阶级社会认为这正在腐蚀年轻人。）从社会上最有权势的人的角度来看，也许更令人担忧的是，自由时间的增加可能会滋生穷人的政治意识，或者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进行集体行动。罗素在当时并没有对克服资产阶级职业道德的现实前景展开思考，尽管他的文章确实简要地提倡了要创造一场旨在攻击工作神圣地位的“大型公共宣传” （Russell, 2004c ：1）。

亨尼克特《无休止的工作》一书，更加详细地记录了那些在道德上反对减少工作的声音。他展示了当缩短工作时间在1920年代里变成一种越来越现实的可能性时，商业领袖如何发展出支持工作的宣传手段作为应对，说服人们相信有偿工作是人类的根本需求：

乔治·L.马克兰是工作的捍卫者之一，他是费城齿轮厂的董事会主席。在回应允许工人每周工作时间从6天改为5天、将周六留给工人的提议时，马克兰宣称，“任何要求每周只工作40小时的人，都应该为声称自己是这个伟大国家的公民而感到羞耻”，并警告美国人“我们国家的男性正在变得软弱和娇气”（引自Hunnicutt, 1988 ：40）。对于一个将工作看作人类文明支柱的社会而言，必要劳动需要的人力可能会越来越少的想法，是可怕的。

本章的目的是强调，对有偿工作的特定道德信仰持续地阻碍我们对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的未来进行一场真正的公开辩论。在20世纪初，减少工作的前景是在道德上令人不安的，在21世纪的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仍然如此。近年来，将努力工作神圣化的意识形态卷土重来，与之相伴的是对不工作的人和其他抵制工作伦理的群体进行恶毒的妖魔化。本章会表明，这些观念有着强大的影响，不仅因为它们在媒体中的广泛存在，也因为一整套的社会政策帮助设置了这些观念，因而大大减少了抵抗工作的空间。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还将思考社会学研究是如何助长了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的再生产的，特别是对有偿工作代表根本的人类需求这一观念的强调。尽管社会学那些试图理解失业经历的研究，通常是富有价值和具备同情心的，然而工作对我们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这一广泛流传但值得怀疑的说法，可能在不经意间促进人们除了有偿工作“别无选择”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