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的问题》一书中，凯西·威克斯详细探讨了工作伦理的遗产，强调了工作伦理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巨大持久性和适应能力（Weeks, 2011 ：第1章）。在17世纪和18世纪，是宗教要求人们一生致力于工作，19世纪宗教力量衰弱后，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通过在工作中付出辛勤汗水，自己和家庭的社会地位也许能得以提升。直到20世纪中叶，另一种不同的要素开始得到强调，工作被理想化为自我实现和个人发展的途径。总之，工作伦理作为一种苦行僧的理想，表现出了显著的韧性，并且无论形式如何，它要求的行为一直保持不变。工作伦理的所有变体都倡导“对有偿工作的认同和完全的奉献，将工作置于生活的中心，并肯定工作本身就是目的”（Weeks, 2011 ：46）。在今天的富裕社会中，拥有一份工作仍然被普遍认为是独立、成熟和良好品格的标志。努力工作仍然代表着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并且是对国家繁荣做出贡献的证明。就算在有偿工作领域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可以为社会做贡献和实现自我，这些途径也几乎没有得到足够的言说或广泛的认可。

要证实这一点，我们只需要观察工作伦理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大张旗鼓的回归。英国首相卡梅伦在2010年上台时，就坚持不懈地强调政府对“勤劳的人民”许下的承诺。2013年，他慷慨陈词道：“我们正在为那些努力工作并想要出人头地的人建设国家。我们要对这个国家中认真工作的每一个人说：我们站在你这边……这是，也将继续是一个为努力工作的人服务的政府。”（Huffington Post, 2013）与之相对的，福利申领者则经常性地被卡梅伦描述为“无用之人”，这些人“坐在沙发上等着福利到来”（Cameron, 2010）。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2012年保守党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也呼应了这样的说法：“我们得问，当那些天还没亮就离家的轮班工人，抬头看到隔壁邻居在紧闭的百叶窗后，仅靠福利就过着安稳的生活时，公平在哪里？”（Jowitt, 2013）这些对勤奋工作（在有偿工作的标准下）的反复提及，在公众想象中建立出一套僵硬的二分法。在这个二分法的一边，是那些正直、勤劳的公民，他们确保了国家的未来；而另一边，是那些道德上可疑的失业者，他们整天无所事事。你属于其中哪一种人？是只知道睡觉的人还是受雇的雇员，是逃避责任的人还是工作的人？你是有正事要做，还是什么都不做的人？这种将人群二元对立从而实现分化的方法，一直是社会规训的常用手段，无论这种二元对立是疯狂与理智，还是正常与不正常，或是危险与无害。新经济基金会将这种二分法称为“奋斗者与懒惰者”的划分：一种最新的文化迷思，因为它延续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那些“勤奋者”群体之外的人是不配得到任何东西的，他们在道德上可疑，并很可能成为犯罪分子（Coote and Lyall, 2013）。

伊莫金·泰勒将这些诋毁非工作者的行为称为“贫困的文化化”（Tyler, 2013 : 162）。尽管存在大规模失业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的结构性事实，但贫困和失业仍被政府视为文化问题或个人行为问题。随着对社会阶级的讨论式微，对失业的结构性原因的理解逐渐消失，贫困被认为是自我管理不善的结果。即使在失业人数大大超过工作岗位数量的地区，人们仍然认为，如果一个人表现得更好一点，多付出一点努力，或者只是更相信自己，他就能找到工作，摆脱贫困。社会上最贫穷的人被认为是那些在生活中没有做出正确选择的人，或者是那些社会提供给他们机会后却不愿意抓住的人。经济上的贫困被归咎于胸无大志，这种持续强化的文化态度也反过来允许政府忽视贫困和失业的结构性原因。在这个新框架之下，社会的主要敌人不再是不平等、工作岗位稀缺和有吸引力的工作匮乏等结构性病征，而是一个所谓的崇尚懒惰、讲究应得权利和习惯依赖的文化的个体病征。这些文化解释不光带来了个人的痛苦和污名化，也同时将更结构性或系统性的问题拒之门外。大规模失业本应让我们有机会去质疑工作是否是一个有效的社会融入和团结机制，但实际正在进行的讨论却狭隘得多。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奋斗者与懒惰者”的说法，但仅仅是它的普遍存在也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对失业者的污名化是具备传染性的。关注公共资金浪费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似乎无一例外地痴迷于疑似骗取福利金的事例相对较小的支出。Turn2Us发布的一份揭秘报告表明，失业福利在英国造成的“福利负担”被严重夸大了（Tum2Us, 2012）。该报告指出，与普遍的观点相反，自从2008、2009年经济崩溃以来，公共福利支出已经趋于稳定，且2012年远低于上一次经济衰退后的1995年的开支水平[在其他迷思中，Tum2Us的报告还揭示了一个错误观念，即福利国家被“问题家庭”阻碍，这些家庭以较多的子女和多代福利受赡养者为特征。该报告还提供了证据来挑战一个有害观念，即人们经常因为经济上轻松的原因选择领取福利。]。人们的愤怒并没有蔓延到其他相关问题上，例如被用于工作税收抵免（以补偿吝啬的雇主）的公共资金，迫使许多人依赖住房补贴的高昂房租，或者未被公开的企业逃税案件。总之，媒体集中表达着对失业者的厌恶之情，失业人群通常被描绘成过着空虚而迷失方向的生活。

2012年至2013年期间在英国发生的凯特·赖利一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一个媒体事件，它将“奋斗者与懒惰者”的话语带到风口浪尖。2012年，英国联合政府试图通过强迫许多福利申领人从事一段时间的无薪工作来解决他们的失业问题。在新政策的规定下，一名失业的地质学毕业生赖利被迫放弃博物馆的实习机会，转而在“一磅店”的一家门店无偿工作。一位律师听说了赖利的故事并帮助她对政府提起法律诉讼，于是赖利的名字登上新闻头条，小报媒体炸开了锅。对于赖利的被迫劳动侵犯了人权的看法，《每日邮报》的简·莫伊尔如是回应道：“当前的情况并不是她在未受指控的情况下，在关塔那摩监狱里关了十年。这也比不得关押在纳粹战俘营五年之久，每天都不知道自己是生是死。” （Moir, 2012）就业与养老金事务大臣伊恩·邓肯·史密斯也加入了这场辩论。他给赖利贴上了对不同工作挑挑拣拣的“职业势利者”标签，并对那些为她辩护的人进行了更广泛的攻击——称他们为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智力自负和优越感的所谓“评论精英”（Holehouse, 2012）。这些刻薄的发言，发生在英国公共部门雇员因对政府修改养老金计划的提案不满，而举行大规模罢工的仅仅几个月后。当时，同样为《每日邮报》工作的蒂姆·希普曼没有报道罢工行动的动机，而是引用统计数据来贬低罢工的原因。该统计数据称，英国政府员工的平均工资比私营部门员工高7.5%。他写道，“这些发现将会打击那些声称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受到严苛对待的工会领导人的可信度”（Shipman, 2011）。

这些例子向我们表明，围绕着工作伦理的道德围墙不仅很高，而且非常坚固。任何越界的雇员都会很快被视为危险的局外人，并被剥夺政治话语权。通过将反抗者描绘为病态的，将公众的注意力从政治事业转移到这些人所谓的叛逆心理上，所有反抗工作的行为的政治意义都顺利被削弱：

在凯特·赖利的案例中，评论家们以各种方式暗示赖利神经质、怪异，或者有一种不健康的权利意识。诸如“职业势利者”之类的笼统说法本质上与“嬉皮士”“怪人”或“阴谋论者”等各种更早的称呼如出一辙，都被用来削弱对正统思维方式的威胁。媒体对劳资纠纷的另一种常见反应，是使用“可能会更糟”的论点。如果赖利认为她受到了苛待，那么她应该庆幸自己没有成为战俘。如果2012年参加罢工的英国公共部门雇员认为他们是不公正的受害者，那么他们应该想想那些收入更低、工作条件更差或难以找到工作的人。记者们通过提供比反抗者情况更糟的例子，再次暗示性地兜售一种谬论：错误在于个体和他们的权利意识。

工作的道德化毫无疑问在媒体无处不在的宣传报道中获得了市场，但它的真正力量也许来自一整套工作福利政策对这一原则的贯彻，这些政策的设计就是为了敦促福利申领者离开福利体系，进入有偿工作的领域。可以说，如果工作的道德化已经是一种十分强大的文化手段，那么当它被纳入现代政策的议程时，它还穿上了一层更丑陋、更具强制性的伪装。英国的新工党政府于1997年上台，并决心“重新建立一个以工作为中心的福利国家”（Department for Social Security, 1998），而之前受到保护的福利申领者，如单身父母和残疾人，越来越被期望找到工作。工作福利的遗产在英国联合政府出台的“‘让英国工作起来’的大胆计划”中得到继承，从那时起，该法案就逐步收紧了申领福利的条件，同时对不遵守规定的非工作者进行越来越严格的审计和处罚。[公民咨询局的一份报告更详细地总结了英国相关政策的变化 （Citizens Advice Bureau, 2013）。]

这些收紧的申领条件对于身陷困境的公民而言，与其说是帮助，不如说是一种束缚。为了避免受到惩罚，申请求职者津贴的人被要求对求职过程做出承担全部责任的承诺，接受就业中心官员认为合理的就业机会，并参加被认为能够增加就业机会的求职者培训项目。评论家伊沃尔·索斯伍德认为，鉴于许多领域实际上明显地缺乏工作岗位，这些培训活动通常具有表演性质，迫使申请人对社会地位低下的工作角色表现出一种虚假的积极和热情：“如果拒绝继续配合这场表演并且不再假装彼此信任，可能会让个人承担来自整个机构的压力。”（Southwood, 2011 : 46）

在这项大胆的计划中，最令人不安的进展是强制福利申请人完成阶段性的无偿工作的政策。此外，“工作能力评估”——一项专门面向残疾人申请者的福利资格测试——也在2011年移交给了私人公司ATOS。交接之后，它立刻面临争议，争议基于来自公共调查人员、举报人和落选申请人的可信指控，他们指出工作能力测试中的方法有缺陷，加上极严苛的审计程序，这个测试明显地偏向于拒绝福利申请 （Franklin, 2013）。根据报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这样一个目的不在于提供支持，而在于限制福利受惠者数量的系统错误地宣判为“适宜工作”[即使是使用最简单的互联网搜索也会发现大量申请失败带来恶果的令人沮丧的故事，从残疾人因偶尔志愿工作而被削减福利，到被ATOS告知会“康复”的退化性和慢性疾病患者，再到极端贫困和最终自杀的故事。公民咨询局在上引2013年的《惩罚贫困》报告中收集了一些这样的故事。]。总之，虽然工作福利政策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但其底层的道德前提始终如一，即明确倡导受雇佣是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正常和优越的状态。

所有这一切最终意味着，尽管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迫切需要减少和重估工作的历史时刻，但强大的道德力量仍然在阻止真正自由开放的讨论。一系列的个人、社会和环境危机虽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去质疑工作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和重要性，但对工作无止境的道德化却把我们限制在了常规的思维循环中——就像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噪音污染源， 或有人在你试图思考时反复拨弄你的耳垂。我将在第七章中具体描述这种影响，在那里我们会看到，我采访的许多不工作人士发现，他们在这种以工作为中心的道德氛围面前，很难坚持自己对批判性观点的信念。就像凯特·赖利和上面提到的公共部门雇员一样，他们经常发现自己因为另类观点和行动而被污名化了。在一个很容易对拒绝工作的人贬低、谩骂，甚至避之唯恐不及的背景下，要促成一场关于工作未来的开放而明智的辩论，无疑是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