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流政治使命的语境中，对工作的批判显然具有激进地位。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更应具备想象力的社会学领域中，工作批判（至少作为一个类别而言）也仍然显得有些激进。在反思这门学科时，拉尔夫·费弗尔认为，社会学有时更像是工作的同谋者，而不是批评家。他哀叹经济社会学的某些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经济理性占据首要地位，而忽视了以“用非经济意义和价值来批判经济行为”为标志的，如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古典理论家（Fevre, 2003 : 3）。我们可以对关于失业的社会学研究做出类似的观察，这方面的研究有时候也有助于美化工作。社会学在研究人们的失业经历方面有着丰富而有价值的历史，并且极好地记录了失业使人们丧失收入、地位、身份和权利的痛苦后果。然而，由于研究人员不加质疑地将工作视作失业人员不幸偏离的一种正常的、自然的状态，即使是出于最好的人道主义的意图，这些研究的某些部分也可能在无意中巩固了工作伦理。

上述见解归功于社会学家马修·科尔，他提出，社会学的失业研究的一个副作用，就是经常强化了就业的概念，使就业与正常、健康的存在状态同义（Cole, 2007）。这种概念假设往往会因其隐含的对工作之外的替代性选择的恐惧，制造出一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科尔的批评主要针对玛丽·雅霍达及其同事在1930年代进行的代表性研究 （Jahoda et al., 1972）。雅霍达和她的研究人员以奥地利马林塔尔镇一家倒闭的纺织厂为对象，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1932年，这家工厂的关闭已经使得当地社区中77%左右的家庭没有一个家庭成员有工作。研究者描绘了这个城镇的凄凉景象：“工人们从家里的窗户向外望去，看到的是一堆瓦砾、凹陷的锅炉、破旧的传送轮和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坍塌的墙壁。”（Jahoda et aL, 1972 ：14）在全面的研究基础上，作者们得出结论，马林塔尔的居民正在陷入沮丧和无望，表现出对未来低期待、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以及对什么都缺乏兴趣。考虑到马林塔尔的地方身份与工业发展紧密相连，工厂的关闭意味着对原本生活方式的根本性破坏，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怀疑这些研究发现的可信度。实际上，也可以把马林塔尔的案例与我的家乡南威尔士进行比较。自1980年代撒切尔关闭煤矿以来，南威尔士一直在承受去工业化的痛苦影响。这些案例都证明了失业具有瓦解社区和摧毁人们熟悉的生活方式的力量。

马林塔尔的研究报告在1970年代被译成英文，其中对失业群体富有同情心的描绘值得称赞。然而，冒着把这个研究当作稻草人的风险，我同意科尔的观点，即这一研究中的问题值得仔细审查。这主要包括其刻板的分析框架，以及它如何影响了此后的社会学对就业的理解。为方便起见，我们暂且将这一框架称为“剥夺模型”。根据剥夺模型，有偿就业能满足人们一系列核心的心理需求：共同的经历和集体目标感，有组织的时间安排和规律的活动，以及社会地位和自我认同（Jahoda, 1982）。根据这个模型的解释，人们在失业中的痛苦体验主要源于他们无法满足这些核心需求。因此，失业被分析为一种有缺陷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与正常和理想的就业状态相对立，并从根本上与痛苦联系在一起。虽然雅霍达和她的同事承认马林塔尔的情况确实相对独特（是一个失业人口骤然激增的工业社区），但事实证明剥夺模型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激发了一大批作者延续对失业和需求剥夺的研究传统。[要感受一下这一遗产的影响，请参阅Waters和Moore（2002）的文章，该文章提供了直接研究雅霍达及其同事确定的心理需求之一的一系列参考文献。]

剥夺模型在分析上的简单明了虽然可能具备一定的吸引力，但这也正是其问题的主要来源。它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忽视了有偿就业更丑陋的一些现实。它简单地认为失业者的痛苦证实，有偿工作必定是一剂解药，但就业的好处只是抽象地提及，也没有提到更复杂的好工作与糟糕工作的现实区别。这是剥夺模式与英国政府处理公共健康的手段共有的一个特点。卡罗尔·布莱克女爵士2008年对公共卫生的官方评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中不加限定地陈述道，“工作有益身心健康”，这也反映了当下的主流观点（Department of Health, 2010）。政府对布莱克报告的官方回应中，进一步与之呼应地提到，工作是“提高生活质量和让人们充分发挥潜力”的关键（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2013）。这样的断言事实上是极不具体的。例如，对于像单身母亲等工作福利政策的目标群体来说，就业的健康益处还很不明确 （Baker et al., 1999 ; Cook, 2012）。这些说法也忽略了研究低质量工作（那些重复性的、规定性强的、被密切监督的、缺乏意义感的工作）使人异化并损害健康的所有成果，这一点我在第二章已有探讨。受雇佣“对我们有好处”的结论毫无现实背景支持。这是纯粹的意识形态。

剥夺模型的第二个问题是，它把失业者视为一种单一类型，他们的心理活动是可以预测的。它认定失业本质上一定是痛苦的，因此强烈暗示人们应该工作，因为后者是正常和自然的。对此，有许多其他研究值得赞赏，因为它们使这一概括性的结论变得更为复杂，并阐明了人们极具差异性的失业体验。弗赖尔和麦肯纳在1980年代末进行的一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说明性的例子（Fryer and McKenna, 1987）。研究人员以一群失业男性为研究样本，通过访谈比较了他们不同的经历，其中一些人被永久解雇了，另一些人停职7周并将重返工作岗位。研究人员发现，被永久解雇的男性比被暂时停职的男性经历了更多的困难。前者中的许多人反映说他们感觉时间过得很慢，而后者中的一些人则养成了令自己满意的习惯，说他们很享受自己的闲暇时间，并且在重返工作岗位之前努力完成自己制订的任务。这些发现表明，造成痛苦的并不是无业状态，而是被解雇的事实。然而，这种概括也同样站不住脚，因为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两组男性内部的显著差异。弗赖尔和麦肯纳考虑的变量包括失业者的性格，以及他对未来的焦虑程度（因为焦虑似乎会削弱人们做计划和发起活动的能力）。与此同时，其他研究人员关注丧失收入对个体的后果（Weller, 2012），失业过程中的不公正因素 （Bies and Moag, 1986），以及裁员在多大程度上是意料之外的事情（Dooley and Catalano, 1988）。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失业的反应受到多种变量的影响。

就像成千上万的专注于分离出特定因果变量的临床心理学研究一样，对于是什么导致失业不快乐的研究，也可能沦为一系列最终旨在反驳或完善分析模型的悲喜剧。一项研究可能暗示家庭状况的重要性，而另一项可能强调个性类型，再下一项可能考虑个体的财务状况，但许多研究会忽略一个真相，即所有这些原因以及更广泛的一系列社会因素都影响着一个人的体验。当研究人员在研究情感创伤时，或许可以做出某些概括，但要知道人们会对普遍认为是“创伤性”的情境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使用僵硬的分析模型是非常难做出准确判断的。

在马林塔尔的案例中，失业者的负面体验，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核心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不如说是他们从前作为工人时的社会化导致的。就业本身就对失业的负面体验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全职工作通常只允许人们在有限的空间内培养其他兴趣、技能和社交关系，从而使人们缺乏工作以外的个人和社会资源。当人们声称自己喜爱工作时，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本身就让他们体验到满足感，但同样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对缺乏其他与工作一样被社会认同的、能够带给自己成就感的机会而感到挫败（Gollain, 2004 : 41）。

在我做大学老师的这些年里，也得以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多年来，我每年都开研讨课讲授马克斯·韦伯及其工作伦理的理论。在研讨课上，我试图让学生们思考，我们今天为什么工作。我问他们，如果他们中了彩票，是否还会工作？令人惊讶的可能是，几乎所有学生通常都说他们会继续工作。这样明显的缺乏想象力很容易让人感到不安。罗素曾经说过，如果人们担心闲暇时间的增加会带来无聊，我们应该将这视为“对我们当前文明的一种谴责”（Russell, 2004c : 11）。然而，从许多方面来看，学生们对工作的执念是完全合理的。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生活的概念几乎和参与雇佣工作同义，这确实让人很难想象一个人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超越纯粹个人的孤立存在。兰塞姆对这个问题总结得很好：

需要再次指出，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可能享受工作。只是说，我们感知到的一定要工作的需求，受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道德选择的强烈影响（Cole, 2004 : 9-10）。与剥夺模型的信念相反，在人类的先天心理结构中，并不存在任何使我们必须成为一名雇员的东西。在当今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中，失业对大多数人来说无疑是可怕的经历，但这几乎没有告诉我们，在一个假设的未来社会中，当工作不再是收入、权利和归属感的唯一来源时，不工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假如收入可以与工作脱钩，让每个人都能从更好的经济保障中受益，会怎么样？假如除了有偿工作中的表现之外，还有一系列的方式来赢得作为公民的尊严，会怎么样？假如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催生了蓬勃发展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和自主组织生产的基础设施，又会怎样？我以前的学生们还会如此强烈地依赖工作吗？我猜也许他们不会。我们必须批判性地看待剥夺模型，因为它为我们的想象力划定了界限：它助长了一种错误的信念，即就业是满足某些基本人类需求的唯一途径，并且，它阻碍我们超越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去思考的能力。当我们认识到工作的需要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道德选择的产物时，整个社会就可以自由地做出新的选择。我们仍然对批判性的社会理论家们所主张的令人兴奋的前景持开放态度：传统上通过有偿就业满足的需求（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未能满足的需求），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