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爱德华·格兰特在总结他对工作批判的综述时，指出了工作“在政治、政策和大众话语中的无懈可击的地位”（Granter, 2009 ：182）。到目前为止，我所讨论的许多话题似乎都证实了这种恐惧。虽然许多批判性强的思想家呼吁一种激进的对工作及其社会角色的重估，但有偿就业分明继续殖民和统治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减少工作的前景似乎也很遥远，消费者经济不断为我们提供工作和花销的新理由，政治意识形态则继续倡导工作是身体健康和个人美德不可替代的源泉。然而，如果对工作的未来进行开放辩论的前景看起来仍黯淡，那么我在本书剩余部分建议的是，将前几章的内容作为一个允许更多积极探索的大纲来使用。虽然我们的生活和思想越来越多地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利益而被殖民，但社会对个人的控制永远不可能是彻底的。放眼望去，到处都有人觉得自己不同于并且超越了社会强加给他们的角色。正如赖尔和索珀表达的，问题在于社会所推崇的理念与现实中实际统治社会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它还继续提倡努力工作的道德，即使在稳定和有意义的工作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人们能承受的只有这么多了。要知道，人们对于道德理想与日常现实之间的矛盾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从这个意义讲，对工作殖民力量的研究如果不包含抵抗和反叛的对立传统，就是不完整的。每当人们拒绝将工作是好的、健康的和正常的这一观念内化时，这种反抗就会发生。

对工作伦理的反抗曾以多种形式出现。我们可以想到早在1860年代，发生在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关于工作日时长的旷日持久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工作日” 一章中记录了这场斗争）。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我们可以想到朋克、嬉皮士和闲人的历史，或者回想起以杰克·凯鲁亚克、查尔斯·布考斯基、亨特·S.汤普森、鲍勃·迪伦、伍迪·格思里和汤姆·威茨等人为代表的艺术运动所赞颂的酒鬼、食客和流浪者。这些人物都以自己的方式主张着对朝九晚五生活方式的拒绝。在他们的书和歌曲中出现的人物与X世代——这一说法是道格拉斯·库普兰1990年代的同名小说（Coupland, 1991）普及开来的——有着强烈的亲缘相似性。《X世代》描绘了一群努力摆脱对雅皮士生活方式的幻灭的年轻人。库普兰的小说诙谐幽默，言辞犀利，甚至还为X 世代的文化武器库提供了新的语汇：比如“麦工”（Mcjobs，一种“低工资、低声望、低尊严、低收益、没有前途的服务业工作”）、“肉牛舍”（Veal-Fattening Pen，“用由织物覆盖的可拆卸墙板搭建起来的狭小办公点，由低级员工居住”），和 “延迟叛逆”（“一个人在年轻时为了获得正经的工作经验，选择避开属于年轻人的活动和艺术体验。这有时会导致人们在30岁左右开始哀悼起逝去的青春，紧接着换愚蠢的发型、穿上令人发笑的昂贵行头”）。[还有更多的例子也值得注意。“共识恐怖主义”：“决定在办公室时的态度和行为的过程”；“情感番茄酱爆发”：“将意见和情感压抑在自己心底，以至于它们突然爆发，使雇主和朋友都感到震惊和困惑——大多数人认为一切都还好”；“过头”：“通过一头扎进一个与之前生活兴趣毫无关系的工作或生活方式来用力补偿对未来的担忧” （Coupland, 1991）。]

然而，拒绝工作绝不是艺术运动的专利。除了这些（男性主导的）文学反抗之外，我们还可以想到各种另类历史。 我们可以想想那些质疑女性仅通过在工作领域加入男性就能获得解放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者。在1970年代，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和塞尔玛·詹姆斯敦促女性拒绝可以通过工作获得自由的迷思：“到流水线上接受奴役并不能算作从厨房水槽的奴役中解放出来。”（Dalia Costa and James, 1973 ：33）我们还可以回想一下意大利的自治主义者，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激进的学者连同工人、女权主义者、学生和失业者，以“拒绝工作”的名义组成一个松散但庞大的联盟（Wright, 2002）。或者我们可以想想罗宾·凯利对不同群体的黑人工人阶级的描述，他们的反叛使他们能够在就业领域之外寻求意义和乐趣（Kelly, 1994）。再或者，我们可能会想到当代欧洲对不稳定的工作生活更为激进的回应。正如凯西·威克斯注意到的，一些欧洲活动家面对恶化的工作合同，不再要求回到一个可靠的剥削世界，而是呼吁在生活和工作之间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Weeks, 2011 ：80）。欧洲五一节运动——由西欧各地的灵活就业人员、临时工和移民工人组成的集体——就是这样的运动之一，他们每年集会一次，以宣传另一种发展愿景。

高兹作品的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发达工业社会正在对工作的祛魅，即便常常没被表达出来。高兹指出了“新无产阶级”的诞生：一个人口统计学意义上多样化的“非工人阶级”，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和能力浪费在了就业上，决定在生活的其他领域寻找成就感（Gorz, 1982）。在理论层面之外，高兹没有详细阐述新无产阶级是谁，或者他们出现在哪里。重要的是，高兹并不将新无产阶级视为革命的政治主体（即，他们并非马克思口中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接替者），而是将他们看作文化对工作幻灭的具体体现，但这种幻灭尚未找到集体表达或政治手段。他认为正在酝酿的反工作情绪，暂且只是人们内心和思想的一场变革，但这种对工作的不满是否会转化为真正的社会替代方案还有待观察。

今天，许多呼吁重新评估工作的人对社会中质疑工作的文化暗流抱有信心。芬恩·鲍林认为，学院中的工作批判的一部分效力，就在于其与当代社会运动的诉求相一致的程度。这些运动“要求更高质量的生活……要求一种不那么积极进取和个人主义的文化，要求更有利儿童的政策和空间，要求将环境也视作审美和精神滋养的源泉之一，还要求更多的自由时间和不那么商品密集型的存在方式”（Bowring, 2011 : 150）。凯特·索珀在谈到新兴的“另类享乐主义”文化时也表达了这种信念，在这种享乐主义中，超长的工作日和消费密集型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审视反思，人们开始强调如自由时间、身心健康、欢乐氛围和更为松弛的生活节奏这类非物质商品的价值（Soper, 2008）。类似的，新经济基金会在关于每周工作21小时的宣言中也提到了“那些正在变化的期望或道德观念，关于社会中的工作和时间的用处、价值和分配”（Coote et al., 2010 : 4）。

虽然这些批评家在他们的观念与当前文化之间的共鸣充满信心，然而公平地说，对当代语境中的拒绝和反叛的讨论往往仍停留在模糊的层面。我在本书剩余部分的目标，正是为纠正这种状况而迈出的尝试性的一步。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将探讨一些真实的英国人所口述的经历，他们试图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或完全不工作来拒绝工作。我将在第五章先介绍我遇到的人们，探讨他们拒绝工作的原因，并概述他们如何使用时间。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我将深入讨论他们在试图拒绝工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乐趣和困难。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在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孤立地尝试减少工作时间会遇到重大障碍。考虑到反对减少工作时间可能性的诸多力量，对工作的切实反抗有多大的可行性？在更不以工作为重心、更不商品密集型的生活方式中，有可能发现隐藏的乐趣吗？本书的剩余章节正是由这些问题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