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和2013年之间，我经常与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他们采取了重要措施以防止工作侵占他们的生活。有些人减少了工作时间，另一些人则完全放弃了工作。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他们——互联网搜索、本地广告或现有参与者的推荐——并采访了他们与工作有关的观点和经验。我想了解是什么促使他们抗拒工作，找出他们用多出来的时间做了什么，并试图更深入地了解拒绝工作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快乐和困难。虽然一些采访在电话上进行，但尽可能尝试在人们的家中进行面对面谈话。我发现他们对自己的时间十分慷慨，一些采访经常持续好几个小时（有些不止一次），我也接受邀请加入了他们的各种活动。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沿着海岸散步，做园艺，帮着搭建烧烤架，还一度在当地音乐节摆摊。

需要记住的是，我遇到的这些人们基本上就是普通人。相对特殊的是其中的四名参与者，他们与一个名为闲人联盟的组织有联系（杰克、迈克、安妮和艾伦）。这听起来可能不太寻常，但“组织”在这里也许是个过于强烈的词。该联盟的一位创始人告诉我，除了一个不太重要的例外（下文将予以描述），该组织从未尝试过“做政治性的事情：该联盟的主要吸引力是一个在线留言板，经常访问的用户群体很难被定义，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也多种多样。其中一些人稍微削减了一点工作时间，另一些人减少得更多，也有些人正在尝试完全不工作。还有的人似乎只是在寻求有趣的对话。就像我们在本章开头见到的那些来自用户的承诺列表，闲人生活与其说代表一套固定的原则，不如说是某种心情感受或一种质感，其中既有认真严肃也有轻松玩笑的成分。论坛的主题可能是邀请人们评论福利政策的变动，分享省钱的技巧，推荐一部好电影，或者吐槽不同马桶坐垫的设计。虽然接受采访的几个闲人确实具有一些理论概念和框架，从而能够用政治术语来表达自己反对工作的斗争，但总体而言，闲人们不能被描述为具备坚定意识形态的活动家或一个连贯统一的社会运动的成员。

除了这四个闲人，我还认识了十五个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处境和诸种欲望。其中一位是埃莉诺，一个三十出头的女性，也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位因为抵制工作而走出主流社会，进行集体生活实验的人。在光谱更极端的位置，我还会放上谢里尔，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自豪地将自己定义为“慢活族”以及“慢节奏生活”的爱好者。我拜访了谢里尔的家，她告诉我，她的部分收入是通过在当地广播节目中宣传自己的观点赚取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埃莉诺和谢里尔视为普遍现象中更激进的例外。我遇到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诸如“闲人”或“慢活族”之类的术语，并且当我提起这些词的时候，有人甚至说他们觉得这些说法有些让人反感。一位参与者雷切尔抗议说，“这听起来有点嬉皮”。

在显得不那么另类的光谱另一端，我们有像亚当和萨曼莎这样的人，他们对工作的抵制表现为突然转行。亚当抛弃了计算机程序员这种要求高投入的工作，选择在日本做兼职英语教师，同时接少量的自由编程工作。萨曼莎放弃的是专利律师这一高薪工作（这使她的母亲感到惊恐），转而成为兼职服务员和私人教师，从而获得更悠闲的生活方式。也有一些人，例如布鲁斯、露西和艾玛，他们感到自己健康状况不佳，以至于很难继续工作。对这些人来说，对工作的抵抗似乎是出于自我保护。在我遇到的所有人中，也许拉里表现出了最卑微的抵抗行为。作为一名社工，他曾经鼓起勇气要求他的经理每天减少一小时的工作时长——这项要求获得了同意。拉里的目标很简单，只是让自己的日常生活不再那么匆忙和充满压力。

这些人们抵抗工作的努力是否成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继续探讨。我的阶段性结论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做得更好。尽管有人说他们通过兼职工资、以前的积蓄或配偶的收入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但许多人实际上为抵制工作做出了重大牺牲，只能靠着不断缩水的储蓄、 偶尔的临时工作、朋友帮忙、贷款和国家福利这几种东西的组合来维持生活。每个人的信念也有很大程度的差异。正如我们将在第七章中看到的那样，有些人的家人朋友对他们的决定表示支持和同情，这使他们充满活力，并非常骄傲地说起他们的选择。相比之下，其他人被失业的污名打倒，他们的叙述中充满羞耻和自我怀疑。读者也许还应该认识到，访谈作为理解人们对自身处境的感受的一种手段，有局限性。像所有社会交往一样，访谈是一种自我表现和选择性诉说真相的行为。这并不是说参与者是骗子，而是要认识到访谈与其他任何社会互动无异。我应该透露，我遇到的一两个人的强迫性乐观情绪使我不太能信服。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隐藏了生活中一些不太理想的方面——也许是向我隐藏，也许是向他们自己隐藏。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直觉是，人们十分开放地分享了自己生活的跌宕起伏。许多人对参加这项研究的机会心怀感激，表示他们珍视这个机会，因为能帮助他们厘清自己的感受。

认识到这些附加说明之后，本章及随后的两章将致力于探索我所采访的人们的故事和说法[根据常见的伦理实践方式，我向参与者保证为他们保持匿名，但有趣的是，我遇到的一些人反对这一决定。这些人很像1970年代记者伯纳德·莱夫科维茨所采访的不工作者。莱夫科维茨写道：“我采访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要求匿名才能进行坦诚的分享。他们认为从工作到不工作的转变需要勇气。他们觉得如果我掩盖他们的身份，就会暗示他们有一些罪恶感或羞耻感。”（Lefkowitz, 1979:前言）人们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自豪，他们希望在书中被辨认出来。虽然我理解他们的想法，但我最终违背了他们的愿望，我认为他们不应该为他们分享的故事负责。这里的所有姓名都是化名，许多可以识别出个人的细节也经过修改。除了这些小修改外，所有采访摘录均为原话。]。第六、七章将关注抵制工作的乐趣和困难。但先让我们从更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开始。为什么参与者觉得有必要抵制工作，或者也许更准确地说，为什么他们感到有必要抵制工作以后，选择了行动？感到有必要抵制是常见的，但是很少有人将这种感受转化为对周遭环境的改变。当我们看过这些采访对象的故事之后，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抵制工作的决定完全不是源自懒惰、疏忽或对生产活动的厌恶。相反，抗拒工作的决定始终是由另一套有力的道德原则驱动的。我的目标不是像当今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把这些道德原则视作古怪或离经叛道的并加以拒绝；相反，我希望认真对待并探索这些观点，作为重新评估工作价值和减少工作时间的一种可能的灵感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