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夏天最热的日子之一，我去了英格兰东南部的一个当地集市，希望见到闲人联盟的成员。他们计划在集市上摆摊，并好心地同意我加入。没有人喊口号或挥舞横幅。有几个人试探性地向路过的公众发传单，但这次活动似乎更像是一个聚会的由头而不是宣传活动。到了午餐时间，大多数闲人都走了，就在那时，我注意到杰克躺在距离摊位不远的地方晒太阳。他三十多岁，是一个不爱出风头的人，最初看起来不太愿意接受采访——他似乎不相信他对世界的看法值得我跨越半个国家。杰克最终同意和我一起坐下来，他挡住眼睛上方的阳光，并以带有歉意的语气开始了他的采访。然而，当我们交谈时，他变得更加哲学化。他花了一些时间思索我的问题，深吸一口气，然后平静地解释了他的世界观。杰克用浓重的地方口音解释说，他把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改为兼职，是为了更多的自由时间：

杰克表达了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强烈愿望，但他认为这种愿望在他以前的全职工作中被扼杀了。他概述了自己的信念，即创造力是通过悠闲的、充满对话和阅读的生活方式来发展的，但他以前的工作使他无法经常做这些事情，他感到遗憾。转为兼职的目的是减少疲惫感，并借此重新发现对创造性活动的渴望。他特别喜欢写作，并很高兴地说他有时间恢复写作。

杰克说，每天工作四小时左右的新习惯已经变得“非常自然”，即使他明白他的生活方式并非常规。我相信，当他将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描述为“就像一种宗教或某种疯狂” 时，他指的是我们所说的工作伦理。杰克用“顿悟”或“觉醒”等词描述了他减少工作的决定，他认为自己已经识破了周遭世界的疯狂之处：

我遇到的许多人都会用类似的描述来形容他们减少工作的决定，这是他们曾经拥有的文化信仰被刺穿的结果。这种批判距离有时是在一个人的工作生涯开始后形成的，但有时它的根源似乎可以追溯到更早。另一位闲人迈克谈到，他三十多岁的时候“看透”了学校老师灌输给他的工作伦理。参与者埃莉诺开始认为，“我们真的只是在社会条件下才觉得应该一直工作、赚很多钱，做所有这些事情”。无论具体出于何种原因，对这些人来说，必须工作更像是一种社会建构而非生活的事实。当为什么工作的问题突然摆在台面上，正如杰克所说，就不再有回头路了。一个人要重新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是不可能的：

这些体验可以与伯纳德·莱夫科维茨对1970年代美国主动失业现象的研究放在一起比较，后者的受访人也经常谈到觉醒或者启示一类的感受（Lefkowitz, 1979）。莱夫科维茨将这些经历称为“断点”：人们决定从工作中停下来（通常是永久性地停下来）的节点，也是他们在情感意义上“破防”的节点。断点代表一种个人危机，一个人习以为常的习惯和信仰遭到了质疑。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新的道德见解或积累的压抑感，会让一个人质疑他习以为常的习惯和信仰，并使得身边的环境和日常变得越发难以忍受。用更重量级的社会学术语说，断点可以被描述为人们超越物化现象的时刻。物化概念最早由马克思提出，后来彼得·伯格及其同事在对人类意识的分析中挪用了这个概念。与马克思一样，伯格及其同事也认为人类总是与世界保持辩证关系：高于并塑造人类生活的社会和制度秩序本身始终是人类活动不断生成的产物。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伯格和卢克曼提醒我们，社会世界只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重要的是记住，无论制度世界对个体来说有多么庞大，它的客观性始终是人类自己生产、构建的客观性。”（Berger and Luckmann, 1967 ：78）只有记住，社会是且只能是人类行为和选择的产物，人才可能将世界体验为一个开放的、充满可能性的领域。物化的概念所描述的过程，正是对这一基本事实的遗忘。

伯格和卢克曼认为，复杂的社会和制度秩序的发展导致人们认为人类现象就“好像是事物，也就是说，是某种非人类或可能超人类的存在”（Berger and Luckmann, 1967：106, 着重号是我加的）。这种物化的意识是社会化过程的结果：这一过程通过确保个人牢记社会规范、他的社会角色和社会结构来避免混乱，并促进社会的凝聚力。社会学的一个核心原理是，社会通过社会化进入人类意识，将其塑造成社会所期望的形状，并确保个人能以最少的反思来行事。如果社会化的过程成功，被整合进社会的个体就会接受现实的决定因素是自然的和既定的：世界在认识中成为一种直接的或前反思的存在，社会角色“被视为理所当然，并被体验为必然的命运”（Berger and Pullberg, 1966 ：65）。

科恩和泰勒将这种默认或日常的意识模式描述为“不加反思的适应力”之一，提出这表示了一个人在其角色中的轻松自在感（Cohen and Taylor, 1992 ：47）。然而，如果物化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精神和功能上的必然性，伯格和普尔伯格认为它就也同时代表了一种异化。因为当社会世界在人类意识中被表现为一个无法改变或固定的实体时，它就不再代表一个开放的可能性视野，等待着人类的印记：“通过物化，制度世界似乎与自然世界融为一体。它成了必然性和命运，并以这种方式被经历，无论情况如何，幸福或不幸。”（Berger and Luckmann, 1967 ：108）人所遭遇的世界是一种惯性或自然“给定的”东西：“它就在那里，不受人的意愿影响，高于人，是人无法理解的陌生事物。”（Berger and Pullberg, 1966 ：63）[伯格和普尔伯格认为，社会学本身也促成了物化，因为它经常将社会角色和社会法则，而非有意识的人类存在，视为其主要现实。一种物化的社会学描绘了一个“［不再］存在任何人”的世界。社会交往被机械地设想成一个角色的世界，这些角色在一种“细胞外胚质交换”的过程中自发碰撞（Berger and Pullberg, 1966 ：66）。]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异化像针刺一样让我们感到不适。它产生一种令人不安又总是被压抑的感受——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按照预先设定的脚本式的规则来进行了。正如科恩和泰勒所表达的那样：

这种个人被世俗惯例所困扰的感觉很好地描述了我遇到的许多人的情况。雷切尔是一位五十出头的认真女性，她将自己从全职转为兼职（她的工作是人力资源职员）的决定描述为“让生活脱离自动驾驶模式”的尝试。我们可以将其与安妮进行比较，后者辞去了需要高度投入的电视行业的工作，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安妮将自己的决定称为“从漫长的睡眠中醒来”。一些参与者贬低了那些看上去循规蹈矩地过自己的生活、没有明确的理由或目标的前同事。露西提到与她共事的人时说，“他们永远在工作，并且毫无怨言”。亚当对职业生涯这一现代观念抱有严重的怀疑：

亚当喜欢温和地诱导人们说清他们上班的原因，但他很快发现这是一个不太舒服或者说有禁忌的聊天领域：

在每个案例中，受访者都表达了想要有目的地生活的强烈愿望，他们通常会提到更早的人生阶段，那时他们还没有清醒的意识，也不是自己坐在人生的驾驶位上。这样来看，断点是他们开始质疑工作角色的可喜时刻。或者用伯格的术语来说，它代表了去物化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他们更加意识到就业需求的社会建构本质。当然，这并不是说，断点意味着一个人完全脱离了他在社会中的文化角色和位置，或者就等于摆脱了工作对人的结构性束缚和意识形态束缚。谦逊地说，断点代表了这样一个时刻，即人们开始更清晰地反思自身的认知能力，以及自己在周围社会的约束下指导自身行动的能力。就业的需要不再被视为自然法则或人的特性，而是成为一个值得批判性关注的对象。人们兴高采烈、带着自豪的心情，描述了对自己的固有观念和习惯进行反思、摆脱原有角色、重新发现生活可能性的过程。他们公开反对那些约定俗成的由时间表、职责、日常和规则组成的世界，因为这些都威胁到人们维持自身作为独立、有思考能力和负责任的个体的能力。当他们的压抑感积累到促成了真正的改变之时，他们就实现了升华（catharsis）。

到底是什么让我遇到的人们对一向看似理所当然的事态保持了上述程度的批判距离？断点代表着物化被刺穿的时刻，这时人们的生活呈现出新的可塑性——但人们何时以及为什么不再接受既定的自然化的社会角色呢？尽管社会斗争向我们表明，即使有社会化、社会纪律和意识形态的规范作用，将个人整合进社会秩序的努力也不会完全成功，但是， 如果自我总是具备拒绝被整合的元素，那么是什么导致这个元素被唤醒和被听到呢？

断点的原因很难确定。批判性反思可能发生在最难以预测的情况下：堵车时或在拥挤的商场里心中隐约的荒凉感；毫无意义的团队会议中浮现出的怨恨；一场深入大自然的旅行或是驾驶在开阔大路上所激发的沉思。受访者埃莉诺用近乎神秘的说法谈论了一种超越或顿悟：这在科恩和泰勒关于逃避主题的文章中被形容为“悄然穿过结构的瞬间”（Cohen and Taylor, 1992）。一个人短暂地被某种模糊且难以形容的力量或精神淹没，这引导他进入一个重新审视世界的过程。埃莉诺选择不详细讨论她的经历。她无法清楚地表达它，因为这似乎让她感到害怕，或者至少让她有些不好意思：

伯格和普尔伯格推测，去物化可能会发生在“困难时期”——它动摇了原有世界的基础，并使其能够重建（Berger and Pullberg, 1966 ：69）。我遇到的几个人讨论了目睹死亡带来的内心动荡，这能说明上述观点：

我的意思是丧亲或裁员——有时可能是好事，这些变故迫使人们采取行动，并意识到在接下来二十多年一直朝九晚五做同样的工作并不是唯一的选择。（雷切尔） 在这些较为少见的案例中，受访者挑出了一个令他们对自己的现实状况感到不安的关键人生事件，那件事激发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新视角。死亡的景象和念头就像电击一样，促使他们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然而，在我遇到的人中，很少有人能够指出某一关键的特定事件。更常见的是，断点是更持续地侵扰自身的不快或焦虑累积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观察到的并不是突然的顿悟，而是在欲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中孕育的对工作世界的逐渐幻灭。借用受访者布鲁斯的一个说法，我们目睹了一种“不-安”（dis-ease）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个人愿望、道德理想和自我认知与令人不满的生活现实之间的距离中滋生。

如果我们想理解人们抵制工作的原因，似乎需要更加深入。这就是我将在本章剩余部分尝试做的事情。我所呈现的当然是经过简化的现实。同样，可以理解的是，许多参与者不认为有一个压倒性的原因或时刻使他们决定抵制工作，甚至对这样的看法感到愤怒。也许称其为“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误导性的——它可能更像一种不断累积的感觉，或是一长串事件的结果。对于那些因身体不适而无法工作的参与者来说，抵制工作很难被称为“决定”，而更像是一种必然或自我保护的行为。我对人们抵制工作的因素的讨论，也只能涉及那些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动机尚能做出解释的情况。考虑到这一点，我将研究通往抵制工作的三条常见“路线”：垃圾工作、迷你乌托邦和搞坏的身体。